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吐溫是不是馬克思的兄弟？」

深藍色封面的《查禁圖書目錄》，是民國五十五年（1966）十月由台灣警備總司令部編纂，也是台灣文化部「典藏網」芸芸文物中的一幅影像。如果沒人再去翻閱這本收藏於國立台灣文學館的原件，這本目錄將與它前後出現的數本修訂版，一同隱入歷史塵煙。然而，僅僅是半個世紀前，台灣的審查員們卻是手持這本目錄，在戒嚴年代逡巡，試圖將異己者的思想束縛在一冊名單之中。

如今在台灣講起「禁書」，似乎是一個久遠的名詞，但其實從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日治時期頒布的「台灣出版規則」計起，至1987年蔣經國政府宣佈解嚴，近百年時間裡，台灣的出版與言論自由一直受到壓制。2019年，首爾書展特別企劃了「禁書：竹林裡的幽靈」專題展，邀請台灣、日本、馬來西亞、土耳其等地的出版機構合作，展出各國歷史中的禁書。

擔任特展台灣選書顧問的出版人郝明義，曾藉此總結了十項以往台灣禁書的理由，包括「共產思想」、「叛逆社會體制」、「有傷社會風化」等等，都有可能成為一本書被禁的原因；而諸如魯迅、沈從文、老舍等1949年後留在大陸的「附匪作家」，他們的作品都必然在禁書之列。

日治時期政府對出版的管制，主要是在禁止出版牽涉訴訟案件、冒犯皇室尊嚴、有違社會風俗等方面的書籍；而到了國民政府戒嚴期間，隨著官方加強對民間的高壓統治，書籍被禁的原因也愈來愈多，執行查禁的機構更是包括台灣省政府、警備總司令部等等，無孔不入。由於這種審查體制所涉範圍甚廣，執行者的背景又參差不齊，因此還有許多其他書籍被禁的理由，在今看來十分荒唐。

例如學者古遠清在《台灣查禁文藝書刊史》中記述道，台灣的左翼作家陳映真，曾在被捕時受到盤問，審訊者質疑他為何會有美國小說家馬克·吐溫（Mark Twain）的書——「馬克·吐溫是不是馬克思的兄弟？」在紅線密佈的戒嚴年代，「寧可錯殺，不可錯放」，在官方把控之外的出版和流通，無不危機四伏。

紅線密佈的戒嚴年代，「寧可錯殺，不可錯放」，在官方把控之外的出版和流通，無不危機四伏。

然而，戒嚴年代也並非密不透風，仍有一群人為了傳遞知識，而甘願冒險，寫書、出書、賣書，讓思想得以在肅殺的社會氛圍中悄然流動。我們訪問了三代知識人，從戒嚴時期流離海外的出版人、解嚴前夕販售「匪書」的獨立書店人，到如今回望歷史的禁書策展人，對於他們而言，禁書年代到底是怎樣的存在？在思想箝制的過程中，這些書與人，又是如何逃逸於當局種種審查規限，讓新潮知識仍能在戒嚴時期流通於世？

Part A：六七十年代

林衡哲：自由滋味，新潮文庫到海外出版

1968年，29歲的林衡哲從台大醫學院畢業，準備踏上前往美國的行醫之路。離開的時候，他還未意識到，此行將如何改變人生軌跡。

如今已入耄耋之年的林衡哲，坐在淡水居所的大堂，雙眼微闔。跟前的茶几上放滿了他參與出版、或深受影響的書。這些書，也見證了他在台灣意識上的轉變。「我剛剛去美國的時候，還沒有什麼台灣意識。」林衡哲已數次在訪談、回憶錄中這樣說過。

在成長過程中，梁啟超、胡適、林語堂的作品常是林衡哲的桌邊讀物；到了大學時期，他又迷上了影響一整代台灣知識青年的《文星》雜誌：「那時候我都在看《文星》這種介紹世界的（雜誌），卻看不見台灣。」

1957年由「文星書店」社長蕭孟能創辦的《文星》雜誌，在六十年代交由作家李敖擔任主編，是以思想與批判性著稱的刊物，為當時的台灣知識份子引介了許多西方思潮。然而在林衡哲成長的年代，本土思潮尚未興盛；生於宜蘭的他，就連同鄉、台灣鄉土文學代表作家黃春明的作品，也是赴美後才如獲至寶般地開始閱讀，並不斷感嘆這些作品「比魯迅的還好」。

這一趟前往美國的機票，也是林衡哲靠著翻譯外文書賺來的。

1962年1月，《文星》雜誌第51期面世，李敖擔任主編，以胡適作為當期封面。胡適當時的一番話，對林衡哲產生了深刻影響——「與其在課堂誤人子弟，不如翻（譯）一本世界名著來得有貢獻。」當時，林衡哲為了籌措學費，在繁重課業之餘，還兼任家庭教師；然而正因從胡適這句話得到激勵，他決然地在大四那年暑假推掉了四、五個家教工作，也不回老家宜蘭，而是留在宿舍拼命了三個月，把《當代智慧人物訪問錄》翻譯出來。

已經進了黑名單

「如果給文星出，你可能出不了國。」

《當代智慧人物訪問錄》是林衡哲的第一本譯作，集結了詩人佛洛斯特（Robert Frost）、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藝術家杜象（Marcel Duchamp）等 14 位生活在19至20世紀的世界名人專訪，一連賣出四版。他仍記得，在李敖的最後一次演講中，還談及將這本書推薦給文星出版人蕭孟能的往事。自此之後，林衡哲開啟了外文書翻譯的大門；因為崇拜哲學家羅素，他緊接著就翻譯了《羅素回憶集》、《羅素傳》兩本同樣對後世影響很深的作品。

這兩本書原本也將交由文星出版，然而蕭孟能卻推辭了，理由是：「如果給文星出，你（林衡哲）可能出不了國，因為我們（文星）已經進了國民黨的黑名單。」原來在六十年代初，作為黨外雜誌先驅《自由中國》主要作家的殷海光，因寫下社論〈大江東流擋不住〉以呼籲民主潮流，而受到國民黨政府的連續打壓。這件事也是台灣白色恐怖年代時，為人所熟知的「雷震案」的其中一環。殷海光是自由主義學者，十分崇拜羅素，且也是文星的作者群之一。1966年，他在文星出版了著作《中國文化的展望》，不久後該書就因「反對傳統文化精神，破壞社會倫常觀念」之罪名而被查禁，文星也一度受到當局的針對。

政治緊繃的年代裡，文星陸續出版了不少「反動」作品，其中包括李敖的《為中國思想趨向求答案》、李聲庭的《人權・法治・民主》等書籍，也都在面世後不久就遭查禁。而就在殷海光一書被封禁的兩年後，1968年2月15日，文星書店總經理鄭錫華就因「叛亂嫌疑」被捕；五天之後，蕭孟能亦因「叛亂嫌疑」被調查。風口浪尖之時，林衡哲翻譯的兩本有關羅素的作品，最後與文星交錯，轉而交由彼時新成立的志文出版社出版。

志文的發行人張清吉，也是1963年開業的長榮書店的創辦人。在風聲鶴唳的六十年代，長榮是不少文化人尋覓禁書的去處之一，作家李敖、學者秦賢次等都是常客。六十年代末，剛從書店與百貨林立的衡陽路上遷至西門町峨嵋街不久，文星書店就因政治打壓而面臨停業；當時，長榮書店剛巧搬到文星隔壁的中華路上，張清吉目睹了結業前人山人海的場面，深感羨慕，也因此立下了書籍出版的志業。

機緣之下，林衡哲將兩本羅素之書交給張清吉，自此拉開志文出版社與「新潮文庫」的序幕。在西方思想開始盛行的年代裡，長達十萬字的《羅素回憶集》作為「新潮文庫」的第一本書，一經面世，就在三個月之內銷出了五千本。這也為「新潮文庫」打下了引入西方新學與文化的基調，恰好迎合了當時台灣讀者對外界新知的需求。

「『新潮』的稿費蠻高的，一本最多可以賺台幣一萬塊，當時住院醫生一個月也只有兩千塊，所以有很多醫生都來問『有什麼好康的』（可以翻譯）。」當時，林衡哲與同窗好友廖運範醫師合作編譯了《讀書的藝術》，收入叔本華、吳爾芙等二十多位作家的閱讀思考；其後，廖運範更是與其他醫界友好如賴其萬、林克明等，一同將佛洛伊德、佛洛姆等精神分析前驅的作品引入台灣，也掀起了一陣醫師參與學術翻譯的風潮。

在出國以前，林衡哲總共幫志文編了六本書，拿到四萬六千塊，而從台灣到紐約的機票也差不多是四萬塊，翻譯所得正好補貼了林衡哲的行旅所需。

「他告訴我，這本書要死後十年才能出版」

抵達美國後，林衡哲從醫同時，也追聽了多場摯愛的交響樂演出，亦積極參與同鄉會活動，其中就包括在紐約希爾頓飯店舉行的「台灣民眾大會」。林衡哲記得，那場大會由當時同樣是旅美留學生、其後成為結構力學專家的鄭紹良主持。而那也是林衡哲第一次聽到了獨立運動領袖彭明敏的演講，在後者流亡一年之際。

因參與起草「台灣自救運動宣言」而被判刑八年的彭明敏，在1970年以易容方式逃離台灣，其後接受瑞典政府政治庇護，並於次年抵達美國。其時，林衡哲讀畢彭敏明的英文自傳《A Taste of Freedom》，內心深感震撼。這本書的影響力，多年來一直在台灣知識人之間延續。十多年後，1982年10月30日，「北美洲台灣文學研究會」在洛杉磯舉行；那年，主辦方邀請了台灣作家鍾肇政、李喬等赴美與會，林衡哲還深深記得：「鍾肇政住我家，他整晚沒有睡覺，就在看《自由的滋味》；看完之後，也不敢把書帶回去。」

此後，林衡哲更積極開拓海外禁書出版，並參與將《自由的滋味》譯成中文，那也成為他在美国出版的三本重要的禁書之一。另外兩本，分別是曾被視為「文化漢奸」的音樂家江文也傳記《現代音樂大師——江文也的生平》，以及台灣文學家吳濁流的《無花果》。

「我的文化上的台灣意識經過《無花果》與《自由的滋味》的洗禮後，終於萌芽了。」林衡哲曾在文章中如此自白。「吳濁流的第二本書是《台灣連翹》，他告訴我，這本書要死後十年才能出版。鍾肇政剛好在（吳濁流逝世）十年的時候翻譯了這本書，於是就放在『台灣文庫』。」吳濁流逝世於1976年，而這本被封存的遺作，確然在尚未解嚴的1986年應約而至。

這些流離於異鄉的台灣之書，經由出版人、學生領袖、同鄉會，一一送到讀者手上；作為出版者的林衡哲，就在期中穿針引線。然而，也正是因為出版禁書之事，他的名字出現在當局者的「灰名單」上。自此無法回到故土，甚至錯失與父親的最後一面。「當時我們在海外，十個醫生裡，有三個都是黑名單」，如今說來已淡淡然。

回憶翻譯出版生涯、以及在赴美後種種意料之外的經歷時，林衡哲一直微微闔著眼睛，彷彿能夠重新感受一次。在出過的這麼多本書中，他講得最入神的，莫過於《白鳥之歌：大提琴家卡爾薩斯的心路歷程》—— 「我親自聽過他的演出，1970的4月15號，在林肯中心，那一場很感動。」

加泰隆尼亞的大提琴家卡爾薩斯，每場演出最後都會演奏《白鳥之歌》，是來自故鄉的民歌。「加泰隆尼亞也一直想從西班牙獨立出來。」林衡哲將加泰隆尼亞與台灣的境況並陳，樂曲更將剛到美國不久的他，帶到思緒中的故鄉去了：

「那時候，他想著他的加泰隆尼亞，而我想著我的台灣。」

Part B：八零年代

唐山書店：解嚴前夕，風暴外圍

「我們這裡的禁書又分兩種，一種是『匪書』，那些沒有跟國民政府過來（台灣）的，那時候叫作『附匪學者』；另外一種是馬列主義相關的書。」

1982年3月24日，總統府國策顧問陶百川在《台灣自立晚報》發表文章〈禁書有正道，奈何用牛刀〉，對於當時的書籍審查制度提出挑戰。同年，唐山出版社成立；老闆陳隆昊因曾在南天書局打工，認識了時興的翻版書行業，因此開始自己印刷，發行左派、非主流、為弱勢發聲維權的書刊。

兩年後，唐山書店開幕，落腳於台灣大學附近公館一帶。

雖已到了戒嚴尾聲，但當時台灣的政治風氣仍然肅殺；隨著黨外運動日漸興盛，當局對於思想性的文字審查也未減弱。「解嚴以前的禁書，大概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情色類的書籍，由台北市政府管；而我們這裡的禁書又分兩種，一種是『匪書』，那些沒有跟國民政府過來（台灣）的，那時候叫作『附匪學者』；另外一種是馬列主義相關的書。」

八十年代，是台灣黨外雜誌愈發蓬勃的年代，從溫和派的《八十年代》到更為激進的《美麗島》等，許多知識青年投身其中，這樣的氣氛也與仍處戒嚴時期的管控氛圍形成張力。陳隆昊還是找到了獨立書店的轉圜餘地：「這種書銷量很好，總會有人印；我後來發現，只要不是印，他們不會找你麻煩，至多就是沒收。」儘管如此，當時敢賣禁書的書店卻也不多，「沒有人賣這種書，只有唐山最大膽。但是我也衡量過，危險性已經不如十年前，所以我敢。」

陳隆昊記得，當時台灣流行開「發財車」賣書，流動書商總是到各個大學去巡迴，遇到審查人員也可以儘速駕車離開。還有一類賣「匪書」的小攤販，也時常會在大學區出沒：「從（唐山現址）這裡走出去，轉角處，以前有一個老頭子擺了個小書攤，就像『明星咖啡館』樓下的周夢蝶一樣。」只是隨著年月過去，許多當年的流動書商已不在人世了，「跟我比較熟的那一車，他已經去世了，其他人我已不是很熟。」

「所以從我的賣書歷史、盜版歷史，可以看出來台灣的思潮的演變。」

「但我是開書店的，跑不掉，那（書）就只好被他們沒收了。」陳隆昊苦笑。作為出版行業的下游，書店時常要面對警備總部不定期來訪，檢查店內是否有《查禁圖書目錄》中編冊的書目。為應付突襲，唐山書架上的禁書數量很少，總是只放兩三本，其餘都藏在倉庫中。

隨著書店愈開愈久，陳隆昊逐漸發現了警總來訪的規律：「當時，他們來幹這種事情，也會覺得『到底需不需要』。過了一段時間，我慢慢地抓到他們的節奏，就是到月底的時候會來，因為他們要交報告。」因此每到月底，書架上的禁書就會減少，審查員依章辦事、沒收架上可見的寥寥數本，「當時他們還會開『沒收單』，不過大概都找不回來了。」

戒嚴年代，容易買到禁書的地方並不多，唐山因此名聲鵲起，許多知名的黨外雜誌如《戰爭機器》、《島嶼邊緣》、《台灣社運季刊》都在唐山有售。「當時的黨外雜誌，當然有風險，有時候出一期有兩期就被禁，就換個名字繼續出版。其實我那時候看了很多黨外雜誌啊，可是沒有把它留下來，很可惜。」

不賣就不是唐山了嘛！

既然冒著一定風險，為什麼還願意寄售呢？「我沒有理由不賣，要不然就不是唐山了嘛！」講到這，陳隆昊眼神中流露著自豪。但同時，他的內心也恪守著一條底線——「我來台北念書的時候，我媽媽經常嘱咐一句話，就是不要去碰政治，所以我就抓住了這個基本原則。當時有許多新潮流，我都沒有加入；如果有加入的話，我現在也許就變成新潮流的大佬了。」他打趣道，「然而我去做了外圍的事情。」

「我們讀書的時候，就是這三大系統控制台灣的（思想）。後來逐漸有人盜印國外的書，慢慢才開始，讓這三間出版社的力量（逐漸削弱）。」

先後畢業於台灣大學考古系、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陳隆昊並沒有順理成章地選擇學術研究，反而開起了書店，這也與他的「外圍」意識緊緊相關：「首先就是，我自己愛看書，我想這是（開書店的）最大原因。另外一個原因，我說我想變成這個行業的⋯⋯不是中堅力量，而是外圍力量，能夠跟大家一起做這件事情，因為覺得這對於社會來說是有意義的。」在思想紛呈的時期，唐山既有左派的書、也一樣賣右派的書；既有共產黨方面的書，也有國民黨推薦的書，在陳隆昊看來，這是為了「讓讀者自己去感受、自己作出選擇。」

除了賣書，翻印也是唐山的主力業務。「當時正逢西方思潮，許多老師留學歸國，他們引進了一些新思想，不管是左派還是右派。」唐山的翻印工作，可謂緊貼著這一波學術潮流，從性別平權到後殖民研究，許多議題皆有涉略：「所以從我的賣書歷史、盜版歷史，可以看出來台灣的思潮的演變。」

這些「地下」翻印事業的對立面，則是由政府主導的官方出版機構。「當時有三個官方（出版）機構，一是國防部的『黎明書報社』，二是蔣經國救國團的『幼獅』，還有中央黨部的『中央文物供應社』。我們讀書的時候，就是這三大系統控制台灣的（思想）。後來逐漸有人盜印國外的書，慢慢才開始，讓這三間出版社的力量（逐漸削弱）。」

越禁越美？

「很多書，其實你越是禁止，大家越是想看；到了滿大街都有，還不見得會有興趣。」

官方機構之一的「中央文物供應社」，其原址就在唐山書店附近，如今已改建成教會。「他們選在這邊當然有原因，就是因為台大。」陳隆昊指向不遠處，歷史場景早已消散，「解嚴以後，政府覺得沒有必要了，就把那塊地賣了；現在經過，你更不知道那以前是控制大學生思想的地方。」

七零年代，仍是學生的陳隆昊也曾感受過這樣的思想控制。在他記憶中，每所大學都有「教官办公室」，台大是「孔之忠」，政大則是「孔之孝」。每逢學生要貼海報或做講座，都必須事先申請；遇上敏感議題， 教官室更會派人坐在後面監聽：「去聽講座的大家，大概都互相認識嘛，想說怎麼突然有一個人坐在後面，而且還不跟人講話呢？」

到了讀研究所的階段，陳隆昊有了更多與禁書接觸的機會：「我是在政大唸研究所的，那時候就去東亞（圖書館），那裡有什麼書都有，但需要特殊的出入証。當時，我總是等管理員去上廁所、或者吃飯的時候，趕快把馬克思的書拿來看。」既已可以進入圖書館，為何還要有所避忌呢？陳隆昊解答道：「他雖然只是圖書管理員，可是他會知道每個人喜歡（怎樣的書）」，也正是在那樣小心翼翼的年代，有這樣一群人「最想看的東西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只因事物總是「越禁越美」。

躲在圖書館層架之間的陳隆昊或許想不到，若干年後出版《資本論》的最大考量，竟然是「有沒有人會買」——「很多書，其實你越是禁止，大家越是想看；到了滿大街都有，還不見得會有興趣。」

【你想像不到的十本禁書】

Part C：別走回頭路

台灣文學館如何解謎禁書史

2023年6月21日，「文壇封鎖中－台灣文學禁書特展」在台灣文學館開展。漫長的封禁歲月在展場中壓縮呈現，空間配合實境解謎遊戲，試圖讓參與者親臨現場，逐一辨認出那些正在消散的歷史。

「『禁書』這個議題並不大，可是它有張力，可以處理的歷史背景（很多），人們也總是比較喜歡聽一些懸疑感的東西。閱讀了一些資料之後，我們覺得『禁書』是可以好好處理的。」策展人簡弘毅介紹了禁書展的構想。他過去也曾研究與禁書相關的題目，長期處理1950、60年代台灣文壇事件，而這些又都與國家政策、國共對峙等政治問題緊密相連。

剛坐下不久，簡弘毅就從身後拿出一本《查禁圖書目錄》影印本，這也是引發他好奇心的開端：「我以前在圖書館找到這本 —— 無聊的書名、作者、譯者、出版者，書裡有一些查禁機關日期等資料性內容。看似無趣，但我從以前在做一些相關調查時，就發現了很多好玩的事情。」

揭開目錄，我們看到一部分令人詫異的禁書名單，既有《格列佛遊記》、《寓言故事》這類普世文學讀物，還有《單管收音機》、《短波收訊機》等物理學專書，被查禁的原因卻不得而知。「一條一條的書目，本身就有很多想像。在展覽還沒開始之前，我已經翻過多次了，這種事情就引起我的好奇。」

第三類：永遠消失匿跡的書

「有些書曾經被禁後來解禁，有些書雖然被禁但是還是會流通，有些書總有人偷偷收藏，但也有真的什麼都看不到的書。」

簡弘毅留意到，在閱讀文學史的過程中，總有一些比較知名的案例，比如說李敖，寫什麼都會觸碰政治上的禁忌；又如郭良蕙的《心鎖》，因小說中有關性與婚外情的書寫，而六零年代被認為是「黃色小說」，更受到了謝冰瑩、蘇雪林等作家撻伐，然而這些情慾書寫，在今天看來絕不至於要被封禁。「在那些（閱讀的）過程中，也會慢慢知道，禁書可能有著顯而易見的理由，比如跟左派、跟情色有關；但還是有一些翻來翻去，也不知所以然，因此就有很多故事可以講。」

然而展覽想要講的，還不止於被捲入《查禁圖書目錄》的條目，更有在威權年代寂寂消失的無名之書。「在講禁書的時候，通常有幾個角度。最顯而易見的是政策、法令，另外一個比較常被討論的，就是有些書看不到封面、或某幾頁被撕掉，可是第三種，我覺得才是最難、也是最想要處理的。」簡弘毅所說的這一類書，多是因為作家身邊有人遭受白色恐怖牽連，或因害怕而自我審查，從此消聲匿跡的書。燒掉那些書的，不是警察，也不是政府，而是作家自己。

也正是這些空白之處，成為了禁書史上的關鍵註腳：「一開始我說要做禁書，大家都說這是好題目，可是書被禁了，到底要展什麼？細細研究之後才發現，有些書曾經被禁後來解禁，有些書雖然被禁但是還是會流通，有些書總有人偷偷收藏，但也有真的什麼都看不到的書。所以這也是很微妙的。」

然而，在解嚴已近四十載的今天，抵抗遺忘成為了難題。「很多人都比較抗拒嚴肅的歷史議題。如果四平八穩地講禁書、講查禁政策，恐怕不少人就先自我抗拒、就不來了。」為了吸引到更多讀者，策展團隊將遊戲融入展場空間，引導參與者穿越時空、帶入禁書年代的「讀者」角色，從旁尋找各種線索。「但遊戲終究只是一個手段，我希望透過這些過程，策略性地讓來參觀的人不只是被動接收訊息，而是主動參與。」

指揮一切的大腦：國民黨「第四組」

「禁書，表面上是封禁了一本書，但當權者真正想要禁錮的，是書寫的自由跟自由的靈魂。」

其實，策展本身也是一個歷史解謎的過程。簡弘毅回憶道，在閱讀資料的過程中，團隊發現了《宣傳週報》這一史料，是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四組」發行給黨員的刊物。《宣傳週報》中有許多關於文辭斟酌使用的指引，對當時的思想管控有著指導作用。「也就是說，真正的核心大腦是國民黨『第四組』，它其實是一個政黨，不是國家機器，也不是政府單位 —— 然而這個政黨第四組卻決定了整件事情。」

簡弘毅所說的「第四組」，就是國民黨文化工作會的前身，成立於1950年，專門負責「宣傳工作指導、設計、闡揚黨義理論、策畫文化運動」。戒嚴時期，「第四組」一直是控制思想與文化宣傳的關鍵部門，甚至可以主導查禁的方向。「我們過往都會覺得查禁是由警備總部、台灣政府執行，是更上層的機構。這是很微妙、但也很恐怖的事情。我在過程中去處理這件事情，還是想要告訴大家，『黨國不分』就是這樣來的。」

有極權，就會有禁書。「如果知道了那樣的歷史，你還想要再來一遍嗎？」這也是展覽走到尾聲，策展團隊拋擲給所有讀者的問題。「你知道過去這些禁書有多麼荒謬？荒謬，是遍佈在整個展場裡的潛台詞。再怎麼冠冕堂皇，它都是荒謬的啊。」簡弘毅感嘆道，「曾經在這個地方發生過這些事情，如果你忘記就算了。現在重新告訴你，那我們還要不要再來一次？或者我們還要不要用另外的形式，再讓它發生一次？我們還是可以選擇的。」

禁書展的最後有一則動畫，其中提到，救回哪些禁書不是真正的重點，而是要看到有多少人曾努力突破思想的箝制。「禁書，表面上是封禁了一本書，但當權者真正想要禁錮的，是書寫的自由跟自由的靈魂，思想的豐富度是他們最害怕的。」最後，簡弘毅選擇站在文學視角，深掘禁書歷史中不曾消散的部分——

「真正的人心追求自由的慾望是無法禁錮的，我覺得這是文學才能做得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