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而家喺邊？離開香港後，我想說的是……

「你而家喺邊？」是關於港人離散的新欄目，端傳媒目前正持續徵收世界各地港人的小故事。我們訂立了一系列生活化的主題，只要你是在2019年後移民離開的香港人，都想邀請你投稿分享生活瑣事和觀察。如果你更早離開香港，或非香港人，卻對2019年後這一波港人離散有第一手觀察，亦歡迎你投稿。請按此了解更多。

你而家喺邊？離開香港後，你最縈繞於心的是什麼？

專欄「你而家喺邊？」第一次跟讀者見面，正式開始前先熱熱身，問問三位分別現居台灣、英國和加拿大的香港人，他們有什麼想對身在不同地方的香港人說？沒有事先約定，他們三人談及的內容，竟和我們事先設下的投稿題目相通。大家的「自白」渾然天成涵蓋了工作、飲食、求醫等生活小節，讓讀者們縱觀香港移民生活的不同面向。

在這期故事中，有人從工作的細節思考香港與外地的差異（與相同），並在調節身心的過程中，體會到移民和留下均是艱難的取捨。有人到埗後，發現跟同齡的香港年輕人討論話題離不開柴米油鹽，但在這日常的瑣碎中感覺到構思未來的可能。有人懷念屋邨樓下的一碗車仔麵，以此為起點回溯了多次的遷徙途中，吃過種種滋味背後的文化肌理。

圍繞著「生活」和「自由」兩大話題，專欄不設思考的邊界，也沒有標準答案。這個專欄將在週末持續為你帶來不同的香港移民故事，願這些真誠的想法，迸發更多坦率的異地對話。

自由是刮風時仍可走自己的路——夏水，英國中部

比起說什麼，不說什麼（特別是廣東話）反而是常態。

離港逾兩年，漸漸習慣英式生活：保持距離。沒有擠迫車廂、無處可逃升降機與熙來攘往大街，天地廣闊，容你選擇不同昔日的生活方式。家母堅持繼續與港人圈子圍爐問暖，我倆口子更傾向默默過日子。不鄭重其事，便能若無其事。

我們大概不屬「主流」的移民家庭：沒有子女、沒樓可賣、手上既無百萬儲備也沒有 COSTCO 會籍。花大半年在網上搜集資料，最終選了一個從未到訪的英國中部城巿落腳，托賴很快找到了本行工作，不富貴也餓不死。

有人說這是「出走的勇氣」。其實，選擇留下打工結婚、買樓生子一樣要莫大勇氣。只是剛好，我選擇迴避留下的不安心，你選擇迴避起身的不安穩，沒有一個決定會被所有人祝福，然後都要勇氣面對後續的悲喜。

離開的理由很簡單——因為感到噁心與絕望，在這裡剩下付出沉重代價或自我放棄的選項，眼前也只有一條「由治及興」的路。但我特別討厭假裝正常過日子，也不再想把「無能為力」修飾成「順其自然」。唯有出走，才能讓自己從日復日的、打氣又洩氣的生活中改變。

但脫離會讓你發現自己的無力與無知。多年生活在高效高薪、可以用錢將責任外判的香港，掩藏了自身的軟弱，事實是風險來臨時，你可能連最基本自保的能力也缺乏。從煮飯、駕駛到語言能力與獨立思考，在異土都強行被放大檢視，最終迫使你重新思考生活的定義、重新認識自己並作出取捨。

就說我們常感自豪的「效率」好了，在我的職場裡，根本沒有人對此感到驕傲，反而更看重生活平衡。上班日常經常都衝擊我的既有思維：沒有打卡機制，只在門旁放一本簽到簿， 大家又出奇誠實地記下自己的上下班時間，哪怕已遲到45分鐘；上班半小時以後同事忽然揹起背包，留下一句「這裏暖氣不夠，我還是回家工作比較舒服」就不見了；忽現發現老闆在家工作，原來是跟小孩約好遛狗，「嘛，反正用 Teams（註：視訊工具）開會也可以。」

更經典的是聖誕前收到同事電郵，大意如下：「各位，本人即將於聖誕清假，並將關上公司電話，別試圖找我，如你有任何有緊急需要（雖然我不認為年尾會有什麼急事），請先找上司某某，她能幫你就好，不能也無辧法，這是人生。」

This is just life. 簡直是顛倒三觀、清理各位港式「黎生」奴性的至理真言。（編按：2019年反修例運動期間，網民呼籲「三罷」爭取五大訴求，有電視記者採訪到一名黎姓市民的想法，他不滿示威並說：「我嘅訴求就係想返工，冇其他。」

於是慢慢學懂了放慢過活：哪怕是老闆電郵，一律將回覆時間單位由「分鐘」調節為「小時」；除非明說要即日交貨，否則所有電郵上列明的「urgent」與「soon」，全數定性為一至兩週內慢慢處理；請假再也不必胡謅理由，擺上姨媽姑姐紅白二事，就坦蕩蕩的說我要休息連放兩週，還得到上司教路到克羅地亞哪個小鎮旅行最開心。

這些是否英式虛偽？自問功力未足以看透。「別亂說，我在倫敦日日忙呀。」當然呀，以上不過是我的片面觀察而非職場之全部，但正如倫敦的一套，也不該是英國的全部。

當工作不太重視——或說不介意——是否高效，當然有一定程度的「代價」：家母最討厭外出吃飯，等個45分鐘食物都未見影蹤，「真係等到胃痛」。結果有次不幸言中到醫院看急症，從下午5時等到凌晨3時就為了一幅心電圖，氣若游絲的她仍不忙說句「我喺香港邊洗等咁耐！（我在香港才不會等那麼久）雖然她已經忘了自己在香港公立醫院內說過相似的話，只是當時她說「在私家醫院邊洗等咁耐（我在私家醫院才不會等那麼久）」。

對於習慣以錢換時間、買服務的人來說，這種樓下沒有商場、餓了叫不到三哥米線、凌晨沒有便利店給你衣食、水喉馬桶壞了也無法立即叫人來修的日子當然不好過，房間再大、花園再廣闊、言論選舉再自由也無補於事。

一切都是取捨，不會有任何一個 KOL 可以給你標準答案。

對我來說，哪怕是人到中年， 我仍願意用低慾望來換取最大的自由。煮飯艱難但有人願意分甘同味，口音混亂但有人樂意雞同鴨講。常掛在口邊的「呼吸自由空氣」太宏大，我眼中的自由比較純粹：刮風時仍可走自己的路，飄雨時仍可散自己的步，下雪時也無妨仆自己的街。

這種自由，不繽紛，但開心。

像個正常的年輕人一樣思考未來——Peter，加拿大多倫多

早上7時多，終於把響了好幾次的鬧鐘按停。刷牙、煲水、沖茶包、做早餐，然後走10分鐘去搭地鐵上班......似乎無論在香港還是多倫多，打工仔的早上也是一個模樣。

2023年7月我才第一次踏足加拿大。坐上飛機之前，我對這個國家僅有幾個模棱兩可的印象——楓葉、冰上曲棍球、冬天很冷、還有人們似乎很喜歡說 Sorry——但我卻想成為這片陌生土地的永久居民。不知道其他趕來搭「救生艇」的香港年輕人是否一樣。

所謂「救生艇」，即是香港遭逢反修例及國安法等巨變後，加國政府給予指定香港大專院校畢業生的特惠移民政策。合乎資格者只需要在加拿大就讀至少一年的專上課程，或者累積一年的工作經驗，就足以申請永居。因為負擔不起學費，所以打工就是我的唯一出路。

到埗一個月，幸好遇上一家電訊公司的華人代理需要同時懂得英文、廣東話及國語的推銷員——這不正是為香港人度身訂做的職位嗎？果然，應徵之後，我就發現不論是同事，又或者隔壁舖的「行家」，都是香港來的年輕人。

如果在香港，一堆20多歲的年輕人聚在一起，應該會有數之不盡的話題吧？但我和朋友們都發現，來了多倫多之後，大家聊天都離不開柴米油鹽。多倫多或許是一個和香港截然不同的城市，但「通脹」和「房價」絕對是兩者的共同語言。

單論租金，我跟我的室友兩人去年夏天找房子時，地產中介便提醒我們市場競爭激烈。如果剛到埗且未有穩定收入，租客們往往需要預繳半年至一年的租金才能搶到心儀的租盤；地鐵站步行距離內的一房單位，月租叫價大約2500加元（港幣14200元左右）。以多倫多所在安太略省的最低工資（時薪16.55加元）來算，租金已經相當於基層員工（如我）的整份月薪2600加元，幸好我們是兩人合租。

百物騰貴之外，身為電話服務推銷員，我每天直視的，還有加拿大的數碼鴻溝。為了節省成本，加國三大電訊寡頭都積極鼓勵顧客上網管理自己的電話服務。定位愈廉價的品牌及計劃，就愈仰賴用戶自行解決他們的疑難，有些甚至不設客戶服務熱線；但正正是對智能手機一竅不通的老一輩，才最常使用最便宜的套餐。

如果遇上了問題又沒有家人協助，他們唯一的希望就是領著最低工資和微薄佣金的店員，例如我；不過老闆當然會希望員工替店鋪先收幾十元服務費才為客人服務。有時遇到付不起錢的人，我就只能夠趁沒人看到，做到就盡做。想當然，一兩個善意的舉動不足以改善一整代人遇到的問題，但至少令我感覺良好。

到底是什麼令我要拋低香港的家人、朋友、其實還挺喜歡的記者工作，到這個幾乎完全陌生的城市替老人們搞懂手機？自問自己不是家園受戰火摧殘的難民，離鄉背井去做一份收入不高的工作，似乎說不過去。

我暫時發掘到的答案是：也許因為與香港令人窒息的氛圍保有些許距離，我終於可以脫離「做多一天算一天」的心態，可以像個正常的25歲年輕人一樣，思考未來自己想要過怎樣的生活。也許我還是想回到香港陪伴我的家人朋友，也許我最後會愛上加拿大的生活，但起碼我知道選擇權仍在我手，我仍然感覺是自由的人。

肌肉記憶深處的車仔麵之味——K博，台北

我竟然懷念起屋邨樓下的那碗車仔麵。

離開香港之後，我再也沒機會在凌晨兩點買一碗熱騰騰的車仔麵了。在香港，我曾經積極參與各種草根社區行動組織，常常和夥伴通宵達旦討論行動策略。從旺角搭通宵小巴回到沙田，下車不遠處就是屋邨的車仔麵檔。

老街坊說，麵檔老闆做了幾十年，只是檔口換過不少地方。點什麼餸不緊要，靈魂在於那碗湯——應該是魚湯底加上味精和醬油吧，喝下去有點鹹又有點鮮。我很確定有味精，因為吃完通常都很想飲可樂。真是深夜的邪惡食物。

儘管官方論述中的香港文化是什麼「中西薈萃」的「亞洲國際都會」。身為文化研究學者，我視「文化」為生活。見到燦爛的維港、擎天的 IFC、饒富意義的獅子山（編按：獅子山分隔九龍和新界，1972年香港電台劇集《獅子山下》由羅文演唱同名主題曲，這首經典歌曲後來被認為象徵一種勵志的香港精神，近20年被政府及各界引用），當然會引起剎那的鄉愁。

但生活在一個地方，我們不會天天走近這些「地標」，除非你在那邊上班。平常百姓每日觸手可及、深入肌肉記憶深處、交織出一個城市的肌理脈絡的，是那些活躍在大街小巷的平民文化 ——那些聲音、氣味、空氣的質感、人與物交錯組成的立體動態圖景。

離開香港後，我在美國生活了四年，第一站是芝加哥。且不說冬天零下10幾20度的日子，光是我居住的社區——犯罪率就令人對「街頭」有點卻步。在芝加哥，有名的街頭食物要數來自美國南方的炸雞。醃製雞肉經過高溫油炸，外脆內嫩多汁，給嚴冬下寒窗苦讀的留學生帶來直達胃腸深處的刺激。

可是，要買這份靈魂食物，絕不是像我們在香港那樣「閒庭信步」走到樓下五分鐘就能完成的事。我們要開車15分鐘來到炸雞店，店員（以及炸雞）都被保護在一層防彈玻璃後面，現金和炸雞都要通過一道在櫃檯上的旋轉鐵門傳送。炸雞店顧客通常是身材魁梧的男性，作為身材「嬌小」的亞裔，只敢拿了炸雞就匆匆離開。那刻，這份炸雞的份量遠比我在香港買過的所有煎釀三寶都要重，因為這是靠勇氣與信心加持而換來的。

後來搬到紐約，我最愛的是在曼哈頓下城的唐人街，孔子大廈旁邊的茶餐廳，吃一碗綿密的艇仔粥和一份有正宗「鹼水味」的牛腩麵。就連臨盆前，我也指定先生去「大永旺」打包一些粥粉麵作為我「最後的晚餐」。那份鄉愁和那份滿足，除了是舌尖上熟悉的味道，也是那個油膩膩的地板、師傅用力斬雞的聲音、用廣東話點餐的吆喝聲、和牆上電視播放著的 TVB 新聞。

在那個空間，我彷彿回到了在沙田顯徑的茶餐廳，也回到了兒時在廣州西關的麵店。紐約唐人街，不正正就是這個所謂「省港澳」文化的交匯點嗎？於我，出生於廣州，成長於香港，在紐約唐人街找到了異地的靈魂之鄉，也實在是奇妙。

如今我在台北居住，生活形態有了重大的改變 。我成為了兩個孩子的母親並且要兼顧全職工作，幾乎失去在街頭的生活，雖然說台灣是街頭美食之鄉。說來奇怪，我在美國生活過的幾個城市，到唐人街都能找到味道正宗的香港平民食物，例如粥粉麵之類。但在台灣這個和香港只相隔一小時飛機的地方，卻從未吃到那份熟悉的平民之味。也許是我不夠努力，聽說好幾間正宗的茶餐廳都在西門町，只是我未身體力行去探索。

但我想，在台灣，更多的是文化的差異。雖說距離近，台灣實屬福佬文化、外省文化和日本文化的合體，而所謂的外省文化，又是江浙以北的飲食文化為主。對於我，香港的味道是那股只能意會難以言傳的「鹼水麵」的味道，是那份糊糊的粟米魚塊，是那杯濃郁的鴛鴦。

但是這一切，對於福佬文化來說，是有「文化鴻溝」的。雖然近年來台北市出現了不少「港式茶餐廳」，餐廳內甚至不停播放張學友和張國榮，但可惜我暫時未找到一間對味的。當你冠以「港式」頭銜，冥冥中注定是邯鄲學步。因為茶餐廳就是茶餐廳，講求的是那份隨性的個性，是那些舌尖上的味道，而不是單靠牆上的香港風景畫、花階磚地板或播放粵語流行曲就可以建立的。剛從美國搬到台北生活，發現家附近一間很可愛的餐廳叫做「粟米肉粒飯」，很興奮的打算去買午餐，發現裡面根本沒有賣粟米肉粒飯，而店員根本連粟米肉粒飯是什麼都不知道！我心碎了。

離開香港，更準確的來說，是離開了那個「身份」，那個會通宵達旦與朋暢談，在馳騁的通宵小巴中構想一個更好的城市未來的我。那時候的我，會期待一下車就能買到的車仔麵，是這個不夜城給夜歸人的一聲問候：「食碗麵，沖個涼，早啲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