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後，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在1990年開始，每年6月4日都會在維多利亞公園（維園）舉辦燭光晚會，悼念六四死難者，參與者均達數萬人，是全球最大型的六四事件悼念活動之一。
近數年，香港本土主義崛起，本土派支持者批評支聯會將六四事件與「愛國愛民」、「建設民主中國」等運動綱領綑綁，主張六四與愛國思想切割，並於2013年開始另起爐灶，在尖沙咀同時舉辦六四集會。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是支聯會創會成員之一，以往學聯均會代表大專院校出席維園六四晚會，並上台發言。2015年，香港大學學生會決定不以學聯名義參與維園晚會，在港大自行舉辦活動。今年，本土之火繼續延燒，學聯宣布退出支聯會，各大專院校學生會亦將自行舉辦六四晚會，港大學生會會長孫曉嵐甚至質疑悼念六四「是否要有完結」。
香港與六四應否切割的爭論愈演愈烈，端觀點將陸續邀請各方撰文，加入討論。
臨近六四，我們再一次延續過往幾年因本土思潮興起而產生的討論。過往幾年，否定香港傳統民主派政治觀的進路不斷發展，由質疑香港泛民主派的抗爭形式和政治判斷，到直入否定老一輩政治人物的中華觀；而最近多間大專學生會都直接表示，燭光悼念集會這種悼念形式，對現在新的一代沒甚麼意義」，更是直接衝擊傳統組織支聯會舉辦悼念集會和其他活動的工作方法。
過往，香港重要的政治人物，不論是否支聯會成員，包括何俊仁、李柱銘、張文光、司徒華，在爭取平反八九民運的路程上，其實都代表着一種反共、愛國，同時反獨的觀點：這體現在他們堅持香港對中國有政治道德的承擔，認為香港和中國有着不可分割而理所當然的關係。
誠然，在年輕一代的觀點來看，愛國不愛黨其實很矛盾。年輕一代視北京政權經已成為第二個殖民香港的政權，也不可能想像一個抽離於中共達六十多年統治的中國。最重要的一點，是身份認同經已有很大的轉變，年輕一代明確認同是香港人，情感歸屬在於香港而非大陸；以至四十歲左右的中生代，其實都未必對中國有濃烈的情感。
若果今時今日，無法為重新強調八九六四對香港社會的意義，恐怕無法回應社會的轉變，令過往對歷史真相和價值的堅持，僅僅成為單純而空洞的記載。
香港社會的共同政治參與
幾代香港人中間，對中國的經驗和感受非常不同，就算能夠設身處地的諒解，不代表能夠身同感受。我們不可能要求下一輩把上一輩政治人物所帶領的做法和記憶全盤接收。新的六四本土論述，應該撇除上一代對中國的感情，強調有着本土思潮年輕一代，同樣可以八九民運在香港歷史的重要性而紀念六四。
八九民運的爆發，無疑是對香港主流社會一次共同政治參與的經驗。香港人在八九民運有着空前參與，數以百萬計的市民實實在在地參與百萬人大遊行、民主歌聲獻中華、黑色大靜坐等事件，是香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是讓整個社會都共同經歷的政治參與。
香港過去被指為借來的時間、過客的城市。對比1980年代初期對主權移交充滿恐懼，並體現於移民潮、對港元失去信心的行為，1989年整個社會空群動員聲援北京學運，反而將港人扣緊過渡期後對香港前途的關注──不只是推動中國大陸的民主發展，更是面對九七前途問題，爭取更好的未來。聲援六四，由此成為凝聚香港人群體的基礎。
而且，北京政府藉改革開放的時機，早在過渡期前便聯絡香港各界團體，塑造開明姿態同時確保平穩過渡。但六四事件暴露北京政府對政治改革的保守強硬，從此香港政治環境之中，對六四事件的取態就成為了明確的分野，而影響直到今時今日。今天本土派直斥民主派溫和妥協，在意與中方溝通，然而過去二十多年以來，香港社會一直能夠維持相當程度的民意，始終對中共政權保持警戒，親北京的政治團體在立法會直選上還未取得過一次過半數的多數信任，以至香港社會今時今日仍然堅持落實民主制度，又豈會沒有香港人參與八九民運的深刻影響？
作為面對中國的介入點
若果香港所追求的核心價值，包括能夠達致民主政治、言論自由、公平的社會運作，以及真相不被當權者任意竄改，則撇除愛國與否，站在支持民主自由，以及反對屠殺平民的人道價值，紀念六四都有其必要。
紀念六四的目的，不單在重提當日的爭取訴求，包括民主政治、自由發聲權利、反官倒反特權；更進一步，是正視在威權統治之下，社會根本難以達致真正進步。於香港而言，是北京干預侵蝕香港的核心價值，社會狀況越來越倒退；於中國大陸而言，除了向錢看的經濟增長以外，長時間的所謂改革和發展，結果竟然是階層分野加倍懸殊、政治氣氛持續高壓，體制上更是為着便於統治，越加集權。當中處境，兩地皆同。
反覆重提當年訴求，是對抗來自北京官方的歷史觀和社會觀，呼喚中國大陸在未來有改變的可能；拒絕遺忘，也就是重申香港的核心價值，提醒香港即使立足本土，也要避免現實上北京對香港的干預，會推使香港重蹈中國大陸的覆轍。即使他日香港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存有很多可能性，但策略上重提六四，就是反抗中共政權對大陸和香港兩地的集權統治，以此作為回應兩地社會現況的介入點。
現時，本土派針對「結束一黨專政」和「建設民主中國」兩句口號，認為中國民主與香港無關；特別是否定「建設民主中國」，認為這只是讓香港負擔他者的責任，新的民主中國也未必對香港有利。
然而，不論是政治上，面對着北京限制民主發展、干預自治空間；抑或經濟上，香港成為大陸的附庸，削弱自主的經濟基礎，推使香港成為供利於中共強化統治的工具，北京政權都是現時威脅香港自主的罪魁禍首。那麼要把握香港的自主，「結束一黨專政」應該是合理的目標。
新的六四本土論述，除了堅持民主價值，也需要審慎地評估結束專政後的中國，對香港的影響；但這種審慎保留，不應是敵視，又或者疏離區隔，而將側重點放於積極面對中國。推進中國建立權力制衡、地方分權的制度、增加直接民主的成分，避免中國走回集權體制的局面。或許未能斷言「建設民主中國」對香港有利有害，但不推動中國民主，坐視集權體制千秋萬世，無疑更為威脅香港的自主。
堅持紀念六四的意義
當然，必須承認新一代經已不能再一味延續過往所強調的民族情感，無法再樹立一套理所當然地支持中國民主的模式。然而，若果年輕一代為着突顯不同，而消除以往悼念六四的意義，以至認為六四不過為一件普通事件，誠然與二十多年來香港人的參與實況不符，更是沒有把握這件影響兩地今後發展的事件，變相丟棄了在未來面對中國的介入點。而藉着堅持六四真相，推動民主價值，其實是主動對抗北京官方的歷史觀和社會觀，正正與今日香港對抗干預、堅守自主的方向並行無悖。
反過來說，若果六四的紀念無法適應轉變、失去本土視角，也只會與新一代日漸疏離。這將使他日香港在兩地的政治互動中，失去主動面對中國的介入點，新一代往後所承繼的香港，恐怕只會比現在更為陷入被動的不利位置。
（鄭司律，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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