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庫爾斯克攻勢給烏克蘭帶來了什麼？——軍事上的風險與政治上的成功

2024年8月7日，烏克蘭對俄羅斯庫爾斯克地區（Kursk Oblast）發動出乎意料的進攻，到現在已有三週，隨着前線逐步從運動戰轉入相對靜態的階段，戰爭迷霧也逐漸消散，外界對整個行動的觀察有了更多的信息與把握。另一方面，由於烏克蘭將大量部隊與裝備轉向這一攻勢，頓巴斯前線的狀況加速惡化。俄軍前鋒已經抵達重要的後勤與交通樞紐波克洛夫斯克（Pokrovsk）。一旦該城陷落，烏克蘭在頓巴斯地區最後的主要人口中心克拉瑪托爾斯克綜合體（kramatorsk agglomeration），就將暴露在俄軍的攻勢之下。

本文將目前的動態局勢放在俄烏衝突更為宏觀的政治與經濟背景中分析，探討各方戰略決策的語境與意圖，並據此分析接下來俄烏戰略圖景可能的發展方向。

烏克蘭的戰略困境與壓力

烏克蘭即便在「最好局面」下，仍然會面臨巨大的在不利條件下與莫斯科談判停火的壓力。

截至2024年夏天，無論是烏克蘭內部還是外部的觀察者，都承認軍事局面的發展並不對基輔有利。筆者在年初曾總結道：在去年夏季反攻以失望收尾之後，烏克蘭面臨國防工業全面運轉、部分進入戰時經濟的俄羅斯，轉向了戰略守勢。由於對2023年反攻寄託過高期望，烏克蘭及其西方盟友都沒有對戰爭節奏的轉移做好足夠準備。這導致他們沒有對三個結構性問題——兵員匱乏、彈藥（尤其是炮彈與防空攔截器）不足、缺乏防禦工事——做出充分的準備和反應。

這半年來的戰況基本印證了筆者的分析與預測。美國援助烏克蘭的補充法案在國會拖延半年之久，加劇了烏軍面臨的困境。烏克蘭軍方與總統就徵兵問題齟齬不斷，導致加強徵召年輕兵員的法案在最高拉達擱置不前。俄軍在滑翔炸彈、無人機、炮火，與突擊步兵戰術的加持之下，於頓巴斯地區不斷以巨大傷亡為代價持續前進。另一方面，俄軍在哈爾科夫州的攻勢儘管沒有獲得預期的戰略效果——製造邊境「緩衝區」，分散烏克蘭軍隊的防守力量——但無疑也讓基輔本就不太樂觀的戰略前景又蒙上了一層陰影。

西方盟國與基輔面對這些困境並非無所作為。美國衆議院最終在共和黨議長邁克·約翰遜的牽頭下通過了補充法案，大量彈藥裝備得以補充進基輔的武器庫。與此同時烏克蘭也調低了徵兵年齡，並加強了對違法逃避徵兵的貪腐問題的打擊。至2024年8月初烏軍在庫爾斯克地區發動大規模進攻的時點，俄軍儘管仍然在頓巴斯前線享受炮火優勢，但是根據軍事專家估計，其差距已經從平均而言的1：6降低到1：3左右。在基輔2024年4至5月最脆弱的時間點上，俄軍無法通過大規模的合成武裝作戰大規模殲滅烏軍建制、突破防線，而只能漸進式前進。這意味着在入秋之後俄軍2024年的攻勢本來會逐漸減弱，戰線會逐漸穩定。從純粹軍事角度，這對於2024年內外交困的烏克蘭並非是最糟糕的、不可接受的結果。因為這意味着烏克蘭仍然有機會在2024年剩下的時間裏學習錯誤，鞏固陣線，積蓄力量，為2025年及之後的戰鬥做好準備。

然而，軍事是政治的延續。2024年夏天的烏克蘭儘管沒有面臨2022年初戰爭最開始一週時生死攸關的、即刻的軍事威脅，但庫爾斯克攻勢發動前的戰場軌跡卻明顯在助長對烏克蘭戰略層面不利的政治話語與動力。盤旋在基輔和歐洲盟友內心上空最大的陰影，是今年11月美國大選後特朗普重新上台的可能性。他數次表達儘快結束俄烏衝突，減少乃至停止對烏克蘭援助的意願。特朗普的副總統候選人J.D.萬斯更是對美國在歐洲持續大量投入精力和資源持批評態度。拋開這兩位總統候選人的個人立場帶來的不確定性，烏克蘭即便在「最好局面」下——民主黨執掌的白宮與國會——仍然會面臨巨大的在不利條件下與莫斯科談判停火的壓力。

究其原因，這一主張背後有着若干看似合理的判斷，而這些判斷表面上的合理性 ，又明確地聯繫着西方國家對目前戰場局面的感知。

「戰爭經濟學」的侷限性

西方觀察家在戰爭開始時，對俄羅斯經濟的適應能力與俄羅斯社會的堅韌性做出了過於輕率的假設，嚴重高估了西方經濟制裁的效果，他們現在又有了過度矯正，無限誇大俄羅斯戰爭潛能與社會團結的傾向。

大致來說，支持對基輔施壓以求（在對其極其不利的條件下）「凍結」衝突的論證，基於以下一些觀察。

首先，由於低成本、高質量的探測器（sensor）的普及，戰場已經變得愈發透明。結合預先準備的防禦體系，「突然進攻」已經不太可能，這給了有備而來的防守方相對於進攻方不對稱的優勢。大規模合成武裝的運動戰進攻已經成為不可能。靜態的、對位置的消耗戰爭奪會成為整場戰爭的標誌性特色。

其次，基於上面的判斷，唯一可行的可以實現戰果的方式，就是通過壓倒性的火力與人力，淹沒敵軍的防線。這也是目前俄羅斯在頓巴斯地區採取進攻的模式。從2023年反擊的失敗來看，烏克蘭未來如果想要收復領土，也只能採取類似的戰術。

第三，進一步的，這意味着戰場軌跡的發展將會是線性的，可預測的，純粹關於數字（數量）的比拼。而無論是從潛在的人力還是軍事工業生產能力判斷，烏克蘭面對俄羅斯都不佔據優勢。最後，再考慮到西方援助烏克蘭的政治意志的不確定性與軍事工業增產的困難，基輔的戰略環境與軍事局面在可預見的未來只可能持續惡化，軍事上的努力隻影響是加速還是延緩這個過程。因此，西方國家早日施壓烏克蘭實現與俄羅斯結束直接敵對，哪怕（暗含着）接受重大不利的條件，是唯一理智和現實的符合其國家利益的方案。簡而言之，在上述視角觀察下，烏克蘭既缺乏任何可信的「勝利理論」（不管這種「勝利」如何定義），也缺乏以有利條件持續地與俄羅斯進行消耗戰（attrition warfare）的政治經濟條件。

必須承認的是，這一視角並非全無道理。在總體戰的語境下，軍事力量無非是作為一個整體的國家之能力的代理變量。最終決定戰爭如何收場的，不是個別的戰術甚至作戰層面的操作，而是交戰方誰能夠在內外因素的幫助下，維持比對方更為堅挺的國防經濟——這不僅包括更多的裝備、更好的訓練、更充足的兵員，也包括如何在戰爭條件下，維持整個社會（大部分人並不直接在作戰）的生產與生活。

軍事分析家邁克·考夫曼（Michael Kofman）今年6月從烏克蘭前線考察回來後報告說「這場戰爭的勝負並不取決於誰佔領了頓巴斯接下來的15-20英里土地」。他一方面是暗示在作戰層面上，烏克蘭可能會在今年丟掉剩餘頓巴斯領土的控制權，另一方面是指出，整場戰爭的「戰略重心」（center of gravity）已經不在於具體的一個據點、一條壕溝的得失。烏克蘭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儘可能維護自身基礎設施和經濟活動的運轉，多大程度上對俄羅斯的襲擊採取對等報復，其重要程度不亞於在戰線上又擊退了多少次俄軍進攻。無論是烏克蘭針對俄羅斯石油存儲設施的轟炸，還是俄羅斯對烏克蘭發電廠與變電站的空襲，都是對這一戰略圖景的認知與反應。

上文所簡述的「衝突凍結論」的侷限性之一，就在於假定「戰爭的經濟學」——軍事能力與社會經濟的轉化與互動，可以通過簡單地計算人口、工業生產等數字就可以得出結論。實際上，即便是普京也並不希望俄羅斯在這場戰爭中賠上全部家底，追求一場同歸於盡的勝利對他來說也絕非是可以不假思索做出的決定。烏克蘭的經濟狀況當然並不樂觀，但俄羅斯也過得並不輕鬆。

過熱運轉的軍事工業與軍隊招募志願者人為製造了俄羅斯大量勞動力短缺，推高了工資造成極強的通脹壓力。普京在2022年的部分動員之後，仍然仰賴「志願招募」來維持其極大傷亡的作戰方式。普京在7月31日簽署命令，將志願簽約者的一次性獎金提高到40萬盧布（約4600美元）。各個城市和地區為了爭奪稀缺的志願者資源，在國家待遇的基礎上也不斷加碼，額外提供經濟補償。比如說，莫斯科市民假如自願參軍，如今一年可以拿到60000美元的收入，接近美國的平均工資水平。這大大高於莫斯科地區，更不必提俄羅斯總體的平均收入。然而更高的價格，卻吸引來了更少的士兵。根據西方和烏克蘭方面的分析，俄羅斯軍隊在2023年大概可以每月招募到3萬左右志願者，而在2024年，這一數字下降到了大概每月2.5萬，其軍人的平均年齡也趨近於38歲——並不比烏克蘭的43歲有着太大優勢。

由於西方觀察家在戰爭開始時，對俄羅斯經濟的適應能力與俄羅斯社會的堅韌性做出了過於輕率的假設，嚴重高估了西方經濟制裁的效果，他們現在又有了過度矯正，無限誇大俄羅斯戰爭潛能與社會團結的傾向。上述分析說明，即便是在「人力」這一俄羅斯相對烏克蘭最有直面優勢的領域，俄軍所能享受的實際能力仍然受限於從政治、經濟、到技術上的多種限制。並不能可持續地、無窮無盡地轉化為針對烏克蘭的戰場優勢。普京或許是一位喜歡出奇制勝的「賭徒」，但這並不意味着他不會考慮自身選擇所面臨的成本與風險。

烏克蘭在黑海針對俄海軍的拒止作戰（sea denial）在戰略上的成功，不在於基輔摧毀了多少俄羅斯黑海艦隊的水面艦艇，而在其向普京展示了自身威脅俄羅斯重要軍事命脈的能力。這一威懾力讓烏克蘭在俄羅斯退出黑海谷物倡議後，仍然能夠與莫斯科達成某種默契，雙方繼續保持黑海經濟通道的暢通。這對維繫烏克蘭的經濟狀況至關重要，也證明了克里姆林宮並非對激勵、懲罰和風險完全不做出反應——對於任何未來可能的停火與和平協議，這都是至關重要的知識與教訓。

庫爾斯克攻勢的政治效果

既然政治會影響軍事的結果，那麼反過來要改變政治的感知也就需要軍事上的變化。

「凍結論」的侷限性之二，就是過於僵化和絕對地接受了「靜態戰場」與「運動戰的不可能性」這一假設。正是在這一點上，烏克蘭的庫爾斯克攻勢最為直觀和迅速地改變了西方觀察家中流行的共識，將動態重新引入戰場，人為創造新的機遇與不確定性。

為了造成突然襲擊的戰術效果，烏軍總部採取了許多手段，吸取了許多教訓，並做了精密的計劃。在行動開始前，只有軍隊總司令亞歷山大·西爾斯基中將與總統澤連斯基在內的小範圍人員知曉。美國在內的盟國事先被矇在鼓裏，既最小化了如同去年反擊作戰時遭遇的大規模泄密風險，又排除了盟國可能的事先反對，造成其不得不追認的「既成事實」。執行作戰的部隊很多是從困難的前線撤換下來的，直到行動的最後一刻才被告知計劃。烏軍宣傳自身在蘇梅地區集結部隊是為了預防俄軍重複在哈爾科夫地區的攻勢，並利用夏季繁茂的樹陰掩蓋部隊集結的規模和行進路徑。

烏克蘭發起進攻的地點和時機也是精心挑選的結果。俄羅斯今年大選之後，軍事領導層經歷了大規模換血與改編。負責庫爾斯克地區防禦的列寧格勒軍區與莫斯科軍區大量單位駐紮在烏克蘭戰場，防區力量空虛，不同情報、治安、軍事單位的指揮系統協調混亂。列寧格勒軍區新任指揮官亞歷山大·拉平將軍在之前的烏克蘭戰場上表現不佳。

烏軍大量使用無人機、電子戰與機械化部隊癱瘓俄軍的監視網與防禦系統，壓制俄羅斯空天軍（VKS）的戰場支援能力，並且通過高速機動實現了對部分俄軍單位的包圍。在行動開始10天后，庫爾斯克邊境的小城蘇賈（Sudzha）就已經完全落入烏軍之手，有若干俄羅斯部隊成建制被俘投降，人數可能達2000之衆。烏克蘭軍在此地設立行動基地與後勤中轉站，繼續確保對庫爾斯克地區的深入侵襲。

從軍事角度來說，這一行動的高風險是不言而喻的，而其可能的軍事收益則不那麼確定。普京不喜歡錶現出自己被迫出於弱勢與對手談判，指望他用烏克蘭佔領的俄羅斯領土交換烏克蘭的被佔領土不一定現實。俄羅斯民衆在戰爭中表現出了驚人的忍耐力和適應力。儘管庫爾斯克與別爾哥羅德地區的緊急疏散，在俄羅斯民衆中造成了大量不滿，這種不滿不太可能轉化為針對克里姆林宮的直接威脅與壓力。烏克蘭將急需的人員與裝備用於在敵方領土上的進攻行動，必然導致頓巴斯前線的空虛。

事實證明，到目前為止，俄軍雖然確實從烏克蘭戰場調動了部分人員和裝備支援庫爾斯克，但是在頓巴斯地區的進攻烈度有增無減。烏克蘭在波克洛夫斯克與恰西夫亞爾（Chasiv Yar）前線面臨崩潰的危險，這意味着烏克蘭在整個頓巴斯地區的控制都將受到威脅。而其在庫爾斯克地區的作戰在最開始的突然性消失之後，也在面對越來越成組織和激烈的俄軍對抗。在戰場由動態又再次轉向靜態的過程中，烏克蘭會不斷以更高比例損失寶貴的精銳部隊和西方裝備。在烏軍防禦力量已經捉襟見肘的情況下，再度主動在敵方領土開闢需要投入資源防守的新戰線，毫無疑問會進一步惡化烏軍目前的人員與彈藥困境。當然，正如軍事分析家羅伯·李所指出的，如果俄羅斯不滿足於在庫爾斯克地區建立防線，單純地隔離烏克蘭對俄羅斯領土的侵佔，而是出於政治理由發動不計代價的反攻，那麼烏克蘭就有機會對俄軍造成不對稱的傷害，創造有利的消耗戰交換比，並減輕其它前線的軍事壓力。

然而單純從軍事視角出發，並不能全面客觀評價庫爾斯克攻勢的可能得失。對於烏克蘭國內的軍民和西方盟國的觀察者來說，抽象分析無法改變戰場被鎖定在逐漸輸下去的「凡爾登式絞肉機」這一感知。而這一印象本身就會影響烏克蘭軍民的士氣與信心，也會影響西方支持烏克蘭的決心與耐性。

「等待、儲備、消耗」或許是軍事上最穩健的做法，但正如克勞塞維茨無數次指出的，這世上並不存在完全封閉的「軍事邏輯」。政治是軍事的上位，無法改變政治敘事與政治環境惡化的軍事戰略會喪失其存在意義。對於軍事鬥爭中的弱勢者而言，更有風險的選擇也可能是理性的。或許，在烏克蘭最高決策層看來，如果頓巴斯地區面臨的命運無非是早一點還是晚一點徹底被俄軍佔領，那麼趁着還有選擇的時候，嘗試一些激進的可能性，把局面打開，比起被動接受只會不斷惡化的局面更有吸引力。

為打破有缺陷的、但卻可能自我實現的負面敘事與政治動力，只是紙面上指出其政治經濟學邏輯的缺陷和潛在的災難性後果是不夠的。既然政治會影響軍事的結果，那麼反過來要改變政治的感知也就需要軍事上的變化。正如勞倫斯·弗裏德曼爵士的判斷，以這個標準來看，庫爾斯克攻勢確實取得了巨大的政治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