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精英”的失落：中国金融业限薪，百万年薪时代落幕

今年七月，中金公司一名女员工的自杀新闻在舆论场引发关注。

透过网络上的信息碎片，女孩的生平被一点点拼凑出来：1994年出生的她今年刚满三十岁，985本硕毕业，生前供职的中金公司在金融业内有“贵族券商”之称，人均年薪一度超百万——不过，因为2022年起蔓延开来的金融业降薪潮，这个数字已经成为历史。

对于这样一位世俗意义上的“精英”的自杀原因，外界有房贷压力、产后抑郁等猜测，而降薪无疑是雪上加霜。谈及此事，一位头部券商投行部的员工表示，身边同事在同情和共情之余，人人自危，“她，可能就是明天的我们”。

长期以来，证券行业都是“高薪酬”“金饭碗”的代名词，这个行业也曾给予从业者期待中的回报——年景好的时候，在以中金公司为代表的头部券商，应届生的基本工资少则30万，多则50万，还有平均12个月的年终奖。

但从2022年开始，面对下滑的市场业绩，以及限薪令和“阶段性收紧IPO节奏”等监管新政的颁布，券商纷纷“降本增效”。2023年，超过一半的上市券商的员工人均薪酬下降，其中多次因为高薪登上风口浪尖的中金公司，人均年薪比两年前减少近40%。到今年，情形愈演愈烈。

行业的萧条，重塑着从业者对于自身生活的规划和想象。他们不得不放弃昔日对“金领”生活的期待，适应从“买东西不看价格”到“能省则省”的消费降级，也更谨慎地做出诸如买房买车的资本性决策。对于工作，有人选择“苟着”，也有人辞职，转行，因为“这个行业现在没法弄”。

实际上，外界对于金融业高薪的批评由来已久，降薪的呼声也喊了多年，直到种种因素汇聚到了一起——下行的经济环境，势在必行的收入分配改革，涌动的社会情绪，以及最根本的，中国政府对金融业“以服务实体经济为立业之本”的定位。

“中国特色”降薪裁员

“地主家也没余粮了，”许莉说，“每家券商都在想怎么control budget。”

2021年的夏天，许莉入职一家头部券商的投行部门，“亲眼见证了公司从最高点一步步滑落”。

三年后，当中金女员工轻生的消息传遍社交媒体时，许莉正在外地出差，点开同事发来的链接，中金、降薪、抑郁、房贷压力几个关键词让她瞬间胸口一滞。

无法自抑地，她一头扎进网络上的信息碎片中，想要弄明白，这位与她年纪相仿、求学和职业经历也相仿的女生，买的房子在哪里，花了多少钱，背了多少贷款，“其实不在于具体什么房子，就是想知道她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她觉得喘不过气，以至于生活都无法继续下去”。

等到许莉从各色小道消息和同行们的激烈讨论中抬起头，已经是一个半小时之后。手机被刷到发烫，她觉得头晕眼花——不仅是因为长时间盯着电子屏幕，还因为挥之不去的恐惧和心慌。

“我们跟她其实是非常像的一类人，说白了，她，可能就是明天的我们。”她说，身边的同事大多有类似的感受，同情和共情之余，人人自危。

时间拨回到四个月前的一个下午，同事们相继被老板叫进办公室。许莉心中一沉，知道降薪这一天终于还是到了。

有的同事被叫进去，很快办公室内传来激烈的争吵声，她隐约听到平时通宵加班也能保持情绪稳定的同事在怒吼，“为什么这样对我”。还有的同事走出办公室后，直接哭了出来——同事离婚不久，带着一个还在上幼儿园的孩子。

这些激烈的反应，许莉都没有。没有质问，没有吵闹，她平静地接受了薪水骤降的事实——相较行情最好的年份，接近腰斩。

“老板还能说啥，这个公司就这样，这个市场就这样。我能接触到的老板也只是一个兵，高级牛马而已，大家都是受害者。”她说。

实际上，在降薪正式落地前，许莉和同事们早已感受到寒意。

去年年末的绩效评级结果是一记重锤。许莉自诩工作认真不惜力，B的评级让她“傻了眼”，几位平时“加班很积极”的同事也只得到了B甚至是C的评级。绩效影响晋升，也和年终奖直接挂钩，这意味着他们“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也拿不到配得上辛苦程度的钱”。面对这样的“双重否定”，许莉说，不少同事都“心态崩了”。

不过，相较于一些“胸部”“腰部”甚至“脚部”券商工作的同行，许莉觉得自己已经算是幸运儿。

今年年初，她和几个本科同学聚会。他们同在证券业工作，之前见面时总是意气风发，但这一次，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明显的疲态。

一聊才知道，原来大家都过得“惨兮兮”——

一个自嘲公司是“胸部”券商的同学抱怨，自己被抽掉到一个小城市轮岗半年，还是去一个和自己的业务方向没什么关系的职能部门，“半年没有业绩，这不等于是逼我辞职吗”。

“还有更夸张的劝退方式”，在另一家“腰部”券商工作的同学接过话茬。他在的部门要求每个员工签业绩承诺，而且是一个“非常夸张”的数额——在现在这种行情下几乎不可能实现。员工如果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业绩，则被视为自动离职。

“太无耻了……”“这不违反劳动法吗？”许莉说，在场的人都被“中国特色裁员”的花式手段震惊。

几个人七嘴八舌地说着，这时，一位一直沉默的同学抛出一句，我上周接到了裁员电话。场面一时死寂，他们面面相觑，说不出话。

谈到席卷各券商的降薪潮，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曾表示，原因主要是政策指导下的主动“降本增效”、市场变化下的被动业绩下滑和竞争加剧下的薪酬体系调整。

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公布的数据，2023年，证券行业整体处于“增收不增利”的状态，而和2021年的行业最高点相比，营收少近1000亿元，净利润少500多亿元。颓势仍在继续。2024年上半年，超八成的上市券商的业绩出现下滑。

“地主家也没余粮了，”许莉说，“每家券商都在想怎么control budget。”2023年，超过一半的上市券商的员工的人均薪酬下降，其中多次因为高薪登上风口浪尖的中金公司，人均年薪比两年前减少近40%。

或被动或主动，大量从业者离开证券业。据路透社报道，中金公司计划在2024到2026年削减三分之一的投行部门员工。中国证券业协会网站证券从业人员公示信息显示，截至今年6月30日，券商领域的从业者比年初减少超万人。

灰心、丧气、委屈、自我怀疑，愁云惨淡的氛围笼罩着许莉和一众同行。对于这些成长路上一直打“顺风局”的券商“精英”们来说，直面经济环境变化和时代红利消退的时候到了。

“第一次感觉自己如此渺小”

“我们之前的工资是真的支付得起一线城市的房子和月供的”，她说，但现在，“完全不想了”。

在一家头部券商投行部门工作了四年的赵露，还在适应如今贯穿日常生活的“消费降级”——

工作前两年，她没坐过几次地铁，出门默认打车。要是问从家打车到公司要多少钱，她没概念；现在，能坐公共交通她绝不打车，打车也是优先拼车。

工作前两年，周末只要没有工作，她很少待在北京。阿那亚，上海，杭州，说走就走，休假基本在国外，“当时虽然很忙，但能做到只要想出去就可以出去”；现在，出国游变国内游，京郊其实也不错。

工作前两年，各种日用品她看上了就买，“不怎么看价格”；现在，日常吃饭能在家就在家，外食人均过百就要“抖一抖”。咖啡是没法少喝的，那就星巴克变瑞幸库迪。奢侈品牌在她和同事的聊天中销声匿迹，“帮我砍一刀”的链接，她倒是时而收到。

不过赵露也说，面对降薪，改变生活方式的作用其实“杯水车薪”。对于他们从业者来说，更大的影响体现在资本性支出的投入和杠杆的使用上。她曾经有过工作几年后贷款买房的计划。“我们之前的工资是真的支付得起一线城市的房子和月供的”，她说，但现在，“完全不想了”。

“现在人们整体倾向去杠杆化，因为现金流是不确定的，我感觉这一点在学金融的人当中会更明显一点，毕竟大家都干这一行的，知道怎么算，”赵露总结，“整体来讲会更稳健一些。”

但这样“能省则省”的日子，和她进入这个行业之初对生活的期待大相径庭。

读书那时，头部券商的投行部门是赵露和身边很多同学共同的“dream job”。她曾经问一位好友如此坚定地想进投行的原因，对方没有直接回答，转而给她算了一笔账，“在北上过体面的生活要花多少钱”——

房租，每月8000元，一年10万。

日常吃饭，工作日每天150元，周末和朋友约两顿饭，1000元。一年8、9万。

买衣服鞋子，“可以接受A货的话”，一年2、3万。

买奢侈品，“一年三件不过分吧”，一年10万。

做医美，光子两个月一次，热玛吉半年一次，再填几针玻尿酸，一年2万。

旅游，短途度假一年三次，长途旅行一年两次，一年4、5万。

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开销，比如健身，一年1万。再给每个月留出5000元，用来灵活支配和应急。

“正常消费的话，感觉一年50万差不多了，”好友停顿了一下，继续说，“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一定要做投行了吧？”

赵露点点头。她虽然没有一年五十万的消费计划，但家境普通的她，也希望靠自己的努力让自己和父母都过得“尽量好一些”。她坦言：“卷生卷死这么多年， 不就是为了这个吗？”

“卷生卷死”的说法不是夸张。她从大二便开始实习，当其他专业的同学还在享受无忧无虑的后高中生活时，她的日常活动轨迹已经变成大学和北京CBD的两点一线，画 deck（指PPT，商科领域的黑话之一）、写研究报告到凌晨是常事。堆砌着在big name公司实习经历的简历，成为了她后来顺利进入现在任职的这家头部券商的敲门砖。

行业也曾给予从业者们期待中的回报。赵露记得，收到第一个月工资的入账短信时，“有种梦想成真的感觉，之前付出的辛苦都值了”。

金融也是一个高度依赖物质激励的行业——毕竟，忙的时候一周有五天加班到凌晨，一年365天有360天出差，“如果不是想到钱多怎么可能坚持得下去”。每次辞职的念头冒出来，赵露就登上自己的银行账户，看看存款数字，再算算离攒够一笔“fuck-you money”还差多少，聊以自慰。

但当物质上的回报乏善可陈时，赵露坦言，“你自然就不会特别用心地去做这些事了”。

她记得，之前只要在项目上，同事们都是“手机不离手”，老板如果在工作群里发消息，即使是晚上十一二点，大家也基本都是秒回。现在，回复的时间变成了10分钟后、20分钟后、一个小时后，甚至有同事到第二天早上才出现，不紧不慢地解释一句，“昨天睡得早，没看到消息”。

工作积极性明显下降的背后，是从业者们被磨损的心气。

“第一次感觉自己这么渺小，”赵露慨叹，“行情好的时候，大家对生活有很多展望和规划，但突然有一天，你发现原来市场规律不是客观的，未来也无法被预判，你只能被动地承担这个时代的沙砾，而随便一粒沙子，到你身上可能就是一座大山。”

“中金8万哥”点燃监管引线

“2021年的时候一切都很好，”许莉回忆，“然后就一年不如一年。”

一个行业的起起伏伏，受到太多不可预料的因素影响。时代的沙粒会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落下，即使是资深从业者也很难准确预判。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中国股市和债市先后经历过两轮结构性牛市，金融行业的高薪正是在这样的周期性扩张中一步步确立。

行业有成长期，也必然会经历下降周期。今年是周展在券商工作的第十年，他记得，2018、2019年那两年，同行之间对经济的预期普遍比较差，“大家觉得，2019年往后可能是中国经济从高增长转向温和增长的一个过程”。没人能料到的是，2020年初，Covid疫情暴发，这场突如其来的“黑天鹅”事件扰乱了这一过程。

疫情爆发初期，中国严格的防控措施成功地控制住了早期病毒的传播，，成为2020年全球唯一经济正增长国家，也因此吸引了大量外资。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报告，2020年，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总额大幅下滑的背景下，中国FDI逆势增长，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

同时，为了对冲疫情对实体企业的冲击，2020年也是中国政府在资本市场不断释放政策红利的一年：新《证券法》落地，再融资新规发布，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

双重利好之下，中国金融业逆势扩张。根据普华永道的研究，2020年A股IPO数量同比增97%，融资额创10年新高。许莉正是在这样的市场高点入行，她回忆，当时“整个行业一片风风火火”。

市场行情向好，各家券商“子弹充足”，于是“比着”涨薪，疯狂地“招兵买马”——那两年，应届生就有机会年入四五十万，还有平均12个月的年终奖。

丰厚物质激励的效果卓然。2020年，证券从业人员数量在连续两年下跌后再度恢复增长。到了2021年，券商之间的“抢人大战”打得更加激烈，头部券商如中金公司和中信证券都在一年之内增员超过2000人。

“2021年的时候一切都很好，”许莉回忆，“然后就一年不如一年。”

谈到行业由热转冷的节点，受访的多位券商从业者都提到了“中金8万哥”——2022年7月，一位中金公司员工的妻子在社交平台上炫富，晒出丈夫月均收入8.25万元的收入证明，引起了巨大争议。

对于这一事件引发社会轰动的原因，《三联生活周刊》分析称：“疫情冲击之下，很多普通人的收入都受到较大影响，这份炫富贴引发的不只是对这位中金员工家属的愤怒，更是引发了公众对于整个金融行业的不满——在中国经济相对低迷的困难时期，金融行业居然还能享受明显超出平均水平的高薪酬。”

“明显超出平均水平的高薪酬”并非虚言。根据Wind数据统计，2018年至2021年，金融业员工年度平均薪酬是制造业的2.35倍、其他行业的1.69倍；证券行业又是“高薪中的高薪”，同期年平均薪酬是制造业的3.76倍、其他行业的2.71倍。在中金公司因为116.43万元的年人均薪酬登上热搜的2021年，中国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8.81万元，城镇非私营单位年平均工资为10.68万元，城镇私营单位年平均工资为6.29万元。

不乏金融从业者将“中金8万哥”视为之后监管趋严的起点，甚至是“罪魁祸首”，“就是因为他，让金融行业被大大和中央注意到了”。在赵露看来，这样的想法稍显“幼稚”，“监管应该早就盯上金融行业了，只是需要一个8万哥作为由头，那一年没有他也可能会有别的事”。

“还是要自上而下地去想，不然我们国家领导人的头脑也有点太简单了，”周展笑说，“他更像是导火索，也可以说是催化剂。”

金融业高薪落幕

资本市场带着对中国疫情结束后经济复苏的期待进入2023年，但很快，用周展的话说，“投资者从美梦中醒来，意识到之前的高增长很难实现了。”

不论直接关联几何，中金月薪八万的争议事件过后，金融业降薪潮正式拉开序幕。

2022年8月，中国财政部发布《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国有金融企业财务管理的通知》，从多个方面对国有金融企业的薪酬待遇进行约束，这是继当年5月，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证券公司建立稳健薪酬制度指引》后的又一道金融业“限薪令”。

去年2月，中纪委网站发布《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文中16次点名金融，提出破除“金融精英论”“唯金钱论”“西方看齐论”等错误思想，整治过分追求生活“精致化”、品味“高端化”的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等。

——“国内绝大部分持牌金融机构是国企。历史上，金融业国企的薪酬远远高于非金融业，即所谓‘例外论’；金融业从业者被视为高智商的社会精英，即所谓‘金融精英论’；金融业的高薪酬被视为开展业务的必然需要，即所谓‘业务需要论’；金融业国企的薪酬不断向外资机构靠拢，即所谓‘西方看齐论’。”前国金证券传媒互联网首席、自媒体“互联网怪盗团”创始人裴培撰文解读。

更进一步地，今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发文称，“金融不能单纯以盈利性为目标，盈利要服从功能发挥”。所谓“功能”，就是被中国政府多次强调的，“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

中国金融业的定位“从此分明了”，行业的薪酬整顿势在必行。

另一个从业者们经常提到的、“扼住券商喉咙”的政策是“827新政”——去年8月27日，中国证监会宣布阶段性收紧IPO节奏。除此之外，过去一年内，新“国九条”、“315新政”、“科创板八条”等针对A股IPO市场的严监管政策频出，这些政策的初衷是为了防范金融风险、稳定资本市场，但对于证券公司在大陆的业务部门来说无疑是接连的重创。

据Wind数据统计，2023年，313家公司在A股上市，与前一年相比减少26%，融资额下降近40%。今年的A股IPO市场持续降温，上半年的上市公司数量同比锐减超七成，募资额下跌超84%。在赵露的印象里，2020年到2022年，她所在的投行部门的业务“多到飞起”，但从去年九月开始，好几个组的同事明显“清闲很多”。

券商的业务减少，因为严格的监管政策，也因为市场整体的疲软。

资本市场带着对中国疫情结束后经济复苏的期待进入2023年，但很快，用周展的话说，“投资者从经济复苏的美梦中醒来，意识到之前的高增长很难实现了”——2023年中国GDP增速为5.2%，远低于2021年的8.1%；今年二季度GDP同比增长4.7%，较一季度5.3%的增速进一步放缓。

“我们赚的是commission费，也就是大家说的佣金。整体经济活动减缓，人们的消费投资变少的时候，我们赚的钱自然就会变少，就算国家不管，可能也不会有经济增长快的那几年那么多了。”赵露解释。

不仅是内资机构，外资投行在中国的业务也受到冲击。2022年以来，高盛、摩根士丹利、瑞银、花旗均在大中华区展开裁员。彭博分析指出，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期间，全球性银行更倾向于回避在中国的投资银行业务。

身处萧条的市场，券商从业者们不得不调整自己工作的节奏和重心。

去年年末，陆浩从一家头部券商的股票业务部辞职。离开前几个月，他明显感觉到很多工作都“推不动”，“现在严监管，打击金融创新，基本上做不了什么”。

又观望了一阵后，他得出结论：“这个行业现在没法弄。”他估摸着，这几年待在金融行业也难有什么发展，“耗着挺浪费时间的”，于是很快递上了辞职信，转行进入了一家大厂。

而对于选择留下的人，“卷”还是“躺”，这是一个问题。赵露常常在心里“仰卧起坐”——虽然已经打定主意“苟着”，但有时她又想，要不再学学专业知识，精进一下业务能力？“不过感觉也没什么大用，因为业务也没那么多了。”她觉得无奈，也彷徨。

向身边其他同行“取经”，她才知道原来不少人干脆做起了副业：做自媒体博主，开淘宝店，还有的人趁高中知识还没忘，做起了家教。有朋友自嘲：“主业死气沉沉，副业倒是风生水起。”

回想起刚入行的那两年，赵露常常生出“可惜”的感叹，“我们见到了好时候，但没有赶上好时候”。

尾声

从业十年，周展面对这轮降薪的心态要平静很多——

“还是要从宏观层面自上而下地去想，要看‘那个人’加上他的智囊团对于整体经济资源的排布和分配。现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有一些之前比较暴利的行业，比如教育、房地产和金融，国家想把资源从里面拿出来，给未来有可能让中国经济增速不那么慢的行业，比如这两年提出来的高科技和先进制造。

政府也不是每天说空话，其实还是有一定逻辑在的。说实话，经济高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也是上面的人在想办法，才会做出这些有时候让大家觉得匪夷所思的举动。”

但对于近几年才入行的许莉来说，行业骤然由热至冷对她的冲击还需要时间平复。

“这就不是一个市场，”她愤愤道，“或者说，中国特色市场。”

中国特色，用她的话说，意味着“自由交易的市场性被削弱，取而代之的是政府强管控”，也意味着“在其他市场得到验证的市场规律没办法充分运用”。

她认识一些在香港和美国投行工作的同行。每次和他们聊起彼此的工作环境，许莉都会产生很深的失落。“一条原本明确且具备可复制性的道路在我面前硬生生地消失了。”她慨叹。

而有时，恐慌的情绪困扰她更深：如果一个行业的命运都可以如此轻易地被改写，那么在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还有什么是确定的？

实际上，金融行业一直因为高薪而备受争议，也因此成为当前经济环境下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对象。

在许莉看来，“当蛋糕不再增长、分蛋糕抢蛋糕逐渐成为共识的时候，金融行业因为割韭菜、无法被理解的高薪而变成了负面舆论的集中地，不管或者轻管都不足以平民愤，于是金融成为杀鸡儆猴的对象”。

经济下行的环境下，更多极端的、对立的社会情绪涌动。对于那位轻生的中金女员工的铺天盖地的讨论当中，惋惜和同情的声音之外，也不乏有人冷酷地说，“她赚得太多了，小韭菜不配同情挥镰刀的人”，“干金融的就没有好人，都是吸血鬼”。

看着对逝者恶言相向的评论，许莉想到了投行部宣布集体降薪的那日。

那天下午，她经过公司另一个部门所在的楼层，听到有人说，“听说了没，投行部降薪了”，带着明显的幸灾乐祸的语气。

投行部门是券商公司内部的薪酬高地。她不指望其他部门的同事感同身受，但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总是正常的。她惊叹于现在人们同理心的缺乏。

经济下行，也必然会催生更多的焦虑。

最近，赵露经常听到同行聊起“历史的垃圾时间”。她觉得，这类流行语本质上也是一种“贩卖焦虑”，“预期高增速，现实低增速，现在国家特别烦这个事，下面各行各业也在烦这个事，所以这些说法一出现就引爆舆论，也很正常”。

工作变少之后，她有了更多的时间读书，与业内资深人士交流。她意识到，持续高增长本就是一个伪命题，从几百年的时间维度来看，温和增长其实是经济发展的常态，只不过现在中国可能面临一些“不增长的困境”。

“焦虑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不过焦虑的人互相安慰一下，可能也就没那么焦虑了，”她说，“这也是正常的一个循环，正常的一个flow。”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