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着錢逃命」：赴日重新開始的中國企業家

往年11月，王慶東會和妻子離開入冬的北京，去三亞避寒。2024年的冬天是近十年來的第一個例外。

此刻，倆人居住在日本東京周邊一個小鎮的別墅裏，等待12月如期拿到日本的永駐簽證（永久居留權）。王慶東正在慢慢縮小國內的公司，員工數量已裁減70%，今後他的事業重心將逐漸轉移到日本。

王慶東現在持有的是日本高度人才經營管理簽證，是日本政府針對全球範圍內前來日本投資、工作的優秀高級企業管理人才提供的簽證，於2023年4月正式推出。相較於傳統的經營管理簽證，高度人才經營管理簽在原來的基礎上增加了打分機制，綜合申請人的學歷背景、工作年限、年收入等情況進行打分。達到70分，即可申請簽證，並可在連續滿足要求的基礎上於3年後申請永住；達到80分，可在一年後申請永駐。

王慶東的綜合得分超過了80分，成為了為數不多用一年時間就可以申請日本永駐的外國人。

日本出入國在留管理廳的數據顯示，2022年通過經營管理簽證進入日本的外國人總計4346人，其中中國申請人為3078人，佔總人數的70%；而2023年通過高度人才經營管理類別入境的人數為393人，其中中國申請人為306人，佔總人數的78%。

徐旭升則是在2023年10月持經營管理簽證來到東京。他直言在國內時的焦慮情緒明顯減輕，人也越來越輕鬆自在。「國內的政治環境、政策連續性甚至最重要的法治環境，都讓企業家如驚弓之鳥，在那樣的環境下，沒有人會不焦慮。」

他的憂慮並非空穴來風。疫情之後，中國地方政府財政困境越發凸顯，權力機構針對民營企業的「逐利性執法」被越來越頻繁地被曝光於社交平台。一些媒體將警權對民營企業家實施的跨區域「圍剿」形容為「遠洋捕撈」，指司法機構出於對利益的追求，跨區域、有目的性的對外地民營企業進行罰款、查封和凍結賬戶等。在這個過程中，民營企業家毫無招架之力。

為了躲避「遠洋捕撈」，徐旭升關停國內的公司，將過往的人生經歷強行清零，來到日本嘗試開啓全新的事業與生活。他的選擇激勵了很多企業家朋友。去日本，正在成為不少中國企業家躍躍欲試的人生新選擇。

「現在到了要收回賞賜的時候」

王慶東得以在一年後申請日本永駐並不是一件易事。過去一年，他在日本所繳納的個人所得稅稅額達到了個人收入的45%——逾一億元人民幣，是日本稅務系統中個體繳稅所需繳納的個人所得比例中的最高值。王慶東認為這是「保命錢」。「相信我，這筆錢花得絕對超值」。

他的太太也完全贊成：「在國內每天的情緒都在恐懼和生氣之間切換，在那種環境下，沒人會不崩潰。來到國外，身心愉悅，我們起碼可以活得久點，還不用擔心牢獄之災。」

因此，儘管她和丈夫一致認為中國的自然環境、社會資源以及商業市場都遠遠強於日本，還是義無反顧來到日本重新開始。

王慶東的商海生涯源起於上世紀90年代，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30多歲的他辭去某省辦公廳的公職下海創業，之後成立了一家房地產開發公司。作為改開後第一代商人，他坦言，這一代的企業家能有所成就，除自身能力之外依靠更多的是低聲下氣、忍辱負重。

「有一次我要拿一塊兒地，我們公司的資質和資金流都具有極高的競爭力，按理來說，拿地沒有任何問題。但國內的商界不是一個正常環境。為了拿地，我不得不宴請當時主管那個項目的一個副市長，對方直接把一瓶白酒放在我面前，冷笑着告訴我，一口氣幹完它，那塊地就是我的。」他說。

在衆人的叫好聲中，王慶東一口氣喝完了一瓶高度白酒。這種場景在過去幾十年屢見不鮮，身體的高負荷導致王慶東在不到50歲時便患上嚴重的糖尿病。

「這就是一代企業家的謀生方式，很少有例外。」徐旭升評價道，「我們在政府眼裏就是可以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工具型角色，政府想要經營的從來就不是什麼win-win的良性關係。」

他更指出，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允許民營企業家在上世紀末成規模的出現，與其說是想要讓利於民、讓先富帶動後富，更不如說是想要藉此破除政治危機。

因此，在徐旭升看來，過去中國民營企業的成功更像是「時代的紅利」。「營商自由與營商環境的打造在政府看來就是一個『我可以施捨給你，但我也可以隨時拿走』的賞賜，現在到了要將賞賜收回的時候了。」

來東京之前，徐旭升在北京經營一家主營青少年戶外體育營地活動的公司。營地位於北京東五環的一個城中村，所佔用的土地按照中國目前的土地制度和土地政策屬於農村集體土地，不具備進行商業謀利的資質，只有在國家將土地進行徵收後，其性質才能轉變為城市建設商業用地，之後在這塊土地上開展的一切商業經營才合規合法。

但極具中國特色的是，早在十年前，北京市朝陽區的相關部門聯合一家國企、共同對這一土地性質仍是農村集體土地的地塊進行了開發，開發完成後將項目拆分、高價轉給了包括徐旭升的公司在內的多家民營企業，並承諾後續會解決因土地性質帶來的一切遺留問題。

「但實際上，這麼多年土地問題從來沒解決，在我看來，這更像是政府聯合國企精心打造的一個騙局。」徐旭升說。對於當時選擇主動捲入這場「騙局」，他則解釋稱，商業項目在開發時，包括土地、建築合規甚至消防安全等一切國家政策和法律層面有嚴格資質和設施要求的條款，很少有園區能在法律層面完全合法，這使得一邊經營建設一邊補齊各種證件、資質早已成為業內的潛規則。

但共同參與到「騙局」中的各方最終在2022年7月正式撕破了臉。

事件的導火索為，地塊所屬的街道張貼公告告知包括徐旭升在內的經營者：他們的經營行為非法，並且涉嫌私自強佔農村集體土地。而此前承諾會解決後續遺留問題的朝陽區相關部門和國企則直接隱身，並以相關領導已調離原崗位為由拒絕與「接盤」的徐旭升等民營企業老闆進行溝通。而訴諸法律後，法院則直接裁定地塊上的戶外體育公司均為違法經營，地面建築物被強拆的同時，各公司均需給付地塊所屬街道一定的金錢賠償，同時法院將追繳這些民營企業的部分違法所得。

一審判決結果顯示，徐旭升需要為此付出260萬人民幣的代價。他怒斥這是「明搶」，在審判結果出來後第一時間表示他會繼續上訴。但一位知名的投資人及時出面阻止了他，該投資人告誡他不要再嘗試與公權力進行對抗，當下的最優選擇是乖乖認繳罰款，然後趕緊出國走人。

「我的那位老大哥告訴我，現在的中國官場、法律領域是一片道德的窪地，現有的社會秩序中不再具備任何可以制衡『惡』的力量。現在對於我們這些人來說，最重要的就是守住自己的錢，然後逃命。」

帶着錢逃命，也是王慶東選擇來到日本的初衷。

「我用自己的身體健康和個人尊嚴還搭上了半輩子的時間換來的財富，絕對不會輕易拱手讓給任何人。」他說。

什麼時候開始意識到危機？

「我個人是在2020年左右，雖然我們都對中國共產黨的底色有所了解，但之前總會懷有僥倖心理，認為災難不會降臨到自己頭上。」王慶東說。

讓王慶東感知到危機的事件是，2020年某地方政府聯合司法機構對當年的胡潤全球地產富豪榜首富許家印進行的一次秘密調查，事涉其在海南的海花島項目。

官方層面曾對海花島的違規爭議進行過通報。2021年1月《中國紀檢監察報》刊文指出，海南省委原常委、海口市委原書記張琦任儋州市委書記時，違規推動海花島項目，涉及填海總面積783公頃。在他的極力推動下，儋州市政府及海洋部門通過「化整為零」的方式，將填海項目拆分成36個面積小於27公頃的子項目瞞天過海，使得不過關的項目得以推進，該禁止的項目得以審批，造成大面積珊瑚礁和白蝶貝被永久破壞。

據王慶東介紹，這在業內被視為「中國模式」的一部分，即通過官商「勾兌」，先上車後補票、通過行政文件將「違法」行為變更為「合法」。且在他們看來，只有默認並配合這種模式，項目才有開展實施的可能。

與許家印一樣，王慶東在海南也有房地產項目。對於海花島項目，王慶東直言：「業內人都知道海花島是海南省以招商引資的名義強烈邀請許家印去投資建設的，當時是一位副省長親自出面促成這件事。但沒有人能想到短短几年後，海花島便由一個多方關注的明星項目淪為了一個『違規』工程。許家印其他的事情我不了解，但在海花島的建設中，他的行為範式絕對是在中國房地產行業過去幾十年默認的行事規範中進行的。」

對恆大的違規行為，海南省儋州市綜合行政執法局於2021年12月30日發布文件，責令其在10日內自行拆除海花島項目的39棟樓，如逾期不拆除，執法局將依法組織拆除。

不過2022年4月，地方政府相關部門將原本的「拆除」改為了「沒收」。

這一「沒收」行為也讓更多的中國民營企業家後知後覺，意識到這是一場「劫富」行動。「首富」這一稱謂以及各種財富排名榜單也因此被戲稱為「待抓捕名單」。包括包凡、肖建華、郭廣昌、馬雲在內的多位企業家被調查、秘密審判、失聯以及隱身。

回想2020年到2023年期間在國內的感受，王慶東直言睡夢中都是黨在磨刀霍霍的聲音。

因此，儘管意識到此番針對民營企業家的調查事非尋常，對於海花島事件，王慶東還是感到義憤填膺。他解釋稱，如果海花島被認定為「違法違規」的話，那全中國的房地產項目就沒幾個完全合法的。「全國的房地產開發商都應該瑟瑟發抖了，聲援海花島就是聲援我們自己」，他說。

2022年10月，他不顧朋友們的反對，在微信朋友圈發布一篇長文，表達自己對海南營商環境的失望和對海花島的支持。但在文章發布僅7個小時後，多名國保（全名「國內安全保衛」，現更名為「政治安全保衛」，中國警察的警種之一）聯合王慶東北京的家所屬轄區的民警敲開他家別墅的大門，將他帶走「喝茶」。

在隨後的訊問中，警察反覆問他和許家印是什麼關係？他聲援許家印的背後意圖是什麼？是誰煽動他寫那篇長文的？

王慶東強調自己僅是就事論事，而且他和許家印並不熟，他對於許家印本人的其他所作所為也完全不了解，他僅是就海花島一事發表自己的看法。

之後，在親自手寫了一份承諾書後，警察才允許王慶東回家。

「喝茶」經歷讓王慶東意識到這次的危機非同尋常。「之前的地方政府官員也就只是想從企業家身上撈點錢、奢侈品和不動產，現在妥妥是想將大家吃乾抹淨。」

他和太太旋即開啓全球考察之旅，並在綜合政治環境、法律、氣候、語言、醫療以及潛在的商業機會後，將目光瞄準在了日本。

劉偉明的出走契機與王慶東相似，但他的出走過程更為波折。

劉偉明早年曾在中國最大的互聯網公司工作，後離職創立一家新零售公司，創業四年後的2021年，他的公司被中國一家電商巨頭收購，也正是因為這次收購，他稱他親自將自己送入了執法機構的「口中」。

「我被找上門時真有點『受寵若驚』，當時是多個部門聯合出動調查那次收購。我直到現在都還沒搞清楚當時盤問我的年輕警察到底是國安、國保還是普通的民警。」劉偉明說。

而針對他的訊問，在他看來更像是通過藉助他來打擊收購他公司的電商巨頭創始人。「他們反覆詢問我有沒有給一個省會城市的一把手行過賄，並想引導我將行賄行為扣在那個電商巨頭創始人的身上，但我確實沒做過這種事。因為當時我們的創業公司規模並不大，省會城市一把手壓根兒看不上，後來這無形中也幫我逃過了一劫。」他表示。

而在他被訊問後的很短時間內，上述省會城市的多位主政官員在反腐敗運動中接連落馬。

劉偉明認定自己能「虎口脫險」是一時的運氣使然，為了不辜負這份運氣，他決定火速出國。但直到他來到上海虹橋國際機場準備值機時，才發現自己被邊控（邊境控制）了。對於被邊控的原因，至今沒有人給過他具體的解釋。他只能猜測：「也許是因為國安或國保認為我牽扯進了某個官員的貪腐案件中，所以並不想讓我這個『工具』離開他們的視野」。

邊控直到2023年7月才被解除。之後，在大學好友的幫助下，劉偉明來到了日本。

中國企業家的PTSD

對於選擇日本作為人生下一站的原因，多位接受採訪的華人企業家均表示，政治清明、法治健全是他們最主要的考量因素。

王慶東在日本的房地產公司成立僅一年，銷售額已達到了47億日元（約為2億3千萬人民幣）。他非常滿意，有信心在接下來的幾年內將銷售額翻一翻。

「畢竟在日本沒有政府的指導、沒有紅頭文件的條條框框，更沒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企業家也不用跪求政府給資質，更不用去陪酒。我們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在法律的框架內生產出合乎各方面規範的商品。」

而相比於他在國內的公司巔峰時期公司員工上萬人的規模，在日本，王慶東的公司只有四名銷售人員。這使得王慶東每天在工作上花費的時間最多只有不到三個小時，剩餘的時間，他會用來打高爾夫、閱讀以及旅行。

在王慶東國內的開發商朋友們看來，這有點像天方夜譚。「真的會這麼省心嗎？」很多人在微信裏持續追問他。

在王慶東看來，這就是日本完全不同於中國的一點。「同樣是開發房地產，在日本，我只需要親自去看一下要買的地塊，然後出錢購買就行了，剩下的一切都可以直接交給日本的團隊處理，完全不用操心，甚至我都不需要像國內那樣浪費大量的人力和精力去對相應的工程做驗收。因為在日本的社會規則內，每個人都會把自己分內的事情做好，這在國內是我們連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對於王慶東的觀點，徐旭升持贊成態度。他到日本最早着手的創業項目即是民宿收購與運營。「就民宿打掃這麼一件最簡單不過的事，中國員工就遠遠不如日本員工做得好。中國人總會留下一些衛生死角，相反日本人永遠是一絲不苟，工作永遠會做到我們根本挑不出任何毛病的程度。」

對於日本人比中國人更「愛崗敬業」的背後原因，徐旭升也給出了解釋：「日本各個行業的專業人士都會加入相應的行業協會，比如建築師協會、設計師協會等等，協會不僅可以保護大家的權益不受財閥或者更強勢群體的損害，還能有效規範每個人的行為。從這個角度來說，這對用人的企業家也是一種保護，大家最後是共贏的狀態。」

正是因為社會各個群體都處於這樣的「契約」約束中，一旦專業能力不被認可，比如別墅設計師的設計如果被發現存在安全隱患，設計師很可能會被踢出相應的協會，導致其本人的信用破產，後續很難再接到任何工作。

「在這樣的信用社會，每個人都是受益者。我國內的項目，在完工前，施工方經常因擔心承包方不付錢而故意將整棟樓的供水系統堵塞，什麼時候拿到錢什麼時候才會疏通管道。事情雖然不大，但類似的狀況很多，延期交付更是常態，所以在國內開發房地產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王慶東說。

也是因為中國信用體系的缺失，使得初來日本的中國企業家對日本的行事規則感到難以置信。「最明顯的一點就是，中國人連合同都不願相信，白紙黑字簽訂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東西，中國企業家不認為能夠保障他們的合法權益，我將這稱為『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這也可以說明大家在國內過得有多苦。」劉偉明說。

劉偉明現在在東京經營一家面向中國企業家的商學院，主要業務是幫助中國前來日本的知名企業考察，並尋找日本本土的合作方。

在徐旭升看來，在中日企業之間搭建橋樑，是一件「功德無量」的事。「否則剛到日本的中國企業家很容易被騙得分文不剩」。

這一點在老華人精準「收割」新華人的套路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初入日本的華人企業家群體，因不確定性的增加和熟人社會缺失導致的安全感的降低，往往會病急亂投醫，加入各種華人商會和華聯組織。

徐旭升也是在來到日本一年後，才逐漸摸清楚其中的套路。在他看來，日本社會的分工體系就像是一台精密運轉的儀器，中國人過來後，因為各種語言、文化的差異，很難在這台業已運轉良好的儀器中橫插一腳，迫於生活壓力，『騙』就成為了最容易的謀生手段。「但中國人不敢惹日本本地人，語言能力導致他們也騙不了歐美人，那最後就只能騙中國人了。」

這些騙局往往並不高明。譬如徐旭升的一個朋友在來到日本不到2個月的時間裏，就被騙了300萬人民幣。施騙的華人告訴徐旭升的朋友，其可以入股他在日本的貿易公司，並表示依託他根植日本多年的人脈關係，短時間內大家就可以賺得盆滿鉢滿。

但在300萬到賬後，這個華人很快消失，連帶着他的辦公室也退租跑路了。「事後我再去騙子給我的公司地址嘗試去堵人時，才發現那個所謂的辦公室只有一間房間、4把椅子，這個體量是完全無法支撐起騙子給我描述的『宏圖大業』的。現在我都搞不清楚我當時怎麼就信了他。」徐旭升的朋友通過微信回覆了關於這個騙術的更多細節。

諸如此類針對中國企業家的騙局多不勝數。作為豪宅開發商，因接觸的業務資金密度更大，王慶東目睹的騙局動輒便是以千萬人民幣為單位。

「東京周邊有一個地塊（簡稱A），在自然環境還有交通便利程度方面遠不如另一個已經開發成熟且在台灣和中國大陸都享有極高知名度的地塊好（簡稱B），但開發商就敢利用日文翻譯成中文後的地名相似性，公然宣稱A地塊就是B。而這些土地的市場受衆也從來不是日本人，買到土地後的中國人往往會連哄帶騙的將土地高價轉讓給新來的、對市場尚不完全了解的中國企業家。而被騙的這批中國企業家為了降低自己的金錢損失，往往會繼續包裝一下轉手給下一個中國企業家。整場騙局就像擊鼓傳花一樣，最後會由前來日本買房的中國人做最後的接盤俠。」他表示。

所以，在日本，王慶東從來不與中國企業家談合作，「因為真的不知道什麼地方會埋有大雷」。出於同樣的考慮，徐旭升在擴展業務時，也堅持只與日本人合作，並且公司只僱傭日本員工。

「很多人以為這是偏見，但真的不是，在海外，中國人最應該提防的就是中國人。」徐旭升說。

遠離中國人、遠離政治

選擇遠離中國人，除了防範被騙，也出於遠離政治的考量。

多家華人知名社團都被徐旭升列入了黑名單。他說，這些華人社團與中國駐日大使館的關係極為密切、在東京的中國企業家圈子裏已是公開的秘密。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受訪企業家更直指在很多華人商會、促進會之類的機構中，很多會員或機構負責人都有另一層身份——即中國官員在海外的白手套。這些人將中國官員在國內的非法所得通過各種方式、利用在日本的中國企業家來「洗白」。這些企業家往往會被官員的「白手套」們允諾高昂的收益報酬，但在日本這樣的法治國家，這些行為一旦被查實，涉事各方都將面臨法律制裁。想要避免相應的制裁，將自身的違法行為在日本抹去，則又會被迫重新回到中國政商關係中見不得光的地下交易現場。

「所以我非常痛恨這些以商會為代表的各種老華人組織」，一位2022年「潤」到日本的中國學者私下表示，「他們在日本重建了中國的各種政治勢力和權力機構，將我們唾棄的中國那一套政商勾結在新世界演繹得淋漓盡致」。

對於這種生態，徐旭升同樣表示了不屑：「我再也不想過那種到處找關係、求人、求政策的日子了。我不相信在如此文明和發達的地方，離開政治，我會活不了。我正常繳稅、正常做生意，我堅信我可以在中國的政治勢力之外，實現人生的重啓。」

遠離政治，也是劉偉明在採訪中反覆強調的一點。為此，他甚至婉拒了他在國內的投資人主動提供給他的大筆創業資金。他解釋道，在海外不同於在國內，拿到的資金越多、企業規模越大，被政治勢力盯上的概率也就越大。「我現在只想經營一個中小規模的企業，畢竟我們這代企業家的中國背景是清洗不掉的，即使最終我能入籍日本，從政治視角出發，我永遠都會被兩國政府視為中國人，這就是一代人無法擺脫的命運。」

劉偉明認為，現在是來日本的絕佳時機。他分析指出，疫情之後，中國很多投資人和企業家已經非常明智地停止了在境內的進一步資金布局，這導致很多人手裏有大筆的錢，卻找不到合適的項目。而隨着中國疫情管控的全面放開，這筆熱錢通過各種渠道來到了海外。

「現在能出來的錢差不多都已經出來了，投資人們正在焦灼等待創業明星們的出現，而中日兩國之間的關係現在也正處於『蜜月期』，現在來日本創業是千載難逢的良機。」

正是得益於這一「黃金時代」的到來，徐旭升成功拿到大筆投資，而他的創業之路在短短一年內有了極大的進展。除業務種類更加多元外，他的目標客戶群體也從原本規劃中的在東京的80萬華人擴展到了日本的本土客戶。

而這一切之所以如此順利，在他看來，得益於他下定決心將過去的一切清零。

「清零是一件極為痛苦的事，我必須斬斷過去所有的人生積累，以一個新生兒的姿態去學習全新的國家的文化和規則。作為一個喝毒奶長大的人，這無異於刮骨療傷。但清理過往的同時，我也開啓了新生，我相信在人生的下半程，我會是一個清清白白的企業家和一個堂堂正正的公民。」徐旭升說。

（應受訪者要求，王慶東、徐旭升、劉偉明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