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的香港轉眼已過，兩傘運動結束超過一年。
傘運後的政治動員乏力只是香港政治生態的表徵，在這之下是中港憲政關係的想像與不安，甚至是香港2047年的前途爭辯。
激進的兩面：願景與行動
雨傘運動標示了一個歷史時代的終結。「激進」（radical）不是貶義詞，「激進」不過是不同於現狀，在理念或行動上有所突破；而行動的抉擇往往取決於願景的激進程度。雨傘運動主事者的願景並不激進，沿用「一國兩制」的政治想像，並沒有挑戰中港憲政關係，卻實踐了過往未嘗有之的廣泛佔領。這種公民抗命的行動模式意不在挑戰整個政體，而是透過公開的違法行為展示政府某種政策的不公義。換言之，雨傘運動是舊有政治想像下近乎最激烈的政治反抗（僅次於罷工罷市）。
香港前途問題：「共存vs分離」
然而傘運的廣泛抗爭遭受中共強硬應對，未竟全功。這導致社會在後佔領時期質疑「一國兩制」前景，在香港前途問題上分裂。有關香港前途，最粗略可分為「共存－分離」兩派。「共存」一派持守「一國兩制」，原因可以是中港實力不對等、中華情意結，或者其他。這個政治想像沿襲過去30年來路，談不上激進。溫和的願景無法支撐更激進的行動，正如今天我們很難想像以武裝革命維持「一國兩制」。（誰知十年後的事？）
「分離」一派在傘運後逐漸成為社會焦點，主要提倡香港獨立，認為中共治下「一國兩制」不過是溫水煮蛙的手段。這個主張對很多人來說，仍然是個不便明言又難以跨越的心理關口。香港作為民族國家這個願景，近年被反覆討論，已成社會潛在勢力。「民族國家」在學理上並不新鮮，近年亦備受學界拆解，認為這個概念忽略過多社會差異，及隨之而來的內部壓逼。然而對香港的社會認知以及對中共來說，「香港作為民族國家」的想像卻是激進非常；既挑戰北京對港主權，亦衝擊過往社會中的中國認同。
香港獨立這個激進願景自然連帶激進的抗爭行動。本來民主制度可以制約血腥的政治鬥爭，決定政權和平更替與否，比如英國蘇格蘭地區在2014年才剛公投否決獨立，最近西班牙加泰隆尼亞地區亦正醞釀獨立公投。香港這年的「公投自決」、「全民制憲」討論，正是在接受「分離」成為一個選項下較平和的進路。可是中國不像英國及西班牙是民主國家，亦因此不少人認為當下溫和無用，鼓吹勇武革命。
革命是否可行言之尚早，歷史進程由人在客觀環境限制下創造，可是一但具體籌備行動，我們要有心理準備必有犧牲：或是坐牢、或者流血，甚至捐軀。
共存派：群眾與社運組織者的貌合神離
在「共存－分離」一軸下，我們可再各自粗略區分出群眾與社運組織者。兩派的群眾與組織者，其實各自不被動員或說服。
共存派的群眾心裏有條潛隱的「一國兩制」底線。他們經歷傘運的無功而還後，不相信溫和行動對強勢北京的效用，倦於出席傳統遊行集會；同時由於「一國兩制」這個政治想像相對溫和，他們無法接受更激行動，因此出現心理落差──既懷疑溫和行動，卻未能更進一步。
共存派社運組織者甚少挑戰中港憲政關係；在行動上，他們在公民抗命之外無牌可出，然而以今天的情況，更激進行動又不合用於「保持」「一國兩制」。面對怠慢行動的群眾，他們失卻過去一統社會的政治動員力。當組織者失去群眾，就變得無事可為。
結果共存派的群眾與社運組織者貌合神離──群眾缺席政治現場，組織者無法鼓動足夠群眾發動抗爭。2015年6月政改表決當日由民陣發起的場外集會群眾寥寥可數、10月偏向保守的港大校友舉辦的抗議校委會集會模式如舊，都可成例。這些事件如果發生在2014年，皆無法想像其規模之細，手法之溫和。
分離派：群眾與社運組織者普遍未準備
無用多說，分離派的群眾與社運組織者認同獨立理念，鼓吹革命。但如前所述，革命需要挑戰政權且有所犧牲。2015年多次的「光復行動」，分離派群眾辱罵遊客及踢其行李，但面對警察行動時迅速潰散；2015年9月有音樂人發起集體攜樂器到大圍站，抗議港鐵無理禁止乘客攜帶大型樂器，有分離派群眾到場指摘發起者沒有聚焦水貨客問題，現場一度混亂。
依筆者觀察，多次運動現場群眾被組織者號召，但基於心理準備不足又未敢動，而且整體群眾不多，難發展成有聲勢的抗爭力量，結果只落得聲討其他更弱勢者而未有挑戰政權。
群眾以外，分離派組織者亦廣泛準備不足──包括犧牲以及整全計劃。2015年3月元朗的「光復行動」，持本土理念的分離派組職者在大規模警力前自行撤離，被批評背離群眾，顯示他們犧牲準備仍未足夠；12月立法會審議《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俗稱「網絡23條」）流會後場外出現的推鐵馬及垃圾桶爆炸案，顯示本土分離派的革命行動沒有周全計劃。
分離派群眾尚未突破心理關口，躁動而未敢動；組織者沒有整全之計及以身作則，無法身先士卒帶領群眾。
「四派割裂」：進退維谷的社運
群眾與社運組織者在「共存－分裂」一軸下各自分裂，兩派群眾不完全服膺於其社運領導者的主張，社運領導者亦未能或不願提出群眾滿意的願景和行動計劃，兩派進一步分裂成四派：群眾分成兩派，社運分成兩派，而四派又各自不被對方動員或說服，卻亦無法單獨發起具規模的政治抗爭，於是每每只能勉強掙扎，或勝或敗。此為「四派割裂」的困局。
「四派割裂」的最佳呈現是2015年12月中的反對「網絡23條」集會。這個議題是傘運後難得的民間意見一致，不論共存派或分離派的群眾與組織者都同樣反對。然而這並沒有導至集會的強勢，反而出現各方拉扯。由分離派全力號召的集會氣氛冷淡，連續兩晚現場群眾僅約千名──共存派的群眾厭倦集會缺席；分離派群眾焦躁而未敢動，而且被號召到場的人數不多；共存派組織者作為社運分子無法缺席，但在現場分離派群眾及組織者的主導現場下無可作為；分離派組織者未有完備的升級計策，為使激進言行一致唯有衝擊包圍共存派。現場出現不少兩派群眾之間的對罵，包圍共存派立法會議員或組織成員的情況更是搶眼。
「網絡23條」之所以被立法會議員成功拖延表決，部分原因是這次條例非建制利益重點，因此沒有認真為政府護航。以當晚集會現場的人數及氣氛，一旦議案表決通過，則群眾勢難有下一步行動。
議會作為建制：被消弭的前途辯論
「四派割裂」是2015年社會運動的主調，究其根本，源於對香港前途的不同想像。2015年初香港前途爭辯一度展開：「歸英」、「自決」、「城邦」、「兩制」、「革新」、「回歸」、「一國」等細緻難辨的主張如雨後春筍出現。
或許社會疲憊於「四派割裂」下的長期膠着，當區議會選舉臨近，各派均派員參選，把精力投入到區選之中。一時間，整個香港前途的爭辯被束之高閣。社會聚焦傘後議會政治勢力的更替興衰，大家期望新人能為香港政壇帶來新氣象，觀察舊人會否迎接新時代的挑戰。前途問題被吸收入議會之中。這種對議會的關注延續到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
但我們必須注意，議會有其程序邏輯及限制，一旦進入議會這個建制，在位者容易與街頭脫離，由權力衍生而來的高層接觸與消息來源會影響街頭抗爭的判斷，擱置有別於現況的激進理念思辨，甚至擾亂抗爭的最佳時機。議會與街頭的契合不是想像中容易，1980年代民間團體挾街頭抗爭之勢進入議會，聲言內外合擊，30年後我們發現原來還是街頭運動較能帶動政治形勢，議會反倒只能回應由街頭抗爭所生的政治議題而無法與其共同帶領運動。我不是反對參選議會、從落後形勢的議員手上搶奪權力，然而我們需要思考如何避免重複過去經驗，警剔議會的局限，以及着眼街頭。「街頭」可以是政治抗爭，也可以是社區營造、社會參與，更重要是接觸不同立場的群眾，而沒有實質權力的「議會」只是其中一個表達訊息與否決不義政策的平台。
議會作為平台：直面前途辯論
2015年區議會選戰中前途問題潛隱不見，大部分候選人沒有提出自己的2047年香港願景──某些含混其辭，以「我們都是香港人」敷衍了事；某些空談獨立卻未提出具體之途。也許區議會選舉選區細小繁多，焦點分散，性質不利討論前途問題此種憲政議題。然而2016年立法會換屆在即，以其選舉規模及憲政權力而言，是辯論香港前途問題的合適機會。
英國當年之所以提出主權問題，源於考慮批地能否跨越1997年，以及擔心銀行按揭貸款無法超越15年。今天香港樓價高企，銀行按揭貸款已經伸延到30年，換句話說，2047年香港前途問題，有機會在2017年前就浮現。配合近年社會對北京不信任的形勢，2016年立法會選舉是難得的場合，讓社會聚焦香港未來的爭辯，各派宜直接拿出各自的前途想像及具體實踐路向進行公共辯論，借媒體之力將香港前途問題打入每家每戶，捲動整個社會思考香港未來，利用官方舉辦的立法會選舉去讓全港公民就前途問題表態。
只要成功把2016年立法會選舉的議題主導為「香港前途問題爭辯」，我們甚至可以逼使建制派政黨提出他們的前途想像：到底是「一國兩制」，還是「一國一制」？要不然也支持公投自決？斷不會是獨立吧？前途問題不分世代黨派。只要建制政黨左右迴避，我相信會對他們的選情造成一定打擊。而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結果甚至可作為「香港何處去」的部分參考，緩解「四派割裂」。
我說「緩解」而不是「決解」，是因為有些時候，有些分歧是無法疏理，注定殊途。
2016年香港該正式面二次對前途問題，這是我對各位關心社會朋友最誠懇的呼籲。
（本文旨在整理2015年的千頭萬緒，為2016年的香港政治展望拋磚引玉。如有冒犯，就此致歉；所有文責均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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