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鄺健銘：余澎杉事件撼動新加坡模式？

余澎杉事件，令原已知名度很高的新加坡，得到更多世界關注。新加坡媒體形容，這件事令「世界各大媒體鬧得沸沸揚揚」，新馬港台的公民社會團體紛紛聲援余澎杉。來電訪問的好些記者朋友，其中一個關注點，便是重視國際形象的新加坡在處理事件時，會如何受國際輿論影響？　

新加坡重視國際形象，是因為這關乎到小國的生存方式──新加坡政府經常強調，在充滿變數的世界環境中，新加坡的成就全都得來不易，要生存的方法之一，便是增加與世界的聯繫，成為世界的不同樞紐，這包括資訊與教育領域。但若看近年趨勢，即使新加坡有此生存策略，但自2011年執政黨的支持度降至歷史新低，新加坡的言論自由空間便愈見狹窄，國際輿論壓力未必如想像中大。

強調操控 管制言論

這與新加坡模式對管治的理解有關。縱然管治可以有兩種不同理解──一種以國家為中心，強調操縱；另一種強調社會自主，國家扮演後援與協調角色──新加坡政府所抱持的，一直是第一種觀點。執政者眼中的民眾，只關心個人物質利益，沒有足夠智慧與能力，參與政事反會阻礙執政者「做正確的事」，因此信奉自上而下施政的精英主義。李光耀曾作比喻，大意是如果載滿全國官員的飛機失事，國家便無法生存。這成為新加坡管制言論的一大背景。

早在2010年，便已有一個相當能夠反映新加坡言論空間、但少有香港人注意的案例。該年，一名叫Alan Shadrake的英國記者，到新加坡為新書 Once a Jolly Hangman: Singapore Justice in the Dock 宣傳，新書內容批評新加坡死刑制度，結果該名英國記者被控刑事誹謗罪，在他所住的酒店被捕。

另一個例子，是新加坡在無國界記者公布的新聞自由排名，近年不斷下滑，由2013年在179個國家排名第149位，降至2015年180個國家中排第153位。

例子之三，是2013年6月，新加坡推出新法，加緊控制互聯網上的內容。新法的要求，是含新聞報導性質的網站都需要向政府申請牌照，申請後更需付一定數額的按金才可繼續營運下去。新政策引起社會不少反對聲音，民眾在6月舉行名為「Free My Internet」集會，大概有1500名新加坡公民出席──與2013年2月反對新加坡政府外來人口政策寬鬆、歷來最大型的數千人集會相比，那次集會的規模已相當可觀。集會前，新加坡網民發動相當有創意的行動，以喚醒國民對網上言論自由重要性的關注──有超過150個網站換上黑畫面，有些附上Free My Internet字樣，務求令網民感受失去言論自由的感覺。政策推出後，即連美國政府也曾公開表達「深切關注」。

最後一個例子，是為推動新加坡知識經濟，新加坡國立大學與美國著名大學耶魯大學合辦學院，推行融合了東西方研究的博雅（liberal arts）教育。成立過程不無爭議。對新加坡的狹窄言論空間如何影響耶魯校譽的憂慮，一直延續至2014年。耶魯－新加坡國立大學學院向新加坡政府申請，在校園播放被政府以「威脅國家安全」為由、禁止上映發行的電影《星國戀》，雖然申請成功，但仍引起耶魯教職員的批評，指需要向政府請示，足證學術自由已經受損、有違耶魯校風。

余澎杉被釋放之後， 新加坡民間媒體 The Online Citizen 的創辦人之一 Andrew Loh 在文章 Amos is free – but Government has questions to answer for ，質疑官方指控理據是否充分。他寫道，新加坡政府對余澎杉的其中一個有力指控，是其言論「傷害基督徒的感受」，但按Loh的觀察，沒有基督徒公開說被余澎杉的言論傷害，也沒有基督教領袖指摘余澎杉，反之，有超過一萬名基督徒聯署要求釋放余澎杉，亦有基督徒將余澎杉保釋外出。

余澎杉被釋放那天，即連新加坡傳媒也留意到，他的精神狀態與之前相比判若兩人，不免令人思索何以至此、新加坡模式是怎樣的一回事。新加坡副總理在今年7月3日才說過，如何孕育更有生命力的社會，為新加坡未來作準備──「我們需要培養年輕人敢言的文化。他們不用時刻言之有理……但他們需要有自己的想法。」

不過，著有《成長在李光耀時代》的李慧敏認為，言論自由議題的政治影響有限，原因是她「所接觸到的新加坡民眾來看，不少人對於言論空間的收緊，以及對於博客、異議分子被提控等事件表現得漠不關心，甚至反過來指摘這些反對派人士不守規矩」。

余澎杉事件的政治影響

那我們應如何理解余澎杉事件的政治影響──例如，這會如何影響即將舉行的新加坡大選？這可參考新加坡學者Donald Low在文章 Politics in 2065: Primal or pragmatic? 。文章指有兩大趨勢影響著新加坡的未來：一是各種高科技的普及應用，只會增加基層就業與生活壓力、增強社會怨氣；二是新加坡人有愈來愈不同的價值觀，對自己的政治身份也有愈來愈多的看法。

這有兩點啟示：其一，就價值觀而言，未來新加坡人不一定就不會關心言論自由議題；事實上，如果否定這點，就難以解釋為何2013年政府加強控制網上內容時，反對集會出席者眾、民眾相當積極力抗。

其二，是民生議題會增加新加坡人對言論空間收窄的敏感度，特別是當最近新加坡治理出現了好些失誤──首先是7月7日發生的新加坡地鐵大癱瘓，受影響的乘客超過25萬人，令好些新加坡人羨慕香港地鐵的服務質素；其次，新落成的組屋出現種種建築失誤，需要國會議員跟進。這都會為執政黨的形象打上折扣。

如李慧敏的觀察所言，「事故發生後，『主流媒體』在問責工作上表現得蒼白無力。儘管執政當局先前不斷試圖控制輿論，卻難以堵住網路上的眾多之口，反而需要做出更多努力平息民眾的怨氣。」這意味，新加坡政府的社會言論控制，多少也會影響執政黨未來的支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