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回到武漢，一切都變了。疫情之前，我週末常去家附近的一間舞蹈工作室練舞，這是從小堅持的愛好，從民族舞到Hip-Hop，舞蹈讓我感受到身體的輕盈，與老師結下深厚的友誼。2020年封城後至今，我再沒有感受過輕盈。那間工作室在疫情後倒閉，老師搬去了長江對岸。
在外地生活時，我的出租房在一間舞蹈室旁，每每路過，我總是猶豫是否進去看兩眼，不過每次都提不起勇氣。我的身體比以前沉重了許多。跳舞會讓我立刻想起2020年之前的日子，那是一個我們再也回不去的世界。人們常把時間線劃分為「疫情前」和「疫情後」，我想以舞蹈為界：「跳舞的我」和「不跳舞的我」。
離開家五年了，這裏唯一沒有變化的是我的房間。拉開抽屜，蓋在最上層的是疫情志願者徽章和解封后的獻血感謝狀，上面有兩段用排比和感嘆號組合而成的抒情語句，對挽救疫情期間急重症患者的獻血人士表達感謝，最後以一行紅色字收尾：「武漢人民是英雄的人民！您是英雄的典範！」
這個房間只夠放下書桌和床。我被困住的76天，一本紅棕色的日記記住了一切。之後，我很快搬離武漢。
如果只用一個詞概括這五年的經歷，那一定是「逃離」。離開武漢，遠離母語，迴避記憶。
模糊的不可抗力
它像一隻嵌在我身體裏，但永遠停留在2020年的幽靈，我不想拋棄它，因為它記載了命運的波動。但我也不想直面它，因為擔心無法控制情緒。我與這隻幽靈保持這樣剋制而禮貌的關係。
2020年後，疫情封控給我帶來一層語言暴力的創傷。寫中文一度讓我感到痛苦，我不知該如何打出那些註定會遭受審查和刪除的詞彙。
如果想要帖子或文章發出，就必須替換潛在的敏感詞，於是「政府」變成「zf」，「新冠」變成「xg」，「疫情期間」變成「口罩期間」。一篇文章裏，漢字與拼音混用，疫情的背景避而不談，具體的原因被模糊為「不可抗力」。有時即便小心翼翼，推文仍然被刪除或賬號封禁，無從查知是哪裏犯了忌諱。直到今天，在微信裏打出疫情相關詞彙之前，我心底仍率先打鼓——這句話能說嗎？中文為什麼變成這種模樣？
我還很想忘記那些封城期間出現的暴力性語言。「武漢肺炎」、「武漢病毒」——這些詞在解封后很長一段時間令武漢人無法開啓新的生活。疫情好轉後，有報道稱，湖北籍員工返回原工作城市途中，因大巴車來自湖北而遭「勸返」。當我在其他城市尋找工作時，曾單獨收到HR發來郵件，要求武漢籍申請者提供核酸陰性證明。解封后一年多，每當我介紹自己來自武漢，仍有獵奇的目光立刻向我砸來：「你有沒有得過新冠？」「哇封城時你在哪？」這是人們將「武漢」與「病毒」緊密關聯在一起的結果。
還有那些網絡上曾討論過的低幼化詞語：「叉車醬」、「嘔泥醬」、「病毒君」、「武漢這個小笨蛋」、「熱乾面加油」、「熱乾面醒了」，配以可愛卡通形象。2022年封控期間，身穿白色防護服的防疫人員被取以「大白」的暱稱。報道新冠疫情時，中國官方媒體常使用「抗疫」、「疫情防控保衛戰」這樣描述戰爭的詞彙，結尾賦予「戰勝了疫情」。每當這些詞重新出現，我的腦海裏卻總會浮現新冠死者的面龐，就像有一根針深深刺入肺部。
當語言承載着暴力，即使不去刻意回憶那充滿創傷的歷史，繼續使用語言本身也能勾起無盡記憶。
我想起韓國作家韓江的《失語者》，裏面描述一個女人為了抗爭語言中的暴力決定沉默。書中寫道：「最令她痛苦的是，張開嘴吐出的每一句話都聽上去清楚得令人窒息。不管是多麼不起眼的句子，它的完整和不完整、真實與虛假、美好或醜陋都像冰塊一樣清晰地顯現。她感覺自己的舌頭和手中發射出的句子像白色蜘蛛網一樣，非常羞恥。想要嘔吐，想要尖叫。」
我想逃離。不僅僅是肉身的逃離，還是從一種刻板的身份中解脫出去。離開武漢後，我便極少講武漢話，漸漸覺得自己不再是「武漢人」。與父母視頻通話，重新講起方言，他們嫌棄我音調不對：「聽上去像外地人，『彎管子』武漢話。」（即不標準的武漢話）
但也許是我在刻意逃避家鄉的語言。
因為疫情，很多人開始關注武漢。解封后人們期盼武漢回歸日常，於是用地方文化來記錄變化。氣溫回暖之時，一張影像截圖流傳很廣，一位半裸上身的武漢男士笑談，「武漢人的脾氣大，愛脫衣服。」以此體現武漢的「光膀子」文化，有「江湖氣」。但我執拗地想，其實只有武漢男人才會這樣，女人呢？
我想到了中心醫院急診科的艾芬醫生。2020年3月，網絡流傳《發哨子的人》，講述她「發哨子」的經歷。文章很快被刪除，但人們用各種各樣的替換詞規避審查，重新轉發，引發一波互聯網上異常團結的「接力」。
最重要的是那句「老子到處說」。有人說，這句話能體現武漢女人的性格。同樣身為女性，我更能共情艾芬的表達方式。
我想帶着「老子到處說」的勇氣離開武漢，與過去的自己告別。作為生者，也需重新活一次。不是苟活，而是更用力的活，以無愧於那些沒能幫助到的逝者。
我賭氣，忘掉這門語言吧，出國，從此只用英文寫作。用一門外語書寫熟悉的土壤和人群，或許能使我與家鄉保持合適的距離。2021年，我去往海外，帶着我的日記本，這是行李裏唯一一件與家鄉和疫情有關的物件。
一開始，我對這段逃離家鄉和母語的日子感到開心，不必再自我審查，也不必羞恥於表達。我似乎真的從那段記憶裏逃脫了，不用被往事纏身，只是在一些瞬間，腦內會閃回封城時日。
新聞工作也讓我與「自己」保持了一段距離。傳統新聞裏對客觀性的要求，促使我從個人觀點中抽離，只需好好講述其他人的故事，自己似乎並不重要。
在國外生活，經濟遇到困難或工作遇上阻力時，我會回想起封城在家的日子——沒有比那更難熬過的歲月，總不至於出不了門——於是眼前的困難也似乎變得可解。
不過，我對那本日記始終有一些複雜的情感。我帶着它搬家，但從不打開。出遠門時，日記放在隨身行李裏，以保證不會丟失。如果突遇事故，只能攜帶一樣物品，我想一定是這本日記。它像一隻嵌在我身體裏，但永遠停留在2020年的幽靈，我不想拋棄它，因為它記載了命運的波動。但我也不想直面它，因為擔心無法控制情緒。我與這隻幽靈保持這樣剋制而禮貌的關係。
他者的重返，各自的逃離
母語四處受限乃至扭曲，我懷着失望來到英文世界，但在英語世界寫作卻嚐到另類的撕裂感。
為英文讀者講述中國人的故事常常需要提供大量的背景介紹，很多背景對中國人來說是顯而易見的。一位英文編輯傳授技巧，「將讀者想象成一個美國小學生。你的中國報道要讓這樣的孩子也能讀懂才算好。」於是，我花了很多功夫，努力靠近一個想象中的對中國了解甚少的外國讀者，用更平實的話語讓他們儘可能明白和共情中國人所處的社會環境和新聞現場。
與此同時我也知道自己正離中國讀者越來越遠。報道時，我筆下的「中國人」成為「他者」，是「這群中國人」在做何事，其中彷彿有個隱形括號：「（不包括我）」。
我的父母不會英文，讀不懂我寫的內容，也不知如何登上國外網站。工作繁忙，我們相隔萬里，交流越來越少，他們不了解我到底如何工作，我也沒有了解他們如何生活。直至2022年底，父母家的社區網格員發布當日封閉小區的通知，要求實施五天臨時性管控，居民「足不出小區」，如有陽性病例將延長封控時間。
當時，我這邊凌晨四點，看到社區群消息，着急問父母有沒有囤好足夠的食材，是否還需上班。媽媽懨懨地回，公司要求不回家，員工在附近住酒店，保持正常通勤。而那時我才知道，爸爸感冒了，一個人趁社區關門前去超市裏採購了物資。他回消息：「我在家，我們這裏叫『靜默』，自我控制。」我宛如一個外賓。
我獨自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感到無力，腦內再次閃現武漢封城的情景，那時在家也是同樣的無力。我在想，我做中國報道，是給誰看？有什麼用？
那段時間，我也經常因為跟不上國內的局勢變化而困擾。早晨醒來，國內已經發生了一整天的事，誰的健康碼變黃，哪裏的樓再次被封。一些文章在我睡覺時廣泛流傳，等我打開時已經被刪除。某日雨後的中午，我在一家餐廳和朋友吃飯，環境安靜，背景音樂舒緩。我打開手機，看到的卻是國內的年輕人露着臉在街上抗議清零政策。那一瞬間，我很難再嚥下眼前的餐食。我做不到假裝正常生活，對遠方的事情隔岸觀火。
我終於重新問自己，為什麼從事媒體？
我並不是一開始就有志於媒體行業。封城前，我讀商科，正在準備一家位於中國南部的公司面試。如果沒有疫情，我本計劃先掙幾年錢，再尋找真正喜歡的事業。
2020年封城後的半個月，我幾乎每天都在獲知親朋好友感染的消息。朋友的爺爺在家呼吸困難，高中同學頂着高燒帶媽媽走路去醫院，中學老師全家感染卻無法出小區。我也緊鑼密鼓地幫忙聯繫街道辦和醫院，最終都是徒勞。後來，朋友的爺爺在留觀室裏去世，親屬直到解封后才能領取骨灰盒。那段時間，當我再次打開疫情前精心修飾過的簡歷，只覺是一張廢紙。
封城的經歷推動着我做出改變，要在短暫人生裏去做更急迫而重要的事。每個人對此都有各自的答案，我的也許就是，要記錄真實，讓具體的人被看見。如果下一次災難來臨，我希望自己不至於再次陷入無力。
捫心自問，在海外的日子，我並沒有因為轉行從事新聞工作而讓自己更有力，讓更多普通人被公衆看見。我甚至沒有真正看見封控下父母的樣貌。
我腦海裏再次浮現出那些因新冠而死亡的面容。我弄清楚武漢封城下暴露的社會問題了嗎？我無法回答。也許要首先找回我自己，才能探尋其他議題。為了這些問題，我必須回到武漢，必須用母語書寫，給中文讀者看。
這次重返是我第一次與親歷者串聯起記憶，終於可以給自己的五年一個交代。不僅是詢問我們還記得多少，還是思考我們能帶着這份記憶去向何處。
新冠像一支他們想要儘快甩掉的強力膠，每當問起，他們便極力澄清。
這一次，我才知，很多人這五年有他們各自的「逃離」方式。
我和退休公職人員A對談時，一支無形的達摩克斯劍懸在我們頭上。對話始於「你先別錄（音）」，接着，我們在「你把這個（錄音）關了」與「我可以開始錄了嗎？」之間反覆。出於安全考慮，他小心翼翼，習慣了自我審查。過去五年，他一直避開與親友討論疫情背後的政治議題。他說要保全自己，不發表看法，不透露傾向。
曾一度重症的醫生劉偉斌，至今沒有告訴兒子當年感染了新冠，差一點死去。他擔心孩子在家擔驚受怕。我們聊天時，他也常提及自己平時不願回憶，「太難受」，眼神有些閃躲。對他來說，也許只有逃離那段記憶，去做一些消遣娛樂之事才能放鬆。
我與救護車司機老李的交談結束後，一同走出麻將室。他的腳前些天被開水燙傷，剛去醫院上了藥，走路不便。他說不必攙扶，獨自扶着牆，走在我前面。從木質樓梯緩慢下樓時，他邊走邊說，「我也不想再回想那些事。社會上不（公）平的事情太多了，你覺得我說得對不對？」
很多人其實無法逃離。
新的華南海鮮市場裏，有不少「老華南」的商戶。他們告訴我，2020年，他們從「老華南」搬到「四季美農貿城」。疫情「放開」後，他們又搬至現在的「新華南海鮮水產」。
並非每一家都感染過新冠，也並非每一家曾經賣過「野味」，但他們都被統一冠名過「有病毒的人」。搬到了新地點，仍有來往顧客詢問他們有關新冠的問題。
與其中三家海鮮行的店員聊天時，我常能感覺到，這不是他們第一次向人解釋五年前發生的事。「也不是專門是華南的（人感染），這個東西其實真的華南背了黑鍋。到處都是的，到處都是（病例），」一位商戶向我解釋。她說她一開始有感冒症狀，到醫院檢查，結果四處擠滿發熱病人，不過她的症狀不重，一週後就康復了。
五年間，他們繼續做着海鮮行生意，主要售賣魚蝦、螃蟹。儘管收益遠不及疫情前，但這是他們唯一能養活全家人的方式。新冠像一支他們想要儘快甩掉的強力膠，每當問起，他們便極力澄清：「我們當時一直在（檔）口子外面，沒感染」，「封城時沒陽，放開時陽了」。
痛苦地向悲傷敞開懷抱，生活才變得可能
人類的心靈創傷，與其說需要被「療愈」，還不如你張開雙臂去擁抱。——韓國作家韓江
要回到現場，我有些躊躇。擔心自己揭開了傷疤，讓彼此都疼痛。我向一位記者朋友傾訴，不知道自己是否還應該向人們貿然提起新冠。她很堅定地說：「記錄本身就應該是很重要的事情。即便是只有兩個人之間的對話，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要是他們都忘了呢？」
「如果人們還沒有真正直面自己，忘記了也不會過去，會留下一個疤。」
這番話鼓勵了我。事實上，當我第一次在「老華南」和商家對談時，也印證了這一點。輕輕問起封城之事，沒想到商家幾乎沒有遲疑便開始滔滔講起自己的經歷。「別人說我們是『逃逸』」，這句話她說得很大聲。我產生一種久違的共鳴。很久沒有在街上聽見人公開談論這件事，我的心裏某一塊也突然不堵了。說出來，我們才明白彼此共享過類似的情緒。
也許是我自己還沒有好好面對封城帶來的傷痛，才如此敏感憂慮。那天之後，我終於鼓起勇氣，打開了那本棕紅色日記。不過，當我一字一句閱讀那76天的紀錄時，我卻重新感到煎熬。
讀至三月，我有些失去耐心——怎麼才到封城第40天？如果封城初期的混亂之景令人產生對死亡的恐懼，那麼自三月開始，當死亡人數逐日下降，人們卻仍封閉在家的狀態則是另一場精神上的桎梏。
2020年3月8日，是封城第46天，我在日記中寫：「武漢現在處於一個割裂的狀態。各地的秩序正恢復正常，只有我們仍活在陰霾之下。情況看上去在逐漸好轉，但這種被壓抑的、出行受阻的日常依舊沒有改變。一想起認識的親朋好友感染了，有的痊癒，有的離去，就感到一陣切膚之痛。食品物資仍要投靠最原始的團購方式，或者去盒馬卡點搶購，或者買稀有的幾家外賣。在夾縫中生存，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吧。」
那時我還不知道何時解封。也許2022年的上海封城人們的心態有類似之處。
我想知道那些曾經的感染家庭、醫務人員，他們現在的生活和心境，於是我開始聯繫更多人。不過，這個過程比我預想得艱難許多。
許多人都不願再聊了，即使他們是五年前一口答應，接受過媒體採訪的人。另一方面，一些人對媒體產生了更多不信任。A說，他的幾位關係緊密的醫護朋友既不想回憶，也不想告訴媒體，怕惹麻煩。我還託朋友聯繫一位當年令我印象深刻的逝者家庭，朋友一開始答應一同拜訪，但之後沉默了一週多。他猶豫許久，仍然不敢打電話，擔心老人難受，於是作罷。
寫完文章後，我想人們至今想起那段歲月，或想要回避或感到悲憤，是否因為直到現在，那些壓在心底的情緒仍沒有一個合適的窗口去共同宣泄。
我再次前往書店，與小羊聊了很久。她說如果有機會，希望看見一個公開的疫情專題平台，供市民留言、評論、抒發情感，無論形式是線上還是線下。理想情況下，這應當是一個沒有政治敏感詞審查的平台。可能上面會出現一句感受，也可能是一段經歷。或許，這樣的平台會交織着觀點衝突，但這些也都構成了普通人的記憶和表達。從聽見彼此的心聲開始，照見自己被雪藏的情感。
「人類的心靈創傷，與其說需要被『療愈』，還不如你張開雙臂去擁抱。」作家韓江在一次訪談中提及寫作是否是自我療愈的方式時如此表示。
「悲傷是人類心中擺放死亡的空間；當我們不斷去探訪那些空間時，我們在默默地、痛苦地向悲傷敞開懷抱。而在這樣自相矛盾的過程中，生活也許才變得可能。」
小羊在期盼那個為「創傷」開放的空間到來，但這不是被動的等待。在此之前，她正盡力於公共服務之事。她如今是社區的社工，有機會參與策劃居民活動，努力加入自己更多的想法。譬如，她把活動方案裏的「快遞小哥」改成了「快遞員」，讓用語去性別化，並且加了「女快遞員」的內容，領導接受了建議。但也有一次，她建議在婦女節為社區裏的單親母親送衛生巾，領導立刻否決，沒有說明原因。
與體制打交道常令她垂頭喪氣，很多決定都捉摸不透。但即便如此，她說自己還想繼續試一試，直到再也無法推進。
「熬夜做到12點多，雖然最後還是被pass了，但我努力過，也不算白費，」小羊說。我心生敬意，她一直在面對，而我選擇了逃離。
記憶斷層之時
其實，逃離的想法並不是一開始就出現的。相反，封城當日，我想直直盯着眼前發生的一切。
2020年的1月25日下午，即封城的第三天，大年初二，我趕在私家車禁行之前去超市搶購食材。傍晚，大街上空空蕩蕩，唯一一家營業的盒馬超市裏卻擠滿了人。一半的貨架都空了，人們裹着厚厚羽絨服，戴着口罩穿過一張張寫有「年貨節」的紅字招牌，搶購肉食和蔬菜。
走出超市時，夜幕降臨，沒有霓虹燈的城市漆黑一片，但路邊的紅燈籠卻高高掛起，顯得不合時宜。空氣陰冷潮溼，我彷彿聞到了屍體的臭味。人們都想問，武漢到底何以至此。
當時普遍建議，如果感到痛苦，不妨少看疫情相關消息，有利心理健康。我很固執，不，我一定要知曉最新的報道，一定要讀完那些逝者家庭的經歷。唯有看見，才能消除我對未知的恐懼。這的確是一顆定心丸：在報道里逐漸對病毒有更清晰的認知，在他人的經歷裏反思自己最應做的事情。
那時活着，內心經常充滿愧疚——一種「為什麼我活着，其他人死了」的羞愧。我與朋友互相安慰，也許唯一能做的就是好好生活，救助那些受難者，不斷追問背後的原因。於是我每天看新聞，刷患者的求助帖，保存床位信息和藥店情況。
這一切都通過日記本保留了下來。只有重新翻看日記，我才回想起那些封城在家的畫面，情緒也因此重新翻滾。
手寫的日記令我安心，這是互聯網時代無法刪除的內容。一月始，我每日記錄在發生什麼，聽說誰也感染了，我的內心如何混沌不安，最後一句總是祈禱家人平安無事。
到了二月，家人無恙，家裏的墨蘭開花了。但是媒體報道的審查愈加嚴格，我漸漸看不清不遠處醫院的情況。我的社交媒體賬號也因發表疫情言論被封鎖。內心的恐懼再次襲來，卻無處表達。我擔心遺忘歷史，害怕麻木。
再到三月後，死亡人數持續下降，人們期盼春天到來，但是居民仍無法出行。我似乎習慣了沉默的生活，頭髮第一次長至及腰，體重輕了十斤。因為不再化妝，連曾經爛熟於心的化妝品名字都記不起來。解封后我還曾想約親近的朋友小聚一次，但我們幾人都暗暗拖延，一時不知如何社交。離開武漢前這個聚會也沒能辦成。
那種屍體一般的氣味，在解封后，我第一次出門時仍然存在。那時春天已經到了，我去東湖散心，路上行人卻依舊稀少，他們面無表情地走路，行屍走肉一般。有時我們眼神交匯，有一種心照不宣的沉默和閃躲。
走到湖邊，朋友為我拍照，我卻笑得非常僵硬和苦澀，覺得自己彷彿踩在正在腐爛的屍體上。生活看似回到平常，但人們被困在了封城的時空裏。即使解封，也仍處在封城的狀態之下。我想要逃走。
回看起這些個人往事，大部分內容我都忘記了。不過我很慶幸那時保留了不少資料，在這次重返武漢後，與其他親歷者交流，記憶斷層之時，我們會翻閱和分享各自的封城日記。
記錄
殘酷的現實是，疫情的陰霾並沒有結束，人們仍不知如何面對創傷。更別提，那些橫亙在公衆面前的新冠溯源等已經政治化的問題。
我在年長者身上看到了更多的無力。五年後，他們往往向內看，回歸個人生活。身上的負擔很沉重，家庭和工作壓力似乎填滿了他們的生活。
但是年輕的人則總會提到「不要遺忘」。我的一位朋友嘉琪，29歲，在封城前前往美國留學，2021年又從美國回到武漢工作。這五年間，國內外疫情的此起彼伏，改變她更多的是價值觀。在海外，她因為來自武漢而遭受同學的疏遠，回國時，她又成為了一些國人口中「千里投毒」的留學生。
疫情前，嘉琪並不是一個特別關注公共事件的人，但現在，她意識到世界各個角落發生的事其實都可能與自己密切相關。她開始分辨哪些是政治宣傳，哪些是獨立報道。她提到幾次「不能遺忘」疫情間發生的事，我問她為什麼覺得重要，她很乾脆：「很多人就這麼死了，不能就這麼算了。」
我從他們的五年也看見了自己，逐漸感受到自己這幾年從逃離到重返之間的變化。
離開武漢後，記錄和表達變成我生命中一件自然的事。在一個記憶容易變形的時代，這或許是普通人能做的事。新聞業流傳一句話，「新聞是歷史的第一稿」。在中國媒體式微的今天，這句話仍在支持我走下去。記錄我們的歷史，是一種共同抵抗遺忘的方式。我逐漸不再擔心，報道實在發不出怎麼辦。至少眼下的記錄已經留存，無論是何種形式，它們會在某一天重見光明。
如今，在中國做記者似乎總意味着隱姓埋名。但回想疫情時期，如果今天是活着的最後一天，名利還重要嗎？比名字更重要的事情是，我們是否能懷揣勇氣與良知活下去，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問心無愧。
作為記錄者，與受訪者之間真誠的互動也鼓勵着我。黎依讀過文章後說：「你準確地表達了我想表達的。」看到這句話時我已經淚流滿面。原來我們活着還可以做很多事，看見個體本身，也被個體所尊重。五年前的我，不會想到今天能夠做這件事。
與黎依聊到最後，她說她也在對話裏觀察到我的反應。「我看到你眼睛紅了，希望所有經歷者都能不再受那段經歷的創傷，也希望這個世界不會再發生一夜之間所有社會秩序全部崩塌，讓人極度絕望的場景，」她說。
我們有各自的期盼。我想要十週年再寫一篇回訪，黎依希望那時活得更自洽。
封城五週年當日，武漢沒有公開的悼念活動。2025年央視春晚，武漢首次成為分會場，主題為「英雄城市，還看今朝」，但從頭至尾未提及一次疫情。
我與曾報道過封城的同行討論，發覺五年是一個奇妙的節點。對於人的一生說，五年很短，但從過去照見今天，五年又過得太漫長，幾乎改變了我們的命運。很多記者轉行離開，但也有像我這樣的人走進來。總之，我們對後疫情的記錄也不會止步於此，因為這也許會是一生的課題。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們用不同的媒介探究下去。
回到武漢，又度過了一個冬天。這次不再是「逃離」，而是找回自己，找回母語，找回被擱置的記憶。
在某天的日記裏，我看見自己摘錄的一句話：「不要等待着他人從頭至尾地構建你的命運，尤其是當命運仍掌握在我們手中。」那天我路過那間已經關停的舞蹈室，走上樓後，發現教室仍在招租。
也許有一天，我會重新開始練習舞蹈，重新編織自己的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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