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色列反战：正在消失的左翼，不能谈的巴勒斯坦

“这个国家只有0.5%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者”

在2024年打开谷歌地图，会见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充满争议的国界被用虚线细细地标出。在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领土上，有一块被虚线围起来的小小飞地，那里坐落着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斯科普斯山校区、两所医院和耶路撒冷战争墓地，墓地里埋葬着在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大英帝国士兵。这场战争中英国的胜利使得原本由奥斯曼帝国控制的巴勒斯坦地区再次易手，犹太复国主义的领袖们也借机在大英帝国的政治精英中斡旋、说服了帝国内阁接受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国的计划。

我和 Omer 即将跨过谷歌地图上那条窄窄的虚线，走入名义上的巴勒斯坦领土。现实中，那里是以色列掌控下的居民社区和购物中心，同虚线的另一边没有任何界分。经过英军墓地的正门时，Omer 冷笑了一声：“这些英国殖民者。”

Omer 在18岁的时候，通过自闭症和抑郁症的诊断成功免去以色列对其犹太公民的强制兵役。除了因病免除，另一个选项是做良心拒服兵役者——前往兵役登记处，向登记人员宣示自己因为政治原因拒绝服役。拒服兵役的结果是被关押十几天，再被带往兵役登记处；再拒绝的话就再次被关押，如此往复几个月，直到政府确认你无可救药后将你释放。

兵役登记人员翻看 Omer 的医学诊断时，Omer 压抑着自己的不安和愤怒，没有说出自己的政治立场。他告诉我：“以色列国内可能有70%的人是那种喊著‘把阿拉伯人杀光’的极端犹太复国主义者，大概29%的犹太复国主义自由派，真正的反犹太复国主义左翼只有大约0.5%。在这个社会，要是让别人知道你是一个反犹太复国主义者，你就彻底完了。”

Omer 在16岁前就已经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但真正系统性地了解以色列对于巴勒斯坦犯下的暴行，是在2023年10月的巴以冲突开始之后。社交媒体上关于战争与死亡的讯息疯狂地涌入他的视野，迫使他更深入了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他的自我教育取材于谷歌、维基百科和 Instagram 上的成百上千条 Reels，当我向他询问以色列的高中教育对巴勒斯坦人形象的刻画时，他向我放映了一条他收藏的 Reels，视频在大约三分钟里详尽地讲解了以色列教育对阿拉伯人的非人化。我有些存疑：“视频里的内容够准确吗？”他斩钉截铁地说：“就是这样的。”

他每天会在 Instagram Story 转发几十条关于以色列暴行的新闻，每次点开他的新 Story 前，我都会习惯性地深吸一口气，准备好面对视频中的爆炸声、阿拉伯妇女的哭泣、面上满是鲜血的小孩。后来，他开始拍摄现实中遇到的以色列士兵的照片——那些穿着便服、随身携带着枪支在大后方等待征召的入伍军人——然后在他们头上摆一个倒悬的红色三角图标，发在 Story。红色三角图标来源于哈马斯（巴勒斯坦的伊斯兰解放运动）在加沙拍摄的战地视频。许多视频中，哈马斯武装者从附近的小巷里奔出，炸毁被红三角标识的以色列坦克；或是在屋顶上狙击头顶上悬着红三角的以色列士兵。这个红色三角后来成为了全世界抗议者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武装抵抗时所使用的符号，也同时被反对者们谴责为恐怖主义的象征。

在街上走著，每次有行人经过，我们就不约而同停止交谈。终于，我们坐在了我的客厅里，一个四下无人的、安全的地方。我们聊起他 Instagram 视频里的那些红色三角，他坚定地告诉我：“我支持武装斗争，我支持对以色列的暴力抵抗。我支持哈马斯发布的那些战地视频。”

我问他对哈马斯的看法时，他停顿了一下。“我大概百分之五十支持哈马斯，因为他们确实做了很多可怕的事，但我支持他们的一些行动，比如现在在加沙对抗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我支持每一名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在加沙的死亡，因为在国防军中服役这件事本质上就是压迫性的，这是对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的无条件参与。我坚持用这些可怕的词，因为它们就是事实上巴勒斯坦人正经历的一切。”

在这个左翼正逐渐消失的国家里，Omer 的政治观点受到的挑战或许是特别的。但对于和他一样仍旧在尝试发声的左翼活动者们来说，政治压抑、人身攻击和偶尔的生命威胁，是在以色列做一个政治异议者的普遍现实。

“媒体来采访我的时候，我就说我们这里有成千人”

Yali 今年60出头，身材瘦小，她单手把写着“Stop The Genocide”（停止种族灭绝）的纸板扛在狭窄的肩膀上，几乎遮住了整个脑袋。我上前问她：“你们是来游行示威的人吗？”Yali 同我握手：“是的，你有带上几百个朋友过来吗？”“呃，没有。”她环顾四周稀疏的示威人群：“太可惜了，我们正缺人呢。但还是很高兴你来了。”

7月18日，以色列最大的草根反战运动 Standing Together 原定于这天晚上举行一场大型“和平与生命”联合集会。在各个社交平台公布了两周之后，主办方在游行的前两天收到来自警察部队的通知，因为国内的极右翼反对者寄送出多份死亡威胁、警察部队认为无法保障游行者的安全，集会被政府强制推迟。当天下午五点左右，The Radical Bloc在 Instagram 发布了一则贴文，上面写著：反对在加沙的种族灭绝：表达我们对“和平与生命”集会被推迟的愤怒，警察无法使我们噤声。

当天晚上8点，我在夕阳下的特拉维夫的舞台广场（Habima Square）见到 Yali。她少年时和家人一起从美国搬来以色列，至今已经在这个国家生活了44年、也在这里将一对子女养育成人。她和家人生活在以色列北部，那里比特拉维夫中部有更多阿拉伯社区和村落，犹太人有时候会去阿拉伯社区的商店里买东西，大家是日常生活中的点头之交，但几乎从来不讨论政治。Yali 注意到，她的阿拉伯邻居们所关心的是更切实的东西，比如扩建社区的申请被政府否决了，那么他们就要想办法进行申诉、抗议，而作为邻居的犹太人有时候也参与到这些行动中。除此之外，两个社群间没有太多的沟通和合作。

Yali 真正开始关心巴勒斯坦人的生存境况，其实只是这几年的事情。以色列主流社会对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状况常年持一种事不关己的漠然态度：以色列的媒体几乎从不报道以色列士兵和定居者在西岸的暴行、不报道加沙的情况，而大多数以色列公民也从来不会想去西岸，看看住在隔离墙另一边的巴勒斯坦人是如何生活的。

现在住在西岸犹太定居点的以色列人大多是因为经济原因才搬到那里的，他们不会主动和定居点之外的巴勒斯坦人接触；而那些经常跑出犹太定居点、出现在巴勒斯坦人视野中的主要是骚扰巴勒斯坦人、想方设法侵占巴勒斯坦土地的武装定居者，和参加节日游行的宗教锡安主义者。Yali 语带遗憾：“住在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犹太人几乎只有士兵和暴徒，这绝不是我们中最体面的那些人。”

“一旦你在海外媒体上读到了那些关于巴勒斯坦的报道之后，你就不能再假装没见到过这些暴行。在这里游行示威的每一个人都经历了类似的转变。”她向我比着手势——你不能再把自己的眼睛遮住。这几年，她已经完全不读以色列的新闻媒体了，而在今年五月，以色列政府关停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的驻以色列办公室之后，她的主要信息来源就是YouTube 上半岛电视台的英文频道。

最近几个月，她开始同以色列的左翼活动者们一起参与保护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活动。他们每周会去西岸陪同那里的巴勒斯坦人放牧，“那些武装定居者看到队伍里有外国人的话，他们就会更加注意着点自己的行为”。她见到了定居者是怎么骚扰阿拉伯牧羊人。她和巴勒斯坦人一起吃饭、和他们的小孩玩耍。他们之间仍旧不谈论政治，但见到得越多，她就越没有办法视而不见。我问她：“你最近经常来参加游行吗？”她感叹：“天呐，从早到晚。”

她察觉到以色列的年轻一代正变得越来越保守。她的儿女在以色列长大，他们对巴勒斯坦人的遭遇并不感兴趣，和她也有完全不同的政治意见。对于年轻人的政治立场形成而言，她认为除了媒体的政治宣传以外，教育和兵役系统也至关重要。以色列的教育系统从不提及1948年以色列立国战争前后对巴勒斯坦人口的大规模驱逐（Nakba），也不提及他们目前的生活境况。而兵役则使得服役期间患难与共的战友关系成为了年轻人的重要社会关系，从而将他们的人格形成和社会的军事化绑定在了一起。“这个社会容不下左翼的年轻人，他们都想着赶快移民出去，而剩下的都是被教育得极度爱国的保守主义者。这样下去社会当然会越来越右倾。”

我问她对这个国家和这片土地的未来是否还有希望。Yali苦笑着说： “我是个生性乐观的人，但对未来没办法不悲观。你看到昨天的议会投票了吗？这个国家里已经不存在反对党了。”

7月17日夜间，以色列议会以68比9的票数通过了一条拒绝巴勒斯坦建国的决议，决议中写道：“以色列议会（Knesset）坚决反对在约旦河西岸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在以色列国的中心地带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将对以色列国及其公民构成生存危险，会使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永久化，并破坏该地区的稳定。”政府中的极右翼派别、内塔尼亚胡的执政联盟、包括目前最大的中间派在野党 Gantz 都投了反对票。投出支持票的只有两个巴勒斯坦以色列人领导的政党（Hadash–Ta’al），而名义上支持两国方案的传统的左翼政党工党、由前以色列总理拉皮德（Yair Lapid ）领导的中间左翼政党“拥有未来”（Yesh Atid）党的议员则为了避免公开做出决断而直接离开了会场。Yali 不屑地说：“他们选了条好走的路。”

示威的队伍开始壮大到二十人左右。最先到达的是穿着黑衣服的老年人们，手里的横幅上写着“Stop The Genocide”（停止种族灭绝）、“Stop The Bombing” （停止轰炸）等标语，以及加沙目前的死亡人数。死亡人数的数字上经历了十几次涂改，在那一天停留在38000上。后来加入的大多是年轻人，他们穿着各色的衣服，大多一言不发地站在队伍里，有些人的背包上别着巴勒斯坦国旗的徽章。一名二十岁左右的女孩在游行队伍里穿梭，给每个人发印着一串电话号码的小纸条。Yali 骄傲地看着那位年轻的活动家女孩，向我解释道：“这是人权律师的电话，如果你被警察逮捕了就拨这个号码。”

二十人的示威队伍另一边是几位情绪激动的以色列民众，他们高声指责这些示威者是国家的叛徒：“你们对不起那些在前线死去的士兵，我们的儿子和女儿们！你们难道不记得10月7号那天发生了什么吗？”Yali 侧过头跟我说：“以色列的民众总是在说前线阵亡的士兵。他们从来不提及死去的巴勒斯坦人，他们从来不去了解那些消息。无论你跟他们说什么，他们就讲回10月7号。他们永远被困在那天的创伤里走不出来了。”一个人在对面大喊道：“你们对得起死去的以色列人吗？你们晚上不会睡不着吗？”Yali 喊了回去：“我当然睡不着！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正在死去！你能睡得着吗？”

在示威者与路人的对峙间，警察走过来要求示威者们放下手中写着“种族灭绝”的标语，示威者们平静地拒绝了。Yali 把她手上写着“停止种族灭绝”的标语翻了过来，反面写着 “What would you explain to your children about where you were?” （你会怎么跟子孙解释，当时你在哪里？）

“我经常想到这句话。今天发生在加沙的事情，在两代人之后会出现在全世界小学生的课本上。我祖孙辈的那代人会向我们这代以色列人提问，问我们在当时为什么没有阻止大屠杀的发生——就像现在的德国人会向他们的祖辈提问那样。”Yali 说。

示威在九点多的时候结束，我已经在对峙的紧张氛围中惊出了一身冷汗。临别前，我问Yali：“我最近想找以色列的左翼活动家聊一聊，但这里的二十多个人就是仅剩的了吗？”“天呐，别说这种丧气话了，我会郁闷死的。再说我们明明有三十多个人呀！”我环顾四周快速点了一圈人数，心想这明明只有二十多个人。

Yali 狡黠地朝我眨了下眼睛：“你知道吗，半岛电视台每次报道以色列国内游行示威的时候都会放低镜头，想办法让人数显得多一点。之前有一家英文媒体在游行现场采访我，我跟他们讲，我们的每次游行都有成千人来呢。”

“这里的民主是留给犹太人的”

Ken 是整个游行队伍里除了我以外的唯一一张亚洲面孔。在被推迟了一周的、由泛左翼活动者们一起组织的‘和平与生命’大型联合集会里，举著Stop The Genocide（停止种族灭绝）标语的极左翼活动者们在大队伍中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游行区块，而消瘦的 Ken 拿着高音喇叭的麦克风，走在这个小区块前方。“Shame！Shame！”（耻辱！耻辱！）他通过麦克风大声喊着。他身后的游行者们张开一张巨大的红色横幅，上面写着“占领另一个国家的国家永远不会获得自由”（A nation that occupies another nation will never be free）。

我和 Ken 在游行后搭上话的时候，他和 The Radical Bloc 的其他两名成员正在公园里手忙脚乱地打着电话。他们的一位朋友因为在游行中拿着象征巴勒斯坦国旗的西瓜标志而被警察逮捕，目前与他们失去了联系。尽管人权律师已经赶到了最近的警局，但似乎她已经被转移到了特拉维夫其他的警局，没有人知道她目前在哪里。Ken 逐一打开各个社交媒体平台，收集那位朋友被逮捕时的视频、照片和相关足迹，试图找出她目前的位置。

19岁的 Ken 是一名罕见的良心拒服兵役者（conscientious objector）——但Ken向我解释道，以色列的良心免服兵役制度（conscientious exemption）相当复杂，其中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政治上的良心拒服兵役者，比如反犹太复国主义者、或者反对特定的战争行动，这些人需要在监狱中服刑；而另一类则是无条件的和平主义者（unqualified pacifism），他们不需要服刑，但是需要得到相关组织的认证以及通过政府官方的检验。Ken就是属于后一类，他的家族中有东亚血统、全家都信奉佛教。

Ken 说，要通过官方的检验，就必须证明自己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诉诸于暴力：“政府会找人来对你做一系列测试，问你一些很刁钻的问题，比如‘如果你看到一名女性在路边遭到强暴，你是否会上前阻止’、‘如果你遭遇入室抢劫，罪犯携带着枪支，你是否会反抗’等等。他们还会考察你的个人背景，我的一位朋友因为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了‘自由巴勒斯坦’的贴文，被政府人员翻出来说‘你支持武装斗争，你不是和平主义者’，于是被拒绝了资格。最后他选择了去监狱里服刑。”

当我问他们如何形成自己的政治观点时，三位毕业于同一所高中的青年告诉我，尽管以色列的教育系统里对这个国家的黑暗历史闭口不谈，但缝隙仍旧是无处不在的。有时候是你的高中老师（不幸）是个左翼，会向学生讲述教科书上没有的历史问题、谈及巴勒斯坦人所面临的残酷现实；有时候是你在放学路上偶尔撞见了某场游行。The Radical Bloc 的另一名青年组织者说：“我当时觉得很困惑，他们为什么在那里游行？回家之后我就上网疯狂搜索相关的信息、进行自我教育，一点点地把所有被教育系统刻意遗漏的要点给联系起来。”

时近午夜，Ken 穿着一件画有着火警车的黑色T恤，推着自行车送我前往特拉维夫火车站。他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以色列犹太人，在中国大陆游学时时结识了母亲，两人随后结婚、一起搬到了以色列。我半开玩笑地问 Ken，他总是在外参加社会活动，来自大陆的母亲是否会劝阻？“我的父母说起来都算是左翼，他们很清楚现在的以色列社会有什么问题，也总是很支持我的社会活动。母亲有时候会说起她实在是后悔当时的决定……她很后悔把我带到这个充满极端主义军事化思想的、永远处在战争中的国家。”

Ken 说，以色列国内在大学之前的教育系统都非常隔离化，巴勒斯坦裔以色列人、世俗化的犹太裔以色列人、宗教正统派犹太人有着各自的学校，而他一直和世俗犹太少年们处于同一个学校中。作为整个班上的唯一一张亚洲脸，校园霸凌对他而言从来不是什么稀奇事，但这一切在2023年、高中的最后一年变得更糟。“当时内塔尼亚胡的政府在推动司法系统的改革，我的高中是一所自诩为进步、开放的学校，告诉学生们这场改革威胁到了以色列社会的民主根基，组织学生们一起去参与了反对司法系统改革的游行。我和几个朋友就在游行中组织起了一个反对占领（anti-occupation）的小组，被班上的同学看到之后，他们嗤笑我、故意不和我说话。好在这之后不久我就从高中毕业了。”

我们在深夜街道上的谈话越发愤慨。我抱怨着以色列无处不在的国旗：每一栋楼房上都有人在阳台上挂着国旗、大学校园里每隔十几米就挂着一面国旗。每周六的傍晚，在特拉维夫的街道上每走几步就会碰到一名扛着国旗、前往国防军总部示威的抗议者。

与我和Ken 所相遇的、只有四五百人参加的泛左翼活动者集会不同，周六的特拉维夫示威常常有几千人、有时甚至上万。那是一片以色列国旗的海洋，举着国旗的示威者们呼吁政府赶快签署一场能从哈马斯那里解救人质的休战条约，有些示威者的诉求是让极端的内塔尼亚胡政府下台，但几乎没有人会提及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没有人提及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权利，没有人提及加沙人民正承受的苦难。“这就是以色列人对他们的国家的想象，”Ken 说，“一个民主的西方国家。但这里的民主是仅仅留给犹太人的。（Democracy is only for the Jews.）”

去一个更清白的地方

几乎所有以色列人都会同意的是，以色列的左翼正在消失。而在仅存的反对占领巴勒斯坦的组织中，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激进左翼已经几乎不存在了。Omer所在的无政府主义小组只有7﹑8个人，分散在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两地；而特拉维夫的激进联盟（The Radical Bloc），几乎是 Instagram 上关注人数最多的以色列反犹太复国主义、反占领组织，核心成员大概也只有二十个左右。因为人数太少，激进左翼的游行活动经常会受到来自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攻击。Omer 回忆道，在特拉维夫，经常会有人推搡他们、撕毁他们手里的横幅；而有一次在西岸的公路边游行时，一名定居者从车里拿着刀冲出来攻击他们。

Omer认为，以色列的左翼反抗话语已经被试图讨好社会大众的温和左翼垄断了。比如在以色列目前规模最大的草根社会运动“站在一起”（Standing together）组织的游行、发表的社交媒体推文中，在加沙发生的一切都被指称为“战争”（War）而不是“种族灭绝”（Genocide）；他们过多地讨论如何签订停火协议来归还在哈马斯手中的人质，而不常提及常态化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和暴行。“‘种族灭绝’之类的词会激怒犹太复国主义者，而大多数以色列人都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以色列的军事监狱里关押着上万名巴勒斯坦人质，你们凭什么只对哈马斯抓的那一百多人哭哭啼啼的？如果你们根本不关心发生在你们身边的巴勒斯坦人的苦难，你们有什么资格让别人来关心你们的苦难？有很多所谓的左翼组织甚至是支持‘两国方案’的，这些人在我看来就是伪装起来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如果你支持以色列的存在，那么你就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巴勒斯坦的土地属于巴勒斯坦人，以色列这个国家没有任何存在的权利。在两国方案下，仇恨会继续下去，冲突会继续升级，战争会永无止境地爆发。只有一个真正自由的巴勒斯坦才能带来希望。”

他希望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能够共同生活在理想中的这个巴勒斯坦里，他坚持这个国家里不应该有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位置——这些人是来侵占他人土地的殖民者，他们必须被赶出去。我问他，现在以色列的大部分犹太复国主义公民都没有第二国籍，如果把他们都赶出去，这些人能去哪里？在他看来，这种问题是左翼的过度思考，而犹太复国主义者们舒适地将自己的生活建立在对他人的暴行之上、从不会问自己这种良心上的问题。“如果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没有移民到巴勒斯坦、对巴勒斯坦人施暴，那么现在的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他们既然不想关心巴勒斯坦人的死活，那我也不想关心他们的死活。”

Omer 的手机里有一个相册叫“Israeli war crimes”（以色列的战争罪行），里面存着许多他从社交媒体上下载下来的图片和视频：以色列加沙的轰炸、巴勒斯坦难民的迁移、平民的遗体、加沙人对着镜头的哭喊。每当身边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拒绝承认加沙正发生着种族灭绝的时候，他就打开这个相册给那个人看。但他从来没能改变过任何人的想法。同时，他觉得更糟糕的人，是那些即使明白地知道种族灭绝正在发生却无动于衷、甚至嫌灭绝得还不够快的那些人。他回忆道，一次和 The Radical Bloc 在特拉维夫游行的时候，他们手里举着加沙死亡人数的横幅，旁边路过的一个以色列人朝他们大叫：“这个数字还太少了！”

同时，他承认自己永远不会做一个革命者。他觉得一旦拿起枪，自己的人生就彻底结束了。“我还不想死，我还有很多事情想做，所以我不会去进行武装斗争……”他想起我还录着音，朝我尴尬地笑了一下。他不觉得这个国家还会可能被改变，他和朋友们都梦想着逃离这个国家。在战争之前，他想去的地方是美国，因为好像所有的好东西都在那里：最好的电影、最激进的政治社群，即使是在反对以色列暴行的学生游行上也领先世界。但战争开始之后，他越来越多地看到美国为了维持在世界霸权地位所犯下的累累罪行。他因此想去一个更加清白的地方。

采访快要结束的时候，Omer问我：“在最后的文章里，你能不能把跟我有关的那一段写成英文的？我想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在以色列还有反犹太复国主义主义者存在。”

“恐怕不行，我们是一家中文媒体，最后所有内容都得写成中文的。” 我说。

“那请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这句原话：Being an anti-Zionist in Israel is like being an anti-fascist activist in Nazi Germany。 （在以色列做一名反犹太复国主义者，就像在纳粹德国做一名反法西斯主义活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