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來自敘利亞的3歲小朋友艾蘭．庫爾迪（Aylan Kurdi）被衝上了土耳其沙灘，永遠閉上了眼睛。這是近日來最令人震撼、最虐心的圖片。在這「讓全世界沉默」的圖片的背後，是一個戰亂的阿拉伯世界，以及巨大難民潮湧向歐洲的背景。
其實只要有戰亂、飢荒、疾病，就必然有大批居民背井離鄉，加入難民的行列。在艾蘭．庫爾迪的照片出現在網絡上之前，已經有數千數萬的難民在歐洲的門外徘徊。有數據表示，今年至今以來，共有30萬難民橫穿地中海進入歐洲，遠遠超過去年同期的12萬。阿拉伯世界的亂局，加上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IS）及地方反政府武裝的肆虐，中東多國民眾被逼得走投無路，加入了難民的行列。有記者分析了艾蘭．庫爾迪一家的情況，實際上曾經是小康之家，父母都接受過不錯教育，還有一個姑姑遠在加拿大。之所以選擇逃亡，完全因為戰亂。他們所在的小鎮科巴尼，是伊斯蘭國與政府軍交戰的戰場，常有居民被劫持為人質。
難民西行之路，有可能是死亡之旅。比如在地中海一帶，海難事件層出不窮。艾蘭．庫爾迪就是這樣，登上一輛超載的小艇強渡，試圖從博德魯姆到科斯島，在不到5公里的水路中，最終發生了沉船慘劇。其實，光是今年，葬身地中海的難民就達到2500人之多，歷史上的傷亡人數更是無法統計。有時，死亡人數只是冷冰冰的數字，只有小艾蘭的照片衝入視線之時，才能造成不一樣的視覺衝擊。
進入21世紀以來，難民問題日益突出。一方面，全球的發展不平衡，南北之間的鴻溝正在不斷加深，更多的欠發達國家失去了擺脫貧窮和高死亡率的可能性，移民或難民為了過更好的生活，就會選擇遷徙。另一方面，全球化正在帶來更多的流動，各國的邊界都在相應削弱，商品貿易、人員的流動也在加快，交通發展更加便利。比如說，從敘利亞的大馬士革到德國的法蘭克福，直飛只需4個小時，也就是說，從貧窮、戰亂到富裕、安寧的交通時間，只需4個小時。當然，難民人數在最近幾年的「井噴」，被認為與阿拉伯「民主化」浪潮引發的內戰有關，大量平民被迫背井離鄉。那裏發生了什麼事，從難民人數的增長就可以體會到。
然而，奔赴德國的逃亡之旅，遠非一張機票可以解決。為了獲得避難簽證，他們必須採取迂迴路徑。很多敘利亞難民要奔赴歐洲，必須繞道另一個陷入內戰的國度——北非的利比亞，原因是這裏容易獲得馬耳他的簽證。馬耳他在2004年加入歐盟和神根協議後，同時是最容易取得神根簽證的歐洲國家之一。位於的黎波里的馬耳他大使館，每天要處理200份申請，這對來自敘利亞的難民是個機會。如果申請失敗，難民就會嘗試偷渡的方式，「蛇頭」用小船把難民從利比亞帶到最近的歐洲海岸，也就是馬耳他以及意大利的蘭佩杜薩。輕舟過海，隱藏着巨大的風險。前文所說的因偷渡而引發的海難，就緣於此。
現在世界的距離，看似很近，實際上很遠。和平年間，他們作為遊客、消費者，或許很便利地遊覽柏林、巴黎、蘇黎世等歐洲名城；但目前以難民的身份，要尋求歐洲的真正接納，這遠遠比想像中困難，甚至隨時有喪命的可能。
二：
對於歐洲社會，又如何面對這些來自戰亂國家的難民？
去年7月，筆者在法國兩大城市巴黎、里昂小住了一陣，發現其非洲裔移民已經無所不在。在巴黎地鐵上，只要過了晚上11點，似乎進入黑人的世界。據了解，他們不少來自塞內加爾、馬里、肯尼亞等國家。而在里昂，則是阿爾及利亞人的天下。阿爾及利亞人是歐羅巴人種地中海型，但信奉伊斯蘭教。有一晚正好是世界盃阿爾及利亞對韓國的比賽，夜晚共有數千阿爾及利亞人披着國旗、開着摩托在里昂城內狂歡，肆無忌憚地慶祝着「他們的國家」的勝利。顯然，面對着移民們「喧賓奪主」，法國本地居民意見已經很大，但是礙於民主自由的觀念基礎，不方便明確反對。在面對着數十萬的申請入境的難民，他們實在很不情願。
德國也是如此。去年，德國移民淨流入約47萬人，比2011年增長了接近一半。今年將有80萬人申請避難，是去年的4倍，僅上月，就有超過10萬難民進入德國，創歷史紀錄。由於近年來經濟成績突出，德國成為這一波難民潮首選的國度。對於德國總理默克爾來說，這是一個「比希臘危機更棘手的問題」。今年7月15日，默克爾參加了一檔節目的錄制，一個叫麗姆的巴勒斯坦女孩講述了留在德國的願望，結果默克爾生硬地拒絕：「麗姆，你父親的勞動合同結束了，你必須回去。」默克爾的理由是，如果她向這女孩子打開了大門，所有門外的難民就會進行抗議。默克爾寧可讓節目錄制現場氣氛變僵，也不能對這女孩許諾。針對難民的政策對於一個國家來講是極其嚴肅的抉擇，選擇一時之仁很容易，但如何承擔其後果，則是一個技術問題。事後，有媒體讚揚默克爾「誠實」、「有一說一」，守住了底線。
僅僅一個月之後，輿論似乎再次割裂。小艾蘭的照片展示了巨大的衝擊力，全德國多個社會團體發起了「收留難民」的運動，在球場、學校、社區，還有在演唱會現場，都有民眾呼籲放寬移民政策。但在互聯網上，反對的呼聲也同樣猛烈，排穆斯林的右翼運動PEGIDA和新納粹團體都在不斷擴張。而難民安置點的選擇，同樣引發了德國民眾的「鄰避效應」（英語：Not In My Back Yard，NIMBY）：即使有人支持接收難民，但似乎都不願意自家後院成為難民庇護點。或者，人們都忘不了今年年初爆發的《查理週刊》慘案，幾個宗教極端主義分子衝入編輯部開槍。
默克爾的姿態也從消極變得積極，她最近宣稱將會加速處理難民申請的速度，修建額外的住房並承諾撥款60億歐元。因此，默克爾成為了難民眼中的英雄。
三：
歐洲人對難民態度的變化，斯洛文尼亞著名哲學家齊澤克（Slavoj Zizek）做了深刻的歸納：否認（denial）——憤怒（anger）——討價還價（bargaining）——沮喪（depression）——接受（acceptance）。目前，大多數的歐洲人已經到了「討價還價」或「沮喪」階段，也就是說，在承認難民的困境、不得選擇接受之時，他們開始討論「接納多少人」，「每個國家的配額是多少」，同時也在抱怨「歐羅巴斯坦」的形成，即歐洲即將被伊斯蘭化。但是，齊澤克指出，目前之所以仍未達到「接受」的階段，關鍵因素是歐洲依然沒在收留難民的責任上達成共識。
很顯然，歐盟絕非鐵板一塊。德國似乎還有餘力接受如此之多的難民，但對於一些經濟衰退、陷入死局的國家，比如希臘、意大利等，民意則相當排斥。默克爾雖然號稱為「歐盟的首領」，但她依然無法左右這些國家的意志。配額方案還沒開始討論，難民們已經來到門前。有媒體調侃道，默克爾本想號召各國一起討論如何應對難民問題，但猛然發現，其他領導人當了甩手掌櫃，問題都堆在她門口了。
此前，難民在歐洲的分布並不平均，此前，收留難民數量在前五位的是德國、瑞典、法國、意大利、英國；而德國所提供庇護數量比難民數第二多的瑞典的兩倍多，是第五名英國庇護數量的5.5倍多。可見，德國一直以來都超額完成了任務。
除此之外，難民的流動方向也是德國。儘管很多難民在意大利或希臘登陸，但媒體指出，他們嚮往的是「更好的生活」（better life），不滿足將歐洲二流國家作為終點，因此執着地向德國進發。因此，不少人指責難民們「已經不是選擇避難」，而是嚮往「德國的生活」。這種姿態顯然讓一些歐洲國家（比如匈牙利、捷克等）感到不滿，他們也索性採取消極態度，將難民送上開往德國的列車。當默克爾提出攤派難民名額時，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四國明確提出反對。匈牙利記者那一次使絆子，就暗示了這種敵意與不滿。
最後，這造成了一個困境。難民們與歐洲國家互相打量、互相挑選，最後集體湧向了已經超負荷運作的德國。
四：
在接受難民方面，歐洲（尤其是西歐）已經做得足夠突出。2013年，歐盟接收了世界上79%的難民，體現了其人道主義的一面。就算是接受難民不算太積極的荷蘭、比利時、葡萄牙等，也做得比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好。以比利時為例，目前總的難民接待能力為2.3萬人，如今他們已經盡力。比利時聯邦移民國務秘書特奧．弗蘭肯表示，聯邦政府已決定盡快騰出5000個額外的難民住所，並將在2016年4月之前再新增1萬個難民住所。
難民的應對和安置是一個全球性問題，不是歐盟一家的事。美國、加拿大、俄羅斯、日本、印度、澳大利亞這些大國不能袖手旁觀，這也包括中國。現在的問題是，這些國家的輿論都在關注此事，一邊作高姿態，勸導歐洲國家接納這些難民；同時私下又暗中取笑，裝模作樣地談論「歐洲國家被難民佔領怎麼辦」。這實際上是一種非常虛偽的心態：一邊強迫行善者「捨己為人」，一邊又等着看行善者的笑話。為什麼這些國家不能分擔一下歐洲國家的負擔呢？
在可以預見的將來，隨着中東局勢進一步惡化，必將有更多難民選擇逃離。屆時，他們的目的地將不局限於歐洲。難民問題真正成為一個全球性問題。中國作為近年來經濟成就最突出的國家，也有可能成為難民心中的目標國。實際上，近十年來已經有數十萬非洲人、南亞人遷徙至中國。中國政府通過何種方式接受、安置，也是考驗之一。屆時，或許在聯合國相關機構的統籌下，通過G20、APEC、金磚峰會等平台解決全球難民配額問題。如何終結難民問題，齊澤克甚至展望「共產主義」：若全球資本主義的運作沒有轉變，非歐洲的難民也會同來自希臘與其他歐盟內部國家的移民匯合。「在我年輕的時候，這樣的組織性嘗試被稱之為共產主義。或許我們應該重新使用它。或許，從長遠來看，這是解決（難民危機）的唯一辦法。」
還有一點必須指出的是，人們普遍將難民視為一種負擔。實際上，只要處於一個適當的比例，外來的移民（未必是難民）對於一個國家的經濟、文化等方面，是帶有正面意義的。來自異質文化背景的移民具有某種「勢能」，能為移民國家帶來不同維度的創造力。德國近年來的經濟發展，也離不開移民們（包括難民們）的貢獻。最典型的事例是去年世界杯奪冠的德國足球隊，帶有外籍移民背景的球員佔了幾乎一半。一個樂於接受移民的國家，必然獲得經濟的活力與創造力，亦是一個包容且強大的國家。
所謂「世界和平」的願景，若沒有具體的行動，只是一句空話。在如今戰火不能平息的背景下，如何處理好難民問題，考驗的是國際社會，甚至是人類命運共同體。在這個大背景下，沒有人是旁觀者，每個國家——尤其是自我標榜和平穩定的國家，都應該做好體現責任的準備。
（馬立明，資深時事評論員、政治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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