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反對中國國民黨、台灣民眾黨推動的國會改革五法為主訴求的「青鳥行動」，在短短時間內聚集數萬群眾，其組成與走向，也成為5月下旬台灣政媒關注的焦點。不過，綠營評論員王義川的「手機定位分析」說，意外在台灣引起一陣個人資料是否受到濫用的質疑與討論。
民進黨2024年不分區立委提名人、民進黨政策會執行長王義川5月27日在三立新聞台「新台灣加油」節目中表示，曾以手機定位分析青鳥運動參與者的組成，指出20-40歲的民眾佔參與者六成，20歲以下約1成2。此外，他也特別強調，經由訊號比對發現，這些參與者由民眾黨號召於民進黨部前舉行的「519草根決心行動」的參與者為不同群眾，也與1月12日選前之夜的參與者不同，是一批全新的群眾。在主持人許貴雅詢問時，他還特別說明，是經由基地台訊號比對。（延伸閱讀：《521包圍立法院：太陽花十年後，運動的新時代、聲音與面貌》）
王義川的比對說，隨即在節目中受到另一位來賓國民黨立委陳玉珍質疑有監控嫌疑。28日，陳玉珍、李彥秀、王鴻薇三位藍營立委更在立法院召開記者會批評，民眾黨立法院黨團主任陳智菡也透過媒體群組質疑民進黨蒐集個資、監控。
王義川稱資料為市場分析友人提供
面對質疑，民進黨發言人卓冠廷回應稱，透過手機訊號取得人流特性分析是當前商業市場進行活動調查的基本方法，民進黨絕無監控人民，呼籲國民黨勿作不實揣測。
王義川及民進黨發言人吳崢、卓冠廷，也先後在社群媒體 Threads 上，援引數據公司 LnData 所作的新北耶誕城分析、新北市、台中市等藍營執政縣市曾經使用「電信信令」或「電信大數據」進行分析的案例辯護。王義川表示，其所有的人流資訊來自民間調查，結果也與時代力量進行的問卷結果類似，並非民進黨自行調查的資料。
在28日的媒體聯訪中，王義川也表示，這些分析是與做市場分析的友人聊天時得知，民進黨沒有買這些資訊來分析。至於「如何辨別出裡面沒有小草（即民眾黨支持者）」，王義川表示，519有個活動取得的資訊與後來的資訊沒有重疊，所以就推論沒有「小草」，否認直接握有資料，也否認藍營指控的國家機器介入。
29日，王義川又援引台中市政府與遠傳電信合作建構的「台中市主要遊憩據點遊客行為資訊網」，指該資訊網中也出現了類似的年齡分層、停留地點比對甚至是數位足跡等分析機能。
行政機關及三大電信業者否認提供相關資訊
不過，這些說法並沒有為風波止息，國民黨及民眾黨立委持續在立法院中援引王義川27日的說法向相關政府部門官員提出質詢。
面對質詢，內政部長劉世芳29日表示不清楚王義川資訊來源，內政部使用電信信令進行的相關分析也並無個資問題。國安局長蔡明彥在同一天受訪時表示，按照相關人士對外說法，較可能是涉及市場分析公司與電信業者合作的大數據分析，國安局並無參與也無評論。警政署長張榮興則強調，絕對沒有用手機訊號定位青鳥行動民眾。 而曾經在台中市長任內任命王義川為交通局長的外交部長林佳龍在30日表示「要由王義川自己回應」。
隨後，在民眾黨立法院黨團總召黃國昌、國民黨立委吳宗憲29日於在質詢法務部長鄭銘謙時公開告發後，台北地檢署也分「他」字案進行偵辦，釐清是否涉有不法情事。
爭議爆發後，主管手機通信業務的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對外主動表示將邀集三大電信業者說明。三大電信業者也先後對外表示，並未與王義川接觸或有業務往來，其所提供的相關大數據服務，皆遵守個資法並進行去識別化處理 。
此外，國民黨交通委員會召委陳雪生已安排數發部、NCC、法務部、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籌備處及中華電信在6月3日的委員會中，就「國家機器以手機定位、分析個資特性等方式侵犯人民權益」進行專題報告並備質詢。
數位發展部書面報告指出，就技術層面而言，的確可能運用手機訊號分析用戶之個人資料，但除非同時取得電信業者「基地台服務之用戶號碼」及「帳務、客戶資料庫」之資料進行交叉比對，否則無法得知連上特定區域某個基地台之手機使用者的年齡分佈，一般民眾、公司可同時取得之可能性極低。
NCC 則指出，並無任何私人企業 、政府機關或特定黨籍人士向該等公司接洽或請求有關青鳥行動相關人流資訊，該等公司亦不曾提供任何有關資訊予其他單位或人士。
NGO、學界批行動通訊業者個資應用浮濫
王義川的言論，也引起新聞評論員、學界與 NGO 對電信信令等相關手機使用者個資應用浮濫的討論。評論員黃暐瀚29日指出，電信業者確實可對「性別、年齡、縣市、國籍」進行分析，但王義川所指的可以分辨青鳥行動參與者與519民眾黨參與者不同的分析則有個資濫用的嫌疑。
另一位評論員張禹宣在30日援引 PTT 論壇貼文指，中華電信大數據總監李誠偉過去曾協助 COVID-19 疫情萬華專案匡列，也曾提供相關手機定位資訊給民進黨。
對此，行政院長卓榮泰31日至立法院報告前受訪稱「2020年他還在民進黨中央服務，並沒有這樣狀況，也沒這樣發展過，這是過去誤傳。」 疾管署也透過例行記者會說明「萬華地區高風險註記族群」發送細胞簡訊作業，主要是透過基地台訊號，非 GPS 定位，相關個資早已於2021年6月全數刪除。
30日，參與「青鳥行動」串連組織的人權團體台灣人權促進會發表聲明，認為王義川所提及的行為，已涉及個資目的外利用，或是過度寬泛以致消費者無從得知的目的內利用。認為政府機關及政黨應釐清及說明相關分析技術的資料蒐集利用現況及法律依據，檢視其是否已經落實消費者的知情同意與退出權利。
政治大學法學院劉宏恩副教授則在臉書上指出，三家電信業者全部都早已常態性地以自己用戶的通話、簡訊和上網及行動軌跡資料，對外兜售「大數據服務」，給許許多多的企業、廣告公司來比對。他認為，這些是常態性的違反個資法使用，不是只有政治集會大數據才有問題。
科技發展、演算法黑箱與政治不信任共伴
事實上，相關的手機監控疑慮，在2020年台灣政府以電子圍籬控制 COVID-19 疫情時便曾引發爭議。監察院也在2022年提出調查報告，指相關作為在程序、行政透明、個資保護及法制面向確有不備之處。台灣的《個資法》於2011年訂定，在數位科技持續進步、個人資料應用面向持續擴大的情況下，已漸漸不敷使用。在歐盟訂定 GDPR 之後，相關的修法倡議時有所聞。（延伸閱讀：《數據保衞戰：GDPR的三年之癢》）
2022年，憲法法庭針對健保資料庫案做出「111年憲判字第13號」判決 ，要求修法建立獨立監督機制。加上個資外洩案件不斷，國發會因而在2023年推動修法加強非公務部門罰則並增設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但該次修法並沒有強化其他個資保護面向。
在1990年代解嚴前，在國民黨威權統治下，台灣社會曾經長期處在情治機關的監控之中，而亟欲與中國拉開距離，建立自主政治認同的台灣社會，也對於數位監控技術抱持著相當警戒。在社群媒體不透明的演算法以及政治偏好的分化催化下，個資保護與數位監控成為台灣政治的敏感問題。
過去，曾有不少藍營支持者相信前數發部長唐鳳透過社群媒體監控藍營民眾；而在人權 NGO 的抗議下，數位身分證的推動也因相關法制不足受挫；民眾黨主席柯文哲在台北市長任內推動的台北通、大數據中心也曾飽受無黨籍議員質疑。（延伸閱讀：《台灣身分證、居留證上的個資太多？他們想要隱私，更想擁有選擇權》）
此次王義川發言衍生的個資爭議也不例外地成為政治議題，甚至可能成為國會改革法案施行後，第一個受到調查小組調查、舉行聽證的對象。對此，王義川6月2日在自己的直播節目上回應，自己只是平民，立委只能找官員問話，叫平民去問話是亂七八糟。
他也在同日三立新聞台的政論節目「驚爆新聞線」中推翻自己過去的說法，稱自己是「看人就知道、看影片就知道、看直播就知道，去到現場用膝蓋想也知道。」對於王義川說詞反覆，NCC 主委陳耀祥表示，發言要落實事實查證，「若民眾有檢舉，有違反事實查證會去處理」。這個插曲會對於國會改革法案的後續攻防產生什麼樣的影響？仍有待進一步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