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邵家臻:小販作為他者──被忽略的自我表述

後殖民理論大師Gayatri Spivak在1988年的一篇學術文章中,問了個普通,後來成為經典的問題:「底層能夠發聲嗎?」(Can the subaltern speak?)
在旺角朗豪坊外出售小食的小販。

自從香港有了法例規定,流動小販和攤檔小販要領有許可牌照,否則禁止擺賣之後,「小販」算是香港社會的weakest link了。但,偏偏因為這weakest link,叫香港社會「騷亂」起來。

大家以為可以湊湊熱鬧,沾一點新年氣氛,奈何在最為人熟悉的「桂林夜市」,遇到最多的,不是拉布腸粉丶魚肉翅之類的地道小食,卻是人山人海,如臨大敵的小販管理隊(其實叫「小販懺滅隊」更爲準確):結果掃蕩行動惹來路人不滿,「小麗民主教室」的劉小麗更選擇「公民抗命」,在桂林街替「腸粉大王」開爐叫賣。她旋即被捕,被控無牌擺賣、阻街和因銷售食物用途加熱3項罪名。事件引發近百人到警署聲援。獲釋後,小麗老師一面以「具博士學歷而被捕的小販」來幽政府一默,一面呼籲「一齊到旺角篤魚蛋,一齊捍衛小販」。可是,一切不似預期,撐小販演變成充滿血和火的騷亂。弔詭的是,騷亂中的小販繼續失語,繼續成為weakest link,繼續是一塊乏人問津沉默的大地。

後殖民理論大師Gayatri Spivak在1988年的一篇學術文章中,問了個普通,後來成為經典的問題:「底層能夠發聲嗎?」(Can the subaltern speak?)

Spivak反對知識分子為底層代言

經此一問,「底層人民」正式進入知識界的公共空間,發酵成刺激知識分子道德神經的敏感問題,並開啟了底層硏究。Spivak認為,對於一個沒有能力表述自己、更談不上有發言權的群體,去說服他們「是什麼」,或站在他們「立場」說話,都是沒有意義的。因為他們是什麼,從來都是個謎。他們沒有歷史、沒有特點,他們面目也模糊不清。他們的優良品質、他們的革命性,以至他們的偉大,都只是對他們一廂情願的表述。他們都是被表述的「他者」,表述得再偉大,也是一種扭曲;真正的他們仍然沒有出現。

所以作者提出,現在要做的只是去研究他們「如何被表述」,而各種表述扭曲了什麼,對他們產生了什麼影響,扭曲之後整體社會後果是什麼。只有當底層有了表述自己的能力的時候,才會有真正的底層,一切底層以外和從底層出身但已經擺脫了底層的人,都喪失了表述底層的能力。因為被表述意味着被使用和被利用,即使最善意的他者化表述,也是用底層來證明不屬於底層的東西,或將底層引入誤區。

這無疑是一段關於底層人民的激進論述。作者否定了20世紀以來,所有有關底層的論述和記錄。在一種義憤的激盪下,作者認為沒有話語權的底層被表述得再充分,也仍然是被「他者化」,每一種表述,都是摻雜着個人私心和偏見的表述。換言之,作者是徹底地反對知識分子為底層代言,底層的主體性只能在有了「表述能力」才能突顯,否則底層就根本不存在。

若將底層研究橫向移植到思考當前香港的小販問題,也值得我們駐足思考:

一、撐小販,撐法各異,言人人殊,哪一種撐法是小販最期待丶最需要?

二、撐的地方,除了朗豪坊,屯門和上水的小販也正受食環署和「城管人員」騷擾和凌虐,他們同樣急需支援。

三、撐的原點,是撐小販維生,還是借撐小販來鼓動風潮,兩者差之毫釐 ,謬以千里。

四、撐小販是一年一度的抗爭活動,還是孳孳不倦的運動?忽略了小販的文化,等於忽略了小販作為人的最根本東西,等於剝奪了小販的主體位置。

小販的沉默性勾起了文化人的「代言衝動」。小販硏究工作者馬國明沒有跟隨Spivak的道德烏托邦,等待小販的自主性話語的來臨。反之,他將對小販的關懷,化成如何將小販文化轉化為知識語言,也就是努力將小販納入知識生產的行列中。可以說,馬國明沒有將小販看成是牆上的一幅畫,而是將他們看成是牆上的一扇窗,從中可以觀察到許多有價值的東西,甚至藉此足以拉闊民主運動的想像。例如「小販是抗衡地產霸權的正義朋友」、「小販是開拓城市空間的開墾者」、「小販帶領市民重塑城市的感知空間」、「小販突破市民的中產想像」、「小販是本土文化的生母」、「小販才是城市權利(the right to the city)的踐行者」……

小販,不是個學術問題,不是個基層市民退無可退的工作選擇,而是個「小販作為方法」的香港出路。

走筆至此,網上傳來上水小販的聲明,不妨視為小販的自我表述:「請不要再拍攝我們擺檔的地點丶攤檔和樣貌,並公開上載。因為此只會成為相關部門利用作打壓小販的工具,日後更易遭針對性拘捕。」

嗯,我聽到了。我知道了。

(邵家臻,香港浸會大學社工系講師、青年研究實踐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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