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路上，中國人「獵捕」中國人

什麼時候意識到自己可能被騙了？

在「朋友」接連不回微信消息的第四天。

他們之間最後一次聯繫，是「朋友」以「走流程」為由，催促陳麗娜跨境轉賬6萬加元，折合人民幣31萬元。這次轉賬之前，在「朋友」的勸說下，陳麗娜已經對外轉賬近20萬加元，折合人民幣100萬余元。

察覺到不對勁後，陳麗娜迅速聯繫了同樣和該「朋友」相識的幾個熟人。大家復盤後發現，朋友圈內有九人正通過這位「朋友」辦理加拿大的創業移民項目（SUV），但無一例外，他們後來都無法聯繫上這位「朋友」。而在「朋友」消失前，這九個人已經按照其指示，往加拿大某銀行賬戶轉賬，共計1000余萬人民幣。

復盤與「朋友」溝通的點滴，陳麗娜發現對方與自己的每次溝通都是在催款，卻從沒提過其承諾的加拿大健身房創業項目的進展。於是，她確定自己被騙了，陷入了一個並不高明的騙局。

2022年7月，陳麗娜和其他八名受害者前去報警，但警察告訴他們，因為「朋友」是加拿大國籍，外加他們的錢並沒有直接匯入「朋友」的中國賬戶，而是匯入了加拿大的第三方銀行機構，所以理論上，警察無法確定他們的「被騙」與該「朋友」之間的直接關係。

結論就是，無法立案。

數月後，中國解除封控，陳麗娜和另外兩個受騙者專程前往加拿大溫哥華，並成功「堵」到了已回到加拿大的「朋友」。

他們當場報警。但出警的加拿大警察表示，即使他們所陳述的一切屬實，「朋友」的疑似犯罪行為發生在中國，他們無法以此作為在加拿大抓人的依據。

陳麗娜陷入了無盡的自責與懊悔。她自認是個聰明且謹慎的人。2020年年底決定移民時，她曾對市場上的移民中介機構進行多番考察。中介機構的價格混戰、中介們的巧舌如簧都讓她頗為警惕。於是，在多年好友的引薦下，她認識了這位幫她辦理加拿大創業移民的「朋友」，建立在友情基礎之上的信任感，讓她放心地分七次轉賬130余萬人民幣。但沒想到，明槍易躲，暗箭難防。

自2020年以來，以「清零」為基調的疫情管控政策正式開啓，並在往後三年不斷加碼，越來越多不堪封控折磨的人開始尋求逃離的機會，「潤」、「移民」等詞多次刷爆微信指數。2023年10月18日，「移民」一詞在微信小程序的搜索量超過了5億次，日環比暴漲1156.66%，4天後，微信平台直接將「移民」從微信指數中移除。

最近一次對中國對外移民數量有公開數據披露的報告，來自聯合國2022年發佈的《世界移民報告2022》。該報告指出，2022年中國移民人數達到了1046萬人次，為世界第四大移民流出國，僅次於印度、墨西哥和俄羅斯。

旺盛的移民需求衍變成巨大的市場紅利，針對中國人的移民中介機構和移民項目如雨後春筍般批量成立。2023年11月，以發佈專業市場研究報告為主的網站中國報告大廳發佈數據表示，到2025年，中國移民服務行業的市場規模將達到6200億元，相較2019年的4500億元增長了38%。

但與此同時，面向潛在移民者的有預謀的獵捕，也已悄然完成佈局。

「捕食者」已就位

2020年年底，一個名為「潤」的微信群被組建，吸納了超過300名分布在中國各地的群友。

「朋友」被一個在知名企業高級管理層任職的人士邀請入群，基於對這位頗有威望的高管的信任，「潤」群群友很自然地接納了這位「朋友」。最重要的是，在群友眼中，「朋友」的三觀非常正，她會和大家一塊兒痛罵疫情期間中國各地地方政府施行的種種不人道的人員管控方案，並貼心安撫眾群友的焦灼和悲憤。

在氣氛烘托到位後，「朋友」適時亮出了自己的加拿大身份，並表示自己已入籍加拿大20年，對加拿大各項移民政策了如指掌，群友如果有需要可以找她，她非常願意為大家服務。

私聊中，她更是悲天憫人地表示，「自己從來不是為了掙錢，而是想著能救一個是一個」。於是，在口口相傳的贊頌中，一個「救世主」的形象被確立。

陳麗娜正是在這個時候將「朋友」添加為微信好友。

如今回想，這場騙局在一開始便有跡可循。比如，陳麗娜剛剛加上她的好友，她就迅速發過來一段話，說她通過自己在加拿大的社會關係，可助力想要移民加拿大的人快速通過創業項目辦理移民。那段話非常程式化，群里好多人都收到了同樣的私信。「我當時真的是被焦慮衝昏了頭腦，輕而易舉地被套路了」，陳麗娜說。

在接下來的對話中，「朋友」更是反復強調，自己的項目具有多重無與倫比的優勢：1-3個月即可批准移民；聯邦項目，無需省提名；通過投行內審，即可100%獲批；無學歷要求，無年齡限制，無資產來源要求；楓葉卡一步到位，可境內等待，最快只需6個月；未獲批則全額退款。

長期被疫情期間高壓管控及「移民潮」裹挾的陳麗娜，將「朋友」拋出橄欖枝像救命稻草一樣握在手裡，她自動忽視了上述項目的諸多紕漏和對方話術中透露出的濃重的誘騙色彩。

陳麗娜與丈夫均畢業於中國知名大學，夫妻二人原本計劃由英語相對較好的丈夫通過雇主擔保的方式先進入加拿大，陳麗娜後續再想辦法去加拿大和丈夫團聚。但「朋友」竭力否定了他們的方案，聲稱雇主擔保項目存在多種陷阱，比如加拿大的雇主很可能是中介串通加拿大本地人成立的空殼公司，借以騙取高額的中介費用。中國人根本沒有能力辨別公司的真偽，成為待宰羔羊的幾率很大。

煎熬在移民的焦慮中，「朋友」的勸說和幫助愈發顯得真誠，陳麗娜很快被說服，並按照「朋友」的要求將創業項目所需的2萬加幣頭期款，約合10萬元人民幣，匯到對方指定的加拿大銀行賬戶。

因焦慮而衝動付款的還有李一鳴。2021年上半年，他居住的杭州某小區經歷了多次封控，加劇了李一鳴想要「潤」的決心。

於是，在百度上瀏覽了一圈各地的移民項目後，他被一則「只需25萬歐元便可移民希臘，獲取歐盟公民身份」的廣告所吸引，點擊進入該廣告的官網後，李一鳴很快通過網站不時彈出的對話框，與移民中介的工作人員建立了聯繫，二人互加了微信。

工作人員通過微信告訴李一鳴，在希臘購置一套價值25萬歐元（總價不到200萬人民幣）的不動產，就能一步到位獲得5年期的希臘永久居留卡，之後可享有歐盟公民待遇，護照在全球141個國家免簽，並可實現「一人申請、三代移民」這樣一個造福子孫後代的去國計劃。

中介的話讓李一鳴很振奮，他頻頻暢想自己飛到愛琴海沿岸，沐浴在歐洲的文明和陽光中的情景；更重要的是，自己的孩子可以在完全不同於中國的環境中學習、成長。

非常迅速的，他花費210萬元人民幣，通過中介網購了一套希臘的房子。

2023年4月，疫情管控徹底放開後不久，李一鳴攜家人來到希臘克里特島——他網購的房子所在地。

但令他震驚的是，當地華人鄰居告訴他，他所購買的房產價格在希臘當地的市場價僅為150萬人民幣左右——比他花費的整整低了60萬人民幣，更讓他無法接受的是，在希臘擁有房地產並不意味著一隻腳已經邁入了歐盟社會。

據當地華人商會介紹，想要獲得歐盟公民的待遇，李一鳴需要在希臘住滿5年，並通過希臘語考試，入籍希臘。如果他把希臘的房子出售，在未入籍希臘的前提下，他在希臘的居留權也將隨著房子產權的喪失而不復存在。

38歲的李一鳴初中未畢業便在溫州、杭州等地經營服裝生意，憑借吃苦耐勞，積累了一定財富。在他身上，財富的積累與學習新知識的能力並不成正比，所以他確信自己無法通過希臘語考試。

於是，擺在李一鳴面前的難題從「如何快速移民」，變成了「如何拿回自己的錢」。

他嘗試通過中國駐希臘大使館去輓回自己的損失，但瞭解他的來意後，使館只做了情況登記，便再無下文。之後，他想通過浙江商會在希臘當地的影響力「封殺」坑騙他的中介機構在希臘的合作方，卻發現國內中介機構在希臘的分公司已被註銷。據行業內人士分析，該中介很可能是更換了馬甲，拋棄原來的公司，並成立新的空殼公司，以繼續行騙。

在希臘走投無路的李一鳴回到中國，卻意外發現，原本和他對接的中介公司仍在中國大搖大擺地推行自己的希臘移民項目。聯合其他上當受騙的客戶，李一鳴一行人在中介公司「路演」時當場將一個負責人扣押在會場，迫於群情激奮和對武力威脅的恐懼，該負責人承諾退還現場每人十二萬元人民幣左右的中介費，並表示這是公司所能做的最大讓步。

李一鳴接受了中介公司的賠償方案。後來總結移民經驗時，他憤然道：「千萬不要相信國內中介的花言巧語」。

「不要相信中國人」

對於李一鳴的忠告，夏斐然進行了補充，「也不要相信國外的華人中介」。

雖然不懂日語，但夏斐然從骨子裡認為，自己就應該屬於日本。「和中國相比，我更喜歡日本的有序、文明以及人與人之間展現出的真誠，疫情期間我們遭受的管控更是加深了我的這種看法以及對日本的歸屬感，同時還有對中國的厭惡。」她坦言。

作為投行員工，996的工作節奏導致夏斐然沒有時間和精力前往日本實地考察移民途徑。不過，出於對國人及中國中介機構的天然反感，2023年夏天，夏斐然在著手移民計劃之初，便下定決心要找位於日本的中介機構。她堅信，依託日本本土健全的法治和日本人良好的道德自律，怎麼都不會出錯。

由於語言障礙，她選中的日本中介機構「貼心」地為她安排了一位華人員工對接。考慮到對方已經入籍日本，夏斐然放鬆了警惕。

綜合考慮夏斐然的經濟實力和她想盡快入籍日本的需求後，中介為她制定了通過拿高度人才經營管理簽、逐步入籍日本的方案。這名華人中介向她承諾，該簽證類型獲得永居的時間明顯短於其他簽證類型，最快僅需1年，她便可申請日本永住。對方反復強調，這是對夏斐然來說是最保險、最經濟的方式。

高度人才經營管理簽是日本政府針對在日本工作的優秀外籍高級企業管理人才提供的簽證，於2023年4月正式推出，該簽證在原本的經營管理簽證的基礎上增加了打分機制，綜合申請人的學歷背景、工作年限、年收入等情況進行打分。達到70分，即可申請簽證，並可在連續滿足要求的基礎上於3年後申請永住。

華人中介為夏斐然制定的方案顯示，中介公司會代她投資經營一家研學機構，為提高個人積分以達到簽證申請最低需要的70分標準，中介建議夏斐然每年給自己開具2000萬日元的收入，折合人民幣近100萬元。

綜合盤點自己的個人資產後，夏斐然欣然接受了這個方案，並支付給中介10萬元人民幣中介費。這個方案最吸引她的是，她用來投資移民的錢，一部分作為工資返還給了自己，而自己投資的研學機構還會盈利。也就是說，她有很大機會可以實現用最小代價撬動最大槓桿，作為金融人，這令她欣喜不已。於是，2023年下半年她辭去投行的工作，專心準備移民事宜。

但事與願違，很快，夏斐然感覺自己被拖入了一個無底洞。

首先，她為自己每年開具的2000萬日元收入需繳納800萬日元的稅費，折合人民幣40萬元，連續繳納3年，即120萬元人民幣；此外，為維持能夠給她開具2000萬日元高薪的公司運營，公司正常的經營流水需滿足年收入4000萬日元左右才顯得合理，以便通過日本出入國在留管理廳的審核。

與她對接的華人中介，此前並未明確告知她這些信息。

讓移民計劃的執行更步履維艱的是，從2020年疫情開始，有大量中國中產階層湧入日本開辦以研學、房地產投資、日本留學中介為主業的公司。

據日本出入國在留管理廳的數據，2022年通過經營管理簽證進入日本的外國人總計4346人，其中中國申請人為3078人，佔總人數的70%；而2023年通過高度人才經營管理類別入境的人數為393人，其中中國申請人為306人，佔總人數的78%。

大量中國人的湧入，使得以吸引中國人為主的研學項目的經營賽道越來越「卷」，4000萬日元的流水收入已然超過了與夏斐然簽訂合約的移民中介的能力範疇。

面對當初的承諾，一直與夏斐然通過微信進行溝通的華人中介以公事公辦為由刪除了她的微信，隨後向公司提出離職，並表示後續任何紛爭的解決，夏斐然需直接聯繫中介公司的日本員工。

而對於這名華人中介當初對夏斐然的承諾，日本的公司表示並不知情，她簽署的日文服務合同也未包含相應條款，公司表示，那是之前的華人中介出於「簽單」壓力，而私自給出的承諾，公司並不承認。但鑒於該員工已離職，公司也無法再追究他的責任。

截至目前，為辦理日本移民，夏斐然已投入近100萬元人民幣。接下來，她有兩個選擇，第一，個人出錢補足研學公司4000萬日元（折合約200萬人民幣）經營流水的差額；第二，及時止損，承擔100萬元人民幣的損失，終止移民計劃。

對於前者，她算了一筆賬，她需要每年再額外支付150-220萬人民幣，拿到永住資格前各項成本支出總計大概為700萬人民幣左右，再加上移民日本後以住房為主的生活成本支出，她非常擔心自己會陷入財政危機。但如果現在放棄，此前投入的100萬元人民幣「打了水漂」，她又不甘心。

夏斐然為此陷入了抑鬱狀態，一宿一宿的睡不著覺，絕望的時候，甚至想過自殺。

對於夏斐然的遭遇，李曉玲直言，她近兩年見到了非常多相似案例，主角均是迫切想要快速移民的中國人。

「但他們都忽視了一點，日本根本就不是一個移民國家，想要移民過來沒有那麼容易。」李曉玲表示。

當受騙者變成騙子

李曉玲是一家總部位於東京的中日合資企業的員工，公司主要業務為房地產經紀和房地產管理。這是她在日本輾轉多年後，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

2012年，李曉玲畢業於四川一所大學，因為喜歡日本動漫和日本電視劇，便來到日本在語言學校學習了兩年日語，後去大阪一所專門學校用三年時間學習廣告和市場營銷。5年共計花費近500萬日元，折合人民幣25萬元。

但從專門學校畢業後，李曉玲輾轉日本多地均未找到與專業契合的工作。經歷兩年四處碰壁的求職困境後，2018年，在一位定居東京的中國人的引薦下，李曉玲找到這份在中日合資企業擔任留學、置業顧問的職位。毫無疑問，她的工作面向中國市場，這樣的工作是很多在日華人的最優選擇。

因為地理位置上的接近，以及語言、文化甚至膚色的天然相近性，近幾年、尤其是疫情後，日本成為很多中國人「潤」出的首選國家。中國人的移民潮直接催生了日本針對中國人置業顧問崗位的激增，並加劇了行業的魚龍混雜。

「每年投資25萬元人民幣做民宿，連續投資5年即可拿日本永住」，這一宣傳話術震人心脾的力量，比「在希臘投資25萬歐元買房即可獲得歐盟身份」有過之而無不及。

李曉玲直言，將永住權的獲取表述為唾手可得是很多中介的慣有話術。

「開民宿所需要的經營管理簽證其實和夏斐然申請的高度經營管理簽一樣，都需要申請人所經營的公司營業流水是正向的，還要繳稅，而且東京的民宿每年只能開180天。想要盈利的話，非常考驗申請人的經營管理能力。如果不具備這些能力，前期投入的資金就是有去無回，大家千萬不要把移民想的過於簡單。」李曉玲強調。

為維持生計，利益驅使下，很多想要獲取永住權的中國新移民便將目光聚焦到了充滿焦慮且有移民意願的中國人身上。

李曉玲親眼目睹一位拒絕她的置業建議的潛在客戶，投入了一家由來自中國的新移民創建的中介公司的懷抱，並暢想5年內花費50萬元人民幣移民日本。在前期投入70萬卻沒有看到任何利益回報後，該客戶迅速轉身加入另一家以中國人為目標群體的置業公司，身份也由剛到日本不久的經營管理簽證持有者，搖身一變成為了「東京奶爸」。之後，他更是在多個中國社交平台開設賬號，大力宣揚自己可以幫助客戶在最短一年內拿到日本的永住，並且可以讓申請者全家快速享受到日本的福利待遇。他的項目對申請者不做任何年齡、語言、學歷以及資產的要求。

「為了彌補自己的損失，或者為了以簽證為主的一己之私，很多人被騙後，會轉身加入騙子團隊，誘騙他人的錢財。對這部分人來說，這也是他們出國後為數不多的可以掙錢的渠道」，Nora Cheng表示。

Nora Cheng現在在澳大利亞昆士蘭的一家學校學習護理，2022年她通過在澳大利亞的朋友介紹的一個中介，拿到澳大利亞的雇主擔保簽證。但是2023年年初，她到達澳大利亞後才發現，所謂的雇主是一位在墨爾本一條又髒又破的街道經營美甲店的越南人，整個店只有4名越南員工，對方甚至不會講英文，根本不具備申請雇主擔保簽證的資格。

此前，為了拿到雇主擔保簽證，Nora Cheng各項成本投入已達近40萬人民幣，而她在澳大利亞的朋友早已消失得無影無蹤。Nora Cheng陷入了兩難，如果繼續持有上述造假的雇主擔保簽證，一旦被發現她很可能會被驅逐出境，並終身不被允許進入澳大利亞。她只能硬著頭皮承擔40萬人民幣的損失，快速回國，從頭再來。

對於Nora Cheng的遭遇，澳大利亞一位移民律師表示，很多中國人到澳大利亞後無所事事，便會幫助移民中介「誘捕」中國人。「Nora的經歷就是一個非常好的案例。她在澳大利亞的所謂朋友至少可以從她的移民投入中抽取30%的傭金，也就是12萬人民幣」，該律師表示。

而在加拿大咨詢多名移民律師後，陳麗娜也後知後覺發現自己同樣被「朋友」獻祭了。她很後悔沒有從一開始便咨詢移民律師，「專業的事還是要交給專業的人來幹」，她說。

「easy way絕對不會是the right way」

但這個想法很快便被人否定了。

2024年2月，春節過後不久，北京望京一家西餐廳包廂，Amy Zeng在一群人的注視中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講。

演講題目為「我是如何移民加拿大以及如何成功入籍美國的？」這是一個白手起家、催人淚下的故事。

餐廳包廂里坐著十幾個人，陳麗娜也位列其中，這些人一邊品嘗意大利香腸和西班牙火腿，一邊交換接下來自己想潤去的國家。他們有幾個共同的特點：工作好、收入高、社會地位體面，以及不想讓自己和後代繼續經歷高壓統治，所以移民慾望強烈。

Amy Zeng幾乎會與餐桌上的每一個人對視，並告訴他們，移民加拿大，不難！移民美國，同樣不難！只要找到對的人，移民so easy。而她，就是那個對的人。

Amy Zeng，今年54歲，祖籍浙江台州，1998年申請到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碩士，彼時的多倫多還沒有被中國移民佔領，碩士畢業後的她憑借自己出身中國的優勢成功加入了加拿大一家貿易公司，入職後負責幫助公司從中國東南沿海省份的服裝加工廠尋找便宜的代工和貨源。

但隨著越來越多中國人到多倫多定居，Amy Zeng面臨的競爭壓力陡然增大。她不顧發著高燒的年幼兒子、獨自開車跨越數百公里，只為去另一個城市見中國供應商——這樣的任勞任怨已不能再打動加拿大的老闆了。於是，2016年她和丈夫把目光瞄向了美國。

最初，Amy Zeng和丈夫想走投資移民的路線，並積極聯繫了移民律師，其中一位律師發給他們一張列表，讓他們根據列表內容提交共計180余項文件證明和各種資料。這讓Amy Zeng倍感困惑：「事實上提供其中的100項左右的資料即可，說白了就是律師自己其實也拿不准，所以讓我們事無巨細什麼都要準備，這無形中會耗費我們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即使這樣，我們都不一定能準備齊全。而且這麼做，律師還有其他的考量，那就是萬一客戶移民失敗，他們可以以對方準備的資料有誤或者客戶沒有完全按照他們的要求準備資料為由，拒絕退還相關費用」。她對此很不滿。

於是，在接下來的流程推進中，她直接炒掉了之前的律師，並一口氣新面試了24位移民律師，其中包括美國白人、華人以及多位歐洲裔的美國人。

在面試前，她聲稱自己會事先研究相應的法律條文，以及美國政府官網關於移民政策的各種條條框框，然後在和律師進行面對面溝通時，根據自己掌握的內容對他們進行考核。

「所以我從來不推薦任何人找移民律師」，Amy Zeng總結道，「因為我面試的這24位律師沒有一個合格的，他們懂的東西還不如我多」。

那麼，在哪些地方律師存在明顯短板？如何確認律師是否合格？

「現在還不能說」，Amy Zeng笑著婉拒了提問，但友情附贈了一個回答，「優秀的移民律師案子根本處理不完，根本不會在移民中介的網站上打廣告，所以看到打廣告的可以直接pass」。

如果不能相信廣告，要如何找到這些優秀的移民律師？「找我就行呀！我瞭解很多投資移民的項目，比那些律師都瞭解，基本可以保證大家既拿到綠卡，又收回投資」，她說。

事後，回想那天晚上聽到Amy Zeng這句話時的感受，陳麗娜直言：「熟悉的感覺又襲擊了我。被騙了一次後，我現在對辦理移民時，魚與熊掌兼得的說辭都保持高度警惕」。

於是，席間她很熱心的給在座認識的幾位朋友發去私信，告訴大家提高警惕。

很快，當天晚上參加聚餐的眾人群策群力，發現了Amy Zeng在美國的「劣跡」。受害人吳城是Amy Zeng在江蘇讀大學時期的同班同學，過去20年一直在國內經營服裝加工廠並積累了大量財富，2021年為大學畢業的兒子辦理美國的投資移民時，找到了Amy Zeng，並轉給她100萬美金用於在愛德華州的一個小鎮建設物流倉庫。

Amy Zeng承諾會拿這筆錢雇傭10名工人，並每個月給吳城的兒子發放1萬美金作為薪水，直到他成功拿到綠卡。但工資發放了16個月後，Amy Zeng告訴吳城，物流倉庫因為經營不善已經倒閉了。這意味著除了吳城兒子領到的16萬美金工資外，其餘的84萬美金隨著物流倉庫的倒閉也已不復存在了。甚至這個物流倉庫是否確實存在過，都是一個未解之謎。

而Amy Zeng本人得以加入美國國籍，更與投資有道沒有任何關係。確切的信息顯示，她在2018年與丈夫離婚，同年嫁給了一位美國人，憑借美國公民配偶的身份拿到了綠卡並於2022年入籍。

當晚在西餐廳見到Amy Zeng的幾位移民「後備軍」緊急總結了移民路上的幾點注意事項：環境越差、越心急，越要謹慎，千萬不能病急亂投醫；一定要自己查資料，如果連這點努力都不想付出，又如何在異國他鄉打拼？再者就是努力學習語言，在學好語言的基礎上多聽、多問；最後則是，一定要拋棄中國人慣有的找關係、找門路的思維，國外是講究法治和規則的國家，按照規則行事就好，不要輕信任何人的承諾。

對於這些注意事項，陳麗娜深以為然。她已經報了雅思衝刺班，並在著手準備申請加拿大高校的計算機專業，想要通過「轉碼」的方式留在加拿大。

「雖然這個方法需要付出很多努力，花費的時間也比較多，但這無疑是最可靠和最保險的途徑。」陳麗娜說，「就我的個人經歷而言，easy way絕對不會是the right way」。

應受訪者要求，陳麗娜、李一鳴、夏斐然、李曉玲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