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Shit hits the fan.
6月13日凌晨，沒有人能夠預料到幾個小時後以色列會突然對伊朗發起襲擊。
零點剛過，我正躺在東耶路撒冷的床上刷睡前的最後一輪手機，瀏覽以色列左翼媒體《國土報》在深夜發到我郵箱裡的每日速報。作為以色列極少數良知未泯的媒體之一，《國土報》自從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突襲以色列開始，每天向訂閱者發送戰時速報，並且在速報末尾附上截至今日加沙的死亡人數。大多數以色列人都將這一數字斥責為哈馬斯掌控的加沙健康部捏造出來的虛假數字，因而能在這個國家裡聽到小小的一聲喪鐘已經不易。
我依稀記得那一天的死亡數字停留在55 000人左右。那一天的日報裡還提到兩則消息：一是在國際原子能組織的報告首次宣稱伊朗的核技術發展未能遵循國際約定之後，以色列首相內塔尼亞胡對伊朗的核設施發出了進攻威脅，並且多方消息指這一進攻計劃迫在眉睫；二是在周日（6月15日）美國和伊朗將關於下一步核協議進行面對面的會談。我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地對這兩則信息進行了符合邏輯的推論：以色列用軍事威脅對伊朗施壓，試圖為美國兩天後的談判爭取空間。說得更通俗一點：過兩天搞不好會倒霉，但眼下應該沒事。我已經預訂了6月19日離開以色列的航班，只要情況能稍微再拖一下，我就遠在千里之外了。
在我和我的邏輯一起進入夢鄉的三個小時之後，以色列對伊朗發動了多處空襲，損傷了伊朗的核設施、殺死了幾位高級軍事指揮官和首席核物理科學家、造成了包括婦女兒童在內的平民傷亡。對這個佔領了世界上最神聖不可侵犯的城市（耶路撒冷）的世界上最神聖不可侵犯的國家（以色列）而言，多開闢一條戰線就像在方便麵裡多加一個蛋那麼簡單。
在以色列生活了許久之後，我和許多人一樣都對「戰爭」具體的指涉開始感到麻木。這是一個在過去近兩年時間裡無時不刻處於戰爭狀態中的國家，在轟炸了加沙、黎巴嫩、也門、敘利亞之後，耶路撒冷和特拉維夫的日常生活仍然在繼續，只有偶爾響起的防空警報還提醒著人們，在這一日常的表象下，堆積著多少肉眼不可及之處的暴力。
儘管談不上有什麼確定的預感，但我能感覺到這次的狀況同往常不太一樣。首先是襲擊的規模不同尋常：在2024年的4月和10月，以色列兩度和伊朗產生摩擦，但雙方儀式性的互相轟炸都沒有造成規模性的傷亡、或是對國家利益造成實質性損害。與之相比，這次對核設施和伊朗軍方整個指揮層的襲擊傷筋動骨，沒有給伊朗任何「台階」可下。
其次，以色列‑巴勒斯坦的日常生活在這次突襲之後馬上就被徹底懸置了。從6月13日凌晨開始，以色列對我居住的西岸地區進行了全面封鎖，檢查站關閉，交通要道上設立了路障——整個西岸徹底成為了一個巨大的囚籠，我的房東太太們被困在了巴勒斯坦的邊境城市杰里科（Jericho；耶利哥）。在以色列邊界，國土指揮部將全國公共設施限制在了「必要活動」等級，這意味著取消公共活動、關閉公共場所、大幅減少公共交通，並且建議全部公民停留在避難所附近。
13日，我一起床就在電腦瀏覽器上打開了半島電視台的實時新聞動態視窗，每過五分鐘刷新一次。午后，新聞動態裡播報了一大批無人機正從伊朗起飛的消息。世界各地的朋友們通過各種社交媒體向我發來慰問，我統一回覆：沒事，我19號的飛機還沒取消，說不定過兩天能停火我就可以趁機走人了；沒事，我住在東耶路撒冷，導彈不敢打耶路撒冷，否則一炮打偏炸了那幾個宗教聖地全世界都得完蛋。
嘴上說著沒事，我逐一撥通了中國駐以色列大使館公開的四個領事保護號碼，其中三個是空號，最後一個無人接聽。我隨後聽從一位朋友的勸告，馬上申請了約旦和埃及的電子簽證。約旦的簽證在幾分鐘裡就通過郵件發給了我，而埃及簽證兩天後也到了。
13日晚上七點多，天光將歇，以色列的鐵穹防空系統開始對逼近的伊朗無人機進行攔截，黃昏的天空像一張巨大的鼓面，發出沉悶的咚咚爆炸聲，我房間的門也隨之微微震動。三個小時後，防空警報再次響起，伊朗的導彈像流星一樣劃過天空。
在巴以隔離牆的另一邊，以色列人正湧向防空洞和庇護所。而我所在的巴勒斯坦西岸地區則基本沒有修建防空洞。比起恐懼和驚惶，更強烈的是一種宿命感：我沒有任何能做的事情，如果導彈非要落到我頭上，那麼也就 khalas（一句巴勒斯坦人常用的阿拉伯語口頭語，直譯為「enough」，我一般翻譯為「拉倒」）。鎮上的巴勒斯坦人紛紛湧上街道和房屋陽台，興高采烈地打量著天上閃爍的導彈。遠處傳來以色列軍車駛過的粗暴引擎聲和士兵用以開路的零星槍聲。
深夜，住在西耶路撒冷的朋友從地下防空洞裡發來消息，問我是否安好。我回覆道：「我正在運用人類最古老的智慧：躺在床上，向神祈禱。」
2. 永恆的戰時政府
在13日晚伊朗對以色列的報復性回擊中，有一名以色列人不治身亡。這一數字隨着每日衝突升級而穩定上升，截至我寫作時的18日，已有24名以色列人在這輪衝突中死亡。
在13日看到關於以色列空襲伊朗的新聞時，和許多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一樣，我立刻意識到自己又被捲進了以色列首相內塔尼亞胡的新一回合的權力遊戲裡。為了自己的政治生命，他開啟了下一場豪賭，而整個中東所有人的命運不過是他政治博弈的籌碼。
14日早上，一位以色列朋友對我解釋道：「內塔尼亞胡需要一個外部敵人來擱置以色列社會內部的問題。最近他大概每天都盼着搞出一個比23年10月7號更大的事情來。從他的政治生涯一開始就天天渲染伊朗是多大的威脅，伊朗就是他的菜。對他來說，伊朗的砲彈能殺掉幾個以色列人就再好不過了，這樣他就可以趁機把所有問題都接着怪到伊朗頭上。」
或許是某種樣本偏差，但我認識的所有以色列人——不管是政治立場意義上的左派還是右派——都明白內塔尼亞胡是個不擇手段的小人。從2000年代開始，內塔尼亞胡通過扶持哈馬斯來從內部分裂巴勒斯坦的反抗力量幾乎是個所有人都知道的秘密，2023年10月哈馬斯的襲擊從這一意義上說來，是內塔尼亞胡自己多年前埋下的伏筆。
具體的「左」和「右」之間的區別往往在於人們用怎樣的準繩來評價內塔尼亞胡的功績。左翼們認為內塔尼亞胡的腐敗和謊言早已從骨子裡污染了以色列的政治生態，而右翼們則相信，許多真正的大事只有這些不擇手段的小人才能做得出來。自1967年以來，以色列通過各種黑白兩道手段（尋找猶太古遺跡設立考古保護區、圈地建立軍事緩衝帶、通過定居者恐怖主義恐嚇驅趕巴勒斯坦人等等），已經一點點蠶食巴勒斯坦的西岸土地近六十年，至今仍舊離徹底佔領西岸遙遙無期；而在23年10月7日以來的六百多天裡，以色列已經將加沙人的生活幾乎全部摧毀、距離將加沙人全部踢出他們自己已淪為廢墟的家園只有一步之遙。
所有人都知道，只要戰爭一天不結束，內塔尼亞胡就能以外敵為由擱置以色列社會巨大的內部政治分裂以及來自社會各界對他的不滿，從而穩坐釣魚台。戰爭像一劑又一劑腎上腺素，無限延長着內塔尼亞胡臨近終點的政治生命。在 2023 年的 10 月 7 日的哈馬斯襲擊之前，內塔尼亞胡政權已經在來自司法系統的貪腐指控和來自公民社會對其試圖削弱最高法院權力的抗議中搖搖欲墜。若是在 10 月 6 日，以色列人大都不會相信他的政府竟能再苟延殘喘六百多天。我們或可以說，10 月 7 日對內塔尼亞胡而言是一場奇跡。
然而，就像所有奇跡一樣，10 月 7 日的光芒正在逐漸褪去其色彩，全世界正在目睹這場二十一世紀的種族清洗在他們的屏幕前緩緩展開，而各類涉及以色列戰爭罪行的證據正變得越發難以掩蓋。在 6 月 13 日前，由以色列發起、美國背書的加沙人道主義基金會（Gaza Humanitarian Foundation）已經連續兩週成為以分發人道主義救援物資之名的死亡陷阱，在其物資分發點周圍幾乎每天都發生着針對求援民眾的大規模射擊，連續多日有着數十、甚至上百名加沙民眾被以色列士兵和美國傭兵槍殺。當該基金會堂而皇之地拒絕所有相關指控，主流英文媒體紛紛將鏡頭對準加沙災民們驚慌的臉——他們冒着死亡的風險也要為家人們拿到那一筐內容稀薄的救援物資。
以色列社會內部也開始傳出更多質疑的聲音以及陸續的政治震盪。6 月 6 日與 11 日，前以色列總理 Ehud Olmert 分別在《紐約客》雜誌與《紐約時報》兩度發聲，譴責內塔尼亞胡政府領導以色列發動的戰爭罪行；6 月 12 日，一名屬於正統猶太教黨派的內塔尼亞胡內閣成員因為無法推行豁免正統猶太教徒兵役的法案而辭職，將政府再次推到倒台的邊緣；對內塔尼亞胡的貪腐審訊仍在繼續，新一輪的交叉問訊原定於 6 月 13 日。加沙戰爭似乎已經無法將以色列社會繼續綁在內塔尼亞胡這艘沉船上。
6 月 13 日，以色列對伊朗的襲擊使得英文媒體們疲於奔命，加沙再次從各大新聞網站的頭版逐漸消失。卡塔爾的半島電視台、以色列的國土報以及美聯社等大型媒體設立了關於以伊衝突的幾分鐘一更新的新聞流，新的戰爭迅速將世界對「舊」戰爭的關注邊緣化。除了少數的政治異議分子和左翼媒體社評對戰爭的動機提出了質疑之外，以色列社會內部再次對「我們英勇的戰士們」致以整齊的鞠躬：大部分以色列媒體開始充滿熱情地報導對於伊朗的精確軍事行動如何戰績斐然、伊朗對以色列居民區與民用設施的轟炸多麼無恥（事實上，在死於以色列襲擊的伊朗人中普通民眾佔據了極高比例，而以色列的軍事指揮所、防空導彈發射架則常常設立於繁華的城市中心）；幾週前還在譴責內塔尼亞胡政府引發憲政危機的以色列諸精英高校們給全體師生發送郵件，表達他們對以色列士兵無私奉獻的深刻感激；針對公共活動的安全禁令成為政府打擊政治異議者的有效手段，在特拉維夫市中心的小規模反戰抗議尚未開始就已經被警察驅散，幾名示威者被拘留。
6 月 13 日，命懸一線的內塔尼亞胡政權浴火重生。怪物秀的下半場開演了。
3. 逃離聖地
我們或許從一開始就從心裡清楚，戰爭永遠不會結束。儘管如此，我們對於和平仍然有種不健康的迷戀，似乎我們必須將希望寄託在即將到來的和平之上，否則生活就無法進行下去。2023 年 10 月，我給以色列友人的郵件落款裡寫着 “may peace come soon”（願和平早日降臨），而如今過去近兩年，我們從未離和平如此遙遠。
在以伊衝突爆發後的三天裡，我每過十分鐘刷新一次半島電視台的新聞流，抱有着類似不切實際的期望，盼着或許某項停火協議會被出其不意地達成，我們可以像之前一樣假裝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日復一日的暴行仿佛事不關己、再次回到我們渺小的日常生活裡，而日常生活已然在這種強迫症式的反復確認中逐漸喪失。
每一天晚上，伊朗的導彈像牛奶快遞員一樣在凌晨時分準時來臨，我起床看一眼夜空中的導彈軌跡，隨後關上窗、拉上窗簾，轉回身去戴上耳塞接着睡覺。
6 月 16 日，以色列對西岸地區的圍城部分放鬆，我的房東太太三姊妹開着她們07年的灰色本田雅閣從杰里科跑了回來，邀請我下到她們所住的二樓去一起吃飯。大姐 Fadwa 於 1947 年在耶路撒冷的老城區出生，正好比以色列國大一歲。48 年的巴勒斯坦大災難（Nakba）發生時，老城一片混亂，她的父母帶着襁褓中的她逃到了東耶路撒冷。以色列建國後拒絕承認她的耶路撒冷市民身份，因此她只有一張西岸的身份證明卡，未經以色列許可無法回到她所出生的老城。
我們有一搭沒一搭地聊着，直到我的手機螢幕亮起，顯示我19日的航班已被取消。
Fadwa 在我上樓前說：「不要擔心，不需要的東西扔在那裡就好，我們會處理的。」我於是回到在三樓的房間開始迅速打包行李。櫥櫃裡有零散的巧克力和泡麵，冰箱裡有半桶牛奶和一鍋中午剛煮好的白米飯，地上放着幾桶沒開封的礦泉水。我幾乎一夜未眠，直到凌晨三點防空警報響過後才得以小睡片刻。
17 日早上六點，我吃完早餐、搭上了前往耶路撒冷市中心的巴士。在進入耶路撒冷的檢查站處，整部公交車上的所有人下車排隊接受以色列士兵的身份檢查。士兵先是揮手一齊放過了那些有以色列公民身份的巴勒斯坦人，隨後開始逐一檢查其他人的身份證件。
八點，我抵達了幾位記者朋友在西耶路撒冷的房子。房子空無一人，她們大都還在加班，但為我留了門。我把從大學圖書館借的書放在了桌子上，拜託她們在學校開門後替我歸還。桌子上放着一本讀到一半的書，是革命者、精神病醫生、反殖民主義理論家 Frantz Fanon 的傳記。作為一名出生於法國、不會講阿拉伯語的非穆斯林黑人，在參與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Fanon 為阿爾及利亞的獨立運動奮鬥終身。我翻了兩頁，書的序言裡引用了德國猶太社會學家 Georg Simmel 的一段話：「陌生人不是一名流浪者。流浪者可能今天來到、明天就走，而陌生人在今天來到之後永遠留駐。」Fanon 是一名陌生人。
活躍於耶路撒冷的朋友們大都直接或間接地參與着一些當地的社會運動。在我們之間，最為困難的兩個問題永遠是：「你覺得你什麼時候會離開耶路撒冷」和「你有一天還會回來嗎」。沒有人能夠給出一個答案。永遠駐紮在這裡、為一場在異鄉的鬥爭而傾盡所有似乎太過於奢侈，但我們又如何能假裝所見到的一切──那些失去父母的巴勒斯坦小孩，被拆遷了無數次的西岸社群，耶路撒冷街道上隨處可見的「Death to the Arabs」塗鴉──從來沒有發生過？
早上十點，我在耶路撒冷中央車站和臨時認識的同行者，一名美國國籍的政治學講師，坐上了前往以色列南部城市埃拉特的巴士。七個小時後，我們成功跨越了以色列和埃及之間的 Taba 陸地關口，進入了埃及領土。晚上八點，我們抵達了位於西奈半島最南角的埃及沙姆沙伊赫機場，開始等待航班登機。一路上，我們遇到了逃離以色列的烏克蘭遊客，回來參加婚禮但被捲入戰爭的海外以色列人，緊急請假回國的中國勞工。所有人都在離開以色列國界的時候長長地舒了一口氣。
在前往沙姆沙伊赫機場的小巴上，我掃了一眼半島電視台的網站，告訴同行者以色列現在正在對伊朗首都德黑蘭發起另一輪轟炸。那位政治學講師正聚精會神地看著車窗外清澈蔚藍的紅海。
「你知道吧，我們現在其實可以不用再看那些新聞了。」他頭也不回地說。
结尾绝了......好虚伪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