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托魯奇去了哪一個中國?《末代皇帝》與相信勞動改造的國度
那些年,中國政府選擇信任歐洲左翼導演,把拍片許可變成一種重新打造國家品牌的手段,那部電影不容商量的條件就是必須由「共產黨員貝托魯奇」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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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中國政府選擇信任歐洲左翼導演,把拍片許可變成一種重新打造國家品牌的手段,那部電影不容商量的條件就是必須由「共產黨員貝托魯奇」拍攝。
「要不要一起去學潮州話?」前主播郭詠琴帶著媽媽去上課,一起回潮州考察,重拾家鄉記憶和語言,潮州話也成為她們跟婆婆的寶貴紐帶。語言令她們始終留一個位置,去留存著最實在的家鄉。
這些事情都是有良知和底線的科學人不屑於去做的事情。要把對待賀這件事情當成第一次面對新大陸,或者克隆羊那樣,是自欺欺人,無異於拔高了賀在這件事情上的位置。
媒介如窗口,不同的媒介以其不同的形態,構建着我們看待外部世界的角度和廣度。在娛樂至死和流量狂歡的時代,不妨先低頭審視,這扇窗的形狀,是否已成為我們看世界的形狀?
他承認,對於一些質疑,回應是慢了;他承認,民主派仍然難以跟本土派溝通;他承認,面對建制派「素人」陳凱欣,有時不知怎回應。但他強調,就算沒有大台,「政治」從來不能放一邊。
一開始,二十出頭的她們,在大學宿舍讀書、討論女性覺醒;接着,她們以裸露的胸部為「武器」,成了街頭激進抗議的代表。從基輔到巴黎,她們被描繪成「第三波」女性主義的先驅。一晃十年,曾經的先鋒,光環漸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