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排山倒海的photo-op,專門研究美國總統選舉工程的哈佛大學駐校學者Kiku Adatto發現,這幾十年來攝記和編輯都曾採用過不同的策略,來減少照片的政治宣傳效果。她以《紐約時報》為例,指出它起初較多刊登人物的大特寫和肖像照,來避免布景、黨徽、宣傳標語等出現在頭版。不過,在1992年,《紐約時報》的頭版刊登了一張照片,第一次利用廣角鏡把攝影記者們納入照片之內,而對象則是民主黨的克林頓。其後的幾屆總統選舉,這種伎倆出現得越來越頻密,而畫面的角度則越來越闊,為的是透過照片中「攝影師的存在來揭露photo-op的建構特質」。
這種嘗試刺破公關的廣角鏡風格,最為有名當數美國著名街頭攝影師Garry Winogrand的攝影計劃《Public Relations》
這兩個月,也許大家早已察覺到,街上佈滿了不同的臉孔:它們有時被貼在商店的門外,有時被掛在街市豬肉鋪的瘦肉旁,有時又被夜總會性感美女的海報圍着,有時又被冷落在黑暗的後巷之中。香港的區議會選舉期間,這些候選人的政治宣傳海報、單張、橫額和旗幟,幾乎一下子像浪潮般湧了出來,淹沒各屋邨商鋪街市道路。這些平時難得一見的陌生臉孔,連名字都喊不出來的候選人,就只能透過不斷複製的樣貌,讓選民留下一絲卑微的印象。
雖然政治肖像從來是建構形象和權力的重中之重,但這類區選的「宣傳臉孔」卻只能最基本地提醒大家候選人的存在,那些「西裝專業斯文LOOK」、「美白親民活力叔」的形象完全談不上印象深刻。他們當然不是輕視形象設計,造型和拍攝肯定是他們選舉工程中的重要一環,只不過基於選舉經費的上限規定和區選的不被重視,以及面對地方選民的功利實際傾向,他們都認為無須再花心思和資源搞大龍鳳,
精英制的評審口味促使金馬獎越來越向非主流的作者電影和冷門風格作品傾斜,甚至在基本心態上排斥商業片,儘管那已是商業片中的精品。
「小孩系列」、《爸媽不在家》等作品,已經成為新加坡電影的一種標誌,或謂新加坡的「軟實力」。與此同時,香港電影迅速被中國的龐大市場消化。
即便在執政黨內部,圍繞着胡耀邦這個政治符號的爭議也從未絕跡,不同的人們對於他的諸多政治主張存在着不同看法。隨着2015年的到來,留給執政黨思慮躊躇的時間越來越少。
雖然許多人記住胡耀邦、感念胡耀邦是因為他那些在共產黨內顯得不太「主流」的東西,但習近平講話中的胡耀邦,就是中共高級領導人的「標準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