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一波華人圈：中產需求供應鏈，與出了國也不敢逾越的雷池？

去年疫情接近尾聲時重訪東京，感覺上跟四年前最大的不同，是東京的華人群體變得極為顯眼。這說的不單只是短期遊客，而是包括在這裡長期居留的人士。

他們甚至可以說是建造了整整一個比之前成熟得多的「在日華人生活圈」。最富象徵意味、同時也不無諷刺的，是某晚在中國著名書店文創品牌「單向空間」位於銀座新店的開幕晚會上，筆者碰到朋友說，怎麼在這裡都見回以前在北京的朋友。於是有了友儕間傳頌的那個經典句子：「暖風燻得遊人醉，直把東京作望京」。

去日本好似「回家鄉」

近年基於各種理由想離開中國大陸和香港的人，重新認識到日本的便利性、可行性及優勢，視日本為其新一階段流動人生的靠站。日本多個城市或區域先是增多了因投資或聚居形成的華人社區，再催生新一輪華人離散文化與生活消費圈，重組其新身份。

接下來結識的，不論來自香港、中國大陸以至台灣的「新東京來客」，都越來越多。細談之下，發覺當中形同一處華人飛地的崛起：人們甚至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不需懂日語，平時和同聲同氣的華人接觸，互通消息或獲取資訊時用的也是用各自中文世界流通的社交平台——香港人用WHATSAPP和FACEBOOK，中國大陸客用微信、小紅書，台灣人用LINE和FACEBOOK等。中國大陸客尤其習慣用小紅書來查閱攻略，依樣以微信或支付寶付帳，加上日圓滙率不斷創新低，他們更樂於直接用這些第三方支付平台以人民幣付費，但能夠實現如此的前提，當然是疫情三年過後，日本在電子交易方面也迅速普及。

日本最新入境數據，不斷提醒人們這個在日外國人及華人急促增長現象的出現——總體來講，日本長居外國人已超過300萬，而其中2023年增長最多的則是華人。可能是出於自嘲抑或是接地氣，有新到埗日本的組群，戲稱為「東京同潤會」。外媒也早早風聞到中國因疫情引發的「潤」風潮，紛紛以「RUN」的主題來探索這股新興目的地為日本的「逃離潮」。

但事實上，這是一趟雙向的拉動。面對人口老化，日本的新居留政策顯然有吸納這新一輪移居者（日本還不承認這是移民政策）及其資金的傾向；反過來，基於各種理由近年大增的、想離開中國大陸和香港的人，也重新認識到日本的便利性、可行性及優勢，把日本視為他們新一階段流動人生的靠站。結果便是：

日本多個城市或區域，特別是東京（有說法是香港乃東京都第二十四區，故此香港人到日本有「返鄉下（回家鄉）」之說）、大阪、福岡、北海道（亦被戲稱中國第二十四個省），先是增多了因投資或聚居形成的華人社區，再催生出整個針對華人的離散文化與生活消費圈，不僅開創了他們新的發展地盤，同時也在重組這些華人的新身份，並衝擊著日本固有的、本來甚為僵化的社會及文化構成。對於在日華人乃至日本而言，這都是一個屬於「流動」與「改變」的大時代。

高級中餐潮，與華人在日「迷惑行為」

在這大流動的經歷中，語言和味蕾似乎是當中最常見的行李。無論去到哪裡，對華人而言，吃還是最共通和敏銳的話題，以至觀察這一波在日華人潮之開端，也是由中國菜開始。

日本媒體揭發的眾多華人在日「迷惑行為」之中，鬧得最大的其中一件，就是日本記者直擊有在河邊公共土地上開墾種菜的華人。

疫情過後東京重啟，其中一個顯要的餐飲新潮，就是高檔中餐館興起。家傳七福、新榮記已紛紛開設了東京分店，再加上大大小小大江南北口味的新開中餐店，儼然同時出現一股中餐潮。以至去年光顧這種新店時，得到老闆們招呼接待，他們不約而同都會提到：啊！馬雲就在上個禮拜來過。彷彿馬雲沒來過吃的中菜館都排不上檔次。

當然，「馬雲就在上個禮拜來過」這句話除了帶宣傳自誇成份，無論真偽，也著實敘述著更多的情況。新開的中餐館為何源源不絕？其客群顯然比過往的中華料理不是同一回事，也佐証了中餐在日本的消費升級，連帶意味著消費人群的改變。再來就是：當傳說中的馬雲都有足夠時間「走訪」那麼多菜館，那是否意味更多不為人知的來自中國的新富階層都來往日本當地，且待的日子不短？

後來我們得知，馬雲有一陣取得東京大學客座教席，曾有段日子較長時間留在日本。而他只是這傳說中的「原來誰誰誰也長待日本」名單中的一員，其他常被在日華人碰到的（因往往是一手見証），還有梁朝偉（在上野公園）、陳冠希（在中目黑咖啡店）和鄭伊健（在福岡超市）。

疫情過後東京重啟，其中一個顯要的餐飲新潮，就是高檔中餐館興起，儼然同時出現一股中餐潮。一些專門接待私人朋友團的設計行程，除了吃精緻粵菜，還會看到有吃熊掌等各種野味的菜單。

而新開的中餐館除了理論上適合長駐華人的胃口需求，隨著來日旅遊華人構成的轉變，由疫情前的大部份為跟團遊，轉為近來的高消費人群（因為中國仍未鼓勵放開日本團遊，故此現在能到日本的都是較有經濟實力的自由行為主），這些餐館也開闢了其他服務這種高消費遊客的項目。在一些專門接待這種私人朋友團的設計行程中，除了吃精緻粵菜，還會看到有吃熊掌等各種野味的菜單（吃熊掌在日本合法）。

高級中餐館的興起只是其中一個訊號，還有其他中檔次的選擇在增多。譬如說，香港的飲食代表：茶餐廳。當然，移到海外，通常沒有正宗這回事。於是，眼見的日本港式茶餐廳，往往是所謂廣/港式風味大雜薈，奶茶蛋撻以外，又供應茶樓點心，甚至火鍋。

在一所開有經年，但名字不曾在香港出現過的自稱港式茶餐廳中，我看到貼著日本飲食雜誌的報道剪報，大意是說：這三年來，港式茶餐廳成為日本新潮，齊來帶大家了解一下何謂茶餐廳吧。於是，內容就從香港茶餐廳特色及歷史講起，推薦各種奶茶、菠蘿包等手本名物之餘。

最大的文化震撼，是記者煞有介事指出港式茶餐廳麵食選項中，對出前一丁那理直氣壯的執著，並附上一句意見：但對日本人而言，在餐館裡指定要點泡麵來吃，可真是一種「不思議」行為啊！

顯然，一般華人都沒有打算脫離對熟悉口胃的追求，尋合味蕾的好吃依然成為在日生存的一種必備智慧與資訊交流。因為好快就會發現，如果真是趕上日本式生活的話，是不會經常外出就餐的，那意味著在日華人就得有一個適合自家口味的食材食物鍊，以供宅中做飯之需。所以也不會奇怪，在被日本媒體揭發的眾多華人在日「迷惑行為」之中，鬧得最大的其中一件，就是日本記者直擊有在河邊公共土地上開墾種菜的華人。

日本記者煞有介事指出港式茶餐廳麵食選項中，對出前一丁那理直氣壯的執著，並附上一句意見：但對日本人而言，在餐館裡指定要點泡麵來吃，可真是一種「不思議」行為啊！

這些個案可能只是供應給自己家庭，但隨著詢問他們更多有關「如何在日本吃到中國食材」時，得到的結論往往都是老馬識途的朋友立即把微信號扔過來，說直接加群去自己查詢吧。進群或加微信後，就發現有各種在日小作坊自製的食材，由土雞、菜苗、青蘿蔔到中式醃製食品都有。

脫口秀場子，政治禁忌題材卻非重點

這些本格食材，都得在社交平台上的私域內交易。相比之下，文化食糧就顯眼得多，它嘗試滿足著兩個層面的在日或遊日華人文化需求。一個是華人的交誼空間，各式以中文主講，或中國題材的講座活動、展覽、讀書會、音樂分享、中文書買賣等等，構成一個文化消費及社交場域。另一層面則是日本作為一個可承載那些「不方便」在中國大陸發生的文化活動的新興中心。

更大的社交需求是因為現今到日本的年青華人，和過往的老一輩華人已有重大差異。上一輩到日本多為「搵食（謀生）」或讀書，有種捱世界或是鍾情日本文化的心態。但今天的90後、00後，讀書時往往由家庭供養，租住上20萬（約9358人民幣、10094港元、41830新台幣）日圓每月租金的房子，另再有生活費。

現今到日的年青華人，和過往老一輩華人已有重大差異。不僅迥異於上一輩到日本多為謀生或讀書，捱世界或鍾情日本文化的心態，也不似我輩當年對日本文化懷有深厚興趣，他們除了少數二次元粉絲之外，說不上對日本文化有多強烈的好奇。

但有趣的是，相比起像我自己一代青年當年對日本文化的深厚興趣，今天遇到的年青朋友，除了少數的二次元粉絲之外，說不上對日本文化有多強烈的好奇。他們更不會那麼快就決定是否往後長期在日本發展生活。那畢業之後若真願意留日本發展的話，他們便對於要在日本的華人社交圈有所需求，以滿足他們工作以外的社交、娛樂、交友目的。

由此，中文書店（及其主催的定期活動）、華語電影、社團活動，便形成了工作以外的重要社交場景。例如源自北京的單向空間去年8月，講日本店設在東京銀座一丁目，在國際一綫奢華品牌店林立的街道不遠處，附近也有當年日本文豪們愛泡的酒吧如有名的Bar Lupin。空間共佔兩層，一樓售賣以中文為主的書本，選書有其「亞洲結連」的取態，二樓是大概可容80人的展覽交流空間兼咖啡室，開幕展是中國攝影師馮立的作品。

由於近期滙率關係，在各家名店外排隊說着中文的人龍比過往更是鮮明。不肯定這群體會否名店shopping後順道來打卡買書，但在東京市中心消費旺區開設一所主要賣中文書及以中文進行講座活動的文創空間，似乎担起了華人相約東京的聚腳地，不下數次看到來日旅遊人士在此約見已移居日本的華人例子。

但若論新一輪在日華人文化生活圈當中最具特色的，是筆者發現這裡甚至已有一個成熟的脫口秀文化消費市場，有來自中國大陸的聚落或團隊，定期在不同遊擊地點（餐廳、酒吧、會堂、會所等）舉辦以中文演講的脫口秀演出，形式大概是一個晚上的演出，大概有四至五位表演者登場。人數少的場次可能只有五十人參加，但也有邀請中國具名氣的演出者過江表演，可達300人專場，票價最高7000日圓（約328人民幣，353港元，1464新台幣）。

在日本用中文講脫口秀，可想而知是個語言和口味極細分的市場。基於脫口秀本身帶有強烈的諷刺挖苦本質，加上去年中國大陸發生了審查及封禁事件（脫口秀IP「笑果」演出被舉報），常常令人期望，既然已離開了中國大陸開演，會不會有更多踩界內容。可意外的是，社會新聞甚至是政治議題似乎都不能成為這些演出的重點。更多的只是典型的對在日本可能碰到的文化或語言差異等笑料。它唯一勝過在中國的演出，可能是演出者不需要台上的每句話都先經事前審查，可以容許各種即興反應。

既已離開中國大陸，在日華人脫口秀會否有更多踩界內容？意外的是，社會新聞甚至政治議題似乎都不能成為演出重點。更多的只是對在日碰到的文化或語言差異等典型笑料。它唯一勝過在中國的演出，或是演出者不需每句話都經事前審查，可以容許即興反應。

文化自我審查：出了國界依然有雷池

而這便來到在日華人文化圈需求的另一面：有多少過往「不方便」在中國大陸進行的文化事件，可通過日本這外域性質來完成？脫口秀都未能擺脫那無形的邊界，其他文化活動又怎樣？

可以說，由離散學者在日本學府內的主題演講，到李志四月開始、剛剛完成的大阪、名古屋、福岡、仙台、東京五城巡演，一個獨特的包容了中國大陸、香港和台灣文化人與學者的海外華語文化景觀和地圖，同時在形成。某程度上，它容納了更廣泛的有關華人社會的文化及政治議題討論，例如有關過去數年香港社會運動的討論，以至各種相關出版物和紀錄片的流傳；更不用說有些交流人物根本沒法踏足中國大陸。由此，一個「不方便」在中國大陸出現的華人文化圈，竟是在日本重組，而且擁有更闊的政治光譜。

一些在日的中文書店空間，基於品牌本身出自中國大陸，難以完全和大陸關係切割，在意識形態上仍傾向不越雷池，小心翼翼不要出現敏感事端，以至選書與活動都自帶一種難以明晰的限制。

一些在日的中文書店空間，基於品牌本身出自中國大陸，難以完全和大陸關係切割，在意識形態上可能仍是傾向於不越雷池半步，小心翼翼不要出現敏感事端，以至於這裡無論是選書抑或是活動，都自帶有一種難以明晰的限制。甚至出現在活動上的講話，以及參加者本身都可能有所顧忌，未能盡情。甚至有傳聞說如今在日本的華人文化活動，都可能有「監察」人員安坐觀眾其中。這說法雖然未能得到証實，但那種「出了國之後仍受著某種規範」的擔心並非虛設。

慶幸是這種種自設的限制，並沒能覆蓋整個理應是更自由的空間。在新宿的小巷裡，在一間小小的二樓書店 ，仍能找到台灣西門町飛地書店的一個選書架，以至不少中國大陸的獨立出版物。在東京大學，華人訪問學者還是不定期舉辦著不同的主題講座和記錄片放映，討論的話題由香港的傳媒生態演變，到最切合此刻的全球華語文化現象檢視，不一而足。

李志的巡演正是這背景下近期最轟動的華語藝人演出，不在於參加的人數，而在於李志能勾起的整個在日本年青華人群體的議論。它正是一次「不方便在中國演出，唯有把它放到海外」的演繹；其能量可以在同一時間，橫跨關西到東北，並最終以東京新場地7000人作結。不少歌迷，是從中國專門搭飛機到日本觀看的，有原本已在日本的，或者來自全球的歌迷。也証明了這個正在壯大的、海外華人文化消費市場於日本的存在。

李志能勾起的整個在日本年青華人群體的議論。它正是一次「不方便在中國演出，唯有把它放到海外」的演繹。

20世紀初華人赴日歷史可複製？

因此，再推進另一個說法，是新近的種種在日華人現象，其實有點回復到一百多年前中國與日本的另一次「人材與思想交流」，或者更準確而言，是當年曾出現的中國人「赴日取經」與「流放於外」。那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因著明治維新後的日漸強大，日本反過來成為了中國讀書人、軍方學習，以至流亡者的暫時落腳地。

他們當中，包含有魯迅、郁達夫、郭沫若等五四文人。那時年輕的魯迅，1902年二十歲到日本留學，後合力開辦《浙江潮》月刊輸出新思潮。也有些如清朝末年的新軍或清兵官員，到日本受訓學習日方/西方軍事知識。有些則如孫中山，他1897年經橫濱，受僑民要求開設給華人子女讀書的學校，後來才有了日本第一所華僑學府大同學校。1898年梁啟超在中國的戊戌維新失敗，事後流亡到日本。

日本正是這樣曾經收納和啟發過數代華人思想家或作家，並且還包括一些只為了追求另一種生活方式的華人。現在圖景，是一個多世紀前的重複嗎？新一波在日華人圈，他們會一如先輩那樣去改變「母體」中國的文化政治？抑或他們可能走得更遠，靈根自植在他方，落地生根，忘記過去？

現實是，流亡他鄉在異地致力推動中國改革並非主流心態。反而選擇日本，更像是因地制宜的方案。這股移日潮當中，很多華人沒有真正把長住日本作為首要決定，更多可能是邊走邊瞧。

「在日華人在重複歷史」，這個不無浪漫的比喻，還需要更多事實的補充和這批人的心態描述。對於個體家庭而言，現實是，流亡他鄉在異地致力推動中國改革並非主流心態。反而，選擇日本，更像是因地制宜的方案。這股移日潮當中，很多華人沒有真正把長住日本作為首要決定，更多可能是邊走邊瞧。

除了資金的轉移流出，他們的工作關係看來沒有真正離開中國，他們在中國能賺錢的機會和實際收入，依然普遍比在日本高。這意味著他們還需要跟中國保持良好的關係，以至於曾聽過其中一位東京新來客的答案，是這樣充滿實戰式的洞察力：因為日本時差比中國只是快一小時。不像在歐美，這讓他可在日本處理中國會議無誤，甚至有種早著先機的優勢——因為一般會比中國時區更早起身。

這種新來者，可說是中產或小老闆級，年齡正值四十多、五十歲，有十歲上下的子女，過往在中國擁有較高生活條件，但又未至於可以全退休或經濟自由，得在新的國度延續生計。他們正是刻下到日本的新崛起階層，連帶引出更多相關的服務需求及產業，即如最基本的房產置購——華人對於高層住宅大廈，即日本所說的塔樓，實屬情有獨鍾，完全承託了日本這方面的樓市；對於住慣中產屋苑小區的華人而言，他們未必習慣住進日本常見的「一戶建」。如果是一家人搬過去，又涉及到子女就學等等。

種種具體在地生活需求，自然形成了供應鏈及產業。面向華人服務的日漸成熟，自然又會正向延展去吸引更多人作出移居選擇。這解釋了越來越多華人選擇日本的另一原因，就是過往日本給人的不方便感，現在障礙正在減少。如今，通過社交媒體或各種網上私域，可以方便找到熟練日文的華人幫忙處理各式事宜，大至申辦政府手續，小至買演唱會票。其中最新的服務，是在銀座購物時，立即能找到附近拿著旅行護照的華人過來幫忙即場店裡退稅（長期居留人士不能享退稅優惠）。又或者借用一個日本手機號碼去進行各式登記（日本不少服務需要日本當地手機號碼才能完成）。

除了資金的轉移流出，他們的工作關係看來沒有真正離開中國，他們在中國能賺錢的機會和實際收入，依然普遍比在日本高。這意味著他們還需要跟中國保持良好的關係。

以前有一個出國華人鄙視鍊的說法，當中認為最有錢的人會選擇移到美加，其次是歐洲澳洲，日本可能排到較後，僅好過去東南亞。但現在，移居的動機和階層構成都改變了，相比起過往連根拔起離鄉背井的心態，現在更多是離遠的觀望，財產的保存。

日本和新加坡基於地緣、時區、語文，和文化上與華人社會的親近，正在成為這不太遠的新遠方目的地之所在。單以生活成本、品質和生活多樣性來考慮，日本肯定優於新加坡。但全球現實是各國都在這疫後新時代開端，另種全球化來臨之前（當中可能指不包括中國的全球化），努力吸納人材和資本，鼓吹一種全球的流動性。而日本未來的問題正是：它一方面要吸納這更多的外來人和資本，但另一方面這些新來社區和群體的增長，亦勢必給日本社會與文化帶來翻天覆地的改變。反過來，這又可會改變散溢在日本乃至全球的華人文化與社會，締造一種新的流動華人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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