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社會學家Michael Mann的《民主的陰暗面》是影響我最深的其中一本書。我和很多有理想主義底色，自認關心社會正義的人一樣，自小相信民主雖非萬能，但也是最能確保人類幸福的政治制度。但可惡的Mann在我青春年少時，把我的信條一條一條撕個粉碎：他說服了我，現代民主一天走不出國家的框架，demos（公民共同體）與ethnos（族裔共同體）就永遠都分不開，意味著國族主義既能催生民治理想，但對於公民身份的限制又會帶來對少數的壓迫，以至清洗。
打開各種媒體，巴勒斯坦的新聞好像證明了這一點。吳海倫在端十周年系列「人類命運不共同？」的開篇中講了一個故事：美國猶太學者、記者Peter Beinart一直都是自由派錫安主義者，支持兩國方案、提倡在作為猶太國家的以色列國旁邊，建立一個獨立的巴勒斯坦國作為歷史巴勒斯坦地區內的阿拉伯人的家園。但在Beinart親自前往西岸、見證了以色列的種族隔離基礎設施後，他在2020年在《紐時》發表了一篇題為「我不再相信一個猶太國家」的評論，公開與錫安主義運動決裂。他終於發現，一個「猶太國家」和一個「民主國家」兩者可能是矛盾的，一個又自由又民主又是猶太國家又不壓逼少數的以色列，只能存在他的幻想之中。他的結論是，一國方案是唯一的解法：「我們是時候去想像一個猶太人的家園，而不是一個猶太國家。」
這就是Mann說的，公民共同體和族裔共同體的矛盾。但這卻又是現代民主的本質。人們總是說，「以色列是中東唯一一個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tic）國家」。這話現在說來頗為諷刺，內塔尼亞胡身上背負幾宗貪腐案，而打仗轉移國內視線，簡直是威權國家鞏固政權的playbook 101。但以色列的確普遍被各種民主指數列為「民主」，長年的對巴勒斯坦人的種族隔離和壓迫，並沒有讓以色列的民主考核不合格，因為公民權利﹑人權﹑法治﹑安家樂業的可能性，的確給到了那些擁有猶太血統的「公民」－－即便他們可能來自美國﹑俄羅斯﹑歐洲，別說自己，連祖上不知幾多輩都沒踏足過這塊土地。
現在加沙已兩年戰禍，連月飢荒，而且以色列自戰爭之始已殺害超過270名記者。為甚麼沒人出手阻止？我讀過一篇曾參與調停1994年盧旺達屠殺的聯合國維和部隊軍官的回憶，他指西方國家當時拒絕出兵阻止屠殺，是因為他們真的不關心非洲人的生命：「我們只需要靜觀其變，讓他們彼此廝殺幾個星期，然後再進場收拾殘局。」結果屠殺「果然」只維持了100天，期間盧旺達死了近一百萬人。這個軍官諷刺說，如果是盧旺達境內的350隻大猩猩被殺戮，他們還更有可能出手介入。
人類歷史上每一次有「共同體」出現，同時出現的，就是被排除在共同體以外的人。《美國獨立宣言》起草時高喊「人人生而平等」，但平等的只有白人有產男性而不是女性和非洲奴隸；今日歐盟的盟歌是高舉博愛和人類團結理想的Ode to Joy，但仍然容許逃離敘利亞戰爭的難民溺斃地中海。
我常常在想，對遠方的「觀眾」而言，那些戴著頭巾，膚色黝黑的巴勒斯坦人，可能跟遊戲裡的NPC差不多，更別說是甚麼人類共同體的一員了。這些都是打開Netflix見不到的人：我們見不到他們牙牙學語﹑讀書考試﹑暗戀同學﹑談戀愛﹑初吻﹑初戀，和朋友鬧翻，為讀醫還是讀文學而跟父母抬槓﹑畢業﹑失戀﹑結婚﹑中年危機﹑婚姻失敗﹑生大病……我們見到的永遠只是被「誤炸」而奄奄一息的記者的屍體，或者在拿救援物資時被開槍射穿頭的青年，或被斷水斷糧餓得面黃肌瘦的小女孩。同是人類，我卻無法說我們和他們面對的，是同樣的「人的條件」（human condition）。學者Judith Butler提出過「可哀悼性」 (grievability）的概念：不是所有生命在全球媒體語境中都被視為同等「值得哀悼」的。有些生命因為不被敘述、不被視為「完整的人生」，從而變成「ungrievable」。在我們的時代，巴勒斯坦人就是被排除在共同體外的人，而這不單是政治權力的結果，當中還有媒體人﹑說故事的人的一份。
「人類命運不共同？」系列的作者們聚在一起聊天時，都忍不住說：「天天都想世界毀滅，怎麼想像共同體？」「每篇文章都好難以比較積極的方式收尾。」我第一次讀吳海倫的初稿時跟他說：「你最後有很努力end on a high note, good effort。」他說：「很可能失敗了，但總要試一下。」我說：「由它失敗吧。」我想大家心底裡都明白，作為一個對於他人的痛苦有基本同理與感知的人，要去認真地探究這些問題而不陷入虛無犬儒，都只好學會自嘲和為自己解套。而失敗是必然的。難道要一個人去平反世界的憂鬱？
而我也已經很久沒有去過西亞了。幾年後不知還會不會有「巴勒斯坦」。在設計「人類命運不共同？」系列時，我們的評論編輯雨欣問過我，有沒有曾經覺得自己是共同體的一部分。是她問了我才想起，在我一個人走過西亞的土地的時候，那些戴著頭巾，穿著長袍，膚色黝黑的人，是如何跟我這樣一個陌生人分享他們僅有的一切。在一無所有處，當人撕下所有標籤﹑面具﹑身份地位後，我們才最能窺見彼此的人性。
這些偶爾的，無心而短暫的交會，比一切又偉大又光明又正確的，被正經八百地印在某些鑲著金箔邊的文件裡的政治語言，給過我更多的希望。正是因為知道那些希望在人世最低處，我不崇拜盛大輝煌的閱兵儀式，也不像領導人們一樣渴望長生不老，我想這也算是普通人的道德勇氣吧。
評論區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