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國際書展結束了，今年50萬的參展人次，繼續創下近七年以來的新低，人潮減少，營業額下降。展後的媒體評論全都是負面字眼，抨擊書展變成賣場，展位租金昂貴。承辦的書展基金會也變成指責對象：萬年董事會沒有新血輪，以至於創新不足，無法面對時代的變局。
但就在開展的第二天，大陸著名的財經新聞媒體發了一篇長篇報導，洋洋灑灑四、五十張即時快照、盛讚書展各展區、書單特色，甚至及於會場外的「公民書展」。如果只看這個報導，你會覺得這是一個生氣勃勃、生意盎然，充滿人文氣息、活力創意、愛書人必訪的精采書展。
真相是哪一個呢？真相還在兩者之間以及之外。台北國際書展（本文簡稱「北展」）像一隻大象，從不同角度會看到不同樣貌。為了要看清楚這隻大象，我們得把視野展開。
書展不能不賣書
北展的前身，是出版公會在「台北國際學舍」辦的國際學舍書展。國際學舍雖然有個「國際」字眼，但其實個貨真價實的大賣場，任何人只要租得起攤位，就可以在裏面擺攤賣書（唱片、錄音帶、玩具、開學用品等）。等到上世紀80年代末，國際學舍拆掉了（原址在現在的大安森林公園裏面），當年的新聞局就和央圖合作，另外開辦了「中華民國台北國際書展」。
可是央圖書展場地小，又不能賣書，出版業抱怨連連，辦了一屆撐不下去，終於改到世貿展場，由新聞局編預算支持。新的北展記取教訓，一開頭就是零售和版權交易雙展合一的展覽型態，這也是為什麼北展會有「專業日」只限國內外出版同業進場的規畫。
北展發展史的第一個教訓告訴我們：書展不能不賣書，不賣書就沒有出版社，沒有出版社就沒有書展，這是無法逃離的循環。許多評論一直在北展淪為大賣場上面做文章，就是忽略了「沒有賣場就沒有書展」這個簡單的現實。
不過專業日的設計現在也已經形同具文。最早承辦單位還很堅持專業日只能談版權，不能零售，會場不准開發票。可是這怎麼可能禁得了呢？場租昂貴，空着一天沒有收入，而且大部分出版社所謂版權交易，只有買人家的，沒有賣的。空蕩蕩的攤位，既沒有人來買書，也不會有人來接洽版權，大家會坐着乾瞪眼嗎？當然不。
所以這二十幾年下來，專業日在業界的名稱已經改變，成了專業「採購」日，大家互相逛別家的攤位，趁着一年難得的機會，場中也還沒有擁擠大眾，大家可以盡情互相買書。且因為專業日憑名片換證入場，所以非業內的愛書人，也紛紛透過關係跟出版圈中人索取名片，以便享受北展六天檔期中最優閒的購書時光。
國際版權交易的現實
為什麼不乾脆廢掉專業日呢？答案出在北展的定位。北展是新聞局（改制後是文化部）編預算支持的書展，展名掛着「國際」，政策要求要有外國參展商，並列入承辦單位成效檢核的 KPI 。因此專業日不只不能廢，國際展區每年也都要維持龐大區塊──儘管，那裏通常是六天展期中人煙最少的地區。
其實台灣根本只有買版權，沒有賣版權的市場位置，但由於文化部預算的關係，北展仍需耗費大量空間給缺乏效益的「國際」參展商。而文化部則由於台灣內部難以言說的「國際曝光飢渴」，20年如一日堅持着台北書展的「國際」定位不能變。例如今年文化部政次在閉幕謝詞中仍然強調：
「文化部將書展定位為『亞洲出版專業知識中心』，期許能夠達到『西方出版界進入亞洲世界的第一扇窗』以及『向世界展現台灣豐沛的原創能量』的目標。」
這三個指標，坦白說，不但沒有對準台灣出版產業的核心價值，也不知道如何才能實質幫助產業，走向國際。國際化當然不是壞事，但對產業沒有幫助的國際化指標，既做不到國際化，因此對文化部的政策也是無效益的。
台北如果真想把版權賣到國際市場，幾個現實應該先明白：
第一，即使全世界最大的版權交易書展在德國（法蘭克福書展），版權銷售的冠軍也不是德國出版社。
第二，台灣編輯想買版權的對象，第一優先是英美日韓中，其次可能是德法西義；至於其他國家，包括其他先進國家如荷蘭、瑞士、加拿大等，通常連想都沒想過，更別提阿拉伯、埃及、印度、摩洛哥、巴西等國了。那麼台灣在世界其他版權輸入國的編輯眼中，會排在上述排序的哪一級呢？
如果我們眼中看不上荷、瑞、加，那別人眼中看不上台灣，也就是天經地義的。這並不是說賣版權不可為，而是我們理解了上述現實就知道，這幾年我們用錯了方法。
不管是遠征到法蘭克福，直接在世界第一舞台跟英美日德法同場競技，或者在自家書展自嗨，如前幾年北展曾經甄選過「Best From Taiwan 版權推介書」，這種作法都不會找到可能的買家。前者是強手太多，版權編輯根本沒空注意到台灣出了什麼書；後者則是把書放在北展攤位上是無意義的，因為會來台北的國際出版商，心裏想的不是賣書就是賣版權，買書的版權編輯不會到台北來。
台北書展的戰略
我們唯一的機會，是把版權推介書，送到法蘭克幅書展以外的其他「區域型書展」。
台北書展應該跟其他同等級書展合作──諸如曼谷書展、巴塞隆納書展、新加坡、檳城國際圖書博覽會、巴黎書展、布魯塞爾書展、日內瓦國際圖書沙龍、斯德哥爾摩書展、莫斯科書展、布達佩斯書展、蒙特婁書展、布宜諾斯艾利斯書展、聖保羅書展、聖地牙哥書展、開羅書展。全世界有數十個首都，懷抱着跟台北一樣的渴望，希望世界看見自己的文化；但他們也跟台北一樣，在法蘭克福永遠是弱勢族群。
跟這些非主流書展結為姊妹展，台北開放自己的展覽，也對等要求對方同樣開放對方的展。這些中型書展很難指望出版社要自主參加，所以最合理的做法是：每個首都每年各自選拔最具有版權銷售潛力的出版品30種，補助出版社製作英文解說冊，每年在這十幾二十個姊妹書展中全世界巡迴參展。不必再浪費力氣邀請各別的出版社來台北參展。
結盟了十個首都書展，你就知道自己本國的推介書，未來會在十國首都巡迴，而那十國的推介書也會有英文解說牌，在北展展示給台北的版權編輯，以及想增廣眼界的一般市民。
台北書展是市集，市集成立的先決條件是參展商，是參展商雲集才會吸引讀者進場，讀者進場又回過來維繫了參展商的意願，這是正向循環。如果看進場讀者，今年入場人次確實創下七年來新低；但如果看參展廠商，就知道今年626家出版社參展則是創下15年以來的新低。2002年參展商最高紀錄是1015家出版社，15年來北展出版社衰退率接近四成。
參展無效益這才是北展的致命問題，也才是北展無法展現台灣出版產業完整拼圖的真正危機。北展如果無法贏回出版社的心，未來的路是走不遠的。
（陳穎青，貓頭鷹出版社社長，《老貓學出版》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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