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郊野公園作為一種空間政治

2015年初，有大學教授提議香港應發展郊野公園，緩解高房價壓力；11月，前特首董建華成立的智庫「團結香港基金」推出首份報告，提出開發郊野公園，特首梁振英亦開腔指出郊野公園與發展用地兩者不可兼得，惹來不少反對聲音。這一年，香港政府顯示出對造地發展的急切關注。

2014年爭議不斷的「新界東北發展計劃」2015年繼續發酵。4月，城規會不理超過九成反對意見，通過了兩份新界東北發展大綱圖；6月，行政會議核准了該兩份報告；9月，反新界東北發展衝擊立法會案件開審，12月法庭裁定示威者有罪。

當知識界普遍關注城市發展與原有社區生態的關係，對自然環境的破壞時，建制力量則強調發展對香港整體經濟的貢獻，這些討論背後的政治意涵，其實是香港城市規劃的方向辯論。

戰後香港的新市鎮發展，主要依靠公共房屋作為政策工具，及以工業化配合城市發展。公共房屋對比當時市民普遍惡劣的居住環境來說非常吸引，新市鎮發展模式促進了勞動人口的興盛，配合工業發展，提升區內經濟。而1980年代至今，香港建造業北移大陸，香港的經濟結構轉以第三產業為主導，新市鎮發展模式帶來的城市問題也慢慢浮現。

在政府急切造地，社會為經濟增長焦慮的大環境下，究竟一座城市的規劃與生長怎樣才是健康的？如何發展？為誰發展？香港舊有的規劃發展模式是否健康？這些問題並未及深入反思和討論。近年來，樓價高企與中國因素刺激着有關香港空間政治越來越多的討論。政府與民間有關土地的角力、城市規劃的問題，似乎也是接下來一年的爭辯主題。

台灣：從金權城市到空間維權

2012 年在抗爭中仍被剷平的士林王家，以及2013年先後自殺的苗栗大埔案拆遷戶張森文、桃園航空城徵收戶呂阿雲，用血與淚，刻下台灣居住人權發展史上，最讓人心痛的幾頁。相形之下，2015 顯得平靜，只有汀洲街「龍腦戶」羅家拆遷的小小波瀾。

但也正是在相對平靜的這年，桃園爆出副縣長葉世文的合宜住宅收賄案，北市則接連燒出大巨蛋、美河市、三創園區、台北文創、雙子星五大爭議。不論起訴與否，這些案子都一再提醒，土地規劃與重大建設背後可能存在的，犧牲公共利益、迴避監督的政商共謀；呼應着20年前《金權城市》一書批判的主題。

重大建設影響深遠，但其涉及的法律爭議離公眾畢竟較遠。這年，反而是從「公園」這個尋常生活場域，冒出一股有活力的空間維權運動。8月，桃園親子共學團的一群媽媽，注意到某些公園原有的石造溜滑梯或木造設施被拆除，換上千篇一律、幼齡化的塑膠製遊樂設施。環境驟變的錯愕讓她們反思：誰有權決定公共空間的樣貌？何以居民感受未被徵詢？11月，這股「公共空間使用者」的權利意識擴散到台北與台中，轉化成「拒絕遊具罐頭化」聯署等行動。最後，其竟也讓兩地政府收回成命，留下公園的老記憶。

年終前夕的12月18日，在立院糾纏23年的《國土計劃法》三讀通過，波瀾不驚；但看在長年關注的朋友眼中，這是讓人百感交集的一刻。該法首度為全台土地的整體規劃提供法源，也關上過去地方政府變更地目、侵蝕農業用地的巧門；其更明定公民訴訟程序，讓受害居民即便面對不作為的地方政府，也能有明確的救濟途徑。

未來，希望不會再有張森文。

中國：城市病了

進入12月的北京，霧霾嚴重到讓外交官不肯就任、居民宣布逃離，政府設立了紅色預警機制，卻絲毫改變不了人們生活在毒氣中的現狀。

8月，天津住宅小區600米外的危險品倉庫大爆炸，12月，深圳的違規建築渣土傾塌吞沒整個工業園，2015年，這些令人瞠目結舌的災難畫面都震驚了世界，其背後暴露的城市管理的疏漏與落後，權力的無所制約，更加令人心驚。但除此之外，在中國高速擴張的城市中，那些無聲無息地毀掉居民健康乃至生命的日常災難，每一天都在發生。

「世界工廠」是此前30年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基本模式，這一模式幾乎摧毀了這片土地環境生態的根基，留下了幾代人都無法償還的環境負債。在人口紅利、環境紅利都幾近耗盡的情況下，當經濟發展需要尋找新的增長路徑，2008年開始，中國將「城鎮化」定為國策，提出30年時間讓八億農民進城，鄉土中國完全轉型爲城鎮中國的目標。

這一大躍進式的目標，帶來了從東到西、從南到北各地地景的迅速變化。大城市像「攤大餅」一樣無限擴張，北京常住人口已經到達2000多萬，更不論龐大數量的流動人口，一場暴雨就可以令整座城市癱瘓，加上霧霾、擁堵，從規劃到管理的落後埋下無數災難禍端。二三線中小城市，則滿是無人居住的高層建築，GDP空轉的「鬼城」隨處可見。

12月底，北京召開了37年來第一次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提出要推進城市綠色發展。與此同時，有學者預言，霧霾如果能在2030年得到緩解，就已經是奇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