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先生昨天（2016年6月16日）勇敢地站出來，揭露中共對該書店的打壓過程。筆者認為，所有香港人都應該給他掌聲，感謝他的英勇行為，因為他奮不顧身向香港人展示了中共的真面目。我們應該學習他不向強權屈服的勇氣。如果人人都是林榮基，中共這種「一黨專政」的政權就不可能延續下去。
在林先生所透露的內情中，最令筆者擔憂的，是「文革」時期的一些惡習，看來又死灰復燃。
林先生說，整個案件是「中央專案組」在辦的。筆者過去雖然判斷這案件一定是中央層級經辦（絕不可能是地方，最起碼是國安部或者公安部），可是也沒有想到竟然是更高級別的中央專案組。它說明主其事者必然是政治局常委這一級。根據過去的經驗，就是最高領導人本身下的命令。「中央專案組」究竟為何？本文將從三個方面探討其來龍去脈。
第一，「中央專案組」的「非法」性質
「中央專案組」是一種「法外組織」（extra-legal），是中國共產黨進行政治鬥爭時常用的一個工具。
中共奪取全國政權後不久，就開始用這個方式來鬥爭異己。例如第一個專案組，就是在1955年5月初，由中共中央宣傳部和公安部共同組成的胡風問題專案組。1966年5月，毛澤東發出「5.16通知」，啟動文化大革命的同時，即成立中央文革小組和中央專案組。前者是公開的，後者是秘密的。據內地研究文革的學者司馬清揚說：「在它（中央專案組）存在的13年時間裏，它行使的權力不僅遠遠大於一度存在過的中央監察委員會和中央組織部，也遠遠大於中央的公、檢、法機構。它的成員在文化大革命中擁有的特權，相當於列寧的「契卡」和希特勒的「蓋世太保」。
如果說，中央文革小組是文化大革命中煽起動亂的第一個環節，那麼，中央專案組則是最後一個環節，它負責為中央文革小組發起的行動作最後定案」（見司馬清揚著《周恩來與中央專案組》）。換言之，「中央專案組」是毛澤東專門為打倒其政敵而設的現代「東廠」。
第二，唯其非法，所以「中央專案組」製造了大量「冤假錯案」
文革結束後，為了清理毛澤東的遺毒，鄧小平對「中央專案組」做了清洗整肅。當年「中央專案組」的一些罪行亦先後曝光。根據鄧小平時代的中共組織部長宋任窮在《宋任窮揭「專案組」後台殘害忠良內幕》一文（載《人物週報》2015年6月12日）中的透露，「中央專案組」殘害開國元勛的手段慘不忍睹，計有以下各種：
（一）突擊審訊，搞車輪戰。
（二）指供誘供，逼取假證。
（三）顛倒黑白，混淆是非。
（四）捕風捉影，無限上綱。
（五）無中生有，造謠中傷。
（六）捉刀代筆，強迫簽字。
（七）斷章取義，拼湊「罪行」。
「中央專案組」在文化大革命10年間製造大量「冤假錯案」。據歷史學家黃金生引述席宣、金春明所著《「文化大革命」簡史》介紹，在「文革」時期，整個專案組（包含中央和地方各層─）調查過大約200萬個各級幹部。僅中央、國家機關副部長和地方副省長以上的高級幹部，被立案審查的即佔總人數的75%左右。
在審查中，專案組濫用專政手段，大搞逼供信，製造了數以百萬計的冤假錯案，加上受牽連的親屬和有各種社會聯繫的人，全國被株連的群眾達1億人。（見《令人談虎色變的「文革」專案組》，載《國家人文歷史》2014-09-22）。有見及此，中共在1978年底舉行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決議指出，「過去那種脱離黨和群眾的監督，設立專案機構審查幹部的方式，弊病很大，必須永遠廢止」。然而，「必須永遠廢止」的東西，30年後卻又死灰復燃。這正正是人們擔心「亞文革」在大陸出現的原因，所以值得大家嚴重關注。
第三，「中央專案組」所辦的案件，都是同政治權力鬥爭有關的。
過去的「中央專案組」固然是毛澤東為了打擊政治對手而設，今天辦銅鑼灣書店事件的「中央專案組」也同樣是為了政治鬥爭。
根據林榮基所透露的情況，專案組關切的問題有二：資料來源和書籍去向。我們知道，近年香港禁書市場基本上分成兩大派，支持習近平的和反對習近平的。前者有「夏菲爾出版社」和與法輪功系統的出版物，後者就如銅鑼灣書店及其出版社。
「中央專案組」很可能是想通過了解銅鑼灣書店的書稿來源和書籍去向，以確定這個反習近平的勢力網絡然後予以打擊。須知道，在今天習近平權傾一時的情況下，仍然有人敢公開叫他下台，說明反習勢力不容低估。為了確定反習勢力在黨內有多深，則通過銅鑼灣書店的運作，也許可以略窺一二。從這點看，今天經辦銅鑼灣書店的「中央專案組」與文革時的「中央專案組」，其性質、任務、手段都基本上沒有什麼不同。
大陸式的辦事方法，已經無可避免地延伸到香港，這是我們要非常注意警惕的。
（程翔，資深傳媒人、《文匯報》前駐北京記者站主任、副總編、新加坡《海峽時報》前中國首席特派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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