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人類命運不共同

我絕對不是一名國際法專家。在2023年10月之前，我甚至都算不上是一名國際政治的熱心讀者。成長於21世紀，全球化的速度像閃電劃過雲層的聲音一樣驚擾著我的耳膜。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裡，我想當然地假設人類生活在某種類似於「地球村」的共同體中，平穩的世界秩序軌道構成了我們日常生活的基礎設施，我們可以在此之上自由地溝通、交流，我們伸手就可以觸及彼此。如果有什麼災難發生，那麼一定是人與人之間產生了某種可怕的誤解而非蓄意的謀害。這是二十一世紀了，我們已經把第二次世界大戰遠遠地甩在身後，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是如此之近、我們每天通過各種媒介注視著他人的面孔，摧毀他人的也必將摧毀我們。我想象我們無法、也並不情願日復一日踩著他人的苦難生活下去。

荒謬的是，在2025年春的某個下午，我在圖書館裏捲入了與一名政治學學者之間的爭論。她擁有著俄羅斯/以色列雙重國籍，目前正就讀於北美的一所精英大學政治學系。我憑藉自己有限的知識向她頗為費力地論證為什麼以色列對加沙巴勒斯坦人持續了一年多的種族滅絕戰爭同時違反了國際法、人權和基本的人道主義精神，而她像教育幼兒園小孩子一樣向我耐心地解釋道：

「聽著。在我們政治學裏，你所引用的這一切都來源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建立起來的自由主義世界秩序。在那之前，國際政治的運作方式就是弱肉強食。很不幸的是，這就是現在發生在烏克蘭或者加沙的事情，這就是俄國和以色列思考問題的方式。這些國家有力量，所以沒有人能阻止他們去做任何他們想做的事情；而我是這些國家的公民，如果他們做的事情是對我有利的，我又為什麼要反對自己的國家？」

我反問她： 「根據這樣一套馬基雅維利式的規則，並沒有客觀存在的秩序來規範我們的具體行為。那麼現在我們有著不同的政治利益和觀點，這是不是意味著我們已經是敵人了？我們是不是根本沒有繼續對話的必要？而我的政治行動顯然已經破壞了你的國家的利益，那麼如果你能做到不被懲罰的話，你現在是不是應該殺了我？」

我很慶幸她（或許是出於對我們之間脆弱的友誼的考量）並沒有回答這個假設性的問題。我疑心如果足夠坦誠的話，她將給出的答案可能更接近是而非不是。

那場對話像噩夢一樣困擾著我。每天打開新聞，我都越發擔心可能她在某些方面是完全正確的：在絕對的權力不平等的現實下，擁有權力的人並不需要遵守任何規則。地球村和人類共同體是一場謊言——或者至少是無意義的空話。在這個共同體裡每個群體仍舊或多或少地延續著他們古老的勞動分工，有些負責享受現代化和全球化的果實，有些負責被壓迫、摧毀、成為我們引以為豪的文明的燃料。我們的命運仍舊緊密相連，但可能是以一種壞的方式。

當然，今天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者們顯然比我的這位對話者要更聰明一點，並不會把這麼血腥的定律赤裸裸地擺在台面上當成既定事實。相反，他們像是一個極權系統裏的警察或者是精神病院裏的醫生，總是能對下位者們隨時甩出各種不切實際的承諾。與此同時，他們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撒謊、含糊其辭、顧左右而言他；而弱者一旦提出令人不快的問題或是做出掙扎就免不了一番毒打。

再沒有例子比以色列對加沙記者明目張膽的暗殺更說明這一問題。2025年8月10日，以色列定點轟炸了醫院邊的記者營帳，殺死了半島電台的記者Anas Al-Sharif和他的三名同事；在此之前，作為加沙的代表性發聲者，Al-Sharif長期受到來自以色列軍隊「要麼閉嘴要麼死」的威脅，而在以色列正式發動軍事佔領加沙的計劃前夕，他們決定殺死這位以色列暴行的重要見證者。

自從開戰以來，以色列已經謀殺了兩百多名在加沙的記者，大多數時候他們都閃爍其詞，給出些「這是連帶傷害」、「附近有恐怖分子」、「我們不是故意破壞國際法的」之類之類的搪塞。而這一次他們光榮地宣稱這是他們有意的軍事行動——他們聲稱Al-Sharif是哈馬斯的一名高級指揮官。

正如政治分析家Mouin Rabbani在和英國記者Owen Jones的對話中所說，以色列對此給出的「證據」極其粗糙且自相矛盾，但以色列並不是想要通過這些證據去說服任何人——相信他們的人不需要這些證據也會馬首是瞻，而這些證據本身顯然是劣質的謊言。他們只是借用自己在國際舞台上行之有效的國家地位把自己的謊言變成「中立的」主流媒體必須要認真對待的「官方說法」和「尚待驗證的潛在真相」，而等媒體把他們潑天灑出的謊言一一驗證完、嘗試使他們對自己的言行負責，幾個月已經過去，人們也已經忘了Al-Sharif的死。

而以色列呢？它的忠實盟友美國在聯合國內部握著一票否決權、甚至願意為其制裁國際法院的專員。以色列根本不需要對任何事情負責。當以色列代表在聯合國會議上用中國義烏產的碎紙機粉碎聯合國憲章，國際法院和聯合國只能兩手一攤，來自第三世界國家的代表們則在力所能及之處流下幾滴純潔的淚水——這就是我們身處其中的世界。

這麼說來，我們確實經常像幼兒園裏的小孩子一樣緊緊攥著那張帝國們寫在衛生紙上的空頭支票、忍氣吞聲，天真地相信著或許我們只要足夠忍氣吞聲、足夠聽話，這張支票有朝一日就還能部分兌現。壓迫者們並不宣稱他們的承諾無效，而只是堂而皇之地背叛承諾並阻止任何人將其指出。而我們對這場謊言相信了太久、投入了太多，以至於沒有發覺自己已經成為了謊言的一部分。謊言已經成為了我們唯一的語言。

從兩個國家到一個國家到沒有國家

我顯然不是最後一個從某種關於人類共同體的幻想中醒悟的人。

直到2020年以前，美國猶太學者、記者Peter Beinart一直都是自由主義錫安主義運動在以色列之外的嘹亮的發言人。在錫安主義（又稱猶太復國主義）這一分支的理想中，以色列應該是一個符合國際價值觀、遵守國際法的自由民主國家，因而不應該參與到對於巴勒斯坦人的壓迫中。他們支持兩國方案、提倡在作為猶太國家的以色列國旁邊安裝聯合國的決議建立一個獨立的巴勒斯坦國作為歷史巴勒斯坦地區內的阿拉伯人的家園，同時反對左翼對於以色列國本身作為一個單一民族至上的猶太國家合法性的攻擊。

而在2020年，Beinart在紐約時報發表了名為「我不再相信一個猶太國家」的評論，呼籲改變以色列國的民族主義性質、允許在以色列建國和擴張過程中被驅逐出家園的巴勒斯坦人回歸、建立一個多民族的民主國家，並自此正式與錫安主義運動決裂。據他自己所說，改變他的重要經歷是親自前往西岸、見證了以色列的種族隔離基礎設施（定居點、隔離牆、檢查站⋯⋯）已經徹底將西岸割裂成碎片且在軍事上控制了整個西岸——巴勒斯坦已經在現實中成為了以色列國社會經濟系統的一部分，而巴勒斯坦人仍舊生活在種族隔離與壓迫之下。

或許由於他的讀者主要是西方左翼和分布在全球的離散猶太人社群，Beinart長期以來對於一國方案的全部論據就根植於一個「共同體」假設：如果巴勒斯坦人的日子不好過，那麼以色列猶太人的日子也必然不會好過。當然，他譴責任何傷害猶太社群的行為，堅決反對哈馬斯的武裝分支在2023年10月7日發起的對以色列的襲擊，但在他2025年的著作《在加沙的毀滅之後做一個猶太人：一段反思》中，他試圖向讀者們證明那場血腥的襲擊具有某種歷史必然性：哈馬斯的領導人中許多是早年在以色列對加沙的襲擊中喪失了親人的小孩；加沙的高失業率和高心理疾病率使得加沙青年成為武裝團體的理想後備軍；加沙武裝力量的武器許多就來自於以色列投到加沙土地上的啞彈和武器殘留。

換言之，他以自己的方式重述了反殖民主義理論家法農的名言：「在被殖民民眾內部爆發出來的暴力，和殖民體制所施展的暴力成正比。」哈馬斯的暴力是以色列的暴力的鏡像。因此，Beinart接著論證道，如果作為壓迫者的以色列人想要安全，他們就需要放棄對巴勒斯坦人的壓迫，在一個多民族民主國家的範疇內使得巴勒斯坦人先獲得安全，因為兩個民族的命運是如此息息相關，仇恨的火焰會反過頭來燒到自己的身上。

這真的可能嗎？

截止我寫作時的2025年8月21日，加沙的死亡人數已經達到62000人。如果你是一個有著50個在世親屬的加沙人，有將近80%的概率你的親屬中已經有一人遭到殺害，且有近20%的概率死者是你的直系親屬：父母、配偶、子女、兄弟姐妹。

想像那個撫養你長大的老人死於無人機的轟炸，想象你姊妹的十歲孩子在食物分發點附近被以色列狙擊手擊穿頭部，想象新生兒因缺乏食物死在你的面前。這足以徹底改變你嗎？

Mohammed Zraiy，「一個民主國家倡議」（one demorcratic state initiative）在加沙的協調員，在8月18日的一條Instagram貼文中寫道：「加沙的每個人，即使是那些已經習慣了大災難（Nakba）的人，都已經變得更加極端了。他們所說的話並不是一種連貫的政治意識，而是憤怒、仇恨和一種對於復仇的強烈慾望，即想要看到每個以色列人受苦。這就是種族滅絕的必然結果。之後加沙人或許會尋求減少和以色列之間衝突的方案，但兩百萬人心中仍有餘燼在燃燒。我的表兄弟和他的妻子被一發坦克炮彈炸死了。他們十四歲的兒子Ahmad告訴我：我想把世界上所有的猶太人都殺了。這是一句殘酷、極端的話，我平時對類似的極端主義非常敏感——我會十分生氣並且把說這種話的人大罵一頓——這次我什麼話都說不出口。我能對這個正在幫醫護人員收集他母親的遺骸的小孩——他的母親在廚房做飯時被坦克炮彈殺死了——說些什麼呢？」

答案是呼之欲出的。在這次種族滅絕的嘗試之後，倖存的加沙人不會想與以色列人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如此規模的暴力不會製造出純潔高尚的聖人，如此規模的罪惡永遠不會得到原諒。

故事更加顯而易見的另一半是，以色列社會與其政府從來沒有認真嘗試過給予巴勒斯坦人安全：從前不會，現在不會，以後也不會。這個八月，內塔尼亞胡不顧全世界人的憤怒、宣布了全部佔領加沙的軍事計劃；以色列財政部長Bezalel Smotrich批准了新的大規模西岸定居殖民計劃，將西岸現存的巴勒斯坦領土從中隔成兩半，徹底破壞了巴勒斯坦獨立建國的可能。如果說為了停止仇恨的循環只有和解這一途是某種現代人的常識，那麼還有另一種被我們斥責為野蠻、前現代的常識（我們只是假裝漫長的人類文明在道德方面是螺旋上升的、已將絕對的野蠻從所有人的心中刪除了）——恐嚇、驅逐，甚至是徹底的屠戮。這就是以色列眼下所遵循的劇本。

2025年5月，Beinart在哈佛神學院的新書分享會中承認：「我可能完全錯了。」他提到特朗普上台之後曾一度提出將所有加沙人全都強行驅離、在加沙建立「特朗普海灘」的「美好願景」。出乎他意料的是，不僅以色列的右翼政府開始吹捧這一宣言，即使在以色列所謂的自由派「左翼」政客的發言中，大家也對此並不排斥、甚至對特朗普的「獨特創意」表示讚許。他想到白人殖民者在美洲大陸上定居時對於原住民的殘酷屠殺，並從根本上使得可以被稱之為一獨立「民族」的原住民不復存在。

他終於意識到這是以色列正在實施的計畫：種族滅絕。（當然，他自己沒有用Genocide這個詞。）這一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分子此前想破頭也想不到的是，在2020年代，人類已經有了飛機、互聯網、區塊鏈、比特幣、自貿區、電信詐騙、瘋馬秀、筋膜槍，但大規模屠戮相鄰民族並使其在物理上消失仍然是一種能被擺在檯面上的「解決」衝突的方案。

Peter Beinart是個好人，但和許多其他好人一樣，他被時代前進的列車遠遠地甩在身後了。

人類命運共同嗎？

在納粹德國將死之時，希姆勒和其他納粹頭子給出了一項提案，希望建立一個「調解委員會」來對納粹暴行的猶太死者和倖存者們進行補償——許多當時的德國民衆似乎也對這個點子頗為歡迎。漢娜·阿倫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將這一詞匯稱為「令人髮指的陳詞濫調（Outrageous Cliche）」：「這個捏造出來的常用詞匯全然罔顧了人們在其中生活了十二年的現實。」

「人類命運共同體」難道不也是一種類似的陳詞濫調嗎？是的，在全球化時代，人類的命運是共同的。但是以什麼方式共同呢？剝削、壓迫、戰爭、甚至是屠殺，難道不都是將人類的命運緊緊相連的方式嗎？世界上沒有什麼比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命運更加密不可分。以色列每天都在從巴勒斯坦人的苦難中獲利，當巴勒斯坦徹底消失，以色列就能獲得巴勒斯坦人曾經擁有的一切——我們甚至可以稱之為一種「我的命運裏沒有你最好」式的「命運共同體」。難道許多社群、國家和民族的關係不也處在類似的「命運共同體」之中嗎？

在最好的情況下，這也只是一句毫無意義的同義反復，是投機者的遮羞布和假裝中立的政治託詞。 「人類命運共同體」 給出了一種對於災難的官僚主義闡釋，好像任何人類之間的問題都能夠通過穿著西裝的各種合作組織官僚之間的協商得到妥善解決。他們坐在五顔六色、畫滿星星的旗幟下會談，討論如何分割領土、買賣資源、交換囚犯、重組債務、領導人會議的頻率、新聞發言稿的措辭、人造饑荒的規模與烈度。

在這些官僚話語的背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榮譽成員們都在做什麼呢？如果有人想起來問的話，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會堅定支持兩國方案和巴勒斯坦人的領土主權。與此同時，中國駐以色列大使肖軍正從未公開對以色列在西岸與加沙的暴行說過半句壞話，彷彿他的全部工作就是到訪以色列的科技園和貿易港，並且在以色列報紙上發布名為《中國的發展可以引領中以合作新時代》之類的文章。

2024年，中國是以色列的第一大出口商、第三大進口商，向以色列出口貨物高達191億美元——美國和德國這些以色列異父異母的親兄弟們連中國的一個零頭都趕不上。以色列用以屠殺加沙民衆的主要無人機品牌是大疆和道通——一個是中國品牌，另一個也是中國品牌。中國品牌便宜、好用、暢銷世界，流離失所的加沙巴勒斯坦人在廢墟中的流動市場上買到的襪子和洗衣粉產自中國，盤旋于他們頭頂的殺人機器也產自中國。這難道不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真實寫照嗎？

人類命運共同體僅僅關乎於一個想象中的人類。這個人類的命運是進步的、欣欣向榮的，這個人類的未來取決於科技、經濟和貿易（其中往往沒有文化），取決於人類的火車有多快、GDP數字有多大、火箭飛得有多高。在這個人類命運共同體裏，毀滅與建設同樣是經濟，屠殺與餬口同樣是貿易。如果以色列從中國這裏買無人機毀滅了加沙，又從中國這裏買鋼筋水泥、進口勞動力將加沙重建成了特朗普海灘，那麼中國就可以掙兩倍的錢、雙倍地對人類命運共同體做出貢獻。

在這個人類命運共同體裏，具體的個人的命運屬於抽象的哲學領域，這種不產生經濟價值的過度思考將隨著中國和美國一起裁撤大學資金的浪潮被拋進歷史的垃圾堆裏（是的，我們這些作者們正從芬芳的垃圾堆深處向你們喊話）。如果有幸生活在2025年的世界，漢娜·阿倫特會失業，羅爾斯會在紐約時報上怒發十條評論文章、然後攜家帶口移民加拿大，馬丁·布伯會被以色列政府怒斥為被反猶主義洗腦的猶太叛徒。

在這個人類命運共同體裏，許多人、許多語言、許多土地、許多文化正成為歷史的剩餘，他們的命運可以被電視綜藝節目用「遠方的哭聲」一詞輕而易舉地概括，而感到手無縛鷄之力的第一世界年輕人們正日復一日地用夜店、大麻和Instagram Reels蕩滌自己愧疚的心靈。

零的共同體

2025年6月9日，我隨我的朋友艾莉一起去拜訪了約旦河西岸Masafer Yatta的巴勒斯坦村莊Umm al-Khair：整個村莊是荒漠中的一片綠洲，被挾持在兩塊以色列定居點的中間。村莊裏的所有人都住在臨時搭建的三夾板房裏，因為以色列軍隊一次又一次地摧毀了他們的建築，但他們仍舊不願意離開自己的家園。

Umm al-Khair是個奇怪的地方。踏進村子的那一刻，在路邊玩腳踏車的小孩們紛紛跑上來同我握手，向我介紹他們的名字；幾個英國猶太女生正坐在一戶人家門口和牙牙學語的稚童一起唱歌；採收鼠尾草的年輕人們從另一邊的田地裏向我揮手，叫我去喝茶；紋著兩條大花臂的意大利人剛剛睡醒，端著咖啡在村子裏遊蕩；住在對面定居點的以色列人在Umm al-Khair村邊的路口來來回回地開著大功率拖拉機發出巨大的噪音，故意把尾氣和灰塵揚進村子的田地裏。

從十年前，這個村莊就開始接待來自世界各地的願意支持巴勒斯坦的人來當地做客。這些來訪的外國人裏有職業的國際社會活動家和記者，有利用假期或者探親的時間來短暫停留的以色列猶太人，也有我這種莫名其妙的、和朋友一起來轉轉的陌生人。人們一起喝茶、聊天，教小孩子念書，也有的人會在當地人家裏住上幾個月，和巴勒斯坦人一起守夜——隔壁定居點的以色列人會在半夜用鉗子破壞籬笆，襲擊巴勒斯坦人的作物和牲畜。

那天晚上，我在艾莉的朋友家裏吃了晚飯。那位朋友叫Awdah Hathaleen，是村子裏的英語老師和反佔領活動家，那天晚上他正在巴勒斯坦與約旦邊境排隊等待出關、前往美國做一系列關於巴勒斯坦人的生活與抗爭的演講，所以我沒能見到他。在回耶路撒冷的車上，艾莉告訴我，Awdah是個好笑的家夥，我也是個好笑的家夥，所以我們有一天肯定能成為朋友。

7月28日，Awdah在Umm al-Khair被一名前來騷擾居民的定居者開槍射殺，所以我們最終沒能成為朋友。

無論如何，當我試圖為某種真誠的人類共同體找到些許綫索，我總會想起在Umm al-Khair的那個晚上，Awdah的妻子為所有人做了兩大鍋鷄肉燜飯，來自地中海、太平洋和大西洋沿岸不同城市的各種膚色的人們坐在這個約旦河西岸的村莊裏一起吃飯聊天，抵禦鷄肉飯免遭周圍可愛的流浪貓們的襲擊。在一百米遠的地方，以色列定居點的豪宅裏正播放著震天響的音樂，一棟造了一半的瞭望塔上閃著紅色的探照燈、遠遠地俯視著我們。那天晚上，我在筆記裏寫道：「我第一次意識到原來烏託邦就在現在，在殖民者暴力的陰影下，在辛勞工作和共同抗爭所生成的愛與關懷裏，在今天和難以承受的明天的短暫間隙中。」

坐在那張飯桌上的人的命運絕不共同。我僅僅停留了半天。有些人會住上幾天、幾個月、甚至幾年，但所有人最終都會離開。我們會回到加利福尼亞、紐約、倫敦——那些遠在以色列定居者和軍隊槍口之外的地方。我們會自由地呼吸和生活，每天在溫暖的房屋中醒來、不帶一絲恐懼地睡去。而巴勒斯坦人則將永遠留在這裏。他們沒有權利、沒有國籍、沒有基礎設施和GDP，僅有的是每天都在被奪走的家園和無法被奪走的對故土的愛。對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而言，唯一的離開方式就是通過死亡，就像Awdah那樣。

在Beinart編輯的《猶太思潮（Jewish Currents）》給Awdah Hathaleen的悼詞裏，兩位猶太作家寫道：

「Awdah常提醒我們貝都因人的咖啡傳統：第一杯被稱為「al-haif」，是給客人的一杯，象徵禮貌的款待；第二杯是「al-dhaif」，代表享受與友善的夥伴情誼；第三杯是「al-kaif」，是為了品味咖啡本身的味道而喝的一杯；而第四杯則是「al-saif」，也就是「劍之杯」。如果你喝到第四杯咖啡，就意味著你有義務與你的主人一同戰鬥，對抗任何意圖傷害他們的勢力——這種待客之道轉化了「客人」與「主人」的身份，通過形成一個防衛與團結的單位，巧妙地顛覆了這些分類。在過去的十年裡，我們早已喝過了第四杯咖啡，並將繼續與我們的主人一同為未來的抗爭而奮鬥，準備好與Masafer Yatta的人民並肩對抗即將到來的襲擊。」

在那個巴勒斯坦的傍晚、那個極其狹小的時間和空間裏，我無比確信，共同體是存在著的，而且不由任何外在的身份或是秩序強加給我們、不依賴任何宣言與謊言。如果那一刻以色列定居點裏有人拿著槍衝出來，我們會手牽著手迎著槍口走上前去。如果他們要殺死那個巴勒斯坦人，他們要先殺死那個美國人、英國人、以色列人和大陸人。在我們的命運遠非共同的時候，我們會在友誼與抗爭中連結起來；如果我們想要認真地對待任何共同體的概念，那麼我們就需要時刻在我們這個時代的暴力面前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並且牢牢握住我們可以信任的另一雙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