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貓，政治學學者）
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1936-2024）去世了。7月22號一打開社交網絡，兩條消息霸佔了屏幕，一條是拜登退選，另一條就是斯科特去世（注：斯科特其實是7月19號去世的，他的家屬21號在推特上發布了消息才被外界知道）。很多政治學的朋友紛紛表示他是自己最喜歡的政治學家，其中不乏做社會政治學的朋友，有做調查實驗的政治學家，甚至還有研究定量方法，和做計算社會科學的政治學者，而斯科特的研究方法主要為民族誌和案例分析的定性研究。當然在政治學家之外還有人類學家和歷史學家都在悼念。為什麼斯科特作為一個政治學家，可以橫跨這樣大的學術光譜，吸引到完全不同領域的學者呢？我想主要是因為他在理論上的創造力，以及他的研究所鼓勵的人本主義和對個體的關心。
斯科特的研究範圍非常廣。他獨自寫過至少10本學術著作，合著和論文更是不計其數。題材從早年的馬來西亞的政治意識形態（1968）和政治腐敗（1971），到成名作《農民的道德經濟學》（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1976）和大名鼎鼎的《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1985），再到《隱藏的文本》（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1990），和最近關於國家起源的研究《反穀》（Against the Grain，2017）。
他對話的理論從集體行動理論到制度分析，從葛蘭西的文化霸權分析到後殖民主義。斯科特的研究橫跨多個學科，採用了人類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多種方法和理論視角，因此想要定義他作為一個政治學家是很困難的。他和絕大多數做理論或者做經驗研究的政治學大師都不一樣。斯科特不是植根於書本，不是從一個理論推導到另一個理論，而是植根於土地，理論由田野觀察所啓發。這種視角在政治學家裏是如此特別，以至於如他自己所說，「我與政治學漸行漸遠，不過也可以說政治學和我漸行漸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