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色列反戰：正在消失的左翼，不能談的巴勒斯坦

「這個國家只有0.5%的反猶太復國主義者」

在2024年打開谷歌地圖，會見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充滿爭議的國界被用虛線細細地標出。在東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領土上，有一塊被虛線圍起來的小小飛地，那裏坐落着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的斯科普斯山校區、兩所醫院和耶路撒冷戰爭墓地，墓地裏埋葬着在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陣亡的大英帝國士兵。這場戰爭中英國的勝利使得原本由奧斯曼帝國控制的巴勒斯坦地區再次易手，猶太復國主義的領袖們也藉機在大英帝國的政治精英中斡旋、說服了帝國內閣接受猶太復國主義者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國的計劃。

我和 Omer 即將跨過谷歌地圖上那條窄窄的虛線，走入名義上的巴勒斯坦領土。現實中，那裏是以色列掌控下的居民社區和購物中心，同虛線的另一邊沒有任何界分。經過英軍墓地的正門時，Omer 冷笑了一聲：「這些英國殖民者。」

Omer 在18歲的時候，通過自閉症和抑鬱症的診斷成功免去以色列對其猶太公民的強制兵役。除了因病免除，另一個選項是做良心拒服兵役者——前往兵役登記處，向登記人員宣示自己因為政治原因拒絕服役。拒服兵役的結果是被關押十幾天，再被帶往兵役登記處；再拒絕的話就再次被關押，如此往復幾個月，直到政府確認你無可救藥後將你釋放。

兵役登記人員翻看 Omer 的醫學診斷時，Omer 壓抑着自己的不安和憤怒，沒有說出自己的政治立場。他告訴我：「以色列國内可能有70%的人是那種喊著『把阿拉伯人殺光』的極端猶太復國主義者，大概29%的猶太復國主義自由派，真正的反猶太復國主義左翼只有大約0.5%。在這個社會，要是讓別人知道你是一個反猶太復國主義者，你就徹底完了。」

Omer 在16歲前就已經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一名無政府主義者，但真正系統性地了解以色列對於巴勒斯坦犯下的暴行，是在2023年10月的巴以衝突開始之後。社交媒體上關於戰爭與死亡的訊息瘋狂地湧入他的視野，迫使他更深入了解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佔領。他的自我教育取材於谷歌、維基百科和 Instagram 上的成百上千條 Reels，當我向他詢問以色列的高中教育對巴勒斯坦人形象的刻畫時，他向我放映了一條他收藏的 Reels，視頻在大約三分鐘裏詳盡地講解了以色列教育對阿拉伯人的非人化。我有些存疑：「視頻裏的内容夠準確嗎？」他斬釘截鐵地説：「就是這樣的。」

他每天會在 Instagram Story 轉發幾十條關於以色列暴行的新聞，每次點開他的新 Story 前，我都會習慣性地深吸一口氣，準備好面對視頻中的爆炸聲、阿拉伯婦女的哭泣、面上滿是鮮血的小孩。後來，他開始拍攝現實中遇到的以色列士兵的照片——那些穿着便服、隨身攜帶着槍支在大後方等待徵召的入伍軍人——然後在他們頭上擺一個倒懸的紅色三角圖標，發在 Story。紅色三角圖標來源於哈馬斯（巴勒斯坦的伊斯蘭解放運動）在加沙拍攝的戰地視頻。許多視頻中，哈馬斯武裝者從附近的小巷裏奔出，炸燬被紅三角標識的以色列坦克；或是在屋頂上狙擊頭頂上懸着紅三角的以色列士兵。這個紅色三角後來成為了全世界抗議者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武裝抵抗時所使用的符號，也同時被反對者們譴責為恐怖主義的象徵。

在街上走著，每次有行人經過，我們就不約而同停止交談。終於，我們坐在了我的客廳裏，一個四下無人的、安全的地方。我們聊起他 Instagram 視頻裏的那些紅色三角，他堅定地告訴我：「我支持武裝鬥爭，我支持對以色列的暴力抵抗。我支持哈馬斯發布的那些戰地視頻。」

我問他對哈馬斯的看法時，他停頓了一下。「我大概百分之五十支持哈馬斯，因為他們確實做了很多可怕的事，但我支持他們的一些行動，比如現在在加沙對抗以色列國防軍的行動。我支持每一名以色列國防軍士兵在加沙的死亡，因為在國防軍中服役這件事本質上就是壓迫性的，這是對種族清洗和種族滅絕的無條件參與。我堅持用這些可怕的詞，因為它們就是事實上巴勒斯坦人正經歷的一切。」

在這個左翼正逐漸消失的國家裏，Omer 的政治觀點受到的挑戰或許是特別的。但對於和他一樣仍舊在嘗試發聲的左翼活動者們來說，政治壓抑、人身攻擊和偶爾的生命威脅，是在以色列做一個政治異議者的普遍現實。

「媒體來採訪我的時候，我就說我們這裏有成千人」

Yali 今年60出頭，身材瘦小，她單手把寫着「Stop The Genocide」（停止種族滅絕）的紙板扛在狹窄的肩膀上，幾乎遮住了整個腦袋。我上前問她：「你們是來遊行示威的人嗎？」Yali 同我握手：「是的，你有帶上幾百個朋友過來嗎？」「呃，沒有。」她環顧四周稀疏的示威人群：「太可惜了，我們正缺人呢。但還是很高興你來了。」

7月18日，以色列最大的草根反戰運動 Standing Together 原定於這天晚上舉行一場大型「和平與生命」聯合集會。在各個社交平臺公布了兩周之後，主辦方在游行的前兩天收到來自警察部隊的通知，因爲國内的極右翼反對者寄送出多份死亡威脅、警察部隊認爲無法保障游行者的安全，集會被政府强制推遲。當天下午五點左右，The Radical Bloc在 Instagram 發佈了一則貼文，上面寫著：反對在加沙的種族滅絕：表達我們對「和平與生命」集會被推遲的憤怒，警察無法使我們噤聲。

當天晚上8點，我在夕陽下的特拉維夫的舞台廣場（Habima Square）見到 Yali。她少年時和家人一起從美國搬來以色列，至今已經在這個國家生活了44年、也在這裡將一對子女養育成人。她和家人生活在以色列北部，那裏比特拉維夫中部有更多阿拉伯社區和村落，猶太人有時候會去阿拉伯社區的商店裏買東西，大家是日常生活中的點頭之交，但幾乎從來不討論政治。Yali 注意到，她的阿拉伯鄰居們所關心的是更切實的東西，比如擴建社區的申請被政府否決了，那麼他們就要想辦法進行申訴、抗議，而作為鄰居的猶太人有時候也參與到這些行動中。除此之外，兩個社群間沒有太多的溝通和合作。

Yali 真正開始關心巴勒斯坦人的生存境況，其實只是這幾年的事情。以色列主流社會對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狀況常年持一種事不關己的漠然態度：以色列的媒體幾乎從不報道以色列士兵和定居者在西岸的暴行、不報道加沙的情況，而大多數以色列公民也從來不會想去西岸，看看住在隔離牆另一邊的巴勒斯坦人是如何生活的。

現在住在西岸猶太定居點的以色列人大多是因為經濟原因才搬到那裏的，他們不會主動和定居點之外的巴勒斯坦人接觸；而那些經常跑出猶太定居點、出現在巴勒斯坦人視野中的主要是騷擾巴勒斯坦人、想方設法侵佔巴勒斯坦土地的武裝定居者，和參加節日遊行的宗教錫安主義者。Yali 語帶遺憾：「住在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猶太人幾乎只有士兵和暴徒，這絕不是我們中最體面的那些人。」

「一旦你在海外媒體上讀到了那些關於巴勒斯坦的報道之後，你就不能再假裝沒見到過這些暴行。在這裏遊行示威的每一個人都經歷了類似的轉變。」她向我比着手勢——你不能再把自己的眼睛遮住。這幾年，她已經完全不讀以色列的新聞媒體了，而在今年五月，以色列政府關停半島電視台（Al Jazeera）的駐以色列辦公室之後，她的主要信息來源就是YouTube 上半島電視台的英文頻道。

最近幾個月，她開始同以色列的左翼活動者們一起參與保護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活動。他們每週會去西岸陪同那裏的巴勒斯坦人放牧，「那些武裝定居者看到隊伍裏有外國人的話，他們就會更加注意着點自己的行為」。她見到了定居者是怎麼騷擾阿拉伯牧羊人。她和巴勒斯坦人一起吃飯、和他們的小孩玩耍。他們之間仍舊不談論政治，但見到得越多，她就越沒有辦法視而不見。我問她：「你最近經常來參加遊行嗎？」她感嘆：「天吶，從早到晚。」

她察覺到以色列的年輕一代正變得越來越保守。她的兒女在以色列長大，他們對巴勒斯坦人的遭遇並不感興趣，和她也有完全不同的政治意見。對於年輕人的政治立場形成而言，她認為除了媒體的政治宣傳以外，教育和兵役系統也至關重要。以色列的教育系統從不提及1948年以色列立國戰爭前後對巴勒斯坦人口的大規模驅逐（Nakba），也不提及他們目前的生活境況。而兵役則使得服役期間患難與共的戰友關係成為了年輕人的重要社會關係，從而將他們的人格形成和社會的軍事化綁定在了一起。「這個社會容不下左翼的年輕人，他們都想着趕快移民出去，而剩下的都是被教育得極度愛國的保守主義者。這樣下去社會當然會越來越右傾。」

我問她對這個國家和這片土地的未來是否還有希望。Yali苦笑着說： 「我是個生性樂觀的人，但對未來沒辦法不悲觀。你看到昨天的議會投票了嗎？這個國家裏已經不存在反對黨了。」

7月17日夜間，以色列議會以68比9的票數通過了一條拒絕巴勒斯坦建國的決議，決議中寫道：「以色列議會（Knesset）堅決反對在約旦河西岸建立一個巴勒斯坦國。在以色列國的中心地帶建立一個巴勒斯坦國將對以色列國及其公民構成生存危險，會使以色列-巴勒斯坦衝突永久化，並破壞該地區的穩定。」政府中的極右翼派別、內塔尼亞胡的執政聯盟、包括目前最大的中間派在野黨 Gantz 都投了反對票。投出支持票的只有兩個巴勒斯坦以色列人領導的政黨（Hadash–Ta’al），而名義上支持兩國方案的傳統的左翼政黨工黨、由前以色列總理拉皮德（Yair Lapid ）領導的中間左翼政黨「擁有未來」（Yesh Atid）黨的議員則為了避免公開做出決斷而直接離開了會場。Yali 不屑地說：「他們選了條好走的路。」

示威的隊伍開始壯大到二十人左右。最先到達的是穿着黑衣服的老年人們，手裏的橫幅上寫着「Stop The Genocide」（停止種族滅絕）、「Stop The Bombing」 （停止轟炸）等標語，以及加沙目前的死亡人數。死亡人數的數字上經歷了十幾次塗改，在那一天停留在38000上。後來加入的大多是年輕人，他們穿着各色的衣服，大多一言不發地站在隊伍裏，有些人的背包上別着巴勒斯坦國旗的徽章。一名二十歲左右的女孩在遊行隊伍裏穿梭，給每個人發印着一串電話號碼的小紙條。Yali 驕傲地看着那位年輕的活動家女孩，向我解釋道：「這是人權律師的電話，如果你被警察逮捕了就撥這個號碼。」

二十人的示威隊伍另一邊是幾位情緒激動的以色列民衆，他們高聲指責這些示威者是國家的叛徒：「你們對不起那些在前線死去的士兵，我們的兒子和女兒們！你們難道不記得10月7號那天發生了什麼嗎？」Yali 側過頭跟我說：「以色列的民衆總是在說前線陣亡的士兵。他們從來不提及死去的巴勒斯坦人，他們從來不去了解那些消息。無論你跟他們說什麼，他們就講回10月7號。他們永遠被困在那天的創傷裏走不出來了。」一個人在對面大喊道：「你們對得起死去的以色列人嗎？你們晚上不會睡不着嗎？」Yali 喊了回去：「我當然睡不着！成千上萬的巴勒斯坦人正在死去！你能睡得着嗎？」

在示威者與路人的對峙間，警察走過來要求示威者們放下手中寫着「種族滅絕」的標語，示威者們平靜地拒絕了。Yali 把她手上寫着「停止種族滅絕」的標語翻了過來，反面寫着 「What would you explain to your children about where you were?」 （你會怎麼跟子孫解釋，當時你在哪裡？）

「我經常想到這句話。今天發生在加沙的事情，在兩代人之後會出現在全世界小學生的課本上。我祖孫輩的那代人會向我們這代以色列人提問，問我們在當時為什麼沒有阻止大屠殺的發生——就像現在的德國人會向他們的祖輩提問那樣。」Yali 說。

示威在九點多的時候結束，我已經在對峙的緊張氛圍中驚出了一身冷汗。臨別前，我問Yali：「我最近想找以色列的左翼活動家聊一聊，但這裏的二十多個人就是僅剩的了嗎？」「天吶，別說這種喪氣話了，我會鬱悶死的。再說我們明明有三十多個人呀！」我環顧四周快速點了一圈人數，心想這明明只有二十多個人。

Yali 狡黠地朝我眨了下眼睛：「你知道嗎，半島電視台每次報道以色列國內遊行示威的時候都會放低鏡頭，想辦法讓人數顯得多一點。之前有一家英文媒體在遊行現場採訪我，我跟他們講，我們的每次遊行都有成千人來呢。」

「這裏的民主是留給猶太人的」

Ken 是整個遊行隊伍裏除了我以外的唯一一張亞洲面孔。在被推遲了一周的、由泛左翼活動者們一起組織的‘和平與生命’大型聯合集會裏，舉著Stop The Genocide（停止種族滅絕）標語的極左翼活動者們在大隊伍中組成了一個單獨的游行區塊，而消瘦的 Ken 拿着高音喇叭的麥克風，走在這個小區塊前方。「Shame！Shame！」（恥辱！恥辱！）他通過麥克風大聲喊着。他身後的遊行者們張開一張巨大的紅色橫幅，上面寫着「佔領另一個國家的國家永遠不會獲得自由」（A nation that occupies another nation will never be free）。

我和 Ken 在遊行後搭上話的時候，他和 The Radical Bloc 的其他兩名成員正在公園裏手忙腳亂地打着電話。他們的一位朋友因為在遊行中拿着象徵巴勒斯坦國旗的西瓜標誌而被警察逮捕，目前與他們失去了聯繫。儘管人權律師已經趕到了最近的警局，但似乎她已經被轉移到了特拉維夫其他的警局，沒有人知道她目前在哪裏。Ken 逐一打開各個社交媒體平台，收集那位朋友被逮捕時的視頻、照片和相關足跡，試圖找出她目前的位置。

19歲的 Ken 是一名罕見的良心拒服兵役者（conscientious objector）——但Ken向我解釋道，以色列的良心免服兵役制度（conscientious exemption）相當複雜，其中分為兩類：第一類是政治上的良心拒服兵役者，比如反猶太復國主義者、或者反對特定的戰爭行動，這些人需要在監獄中服刑；而另一類則是無條件的和平主義者（unqualified pacifism），他們不需要服刑，但是需要得到相關組織的認證以及通過政府官方的檢驗。Ken就是屬於後一類，他的家族中有東亞血統、全家都信奉佛教。

Ken 說，要通過官方的檢驗，就必須證明自己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訴諸於暴力：「政府會找人來對你做一系列測試，問你一些很刁鑽的問題，比如『如果你看到一名女性在路邊遭到強暴，你是否會上前阻止』、『如果你遭遇入室搶劫，罪犯攜帶着槍支，你是否會反抗』等等。他們還會考察你的個人背景，我的一位朋友因為在社交媒體上轉發了『自由巴勒斯坦』的貼文，被政府人員翻出來說『你支持武裝鬥爭，你不是和平主義者』，於是被拒絕了資格。最後他選擇了去監獄裏服刑。」

當我問他們如何形成自己的政治觀點時，三位畢業於同一所高中的青年告訴我，儘管以色列的教育系統裏對這個國家的黑暗歷史閉口不談，但縫隙仍舊是無處不在的。有時候是你的高中老師（不幸）是個左翼，會向學生講述教科書上沒有的歷史問題、談及巴勒斯坦人所面臨的殘酷現實；有時候是你在放學路上偶爾撞見了某場遊行。The Radical Bloc 的另一名青年組織者說：「我當時覺得很困惑，他們為什麼在那裏遊行？回家之後我就上網瘋狂搜索相關的信息、進行自我教育，一點點地把所有被教育系統刻意遺漏的要點給聯繫起來。」

時近午夜，Ken 穿着一件畫有着火警車的黑色T恤，推着自行車送我前往特拉維夫火車站。他出生在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以色列猶太人，在中國大陸游學時時結識了母親，兩人隨後結婚、一起搬到了以色列。我半開玩笑地問 Ken，他總是在外參加社會活動，來自大陸的母親是否會勸阻？「我的父母說起來都算是左翼，他們很清楚現在的以色列社會有什麼問題，也總是很支持我的社會活動。母親有時候會說起她實在是後悔當時的決定……她很後悔把我帶到這個充滿極端主義軍事化思想的、永遠處在戰爭中的國家。」

Ken 說，以色列國內在大學之前的教育系統都非常隔離化，巴勒斯坦裔以色列人、世俗化的猶太裔以色列人、宗教正統派猶太人有着各自的學校，而他一直和世俗猶太少年們處於同一個學校中。作為整個班上的唯一一張亞洲臉，校園霸凌對他而言從來不是什麼稀奇事，但這一切在2023年、高中的最後一年變得更糟。「當時內塔尼亞胡的政府在推動司法系統的改革，我的高中是一所自詡為進步、開放的學校，告訴學生們這場改革威脅到了以色列社會的民主根基，組織學生們一起去參與了反對司法系統改革的遊行。我和幾個朋友就在遊行中組織起了一個反對佔領（anti-occupation）的小組，被班上的同學看到之後，他們嗤笑我、故意不和我說話。好在這之後不久我就從高中畢業了。」

我們在深夜街道上的談話越發憤慨。我抱怨着以色列無處不在的國旗：每一棟樓房上都有人在陽台上掛着國旗、大學校園裏每隔十幾米就掛着一面國旗。每週六的傍晚，在特拉維夫的街道上每走幾步就會碰到一名扛着國旗、前往國防軍總部示威的抗議者。

與我和Ken 所相遇的、只有四五百人參加的泛左翼活動者集會不同，週六的特拉維夫示威常常有幾千人、有時甚至上萬。那是一片以色列國旗的海洋，舉着國旗的示威者們呼籲政府趕快簽署一場能從哈馬斯那裏解救人質的休戰條約，有些示威者的訴求是讓極端的內塔尼亞胡政府下台，但幾乎沒有人會提及以色列對巴勒斯坦領土的佔領，沒有人提及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權利，沒有人提及加沙人民正承受的苦難。「這就是以色列人對他們的國家的想象，」Ken 說，「一個民主的西方國家。但這裏的民主是僅僅留給猶太人的。（Democracy is only for the Jews.）」

去一個更清白的地方

幾乎所有以色列人都會同意的是，以色列的左翼正在消失。而在僅存的反對佔領巴勒斯坦的組織中，反猶太復國主義的激進左翼已經幾乎不存在了。Omer所在的無政府主義小組只有7﹑8個人，分散在特拉維夫和耶路撒冷兩地；而特拉維夫的激進聯盟（The Radical Bloc），幾乎是 Instagram 上關注人數最多的以色列反猶太復國主義、反佔領組織，核心成員大概也只有二十個左右。因為人數太少，激進左翼的遊行活動經常會受到來自猶太復國主義者的攻擊。Omer 回憶道，在特拉維夫，經常會有人推搡他們、撕毀他們手裏的橫幅；而有一次在西岸的公路邊遊行時，一名定居者從車裏拿着刀衝出來攻擊他們。

Omer認為，以色列的左翼反抗話語已經被試圖討好社會大衆的溫和左翼壟斷了。比如在以色列目前規模最大的草根社會運動「站在一起」（Standing together）組織的遊行、發表的社交媒體推文中，在加沙發生的一切都被指稱為「戰爭」（War）而不是「種族滅絕」（Genocide）；他們過多地討論如何簽訂停火協議來歸還在哈馬斯手中的人質，而不常提及常態化的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佔領和暴行。「『種族滅絕』之類的詞會激怒猶太復國主義者，而大多數以色列人都是猶太復國主義者。以色列的軍事監獄裏關押着上萬名巴勒斯坦人質，你們憑什麼只對哈馬斯抓的那一百多人哭哭啼啼的？如果你們根本不關心發生在你們身邊的巴勒斯坦人的苦難，你們有什麼資格讓別人來關心你們的苦難？有很多所謂的左翼組織甚至是支持『兩國方案』的，這些人在我看來就是僞裝起來的猶太復國主義者。如果你支持以色列的存在，那麼你就是猶太復國主義者。巴勒斯坦的土地屬於巴勒斯坦人，以色列這個國家沒有任何存在的權利。在兩國方案下，仇恨會繼續下去，衝突會繼續升級，戰爭會永無止境地爆發。只有一個真正自由的巴勒斯坦才能帶來希望。」

他希望猶太人和阿拉伯人能夠共同生活在理想中的這個巴勒斯坦裏，他堅持這個國家裏不應該有猶太復國主義者的位置——這些人是來侵佔他人土地的殖民者，他們必須被趕出去。我問他，現在以色列的大部分猶太復國主義公民都沒有第二國籍，如果把他們都趕出去，這些人能去哪裏？在他看來，這種問題是左翼的過度思考，而猶太復國主義者們舒適地將自己的生活建立在對他人的暴行之上、從不會問自己這種良心上的問題。「如果那些猶太復國主義者沒有移民到巴勒斯坦、對巴勒斯坦人施暴，那麼現在的這一切都不會發生。他們既然不想關心巴勒斯坦人的死活，那我也不想關心他們的死活。」

Omer 的手機裏有一個相冊叫「Israeli war crimes」（以色列的戰爭罪行），裏面存着許多他從社交媒體上下載下來的圖片和視頻：以色列加沙的轟炸、巴勒斯坦難民的遷移、平民的遺體、加沙人對着鏡頭的哭喊。每當身邊的猶太復國主義者拒絕承認加沙正發生着種族滅絕的時候，他就打開這個相冊給那個人看。但他從來沒能改變過任何人的想法。同時，他覺得更糟糕的人，是那些即使明白地知道種族滅絕正在發生卻無動於衷、甚至嫌滅絕得還不夠快的那些人。他回憶道，一次和 The Radical Bloc 在特拉維夫遊行的時候，他們手裏舉着加沙死亡人數的橫幅，旁邊路過的一個以色列人朝他們大叫：「這個數字還太少了！」

同時，他承認自己永遠不會做一個革命者。他覺得一旦拿起槍，自己的人生就徹底結束了。「我還不想死，我還有很多事情想做，所以我不會去進行武裝鬥爭……」他想起我還錄着音，朝我尷尬地笑了一下。他不覺得這個國家還會可能被改變，他和朋友們都夢想着逃離這個國家。在戰爭之前，他想去的地方是美國，因為好像所有的好東西都在那裏：最好的電影、最激進的政治社群，即使是在反對以色列暴行的學生遊行上也領先世界。但戰爭開始之後，他越來越多地看到美國為了維持在世界霸權地位所犯下的纍纍罪行。他因此想去一個更加清白的地方。

採訪快要結束的時候，Omer問我：「在最後的文章裏，你能不能把跟我有關的那一段寫成英文的？我想讓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在以色列還有反猶太復國主義主義者存在。」

「恐怕不行，我們是一家中文媒體，最後所有內容都得寫成中文的。」 我說。

「那請你一定要記下我的這句原話：Being an anti-Zionist in Israel is like being an anti-fascist activist in Nazi Germany。 （在以色列做一名反猶太復國主義者，就像在納粹德國做一名反法西斯主義活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