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馮可強:抗議政治與年輕抗爭者

如果我們這些較年長者回憶起自己在青少年時期,不是也曾經被我們的上一輩看不順眼和諸多指摘嗎?
馮可強:香港年輕人的激進行為不是獨特現象,也不是因為香港的教育制度特別失敗。圖為香港大學。

2014年底,香港出現長達79天,以學生和青年人主導的「雨傘運動」。今年7月底,又有學生衝擊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會議的事件發生。不少人都慨嘆說,年輕一代是沒有法治觀念的被寵壞的孩子,甚至有位高權重的人公開痛罵學生是「小混蛋」、「暴民統治」、「文革紅衛兵」。

學生的部分行為是應該批評和否定的,但如果我們這些較年長者回憶起自己在青少年時期,不是也曾經被我們的上一輩看不順眼和諸多指摘嗎?世界不斷變化,時代不同了,作為父母或祖父母輩的我們,首先要了解和研究世界發展的趨勢,以及年輕一代的思想和行為模式的成因和特點,進而考慮如何有效地與青少年溝通,以及採取怎樣的相應對策。

抗議政治席捲全球

香港年輕人的激進行為不是獨特現象,也不是因為香港的教育制度特別失敗(當然香港的家庭和學校教育需要不斷檢討及改善),而是近幾年蔓延世界的「抗議政治」(protest politics)的組成部分。

群眾抗爭行動在不同歷史時期和地方都經常出現,數不勝數,可說是古已有之;但近幾年來,世界各地烽煙四起。正如2013年《經濟學人》雜誌發表一份特別報告(‘Rebels without a cause’,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的統計,在2009年至2013年的五年內,總共有約70個國家和地區(包括香港)發生了大大小小的群眾示威抗議,以致部分演變為佔領、衝突與暴力的事件;其中可劃分為三大類型──

(一)反專制政權和鼓吹民主,例如「阿拉伯之春」;

(二)較為傳統模式的社會不安,例如反對經濟緊縮政策、失業、貧窮和不公平等原因;

(三)「新社會運動」(new social movements),例如包含不同訴求的「佔領華爾街」等行動。

按照西方一些政治學者(如Ivan Krastev)的觀察和分析,現代抗爭行動具有新的模式,其中有兩個特點在這裏提出來與讀者討論。

網絡推動公民能量的爆發

數碼科技和社會媒體賦權予(empower)教育程度日高的年輕一代,令他們更強烈地覺得自己是獨立個體,應該掌握自己的命運、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他們是「我、我、我的一代」(‘the ME ME ME generation’-Time Magazine, May 20, 2013 ),通過網絡互相聯繫,時刻分享感受與經驗,又掌握世界各地群眾抗爭的資訊。

現代抗爭者(protestors)是憤怒的個人(angry individuals)。他們樂於聚合一起抗爭,共同創造及分享當中令人振奮和難忘的經驗,但他們不是一個集體或組織,沒有共同的理念或信仰。把他們臨時和鬆散地拉在一起的,是對現狀和事件的不滿和道德憤怒,無論是針對1%比99%的貧富懸殊、社會不公義、專制貪腐、污染環境,以至當權者某項政策或處事方法被視為不公正。

通過網絡世界,一次事件或某項政府政策,可以突然引發一場公民能量的爆發 (an eruption of civic energy),表達被賦權者的強烈不滿感受(frustration of the empowered),形成一種公民社會的「反對的主權」(negative sovereignty of civil society)。這種以網絡為中心的臨時集會行動,有時是在現場以集體討論和爭論作出決策,而非以組織、領導和意識形態等為基礎進行。

自由放任主義者(libertarians)相信個人的權利和自由,不信任政府,並反對政府任何形式的干預或過度的管治。現代抗爭者同樣反對被管治(being governed),因此具有自由放任主義者精神。

排斥性的民主

整體而言,千禧年代對權威、領袖、建制、政黨和主義等的信任逐步下降,而西方民主制度與全球金融資本的緊密結合,令其政府和代議政制在解決全球化帶來的各種弊端方面,顯得蒼白無力。因此,定期選舉和代議政制在愈來愈多選民心目中,已不是能夠帶來真正改變的有效機制。

但現代抗爭者沒有意圖去探討如何改變世界,亦不企圖建立什麼新的社會、制度、政權、政黨或政策去取代舊的一套。他們實踐一種沒有領袖、人人平等的直接民主(direct democracy),並在一個具體事件和情況中,以拒絕方式去行使人民的主權,所以是一種排斥性的民主(a democracy of rejection)。他們除了要求完全撤銷或推翻當權者的某項政策和決定,而排斥任何妥協和其他代替方案之外,還在抗爭過程中排斥領袖、排斥政黨的介入和領導、排斥法律制約和社會規範、排斥其他社會人士的感受和反對意見等等;抗爭因此可能會演變成為佔領、衝突與暴力。

排斥性的民主,違反了西方一向尊崇和實行的自由的民主(liberal democracy)中的包容、多元、法治等要素。政治學者Ivan Krastev稱之為「民主的分裂」(democracy disrupted)。

當權者的應有對策

以上是一些西方學者的概括分析,並非針對所有現代抗爭者而言。當權者為了維護社會安定與秩序,對違法的抗爭者當然應該及可以執法,以免社會逐步走向無政府狀態;但政府的主要功能亦包括盡力去協調和化解社會矛盾,讓社會能夠向前發展,而不是參與激化矛盾,令對立撕裂的社會掉入不斷向下滑落的漩渦裏。

政府的主要功能亦包括盡力去協調和化解社會矛盾,讓社會能夠向前發展,而不是參與激化矛盾,令對立撕裂的社會掉入不斷向下滑落的漩渦裏。

年輕一代是社會的未來主人翁,位高權重者尤其須要慎重考慮年輕人對社會未來發展的重要性,而不應只是抓住及放大學生的個別涉嫌違法違規的行為,而漠視或全面否定他們抗爭的原因和理據。年輕抗爭者多數時候是基於道德憤怒而以身試法,當權者在維持社會秩序之外,還需要用同理心和客觀分析,去審查及檢討原先的決定或政策是否有不足和可以改善之處。

年輕抗爭者多數時候是基於道德憤怒而以身試法,當權者在維持社會秩序之外,還需要用同理心和客觀分析,去審查及檢討原先的決定或政策是否有不足和可以改善之處。

另方面,亦需要鼓勵社會人士以多元角度,就自由、民主、公義、法治、暴力等基本概念和理論,與年輕一代平心靜氣地交流、溝通和深入討論,盡力去拉近大家對這些基本概念和理論的理解,共同探討社會發展的方向。

(馮可強,香港大學文學院畢業,香港政策研究所董事暨行政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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