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3日是法國史上一個悲慟的日子。巴黎爆發了二戰以來最大規模的恐怖襲擊，（按法國時間11月15日24時0分）暫時釀成129人死（包括七名兇徒），352人受傷。巴黎共六處地方同時遭到襲擊，其中五處位於巴黎市中心，當天星期五晚正值人流暢旺。另一個地方位於北面市郊的法國體育場（Stade de France）外，當時總統奧朗德正在場內觀看球賽，有理由懷疑兇徒計劃進入場內發動襲擊。最終共七名兇徒死亡，他們分屬三隊同時進行槍擊和自殺式爆炸（kamikaze）。伊斯蘭國已承認責任，法國總統奧朗德宣布襲擊為「戰爭行為」（un acte de guerre），是「徹底野蠻」（barbarie absolue）。
恐襲的歷史階段
首先，這次恐襲和年初《查理週刊》的襲擊案主要分別在於，這次襲擊目標完全是平民，而且兇手挑選人多休閒的場地，大開殺戒。長年研究伊斯蘭世界的社會學家兼政治學家吉爾．卡沛爾（Gilles Kepel）把恐怖襲擊的歷史劃為三期，目前正是最靈活部署，也是最殘暴的階段。（註一）第一代恐怖主義組織出現在1980年的阿富汗，並在阿爾及利亞、埃及、車臣和波斯尼亞等地催生了支部，意圖推翻親西歐和親蘇俄的政權，但基本上可說是失敗，因為得不到大量穆斯林的支持。第二代是本‧拉登在1987年於阿富汗成立的阿爾蓋達組織，主要攻擊對象為美國。第三代由來自敍利亞的阿爾蓋達成員納沙（Mustafa Setmariam Nasar）所代表，他改變了以往由上而下金字塔式管理，由總部籌備重點襲擊，再派員前往當地。現在轉而着重由下而上的參與，強調意識形態灌輸，鼓勵各地組織半獨立地進行襲擊，以歐洲為襲擊目標，激進的聖戰分子往來敘利亞和歐洲成本因而更為低廉。猶太人、反伊斯蘭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和變節的穆斯林（如加入警察或軍隊的穆斯林）等，皆為襲擊對象。1月7日《查理週刊》襲擊案明顯針對「反穆斯林」的知識分子，即是《查理週刊》的編輯。1月9日其中一名兇徒闖進售賣猶太人食物的Hyper Cacher超市，脅持多名人質，目標顯然就是針對猶太人。這次同一時間進行多場襲撃，目標並非特定人物而是擴大至所有人，旨在令平民消閒的場所變成「地獄」（一名倖存者的話），製造公眾恐慌來打擊法國社會。
反恐情報的空隙
這次襲擊的第二個特點是，部分由外國人入境發動。暫時確認了一名兇手是法國男子，另一名雖尚未完全確認，但很有理由相信是持敘利亞護照的25歲男子，他進入法國的目的似乎在於襲擊。我們要了解第三代恐怖主義組織的成功邏輯，不少學者已經指出在於兩點。第一，恐怖分子把西歐的穆斯林描繪成受害者，以招攬不滿西方社會的年輕伊斯蘭激進分子加入，以堅定的信仰來支持自我犧牲。第二，美國和北約的軍事行動沒有成功地令當地成立穩定而民主的政權，敘利亞和伊拉克一直成為戰場，西方世界的年輕伊斯蘭激進分子可以到此實戰，受到訓練和提升士氣後再到西方發動襲擊。阿爾蓋達衰落，跟美國出兵對付有關，而伊斯蘭國一直能夠招兵買馬，則因為有源源不絕的年輕伊斯蘭激進分子加入。今次襲擊中，目前已確定其中一名兇徒為29歲的法國公民，19歲開始有多項犯罪紀錄，並列為S級（fiche S）監視系列，有可能「嚴重威脅公共安全」。他曾經在2013至2014年來往敘利亞。另一名兇手，則是10月在希臘登記為難民身份。另外，襲擊翌日，比利時警方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的莫倫則克區（Molenbeek）拘捕多人，他們都跟兇手租用比利時車輛到巴黎犯案有關。如果他們也是潛在的兇手或同謀，則借助外國人發動襲擊是《查理週刊》以來的新方式。（註二）借助外國人發動的好處是，可以乘歐盟成員國未能完全互通反恐情報的空隙，令兇手有更大機會逃避政府反恐部門的監控。
緊急狀態和戰爭
總統奧朗德在襲擊當晚（13日）後不久宣布進入「緊急狀態」（l’etat d’urgence），即時調動軍隊保衞全國，翌日（14日）宣布襲擊為「戰爭行為」，並會採取適當行動。14日晚上，總理瓦爾斯（Manuel Valls）表示「我們在戰爭之中」，「我們會摧毁這個敵人」。這預示，2014年以來法國對伊斯國的戰爭，特別是9月27日起法國空襲伊斯蘭國行動將會持續和擴大。在這個脈絡下，正如許多論者已經指出，這次巴黎襲擊案很可能是伊斯蘭國對兩個月以來法國空襲的報復。如果這個推斷正確的話，這就不難解釋為何在巴塔克蘭劇院（Bataclan）的襲擊案裏，倖存者聽到兇手喊出「這是奧朗德的錯誤，他不應該介入敘利亞。」正如卡沛爾所擔憂，如果戰爭擴大的話，誰能保證法國不會受到更多恐襲？這就陷入了西歐對中東軍事干預的兩難，不干預彷彿不能停止新的恐襲，又難以回應民眾反恐的訴求，干預也不保證一勞永逸，而且將會被伊斯蘭國描繪成再度殖民，勾起百多年來殖民的壓迫，所引起的仇恨和報復恐怕難以承受。（註三）左派社會黨的奧朗德正面對相當困難的局面，一方面國際間能否合作跟敘利亞阿薩德（Bashar el-Assad）政府談判，以圖改變敘利亞局勢，而非單靠軍事行動來對付伊斯蘭國，似乎相當不確定，另一方面他不得不果斷採取行動回應民眾的恐懼，以期像《查理週刊》襲擊案後推動法國人民的團結，力抗極右派迅速崛起，目前亦難以斷定。
社會分裂與團結
如果我們注意到右派共和黨人（Les Républicains）主席薩爾科齊緊接奧朗德後的講話，就看到他極力把民情推往主戰一方。他認為法國必須進行「總體的」（totale）戰爭，這個語調恍如喚起兩次世界大戰的總體戰，調度全社會力量來參戰。記起上月底，他才跟普京會面，強調歐洲不是俄羅斯的敵人，今天不再需要冷戰局面，向普京示好形同結交主戰伊斯蘭國的國際盟友。一方面宣稱拋棄敵我二分的冷戰局面，另一方面全力出兵攻打伊斯蘭國，是否自相矛盾？加上，極右派國民陣線（Front national）勒龐今天則強調法國必須重新武裝起來，摧毁伊斯蘭教義主義者（islamistes）重新控制邊境出入，一方面把民情推向戰爭，另一方面呼應她退出申根區域（chengen）而且暗合她在競選中提出限制外國人入境居留的數目（包括工作簽證和學生），她稱之為「移民」，由每年20萬人減至1萬人。無疑，在恐襲危機出現時，邊境控制有所必要，但是大幅趕走外國人是否對法國一直持守的共和價值？信口開河的競選目標，會否有害法國經濟和文化？這些問題都需要理性回答。
奧朗德和左派政黨能否抗衡這個右傾的形勢，在史無前例的恐襲後，情況並不明朗。未來一兩周法國人民的行動，將會是一次左派扭轉社會全面傾向參戰的機會，尋求更多外交渠道減除恐襲風險。記得《查理週刊》襲擊案後，1月11日全國大動員，近400萬人集會抗議恐襲暴力，捍衛言論自由，所展現的社會團結有力地抗衡社會分裂（伊斯蘭和非伊斯蘭），同時抗拒極右的仇恨言論。鑑於目前處於緊急狀態，集會自由被暫時中止，希望之後法國人民能夠在悲慟之中，勇敢地譴責暴力，從各方面着建立跨階層跨宗教的團結，捍衛共同生活（vivre-ensemble）的共和價值。同時，希望國際社會能夠認真重建外交渠道，協助敘利亞逃出「地獄」，不致其他地方也被迫變成「地獄」。
（劉況，現旅居巴黎，從事政治哲學和歷史哲學的研究）
註一： Gilles Kepel, The Limits of Third-Generation Jihad, in The New York Times, 於2015年11月14日存取
另外，參看Gilles Kepel, Terreur et martyre : Relever le défi de civilization (Paris: Editions Flammarion, 2009)。
註二：法國時間11月14日早上10時52分，法國總統奧朗德發表講話，數分鐘後伊斯蘭國才公開承認責任。襲擊發生在前一晚，但伊斯蘭國一直沒有公開承認責任，這跟其他襲擊成功後馬上承認責任做法有分別，理由目前難以確定。其中一種推測是，當晚仍有其他計劃中的襲擊會發生，所以並未即時承認責任，但目前沒有證據斷定。
註三：參看Pierre-Jean Luizard, L’Etat islamique ou le retour de l’Histoire (Paris: La Découverte,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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