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香港藝術發展局（藝發局）叫停「感頻共振」藝術展覽中兩名藝術家黃宇軒和林志輝的作品《從現在開始，我們就是六十秒的朋友》，被指政治審查。藝發局與策展人在聯合聲明中指出，藝術家在沒有知會策展人及局方的情況下，自行向傳媒宣布將作品名稱及概念更改為「倒數機（2016）」，解釋為倒數距離2047年7月1日的秒數。
黃林二人其後發聲明指策展人從今年2月開始，一直知悉及清楚《從現在開始，我們就是六十秒的朋友》中，最後一分鐘的影像是2047年7月1日距今倒數的秒數，未曾改動過內容。而《倒數機》其實是由該作品延伸創作的新作品，認為展覽期間藝術家有權繼續創作和用不同方式談論自己的參展作品。
面對外界政治審查的指控，藝發局電影及媒體小組主席鮑藹倫其後發表個人聲明，指環球貿易廣場或藝發局並沒有施下任何政治壓力，沒有要求停止展出「作品」。停止展出作品是她和策展人Caroline Ha Thuc 女士的共同決定。黃宇軒其後在臉書上回應：「藝術家在完成作品後，演譯一串數字，如果不是因為政治因素，業界真的會那樣緊張嗎？這不是政治考慮嗎？」
這場藝術「羅生門」至今尚未完結，到底誰是誰非？《端傳媒》邀請了策展人何慶基和藝術愛好者唐健朗二人，從不同角度評論此事。
近日，兩位香港藝術家黃宇軒和林志輝，在ICC外牆參展「第五屆大型媒體公共藝術展」的作品被移除，事件本質非常簡單，無奈傳媒可能一時大意，沒追蹤到其中的細節。國際傳媒反而旁觀者清。香港記者Vivienne Chow訪問策展人Caroline Ha Thuc，刊在國際媒體Quartz上，證實了移除作品的原因是作品變得政治化。
的確，藝術家在展覽開幕後重新演繹作品，加上傳媒報道和公眾討論，作品是被政治化了。但這構成合理原因要移除作品嗎？策展人的聲明中，提出移除作品的理由是作品的名字與概念轉變了，但策展人對外跟記者說，移除作品是因為作品變成政治藝術。讀過策展人和藝術家兩邊的聲明，可知道藝術家機關算盡，有意識地找尋一個規則上沒有漏洞、技術上完全站得住腳的表達方法。
的確，作品完成後，任何人都有再演繹作品的言論自由，包括作者本身。影像本來是中性的，而藝發局也曾在5月19日宣稱，人們對作品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但問題是，藝術家把大家的注意力，聚焦在ICC上展示的2047倒數影像。策展人於是就說作者把作品政治化，然後在藝術家規則上沒有漏洞的情況下，把大眾拖進了抽象的概念性討論之中，以艱澀的語言轉移視線，遮蓋了一個策展人坦白承認的事實：作品被政治化就不可以展出，藝術家並沒有言論自由和對作品的詮釋權。
破壞業界專業操守？
藝術家的創作，引來粗暴的打壓，在這案例中是因為藝術政治化會讓合作的贊助商生氣，壓力最終會轉嫁到策展人身上。藝術家在技術層面站得住腳，但局方拖藝術家進入概念性的討論，一般人消化不了，藝術家就被迫變成了要「解話」那方。也許意識到荒謬如「作品的名字與概念轉變」的官方說法，抑或是更現實的政治理由都同樣站不住腳，鮑藹倫（藝發局電影及媒體藝術組主席）於是在5月30日以個人名義發聲明，指移除藝術家作品的「真正」原因，是藝術家的創作行為，破壞了業界的專業操守。雖然鮑藹倫不是展覽的策展人，也讓我們想想這樣的指控是否有理據。
贊助商生氣，藝術家技術上站得住腳，權力比藝術家大得多的體制一方，譴責藝術家破壞業界專業操守，可說是策展人和局方的「終極武器」。有趣的卻是，使用這理據卻把藝術家要挑戰的現狀，揭露得更分明。藝術家的行為，徹底衝擊了「專業操守」，它隱含的價值觀與現況是：只要贊助商出錢，業界只能乖乖就範，人家說不能談政治，請你不要談，更何況是在中央領導人來港的時候？遇上這樣的情況，反而更要問，藝術家的天職，不是打破不合理的規則，爭取創作自由，為真善美的價值努力嗎？如果「專業操守」反過來束縛着他們做正確的事，藝術家刻意挑戰這些「江湖規矩」，不怕抹黑和失掉飯碗，其實甚為可敬。
狹義談誠信，漠視更重要問題
可惜，概念性討論和一面倒地談狹義的「誠信」，在香港輕易就把傳媒與大眾的注意力轉移了。藝術家通過創作，提出更重要的問題，揭露藝術業界的狀況，卻一下子被無視。他日若有人研究機構如何處理公關災難，以及研究制度的批判者如何被體制反噬，而成為受害者的過程，這將是重要的案例。策展人和藝發局動用資源及體制攻擊藝術家，後者勢孤力弱，強弱懸殊，是典型的打壓。但是，藝術該是這樣的嗎？藝術界不應該只擁護協助維持現狀的「專業操守」，藝術家是挑戰現狀和問問題的人，藝術界打壓他們，就是要藝術家噤聲，永遠做「好學生」。
在全世界更多金錢湧入香港「發展藝術」，一片大好、紙醉金迷之際，藝術家挑戰現狀，測試藝術自由的底線，自然是掃興。同時，業界的飯碗，往往就是靠「好來好往」，不指出國王沒穿新衣而維繫出來的。藝術界在這些關鍵時刻，反而不站在藝術家的一方，反映了藝術生態的腐化。反而，不在藝術業界的人，應該旁觀者清，看到策展人不惜一切移除藝術品，是香港歷史上罕見的。這樣罕見，也因為挑戰體制的藝術家和策展人太少。作為局外人，更應為他們發聲。
不知是否因為《壹週刊》對這些情形見慣見熟，沒被轉移視線，在該雜誌5月26日刊出的報導中，就明確指出這是「河蟹」（和諧）事件，質問為何到5月19日藝發局指作品無問題、不必移除，到了5月22日就大罵藝術家和移除作品：「為何藝發局忽然轉軚出手河蟹作品？知情人士向《壹》仔爆料，原來因為背後有人發過功。負責借出場地嘅ICC，大業主是新鴻基地產，知情人士指新地事後曾跟藝發局成員就今次展覽傾談過，當然表面就不涉及施壓，但對於是否保留這個作品，就留下了可圈可點的一句話：『你哋自己諗啦』……其實，藝發局內並不是人人都想河蟹，據知有人曾力撐作品，想堅持要保留，但可惜勢孤力弱……」。《壹週刊》記者該不是唯一追查下去、提出懷疑的人，但更多藝術工作者，日常生計都來自藝發局資助，只得敢怒不敢言。
「江湖規矩」以外的情操和責任
藝術不該是這樣的。在腐化的香港業界中，藝術家可能真的要守「江湖規矩」，在專業操守的名目下，不做挑釁性、打破行規的作品。但在藝術史的長河中，真正的藝術家，就是要看穿這些虛偽的規則，用自己的作品喚醒眾人，引出虛偽的臉孔：這是「江湖規矩」之外的藝術家情操和責任，他們打破規則來改變「專業」的現狀。這，才是真正的藝術操守。
策展人和公營藝術部門，公然移除藝術品，打壓藝術家，是頭號大事。傳媒大意、藝術界擁護體制，但市民要清醒才是。在1984或2047來臨前，不要被「假羅生門」騙倒，去攻擊藝術家。涉事藝術家，同時成功做到三件事：提升了大眾對2047問題的關注；在張德江訪港、禮崩樂壞之時，道出港人真實的心聲；最後，還揭露出藝術界的深層問題：只講「行規」，不理會更重要的、封殺真正的創作自由的結構性問題。這作為一次公共藝術創作，效果之好，更顯得遵循規矩在體制中創作的藝術家有多無力。
現實迫人，只有更多藝術家不怕權力的不平等，敢於打破規矩、挑戰體制、做正確的事，香港藝術才有救。講到底，現在人們發現的，只是藝術家在大廈外牆上放了一串數字，藝術界就非得把作品移除不可，在國際社會貽笑大方。事件反映，香港藝術界的道德和知識水平，有待進步。
（唐健朗，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畢業生，一名藝術愛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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