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上學像坐監一樣，在課室不能動，不能喝水，不能吃東西，不能去洗手間，不能亂說話。」「現在這所學校令我有自信心，有安全感和自由。」「局長，我想請問一下，為什麼國際學校能做到（happy learning），傳統學校卻做不到？」

近來，在社交媒體上，陳禹齡小朋友於2017年在香港立法會的發言不時引來網民轉載討論。當時立法會就防止學童自殺問題舉行公聽會，從傳統小學轉到國際學校的小四學生陳禹齡當面質問時任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場內響起雷鳴掌聲。在同一個場合中，另一位小三學生黃塱寬直言學習令身心俱疲，「返學校好似俾石頭壓住我」，反問局長「你們知不知道我們需要什麼？可不可以改變這個教育制度啊？」

這次公聽會是香港立法會罕有有小學生發言，並當面質問局長。當時香港爆發學童自殺潮，政府發佈報告，指實證分析顯示學生自殺與教育系統「無明顯和直接關係」，很多立法會議員、家長團體和公眾不滿此論，紛紛在議事堂控訴香港的教育制度，表達香港中小學生的感受和需要。八年過去，香港的教育制度並沒有根本性改變，那這一代的香港學童正面對什麼呢？他們快樂嗎？有什麼混沌事？成長有哪些苦與樂？

在2025年的又一個開學日，端傳媒整理多個調查和研究數據，希望提供理解香港中小學生的視角。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但數據或許能告訴我們，香港學童的群像、宏觀處境和結構特徵。

中小學生概況與世代經驗

香港是全球出生率最低的地區之一。在過去二十年，香港的中小學人數持續下降，全日制普通中小學生人數從2003年的近94萬人，下跌至2023年的65萬人。

根據政府統計處2021年的人口普查，香港中小學生的主流特徵是：香港出生、華人以及慣用廣東話。在出生地點方面，88.55%的6-17歲人口在香港出生，另有8.7%在中國大陸、澳門或台灣出生。而香港6-17歲人口中有93.26%是華人，2.40%是南亞裔人士，1.03%為白人。

在語言方面，廣東話是香港兒童人口在家中最慣用的交談語言， 在2021年有88.3%的兒童報稱廣東話為他們在家中最慣用的交談語言。與此同時，能說普通話及英語兒童比例上升，2011年的兒童當中分別只有61.8%及61.0%報稱能說普通話及英語，有關比例在2021年已分別上升至69.9%及 91.1%。

2010年代香港步入社運年代，爆發多場政治運動；在2020年，香港則經歷國安法立法和新冠疫情爆發，現時香港的中小學生都是成長於2010年代之後，構成獨特的世代經驗。

比如新學年的中六學生，他們大概在北京奧運會舉辦的2008年出生，4歲時香港發生反國教運動，6歲（小一）爆發雨傘運動，11歲（小六）時爆發反修例運動，12歲（中一）新冠疫情爆發。在六年中學生活中，他們有三年都在疫情中渡過，到15歲（中四）疫情才結束，恢復正常的上課和社交生活。

活在時間表中：學習時間比返工長

中小學作為強制教育，每天學童都要活在固定的學習時間表中。港府至今沒全面調查全港各級學生的時間運用情況 （包括學習及休息時間)），但據估算學童的學習時間比打工仔長。

根據2018年立法會整理的計算，香港學生的每週學習時間（包括上課日及周末學習時間）約55小時，比2023年的香港僱員每周工作時數中位數的43.2小時多10小時。當中，香港中小學生上課日一般上課約7小時（包括午膳及小息），放學後的家課時間為2小時，私人補習時間為0.7小時，即是上課日學生的平均學習時間約為10小時。

值得注意的是，教育局建議全日制小學生「每日留校7小時」及有「大概1小時在校的午餐時間」，但很多小學的留校時間都「加鐘」，而午膳時間則被蠶食。以全港最多小學的元朗區為例，端傳媒統計該區50間小學的時間表，發現有近七成小學的留校時間超過7小時，最長的達7小時45分鐘。另外，三成小學的午膳時間不足1小時，可見不少學生需在匆忙的時間中完成午間進食與休息。

除了學習，香港中小學的時間花在哪裡？

成長於數碼年代，香港中小學生習慣使用電子儀器娛樂。衛生署的數據顯示，43.3%的小學生表示在一般上課日花2小時或以上使用互聯網或電子屏幕產品作娛樂用途，比例比疫情時更高。而中學生的相應比例則更高，有80.9%的中學生花2小時或以上時間。

根據救助兒童會在2022年的調查，香港大部份（93%）的中學生在社交媒體或遊戲網站上都有帳戶，最受歡迎的社交平台是 Instagram，有63%香港年輕人註冊使用，而最受歡迎的網絡遊戲是《絕地求生》 (PUBG)。該調查同時指出，67%的青少年每周在網上學習新事物；81%在社交媒體和即時通訊軟件之外，也使用互聯網參與社交活動；40%則每月透過互聯網參與藝術及創作。

在線下，香港中小學童則普遍沒有足夠時間運動和睡眠。衛生署數據顯示，92.9%小學生和96.1%中學生沒有每天進行最少60分鐘中等至劇烈強度的體能活動。此外，衛生署建議6-12歲的孩童每天需要9至12小時睡眠，而13-18歲的孩童則每天需要8至10小時睡眠，但有43.6%小學生在上課日前的晚上的睡眠時間不足8小時，中學生的相應比例則更高，高達81.6%睡眠時間不足。

我的（不）快樂時代：越長大越不開心

今日的香港學童快樂嗎？嶺南大學曾對3536名學童（9間小學，10間中學）進行調查，於2024年10月發表《2023-2024香港學童快樂與生命教育指數》。

問及「總的來說，你感到快樂還是不快樂？」（0分很不快樂，10分十分快樂），整體學童的快樂指數是6.75分，相關指數2017年是6.79分。而被問到「總的來說，你感到活在世上很有價值？」（0分很不同意，10分十分同意），整體學童的生命價值感為6.74分，遠較2017年的7.27為低。

細分年級來看，年級上升，快樂指數總體降低，如小四學生的快樂指數為7.26分，中五學生則為5.98。與此類似的是，學生年級愈高，對「活在世上很有價值」 的認同感愈低，小四學生的生命價值感有7.34分，但中五學生只有5.92分。

那現在的香港中小學生做什麼比較開心呢？根據2019年香港小童群益會對1083份6-17歲兒童問卷做的調查，在有預設選項的「感到最快樂的十件事情」問卷中，兒童選擇最多的是「放假」（56.7%），其次是「玩手機 / 打機」（43.9%）和「和朋友一齊玩」（37.2%）。而「讀書成績好」的選擇比例不高，只有23.5%，位列倒數第二。

在同一個調查中，問及最常玩的十類遊戲，電子/手機遊戲佔主導(75.4%)，遙遙領先於桌上遊戲(30.9%)、填色/畫畫(24.0%)、玩公園/遊樂場的設施（22.8%）與玩具（22.7%）。

也許正因為中小學生熱衷於電子遊戲，嶺南大學的快樂指數調查顯示，「打機時間」是第二大學童和父母/監護人出現爭執的原因，比例高達44%，僅次於「功課/成績」（53%）。

如果沒有預設選項，那麼中小學生特別開心和不開心的事是什麼呢？嶺南大學的快樂指數調查問及這個問題，學童表示開心的事有考試表現好、朋友關心自己、玩樂開心，如學生説「有固定的心事台，有同學一起聊八卦/不開心」，也有學童表示，「每星期都有羽毛球球，可以和師姐玩，我很輕鬆，暫時忘记煩惱。」有學童亦表示，「學校的地下室有鋼琴，我能夠使用這鋼琴是我特別開心。」；「雨天使我特別開心。」

至於特別不開心的事，學業壓力、人際關係、老師言行、欺凌和被取笑是常見的回答。有學童回答，「整個學校已經令我感到悲傷」，「特别不开心的事就是感觉老师很不尊重同学，有些同学也是，在学校，简直周够了，常常用一堂课的时间来骂人，还在那内涵同学们。」也有學童說，「同學經常改我花名(接近25個)，同學不明白我的感受，認為只是講笑，雖然我沒有介意，但他們改花名來取笑我。」

成長的重擔、焦慮、人際傷害

長大是社會化的過程，也是外在標準期望與自我碰撞的過程，多個數據都揭示香港中小學生面對的各種壓力、焦慮，與痛苦。

根據嶺南大學的調查，香港小四至中五學童的學業壓力指數平均分是3.46分（5分滿分）。除了學業，學童也面對校園活動和課外活動的壓力，活動壓力指數平均分也達2.78分。

課業繁重，亦在身體上對學童構成重擔。民建聯在2019年的調查發現，共有86%受訪學童的書包過重（書包重量超過體重十分之一），學童書包平均重量達9.46磅；有體重77.9磅的小二生，書包重達22磅，書包重量佔其體重近三成。

在成績主導和高度競爭的環境中，有研究發現青少年有倦怠傾向，甚至休息也感到內疚。突破機構訪問10-29歲青少年（65.3%為10-19歲），發現有44.0%受訪者因應付學業或工作使身心俱疲，23.8%受訪者更表示即使盡力，仍覺愈來愈難達到學習或工作要求，另外有4成（39.5%）後悔用時間去休息，為玩樂而內疚。

身體髮膚，受諸父母，但不是所有人都滿意自己的外貌，尤其是社會形塑特定的審美標準，容易產生容貌焦慮。根據香港家計會的調查，只有25.5%的中一至中二男生滿意自己的外貌，28.1%的中三至中六男生滿意自己的外貌。而無論是初中還是高中，女生對自己的外貌普遍更不滿意，只有22.7%的中一至中二女生滿意自己的外貌，23.1%的中三至中六女生滿意自己的外貌。

在長大過程中，香港中小學在群體生活中也面對人際傷害，尤其嚴重的是欺凌問題。人際中的惡意行為有時是性格問題、難以控制情緒，有時是為了在同學中建立地位，獲得權力和關注，但更多時也是因為無法接納他人的差異。根據嶺南大學的調查，18.6%的受訪小四至中五學童在過去一年曾受肢體欺凌，21.5%的受訪學童則遭言語欺凌，即大約每五個學生就有一人遭欺凌。

成長於數碼年代，欺凌現象也出現在網絡上。根據路德會在2024年的調查，近半中學生曾網絡欺凌他人，兩成人曾遭欺凌。最常出現的欺凌行為包括將私人資訊截圖傳送給第三方或上傳到社交媒體（29%）；發帖文或投稿嘲笑、指責、攻擊或侮辱他人（27%）；轉載或讚好欺凌信息（27%）。

而被欺凌者未必會求助，47%表示怕把事情「愈搞愈大」，終只會自己承受；44%受害者怕別人不相信自己，找不到合適的求助對象，且害怕被進一步欺凌及報復的情況，故更難以求助。

在種種壓力和焦慮中，近年來香港學童的精神健康狀況受到關住。根據香港中文大學2023年的調查，近四分之一（24.4%）的6-17歲受訪學生受精神疾病困擾，當中有6.1%受訪學生患焦慮症、5.4%患抑鬱症。調查同時發現，6歲至17歲學生中有6.9%於2023年曾出現自殺行為，其中3.9%有自殺念頭、1.1%曾企圖自殺。

過去十年間，香港學生的自殺死亡人數增加兩倍。在2014年，香港有9名學童自殺身亡，到2024年有28名學童自殺死亡。今年頭五個月，據報至少有15個學童懷疑以自殺結束生命。

不平等的成長：貧窮兒童、物質匱乏

香港是貧富懸殊的社會，有經濟狀況不平等的大人就有不平等的中小學生。富裕家庭的中小學生，與貧窮家庭的學童，經歷的是不平等的成長歷程。

根據統計處資料，2021年香港住戶月收入中位數為27650港元，居住於月收入6萬-10萬以上家庭的兒童數目佔比31.2%。家庭收入不同，接受的教育亦截然不同。香港中小學生的主流教育選擇是公營學校，而在私立國際學校和本地私立學校的兒童當中，家庭住戶每月收入為6萬元及以上的分別佔75.9%及69.9%， 直接資助計劃學校的相應比例為46.8%。

家庭收入的差距亦反映在香港中小學生的居住空間。在2021年，有兒童居住的家庭住戶中，47.2%的居所樓面面積為40平方米至少於70平方米，其次為20平方米至少於40平方米（34.4%）。在2021年，28.8%的6至11歲的兒童和18.2%的12至17歲兒童與外傭居住。

值得關注的是貧窮兒童的情況。根據社區組織協會與兒童權利關注會的調查，2023年全港共有95.6萬名18歲以下的兒童，當中21.5萬名兒童生活在住戶入息中位數一半以下的貧窮家庭。換言之，香港兒童貧窮率為22.5%，約每五名兒童之中，便有一名生活在貧窮境況。

在居住空間方面，社區組織協會引述統計資料，顯示居於劏房、板間房、天台屋等不適切居所的人口逾22萬，當中包括3.4萬名兒童（15歲以下）。

居於不適切居所的兒童的基本生活及學習需要被剝奪，社區組織協會的調查發現，七成半（74.0%）居於不適切居所的受訪者表示沒有書桌或固定地方學習，有八成（80.3%）受訪兒童表示不喜歡目前自己居住的地方，逾半（51.5%）的受訪兒童坦言影響個人精神健康，三成多（32.8%）表示影響個人體格健康。

調查同時關注兒童脊骨脊椎問題，指近三成（28.2%）兒童表示要屈著身做功課、一成（8.2%）表示不能坐直身。在脊醫人體掃描檢查的結果中，有九成兒童有不同程度的脊骨脊椎問題。

在香港，來自弱勢家庭的香港兒童面對生活和社交的匱乏。社區組織協會在2025年進行調查，了解弱勢兒童及青少年（來自劏房、新移民、持雙程證、綜援或單親家庭）生活的匱乏情況。

研究發現，逾半（56.3%）弱勢家庭兒童沒有每週可以支配、花在自己身上的零用錢，而對照組家庭的匱乏數字僅為約兩成（20.4%）。逾半（54.4%）弱勢家庭兒童每月未能與朋友外出用餐至少一次，惟對照組家庭的數字僅約兩成（20.4%）。

另外，逾半的弱勢家庭兒童缺乏有品牌的運動鞋，逾四成弱勢家庭兒童缺乏自己的智能電話，逾三成弱勢家庭兒童缺乏可連接網絡的電腦設備，以及缺乏適齡書籍。

長大後想做什麼：不再結婚生仔買樓？

這一代的香港中小學生長大後想做什麼？有什麼人生目標？

傳統而言，香港主流的人生目標或是結婚、買樓、生育。但根據突破的調查，在589名受訪的10-17歲兒童中，完全不以買樓、結婚或生育為人生目標高達45.8%，佔比近半。與此同時，以買樓為人生目標的有49.2%，結婚有18.3%，生仔有8.7%。

在職業方面，香港小學生亦未必擁抱傳統的理想職業。根據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2017年發佈的「兒童志願調查」，發現10-12歲兒童心儀志願榜首三甲依序為明星（10.7%）、運動員（7.8%）及遊戲設計師（7.5%），而傳統理想職業如教師（6.6%）、醫生（6.3%）、律師（3%）則分別排於第4、第5及第9位，工程師、會計師等更是十大不入。

然而，另一項中學生的職業調查顯示，醫療、教育、法律和會計等傳統職業領域仍然受到青睞。獅子會在今年1月訪問逾700位香港中學生，發現他們的十大感興趣行業排名依次為：電競、數碼、資訊及電訊科技；體育運動；醫護人員、專職醫療人員；小學教師、中學教師；文化及藝術；法律（律師/法律人員）；會計、核數；寵物美容、動物訓練員。

無論是何種職業目標，大學學位都被視為很多職業的入場券，但對完成高中學業的中學生都說，他們能否進到大學與制度和自身階級背景密切相關。

香港大學制度實行菁英制度，大學入學率在發達國家地區偏低，2025年有43269名文憑試考生報名大學聯招，最終只有29%獲8間資助大學學位錄取。

按階級劃分，有調查揭示階級出身愈好的高中生，越有機會進入大學。根據教育學者趙永佳和余昊昕的研究，中產學生直升大學比例為基層三倍，而出身基層的受訪者有過半在完成高中後沒有升學。

另外，就算階級出身愈好的高中生沒有直入大學，他們在完全非學位課程，最終仍有逾半繼續升讀大學，比那些階級出身沒那麼好的同伴有更大機會圓「大學夢」。相反，出身基層的高中生讀了非學位課程後，只有三成升讀大學學位課程。

在高度競爭的環境中，很多香港學生選擇躺平的生活態度。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今年的研究發現，逾半中學生受訪者對「躺平」持中立態度，逾四分一受訪中學生自覺已「躺平」。該機構表示，整體受訪中學生傾向認為「躺平」是個人對於學業、家庭、經濟、社會現況等的認知不斷累積，深思熟慮、平衡利弊後「覺醒」的生活態度，而非一味消極面對生活。

「想為香港付出，但唔知可以點做」

回到文初所述的小學生立法會發言。當時的小學生，今天已是高中學生，而立法會關注兒童權益的議員包括張超雄議員、邵家臻議員、葉建源議員等，他們如今都不在議事堂內。

根據《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十二條規定，凡有形成自身意見能力之兒童，應有權就影響其本身之所有事項自由表示意見，所提意見應依其年齡及成熟度予以適當看待。八年過去，那次發言仍是香港兒童直接與官員對話的罕見案例，那些詰問亦仍然是香港中小學生面對的真問題。

在2016年至2018年，香港立法會曾設立兒童權利小組委員會，邀請兒童出席會議表達意見，闡述對政府的期望，但有關委員會並無延續至今。

在2018年，香港政府成立「兒童事務委員會」，匯聚相關政府部門和長期關心兒童權益的團體。但《民間兒童權利專員監察報告》批評該委員會不屬法定獨立機構，沒有任何調查權力，無助有效處理涉及兒童權利的政策、立法和投訴，亦未有直接向香港兒童以及關注兒童權利的個人、團體直接諮詢的機制。

就自身議題和香港公共政策，香港的兒童和青少年在體制內難以發聲。根據一項調查，大多數政府決策局、部門及法定機構並沒有專門的兒童參與機制；政府部門很少提供適合兒童的材料和收集兒童意見，沒有專門且受過培訓的人員與兒童溝通。即使部分政府部門舉行兒童諮詢會，但對於兒童意見如何被處理，卻沒有後續行動跟進。

根據突破機構一個邀請10-29歲青少年填寫問卷的調查，逾九成受訪青少年表示「好鍾意（香港）呢個地方」、「想為呢個地方/呢度既人付出」，同時有七成的受訪青少年表示，「想為香港呢個地方付出，但唔知可以點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