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廈崩塌記

世界正在崩塌，而我們碰巧坐在電影院前排。

1. 朝不保夕者的悲歌

我本科就讀於上海某大學的哲學系。在我得知被錄取的那天，我的母親在飯桌上哭了，她不知道我畢業後能做什麽、會擁有怎樣的生活。一種陌生的未知降臨到這個向來心思簡單的工人家庭頭上。

我的第二志願是南京某大學新開的人工智能系。如果有一個平行宇宙，我現在或許正在中國大陸的某個大廠當程序員，過著年薪幾十萬的日子，數著自己爲數不多的頭髮、等待三十五歲到來，和同期們歡天喜地地畢業，隨後搬進爺爺奶奶在鄉下的祖宅、胸無大志地過上粗茶淡飯的日子。

我對本科學校談不上有什麼感情。我的本科時代恰逢疫情，四年裏，我在校差不多只有一半時間。一個不落地見到同班同學的場合大概只有兩次，一次是入學，一次是畢業。校園留給我最鮮活的記憶來自2022年上海封城，我們被鎖在狹小的宿舍區裏逾三個月，一日三餐學校供應上門。宿舍對面是一所隔離賓館，每晚我打開窗戶就能見到大巴運送穿白色防護服的新冠密切接觸者開進賓館的院子。封城進入第二個月，賓館裏有人在半夜哭泣。凌晨三點，我躺在床上，聽著哭聲漸止，無人打擾的鳥類在黎明時分開始鳴叫。本科四年，我最大的收穫是學會不去相信任何體制。

我和阿珍在那所學校裏結識彼此，她是哲學系的老師，我是學生。我們過馬路都會亂闖紅綠燈。我在她私下組織的反性騷擾工作坊上第一次見到她，我記得她那天忠告同學們，如果遇到教授的性騷擾，一定要報警。我從未喜歡過警察，但也能認識到這一倡議中的美學意味：警察在這裏不是作爲一種權力實體出現，而是一種象徵符號，是中老年男性春夢的對立面。管他什麽長江學者黃浦江學者，面對操著上海話的禿頭警察料想也扯不出半句胡話。

畢業後，我四處漂泊。每次回上海短暫停留，阿珍老師都會請我吃飯。我爸媽每次聽説，都憂心忡忡地問我有沒有主動去買單。他們擔心我總是吃人家的用人家的，顯得太落魄，丟了家裏所剩無幾的顔面。我説我是個堅定的共產主義者，阿珍老師的產比我多，正好讓我偶爾共一共。有一次我在服務員走過來時打開了付款碼，被阿珍老師搶先買了單。我當時打開的是螞蟻花唄的付款碼，所以我確實也算是落魄。

我畢業將有兩年。這次阿珍老師請我吃飯，説到我的母校面臨改革。在一篇最近的採訪中，新官上任的校長提到，要做一台「大手術」。衆所周知，中國式手術過程中必然會包含一些大出血。阿珍告訴我，她可能要做那第一碗出掉的血，隨後被一樽不知名的咽喉痛飲下去，化作哲學意義上的塵埃。

我講得有些誇張了。

我清楚，中國社會重理輕文的傳統自建國以來就源遠流長，近年火熱的生成式AI軍備競賽只不過是壓倒文科這匹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新校長宣誓，要乘著偉大祖國繁榮昌盛的東風，帶領學校扶搖直上九千里。首當其衝是裁減文科資源、將文科本科生錄取比降到原先的百分之二十。

其次，大手術家要對教師評價制度做出改革。早在幾年前，教師評級已經與時俱進過一回了：「非升即走」的研究員制度在新入校教師中逐漸替換「講師-副教授-教授」的終身教職制度。學校也出過研究員因考評不合格暴起殺人的事件。

但這次，改革將涉及到的是那些因爲任職較早而幸存下來的老教師。儘管八字還沒一撇，阿珍說學院已經拉著老同志們開過了追悼會，大致意思是講，老教師也將面臨雙軌制的選擇：要麼你進入「卷」軌，和年輕人一起面對學術發表的壓力、進行高强度的自我壓榨，儘管折幾年陽壽在所難免，但是若天時地利人和兼具，年薪或可高達幾十萬；要麼你進入「躺平」軌，仍舊穩坐你的終身教職太師椅，隨後降薪、減資源、被邊緣化，逐漸成爲學校裏的低端人口和社會蛀蟲，連保潔阿姨都會在革命的熱情下情不自禁地想要將你像蟑螂一般清理掉。

阿珍覺得，自己大概是要去當蟑螂了。

我心裏默默地想，一定要多多寫稿、賺點錢，好在未來去做一個可以被阿珍共產的對象。

2. 雙城記

寫作這篇文章的時候，我正在耶路撒冷。

淪落至此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個契機是在2022年上海封城時我讀到的新聞：以色列民衆正上街遊行，抗議内塔尼亞胡領導的右翼政府試圖削減最高法院的權力。他們認爲此舉將破壞以色列民主的根基。

對於在大陸出生長大的我而言，上街遊行是頗爲新奇的概念。唯一一次實地考察機會是在2022年底的烏魯木齊中路，民衆藉著悼念烏魯木齊市居民樓大火受害者的契機，要求政府取消疫情相關的封控措施。現場一片混亂。一個神出鬼沒的中年大叔穿梭人群中，用滬語高聲喊道：「共產黨吾冊那XXX！」我目睹抗議者在離我幾步遠的地方被警察推倒、架起來拖走，塞進大巴車裏，而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數人處於一種應激休克中，仿佛高速公路上被汽車嚇得丟了魂的野兔。

烏魯木齊路告訴我，要學的東西還很多。我於是申請了一所耶路撒冷的學校，兩周後收到了錄取通知書。在當時給一位師友的郵件中，我寫道：「我期待能夠看到不一樣的東西，在美國和中國非此即彼的選擇中暫時逃脫出來。這兩年裏我有太多的困惑，疫情中、疫情後，在中國的生活似乎始終被國家、政府、警察的管制，乃至於戰爭的陰影籠罩著。要反抗的東西太多、自己的能力又太有限。如果自我定位為一名研究者的話，我會忍不住想，自己做的事情真的有意義嗎？好像存在一些更加緊迫的問題需要去回應，而我年輕、無知、有著不甘於此的野心，這是在所有眼下的成敗之上、更讓我覺得不安的東西，我相信你肯定能夠理解。只是尋找答案的過程會非常、非常漫長，我不確定自己是不是準備好了。」

我果然還沒有準備好。

我的航班預定於2023年10月10日從上海起飛，前往以色列特拉維夫機場。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武裝越過邊境襲擊以色列。以色列宣佈進入戰爭狀態，所有商業航班停飛。

在我10月7日得到戰爭開始的消息之前，我並不明白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究竟處於怎樣的關係裏，我猜想他們可能處在某種關於領土的爭端中，像是中國和印度在喜馬拉雅邊境地區的衝突那樣。航班被取消後，我坐在上海的書桌前，翻閲關於巴以歷史的研究、一個個地檢索關鍵事件的維基百科詞條、閲讀中東研究學者的採訪。「種族隔離」、「種族清洗」、「因提法達」。單獨的歷史事件、概念定義我都似乎理解了，但我仍舊感到一無所知。

當我踏上耶路撒冷的土地，才慢慢從生活中明白過來，我的疑惑不僅僅來自於知識上的匱乏，更是想象的匱乏。維基百科會告訴你，「西岸隔離牆」將以色列佔領的耶路撒冷與位於約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區域分開。維基百科還會告訴你，以色列聲稱這堵牆保護了他們的國家安全，巴勒斯坦人聲稱這堵牆的意圖是種族隔離。

維基百科不會告訴你，當你親眼看到那堵灰色水泥牆時——不管你是哪國人，屬於哪種膚色，講哪種語言——内心湧起的絕望。維基百科不會告訴你，住在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如何通過檢查站：一個隔離牆間隙中的水泥哨站，五米高的天花板上吊著兩個褪色的電扇，幾十個巴勒斯坦人擠在狹小的通道裏、向玻璃房間裏身著軍裝的以色列士兵遞交證明你能夠進入耶路撒冷的相關文件。

我走到通行隊伍的前列。拿著槍的士兵掃一眼我的文件，盯著我的臉片刻——他顯然並不關心我的命運，我的手心開始冒汗，憂心是不是出了什麼問題，是否馬上就要被當成危害以色列國家的潛在危險分子被抓去坐牢——再皺起眉頭打量我的文件。隔離牆在我心中映射下的這片陰影，巴勒斯坦人每日通勤都要重新經歷一遍，而以色列人則住在另一端、耶路撒冷更中心的社區裏——遠遠地，不需要看見或是經過那堵傷疤一樣的高牆，不需要目睹任何一張棕色的面孔、聽到任何一聲嘆息。

在以色列，我見證了一個所謂的民主社會在戰爭喚起的歷史創傷和民族主義面前如何快速腐壞。班上的以色列同學威脅要去舉報參加停戰遊行的巴勒斯坦同學，學校厠所裏的塗鴉寫著「Don't stop the war」，宿舍門口路牌上的阿拉伯語地名被人用黑色記號筆劃去。系裏有老師因爲抗議學校對猶太復國主義意識形態的無條件支持而辭職，以色列同學們則在私底下稱其為「哭哭啼啼的左翼老混蛋」。就連大學校園這片聖地中的聖地，都也已經容不下一絲反對的聲音。

我離開中國所試圖學習與理解的一切——民主意識，行動主義，道德勇氣——正在這個國家裏慢慢消失。我的導師問我在耶路撒冷的生活如何，我回答：「It feels like home.」這不是一句好話。我在這裏看到警察走向我時也會害怕。我在這裏也畏懼海關職員狐疑的眼神。我在這裏也三緘其口。我在這裏討論政治時，也會壓低了聲音説話。It feels like home.

在某篇頹喪的日記裏，我用英語寫：「仔細想來，被這個國家驅逐或許對他而言是件好事。幾十年後，反錫安主義者們或許會質問他為何遠道而來、專門把錢扔進一部戰爭機器裏，而錫安主義者們則會指責他未能共情那種長久流淌於他們内心深處的不安。無論如何，他的學費將付諸流水。那是父母終日枯坐在辦公室裏賺來的錢，只為了將獨子從其思想罪的餘波中解救出來。那些思想罪在他的母國尚未正式遭到迫害，不過是一受到過度教育的工人階級青年的妄想症。」

3. 直到大廈崩塌

2024年底，美國總統大選開票。我正在東京，早早買好了一瓶清酒，打算第二天晚上叫上朋友們一起觀看開票直播。一覺醒來，民主黨大勢已去，某個排外、厭女、法西斯的橘黃色生物即將迎來其第二任期。美國朋友婉拒了我的邀請，告訴我他要花48小時躺在被窩裏，假裝這個世界並不存在。Whatsapp的以色列大學國際學生群裏，大家正在歡呼雀躍，慶祝這場已經耗時一年多的戰爭（以他們想要的方式）結束的曙光即將來臨。

我當時差不多遞交完了所有的博士申請，包含近十所美國大學。在前綫踮脚站得太累了，我迫切地想找一個安靜的角落，獨自坐一會兒。我並不幻想著這場荒謬的大選會事不關己，但作爲一個邊緣人文學科的邊緣博士申請者，我琢磨著即便是天塌下來，在砸到我這隻無人關心的螞蟻之前，磚塊也得在半空中先飛一會兒。

2025年1月底，我回到上海的家中過年，正值特朗普登基。每日醒來打開新聞，世界都變得越來越抽象、越來越失真。美國國家科學基金停發。特朗普意圖將戰後加沙建成水上樂園。移民局抓捕參與反戰遊行的留學生。哥倫比亞大學法學教授被迫辭職。萬斯怒駡澤連斯基......如果世界上的任何一個戲班子能夠在幾天裏演出那麼多場匪夷所思的鬧劇來，勢必將獲得進軍百老匯的資格，不幸這次舞台上的生旦淨末丑大都是各國的民選領袖。

與此同時，小紅書上等待博士錄取結果的中國學生們實時更新著來自各大美國院系官網的消息。A大學人文社科系所今年停招博士生；B大學博士錄取名額減半；C大學化學系撤回了給學生的錄取決定；D大學社會學系告知學生無法在讀博期間提供資助。

因爲錄取名額減少，許多頂尖大學的項目都爲了保險起見、錄取了同樣幾個學歷最爲光鮮的候選人，於是一小撮人連中三元，絕大多數人顆粒無收。小紅書上又湧起一陣討論「privilege」（優勢地位）的浪潮，狀元郎們開始反思自己的布爾喬亞出身、美高美本美碩藤校精英教育所獲得的文化資本。在大家關掉小紅書之後，連中三元的人會驅車去紐約市中心吃Omakase，顆粒無收的人會去考自家小鎮的公務員。作爲整體的世界正在慢慢變糟，但很多時候，我又覺得它壓根沒變。

我收到了一所美國中部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心裏並沒有所謂「上岸」的喜悅之情，只覺得前路漫長，一眼望不到盡頭。幾天之前，美國國會的共和黨議員提案禁止所有中國學生赴美學習。這次它被否決了，過一陣子估計又會像狗皮膏藥一樣捲土重來。

我和我的編輯老楊打電話聊起這件事。老楊在新疆出生。她長大的那些年，新疆慢慢被搞；她去了香港，香港開始被搞；現在她跑去美國，美國開始自己搞自己。老楊問我，這一切是不是她的問題？是不是她走到哪裏、哪裏就會被搞？我說這不是你的問題，因爲在我身上發生了一模一樣的事情。這應該也不是我的問題。世界正在崩塌，而我們碰巧坐在電影院前排。

我的爺爺曾是一艘遠洋漁船的船長，他告訴我，曾經有北朝鮮的漁民趁著海上起霧的時候駕船靠過來，拿幾條很大很大的魚向他們換了一點剩下的油和鹽。我最近經常想起這個故事。我有時候覺得我們這樣的人，就像是那個北朝鮮的漁民：在一場籠罩世界的大霧裏，我們所能做的只有拿自己所剩無幾的、美好的東西，去向一些語言不通的陌生人換取他們所剩無幾的、美好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