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精英」的失落：中國金融業限薪，百萬年薪時代落幕

今年七月，中金公司一名女員工的自殺新聞在輿論場引發關注。

透過網絡上的信息碎片，女孩的生平被一點點拼湊出來：1994年出生的她今年剛滿三十歲，985本碩畢業，生前供職的中金公司在金融業內有「貴族券商」之稱，人均年薪一度超百萬——不過，因為2022年起蔓延開來的金融業降薪潮，這個數字已經成為歷史。

對於這樣一位世俗意義上的「精英」的自殺原因，外界有房貸壓力、產後抑鬱等猜測，而降薪無疑是雪上加霜。談及此事，一位頭部券商投行部的員工表示，身邊同事在同情和共情之餘，人人自危，「她，可能就是明天的我們」。

長期以來，證券行業都是「高薪酬」「金飯碗」的代名詞，這個行業也曾給予從業者期待中的回報——年景好的時候，在以中金公司為代表的頭部券商，應屆生的基本工資少則30萬，多則50萬，還有平均12個月的年終獎。

但從2022年開始，面對下滑的市場業績，以及限薪令和「階段性收緊IPO節奏」等監管新政的頒布，券商紛紛「降本增效」。2023年，超過一半的上市券商的員工人均薪酬下降，其中多次因為高薪登上風口浪尖的中金公司，人均年薪比兩年前減少近40%。到今年，情形愈演愈烈。

行業的蕭條，重塑着從業者對於自身生活的規劃和想象。他們不得不放棄昔日對「金領」生活的期待，適應從「買東西不看價格」到「能省則省」的消費降級，也更謹慎地做出諸如買房買車的資本性決策。對於工作，有人選擇「苟着」，也有人辭職，轉行，因為「這個行業現在沒法弄」。

實際上，外界對於金融業高薪的批評由來已久，降薪的呼聲也喊了多年，直到種種因素匯聚到了一起——下行的經濟環境，勢在必行的收入分配改革，涌動的社會情緒，以及最根本的，中國政府對金融業「以服務實體經濟為立業之本」的定位。

「中國特色」降薪裁員

「地主家也沒餘糧了，」許莉說，「每家券商都在想怎麼control budget。」

2021年的夏天，許莉入職一家頭部券商的投行部門，「親眼見證了公司從最高點一步步滑落」。

三年後，當中金女員工輕生的消息傳遍社交媒體時，許莉正在外地出差，點開同事發來的鏈接，中金、降薪、抑鬱、房貸壓力幾個關鍵詞讓她瞬間胸口一滯。

無法自抑地，她一頭扎進網絡上的信息碎片中，想要弄明白，這位與她年紀相仿、求學和職業經歷也相仿的女生，買的房子在哪裏，花了多少錢，背了多少貸款，「其實不在於具體什麼房子，就是想知道她的身上到底發生了什麼，讓她覺得喘不過氣，以至於生活都無法繼續下去」。

等到許莉從各色小道消息和同行們的激烈討論中抬起頭，已經是一個半小時之後。手機被刷到發燙，她覺得頭暈眼花——不僅是因為長時間盯着電子屏幕，還因為揮之不去的恐懼和心慌。

「我們跟她其實是非常像的一類人，說白了，她，可能就是明天的我們。」她說，身邊的同事大多有類似的感受，同情和共情之餘，人人自危。

時間撥回到四個月前的一個下午，同事們相繼被老闆叫進辦公室。許莉心中一沉，知道降薪這一天終於還是到了。

有的同事被叫進去，很快辦公室內傳來激烈的爭吵聲，她隱約聽到平時通宵加班也能保持情緒穩定的同事在怒吼，「為什麼這樣對我」。還有的同事走出辦公室後，直接哭了出來——同事離婚不久，帶着一個還在上幼兒園的孩子。

這些激烈的反應，許莉都沒有。沒有質問，沒有吵鬧，她平靜地接受了薪水驟降的事實——相較行情最好的年份，接近腰斬。

「老闆還能說啥，這個公司就這樣，這個市場就這樣。我能接觸到的老闆也只是一個兵，高級牛馬而已，大家都是受害者。」她說。

實際上，在降薪正式落地前，許莉和同事們早已感受到寒意。

去年年末的績效評級結果是一記重錘。許莉自詡工作認真不惜力，B的評級讓她「傻了眼」，幾位平時「加班很積極」的同事也只得到了B甚至是C的評級。績效影響晉升，也和年終獎直接掛鉤，這意味着他們「不僅沒有得到應有的認可，也拿不到配得上辛苦程度的錢」。面對這樣的「雙重否定」，許莉說，不少同事都「心態崩了」。

不過，相較於一些「胸部」「腰部」甚至「腳部」券商工作的同行，許莉覺得自己已經算是幸運兒。

今年年初，她和幾個本科同學聚會。他們同在證券業工作，之前見面時總是意氣風發，但這一次，每個人的臉上都帶着明顯的疲態。

一聊才知道，原來大家都過得「慘兮兮」——

一個自嘲公司是「胸部」券商的同學抱怨，自己被抽掉到一個小城市輪崗半年，還是去一個和自己的業務方向沒什麼關係的職能部門，「半年沒有業績，這不等於是逼我辭職嗎」。

「還有更誇張的勸退方式」，在另一家「腰部」券商工作的同學接過話茬。他在的部門要求每個員工簽業績承諾，而且是一個「非常誇張」的數額——在現在這種行情下幾乎不可能實現。員工如果不能在規定時間內完成業績，則被視為自動離職。

「太無恥了……」「這不違反勞動法嗎？」許莉說，在場的人都被「中國特色裁員」的花式手段震驚。

幾個人七嘴八舌地說着，這時，一位一直沉默的同學拋出一句，我上週接到了裁員電話。場面一時死寂，他們面面相覷，說不出話。

談到席捲各券商的降薪潮，南開大學金融發展研究院院長田利輝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曾表示，原因主要是政策指導下的主動「降本增效」、市場變化下的被動業績下滑和競爭加劇下的薪酬體系調整。

根據中國證券業協會公布的數據，2023年，證券行業整體處於「增收不增利」的狀態，而和2021年的行業最高點相比，營收少近1000億元，淨利潤少500多億元。頹勢仍在繼續。2024年上半年，超八成的上市券商的業績出現下滑。

「地主家也沒餘糧了，」許莉說，「每家券商都在想怎麼control budget。」2023年，超過一半的上市券商的員工的人均薪酬下降，其中多次因為高薪登上風口浪尖的中金公司，人均年薪比兩年前減少近40%。

或被動或主動，大量從業者離開證券業。據路透社報道，中金公司計劃在2024到2026年削減三分之一的投行部門員工。中國證券業協會網站證券從業人員公示信息顯示，截至今年6月30日，券商領域的從業者比年初減少超萬人。

灰心、喪氣、委屈、自我懷疑，愁雲慘淡的氛圍籠罩着許莉和一衆同行。對於這些成長路上一直打「順風局」的券商「精英」們來說，直面經濟環境變化和時代紅利消退的時候到了。

「第一次感覺自己如此渺小」

「我們之前的工資是真的支付得起一線城市的房子和月供的」，她說，但現在，「完全不想了」。

在一家頭部券商投行部門工作了四年的趙露，還在適應如今貫穿日常生活的「消費降級」——

工作前兩年，她沒坐過幾次地鐵，出門默認打車。要是問從家打車到公司要多少錢，她沒概念；現在，能坐公共交通她絕不打車，打車也是優先拼車。

工作前兩年，週末只要沒有工作，她很少待在北京。阿那亞，上海，杭州，說走就走，休假基本在國外，「當時雖然很忙，但能做到只要想出去就可以出去」；現在，出國遊變國內遊，京郊其實也不錯。

工作前兩年，各種日用品她看上了就買，「不怎麼看價格」；現在，日常吃飯能在家就在家，外食人均過百就要「抖一抖」。咖啡是沒法少喝的，那就星巴克變瑞幸庫迪。奢侈品牌在她和同事的聊天中銷聲匿跡，「幫我砍一刀」的鏈接，她倒是時而收到。

不過趙露也說，面對降薪，改變生活方式的作用其實「杯水車薪」。對於他們從業者來說，更大的影響體現在資本性支出的投入和槓桿的使用上。她曾經有過工作幾年後貸款買房的計劃。「我們之前的工資是真的支付得起一線城市的房子和月供的」，她說，但現在，「完全不想了」。

「現在人們整體傾向去槓桿化，因為現金流是不確定的，我感覺這一點在學金融的人當中會更明顯一點，畢竟大家都幹這一行的，知道怎麼算，」趙露總結，「整體來講會更穩健一些。」

但這樣「能省則省」的日子，和她進入這個行業之初對生活的期待大相徑庭。

讀書那時，頭部券商的投行部門是趙露和身邊很多同學共同的「dream job」。她曾經問一位好友如此堅定地想進投行的原因，對方沒有直接回答，轉而給她算了一筆賬，「在北上過體面的生活要花多少錢」——

房租，每月8000元，一年10萬。

日常吃飯，工作日每天150元，週末和朋友約兩頓飯，1000元。一年8、9萬。

買衣服鞋子，「可以接受A貨的話」，一年2、3萬。

買奢侈品，「一年三件不過分吧」，一年10萬。

做醫美，光子兩個月一次，熱瑪吉半年一次，再填幾針玻尿酸，一年2萬。

旅遊，短途度假一年三次，長途旅行一年兩次，一年4、5萬。

還有一些零零碎碎的開銷，比如健身，一年1萬。再給每個月留出5000元，用來靈活支配和應急。

「正常消費的話，感覺一年50萬差不多了，」好友停頓了一下，繼續說，「所以，你知道我為什麼一定要做投行了吧？」

趙露點點頭。她雖然沒有一年五十萬的消費計劃，但家境普通的她，也希望靠自己的努力讓自己和父母都過得「儘量好一些」。她坦言：「卷生卷死這麼多年， 不就是為了這個嗎？」

「卷生卷死」的說法不是誇張。她從大二便開始實習，當其他專業的同學還在享受無憂無慮的後高中生活時，她的日常活動軌跡已經變成大學和北京CBD的兩點一線，畫 deck（指PPT，商科領域的黑話之一）、寫研究報告到凌晨是常事。堆砌着在big name公司實習經歷的簡歷，成為了她後來順利進入現在任職的這家頭部券商的敲門磚。

行業也曾給予從業者們期待中的回報。趙露記得，收到第一個月工資的入賬短信時，「有種夢想成真的感覺，之前付出的辛苦都值了」。

金融也是一個高度依賴物質激勵的行業——畢竟，忙的時候一週有五天加班到凌晨，一年365天有360天出差，「如果不是想到錢多怎麼可能堅持得下去」。每次辭職的念頭冒出來，趙露就登上自己的銀行賬戶，看看存款數字，再算算離攢夠一筆「fuck-you money」還差多少，聊以自慰。

但當物質上的回報乏善可陳時，趙露坦言，「你自然就不會特別用心地去做這些事了」。

她記得，之前只要在項目上，同事們都是「手機不離手」，老闆如果在工作群裏發消息，即使是晚上十一二點，大家也基本都是秒回。現在，回覆的時間變成了10分鐘後、20分鐘後、一個小時後，甚至有同事到第二天早上才出現，不緊不慢地解釋一句，「昨天睡得早，沒看到消息」。

工作積極性明顯下降的背後，是從業者們被磨損的心氣。

「第一次感覺自己這麼渺小，」趙露慨嘆，「行情好的時候，大家對生活有很多展望和規劃，但突然有一天，你發現原來市場規律不是客觀的，未來也無法被預判，你只能被動地承擔這個時代的沙礫，而隨便一粒沙子，到你身上可能就是一座大山。」

「中金8萬哥」點燃監管引線

「2021年的時候一切都很好，」許莉回憶，「然後就一年不如一年。」

一個行業的起起伏伏，受到太多不可預料的因素影響。時代的沙粒會在何時、以何種方式落下，即使是資深從業者也很難準確預判。

進入二十一世紀後，中國股市和債市先後經歷過兩輪結構性牛市，金融行業的高薪正是在這樣的週期性擴張中一步步確立。

行業有成長期，也必然會經歷下降週期。今年是周展在券商工作的第十年，他記得，2018、2019年那兩年，同行之間對經濟的預期普遍比較差，「大家覺得，2019年往後可能是中國經濟從高增長轉向溫和增長的一個過程」。沒人能料到的是，2020年初，Covid疫情暴發，這場突如其來的「黑天鵝」事件擾亂了這一過程。

疫情爆發初期，中國嚴格的防控措施成功地控制住了早期病毒的傳播，，成為2020年全球唯一經濟正增長國家，也因此吸引了大量外資。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的報告，2020年，在全球外國直接投資（FDI）總額大幅下滑的背景下，中國FDI逆勢增長，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外資流入國。

同時，為了對沖疫情對實體企業的衝擊，2020年也是中國政府在資本市場不斷釋放政策紅利的一年：新《證券法》落地，再融資新規發布，創業板改革並試點註冊制。

雙重利好之下，中國金融業逆勢擴張。根據普華永道的研究，2020年A股IPO數量同比增97%，融資額創10年新高。許莉正是在這樣的市場高點入行，她回憶，當時「整個行業一片風風火火」。

市場行情向好，各家券商「子彈充足」，於是「比着」漲薪，瘋狂地「招兵買馬」——那兩年，應屆生就有機會年入四五十萬，還有平均12個月的年終獎。

豐厚物質激勵的效果卓然。2020年，證券從業人員數量在連續兩年下跌後再度恢復增長。到了2021年，券商之間的「搶人大戰」打得更加激烈，頭部券商如中金公司和中信證券都在一年之內增員超過2000人。

「2021年的時候一切都很好，」許莉回憶，「然後就一年不如一年。」

談到行業由熱轉冷的節點，受訪的多位券商從業者都提到了「中金8萬哥」——2022年7月，一位中金公司員工的妻子在社交平台上炫富，曬出丈夫月均收入8.25萬元的收入證明，引起了巨大爭議。

對於這一事件引發社會轟動的原因，《三聯生活週刊》分析稱：「疫情衝擊之下，很多普通人的收入都受到較大影響，這份炫富貼引發的不只是對這位中金員工家屬的憤怒，更是引發了公衆對於整個金融行業的不滿——在中國經濟相對低迷的困難時期，金融行業居然還能享受明顯超出平均水平的高薪酬。」

「明顯超出平均水平的高薪酬」並非虛言。根據Wind數據統計，2018年至2021年，金融業員工年度平均薪酬是製造業的2.35倍、其他行業的1.69倍；證券行業又是「高薪中的高薪」，同期年平均薪酬是製造業的3.76倍、其他行業的2.71倍。在中金公司因為116.43萬元的年人均薪酬登上熱搜的2021年，中國規模以上企業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為8.81萬元，城鎮非私營單位年平均工資為10.68萬元，城鎮私營單位年平均工資為6.29萬元。

不乏金融從業者將「中金8萬哥」視為之後監管趨嚴的起點，甚至是「罪魁禍首」，「就是因為他，讓金融行業被大大和中央注意到了」。在趙露看來，這樣的想法稍顯「幼稚」，「監管應該早就盯上金融行業了，只是需要一個8萬哥作為由頭，那一年沒有他也可能會有別的事」。

「還是要自上而下地去想，不然我們國家領導人的頭腦也有點太簡單了，」周展笑說，「他更像是導火索，也可以說是催化劑。」

金融業高薪落幕

資本市場帶着對中國疫情結束後經濟復甦的期待進入2023年，但很快，用周展的話說，「投資者從美夢中醒來，意識到之前的高增長很難實現了。」

不論直接關聯幾何，中金月薪八萬的爭議事件過後，金融業降薪潮正式拉開序幕。

2022年8月，中國財政部發布《財政部關於進一步加強國有金融企業財務管理的通知》，從多個方面對國有金融企業的薪酬待遇進行約束，這是繼當年5月，中國證券業協會發布《證券公司建立穩健薪酬制度指引》後的又一道金融業「限薪令」。

去年2月，中紀委網站發布《堅決打贏反腐敗鬥爭攻堅戰持久戰》，文中16次點名金融，提出破除「金融精英論」「唯金錢論」「西方看齊論」等錯誤思想，整治過分追求生活「精緻化」、品味「高端化」的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等等。

——「國內絕大部分持牌金融機構是國企。歷史上，金融業國企的薪酬遠遠高於非金融業，即所謂『例外論』；金融業從業者被視為高智商的社會精英，即所謂『金融精英論』；金融業的高薪酬被視為開展業務的必然需要，即所謂『業務需要論』；金融業國企的薪酬不斷向外資機構靠攏，即所謂『西方看齊論』。」前國金證券傳媒互聯網首席、自媒體「互聯網怪盜團」創始人裴培撰文解讀。

更進一步地，今年4月，中國人民銀行發文稱，「金融不能單純以盈利性為目標，盈利要服從功能發揮」。所謂「功能」，就是被中國政府多次強調的，「金融是實體經濟的血脈，為實體經濟服務是金融的天職」。

中國金融業的定位「從此分明瞭」，行業的薪酬整頓勢在必行。

另一個從業者們經常提到的、「扼住券商喉嚨」的政策是「827新政」——去年8月27日，中國證監會宣布階段性收緊IPO節奏。除此之外，過去一年內，新「國九條」、「315新政」、「科創板八條」等針對A股IPO市場的嚴監管政策頻出，這些政策的初衷是為了防範金融風險、穩定資本市場，但對於證券公司在大陸的業務部門來說無疑是接連的重創。

據Wind數據統計，2023年，313家公司在A股上市，與前一年相比減少26%，融資額下降近40%。今年的A股IPO市場持續降溫，上半年的上市公司數量同比銳減超七成，募資額下跌超84%。在趙露的印象裏，2020年到2022年，她所在的投行部門的業務「多到飛起」，但從去年九月開始，好幾個組的同事明顯「清閒很多」。

券商的業務減少，因為嚴格的監管政策，也因為市場整體的疲軟。

資本市場帶着對中國疫情結束後經濟復甦的期待進入2023年，但很快，用周展的話說，「投資者從經濟復甦的美夢中醒來，意識到之前的高增長很難實現了」——2023年中國GDP增速為5.2%，遠低於2021年的8.1%；今年二季度GDP同比增長4.7%，較一季度5.3%的增速進一步放緩。

「我們賺的是commission費，也就是大家說的佣金。整體經濟活動減緩，人們的消費投資變少的時候，我們賺的錢自然就會變少，就算國家不管，可能也不會有經濟增長快的那幾年那麼多了。」趙露解釋。

不僅是內資機構，外資投行在中國的業務也受到衝擊。2022年以來，高盛、摩根士丹利、瑞銀、花旗均在大中華區展開裁員。彭博分析指出，在中國經濟增長放緩期間，全球性銀行更傾向於迴避在中國的投資銀行業務。

身處蕭條的市場，券商從業者們不得不調整自己工作的節奏和重心。

去年年末，陸浩從一家頭部券商的股票業務部辭職。離開前幾個月，他明顯感覺到很多工作都「推不動」，「現在嚴監管，打擊金融創新，基本上做不了什麼」。

又觀望了一陣後，他得出結論：「這個行業現在沒法弄。」他估摸着，這幾年待在金融行業也難有什麼發展，「耗着挺浪費時間的」，於是很快遞上了辭職信，轉行進入了一家大廠。

而對於選擇留下的人，「卷」還是「躺」，這是一個問題。趙露常常在心裏「仰臥起坐」——雖然已經打定主意「苟着」，但有時她又想，要不再學學專業知識，精進一下業務能力？「不過感覺也沒什麼大用，因為業務也沒那麼多了。」她覺得無奈，也彷徨。

向身邊其他同行「取經」，她才知道原來不少人乾脆做起了副業：做自媒體博主，開淘寶店，還有的人趁高中知識還沒忘，做起了家教。有朋友自嘲：「主業死氣沉沉，副業倒是風生水起。」

回想起剛入行的那兩年，趙露常常生出「可惜」的感嘆，「我們見到了好時候，但沒有趕上好時候」。

尾聲

從業十年，周展面對這輪降薪的心態要平靜很多——

「還是要從宏觀層面自上而下地去想，要看『那個人』加上他的智囊團對於整體經濟資源的排布和分配。現在中國經濟增長放緩，有一些之前比較暴利的行業，比如教育、房地產和金融，國家想把資源從裏面拿出來，給未來有可能讓中國經濟增速不那麼慢的行業，比如這兩年提出來的高科技和先進製造。

政府也不是每天說空話，其實還是有一定邏輯在的。說實話，經濟高增長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也是上面的人在想辦法，才會做出這些有時候讓大家覺得匪夷所思的舉動。」

但對於近幾年才入行的許莉來說，行業驟然由熱至冷對她的衝擊還需要時間平復。

「這就不是一個市場，」她憤憤道，「或者說，中國特色市場。」

中國特色，用她的話說，意味着「自由交易的市場性被削弱，取而代之的是政府強管控」，也意味着「在其他市場得到驗證的市場規律沒辦法充分運用」。

她認識一些在香港和美國投行工作的同行。每次和他們聊起彼此的工作環境，許莉都會產生很深的失落。「一條原本明確且具備可複製性的道路在我面前硬生生地消失了。」她慨嘆。

而有時，恐慌的情緒困擾她更深：如果一個行業的命運都可以如此輕易地被改寫，那麼在這個社會、這個國家，還有什麼是確定的？

實際上，金融行業一直因為高薪而備受爭議，也因此成為當前經濟環境下收入分配改革的重點對象。

在許莉看來，「當蛋糕不再增長、分蛋糕搶蛋糕逐漸成為共識的時候，金融行業因為割韭菜、無法被理解的高薪而變成了負面輿論的集中地，不管或者輕管都不足以平民憤，於是金融成為殺雞儆猴的對象」。

經濟下行的環境下，更多極端的、對立的社會情緒涌動。對於那位輕生的中金女員工的鋪天蓋地的討論當中，惋惜和同情的聲音之外，也不乏有人冷酷地說，「她賺得太多了，小韭菜不配同情揮鐮刀的人」，「幹金融的就沒有好人，都是吸血鬼」。

看着對逝者惡言相向的評論，許莉想到了投行部宣布集體降薪的那日。

那天下午，她經過公司另一個部門所在的樓層，聽到有人說，「聽說了沒，投行部降薪了」，帶着明顯的幸災樂禍的語氣。

投行部門是券商公司內部的薪酬高地。她不指望其他部門的同事感同身受，但兔死狐悲、物傷其類總是正常的。她驚歎於現在人們同理心的缺乏。

經濟下行，也必然會催生更多的焦慮。

最近，趙露經常聽到同行聊起「歷史的垃圾時間」。她覺得，這類流行語本質上也是一種「販賣焦慮」，「預期高增速，現實低增速，現在國家特別煩這個事，下面各行各業也在煩這個事，所以這些說法一齣現就引爆輿論，也很正常」。

工作變少之後，她有了更多的時間讀書，與業內資深人士交流。她意識到，持續高增長本就是一個僞命題，從幾百年的時間維度來看，溫和增長其實是經濟發展的常態，只不過現在中國可能面臨一些「不增長的困境」。

「焦慮是解決不了問題的。不過焦慮的人互相安慰一下，可能也就沒那麼焦慮了，」她說，「這也是正常的一個循環，正常的一個flow。」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