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賤熊》第一集於2012年上映大獲好評，今年推出續集，雖然口碑不及前作，但繼續以人類與有生命的玩具熊的「兄弟情」作賣點，仍然有不少捧場客。熱鬧情節的背後，其實是美國政治社會文化的一幅浮世繪，沒有在美國生活的觀眾，並不容易理解其深層意義。

《賤熊》與《叮噹》

《賤熊》推出以來，不少人將之與日本漫畫《叮噹》（又譯《多啦A夢》）比較，卻鮮有探討兩者的差異。《賤熊》主角 John Bennett 小時候，收到一隻 Teddy Bear 作為聖誕禮物，祈願小熊有生命、能成為可以互動的玩伴，想不到願望成真；《叮噹》主角野比大雄則是個小學生，學業成績差，不時遭同學欺負，幸得22世紀機械貓叮噹乘坐時光機到來，不時出手相助，「兩人」成為玩伴。

不過，《叮噹》在日本社會的象徵意義，和《賤熊》的美國，幾乎是恰恰相反的。《叮噹》自1970年1月連載，此前日本工業高速發展，到1973年石油危機後，才錄得戰後首次經濟負增長，自此唯有依賴不可知的更高科技，也就是《叮噹》的未來世界、機械貓和法寶。日本藝術家村上隆在紐約策劃日本流行文化展覽時，說《叮噹》「代表着1970年代的日本，由於電子技術的發達，比起個人的知識與勤勉，反而預測利用機械來解決問題，呈現各種充滿着未來魅力的符號象徵」。1980年代中泡沫經濟爆破後，日本步入「失落的十年」，日本人尋找共鳴，卻開始從叮噹轉移到大雄身上，有學者甚至以叮噹和大雄的關係比喻美日關係，雖說比喻不倫，卻多少反映日本人面對經濟低迷的情感投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