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先討厭孩子？墊底的生育率，與拒絕生育的韓國女性

杮子、梨子是韓國冬天的特產。咖啡店老闆細心把梨子削好、將釀進了軟芝士的杮餅給Minkyung端過去。今年40歲，束着小馬尾的Minkyung是這裡常客，她喜歡這家店安靜悠哉又温暖。「老闆，你有聽過有人為了拿政府的錢，而生好多孩子嗎？」她放下茶杯，向吧檯後方的老闆夫婦倆用韓語問道。

2023年，韓國生育率（fertility rate）跌剩0.72（指每名婦女終身生育的孩子數量），數字在全球包尾，也是韓國歷史新低。為了刺激生育，政府再提高補助金額，包括嬰兒出生第一年的父母津貼一共可以領到1800萬韓元，以及每月10萬、領到孩子七歲的兒童津貼。加上首胎新生兒一次性獲得的200萬韓元（約1450美元），一對新手父母在孩子滿七歲前，累計至少獲得2960萬韓元（約17萬港元）。

老闆倆人稍微討論了一下。「好像在電視上看過，不過身邊好像很少人會這樣做。」Minkyung用英文向我轉譯。事實上，她對這個問題沒那麼關心，因為她從來都沒有想過生孩子。「我喜歡孩子呀！」她揚起眉頭強調，不過補了一個條件，「只要這個不是我的孩子，我喜歡和朋友的孩子一起玩。」

她的回答，濃縮了許多韓國女性的想法——她們抗拒的不是小孩，而是「生小孩」。「有了孩子，你的生活會有優先順序的改變，以及一定的犧牲……而我不確定（可以接受）。」Minkyung 說。

低微的收入、極大的生活壓力，還有負擔不起的住房，讓低出生率成為許多已發展國家共同面對的現象——根據經合組織（OECD）在2021年發佈的數據，中國的生育率是1.16、日本是1.3，美國是1.66。

但是這一現象在韓國尤其特別。從1960年開始到2020年，只是60年的時間，韓國生育率就從6急降至0.8；即每位女性一生人平均生育不足一個孩子（實現正常人口更替的數值為2.1）。相比之下，美國的數字是由3.6逐漸下降到1.6。換句話說，韓國在經歷驚人的高速發展時，同時也迎來了人類史上最快速的生育率下降。

韓國政府固然緊張，大灑金錢補貼催生，但一直無法挽救跌勢。2023年3月，總統尹錫悅強調低生育率是國家重要課題，要找出政策失敗原因。然而前一年，他才將原因歸咎於女權主義，指是阻礙男女「健康關係」發展的罪魁禍首。

不少學者都被韓國的變化嚇倒。2006年，人口學家、牛津大學教授 David Coleman 大膽斷言，韓國會成為世界第一個消失的國家。2023年，韓國生育率為0.78。美國華盛頓大學健康計量評估研究中心（IHME）估計，到了2100年，韓國人口將會減半，只剩下2680萬人。

不過，種種關乎國家民族存亡的迫切警號，似乎不影響韓國女性的感受和想法。一位在政黨工作的受訪者告訴我，低出生率問題在韓國「就像空氣一樣」，人們早早忘記它的存在。而如果政府只想以砸錢的方式解決問題，「注定會失敗。」

「no kids zone」，一個不歡迎孩子的社會

每一類人都有自己的位置，而孩子和孩子的母親不屬於公共生活。

「在韓國，你到街上逛上一圈，根本不會看到有小孩子。」Minkyung望向窗外。她皮膚白晢，長着一張比實際年齡年輕的臉，說一口流利英語。2010年，她去了美國洛杉機唸碩士，五年後回國，現在是一名影像藝術家，作品主題主要圍繞女性身份與渴望。

談起孩子，Minkyung 想起非洲舞老師分享過家鄉的生活。老師談到，在當地的村落，每一個人對彼此都很熟悉，孩子們生活是通處跑的。如果某家的父母沒空看小孩，鄰居會把小孩帶出去玩，「那是自然而然的事」。

但在韓國，卻是另一個極端。一些生了孩子的朋友告訴她，自己根本不敢帶小孩子出去，只讓他們去上托兒所、躲在一棟棟獨立與外隔絕的空間裡，因為父母感覺在社會得不到支持。「韓國肯定存在著一種文化，就是孩子在社會中是不受歡迎的」。Minkyung這樣下結論。

事實上，她的感覺也並非武斷。在各國語言的髒話中，很多都與女性身體和器官有關。可是在韓國，還有一個專門針對媽媽、帶了明顯貶義的潮語，「맘충」（mom-choong），直翻就是「媽蟲」的意思，一開始是指不工作，寄生在丈夫身邊，靠他的血汗錢供自己生活的女性，後來也指那些只關心自己孩子不理他人的媽媽。

2012年，一名餐廳顧客意外燙傷一名亂跑的兒童後，媽媽在網絡上批評餐廳，餐廳老闆後被罰款，但大眾將責任歸咎於媽媽沒有看顧好孩子。從那時開始，人們對小孩子負面態度變得具體——餐廳等公共場所紛紛設立「no kids zone」，即不允許兒童進入的用餐區域。雖然2017年，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曾會判定no kids zone侵犯平等權，但該現象未見停止。2022年韓國研究中心一份民調顯示，有73%受訪者支持設立禁止兒童區，只有18%的人反對。根據智庫濟研究院估計，韓國約有500個禁止兒童區。

「帶著孩子過社交生活是非常困難的，你會成為仇恨的對象。」不婚主義者李佳賢說。她今年32歲，是一名性教育講師，會不時到中小學校向學生教授性別課程。接觸多了小孩，李佳賢明白，他們不是一個完全體，必須在成長、社會化過程中犯錯、被教導，但當前的韓國社會，卻認為未社會化的兒童出現大叫、哭泣等行為，是「一件非常麻煩的事」。

在韓國NATE討論區中，一個女大學生發布的「我非常討厭小孩」帖文，獲得30萬人瀏覽、過千人點讚。她寫道自己從來不坐在小孩身邊，而一次她拿着小提琴在等火車，一個小孩走來用手打了琴一下，當她本能反應把琴拿開，小孩就馬上哭了。她形容：「就像一個很討厭狗的人遇到了一隻大狗一樣。」有網友和議，指自己不是討厭孩子，但大多數孩子說話很武斷、不小心，自己對他們無能為力，再加上不得不忍受，「這真是太難了。」

不過，有網友留言，「別忘了，你也有過隨心所欲的童年。」

如今社會對兒童設限，但母親同一承受。李佳賢說，「no kids zone」其實也是「no mother zone」：它在禁止兒童的同時，也禁止了因照顧小孩已經筋疲力盡，想歇一歇的母親。2023年5月，33歲的韓國議員容惠仁 (Yong Hye-in) 帶着兩歲的兒子到國會演講，承諾會積極廢除禁止兒童區這些措施。兩年前，她剛生完孩子，患上產後抑鬱症，當她想要和家人到咖啡店散心，卻被拒絕進入。容惠仁在訪問中，憶述當時自己情緒崩潰，淚流滿面，她感覺，「社會不想要我這樣的人。」

延世大學講師 Bonnie Tilland 長期研究韓國文化，她在接受CNN訪問時指出， 20至30多歲的韓國人，往往有強烈的個人空間觀念，「越來越不能容忍身邊吵鬧的小孩和老人」。Tilland 認為這種心態，反映了韓國人根深蒂固地覺得，每一類人都有自己的位置，例如母親本就應該留在家照顧孩子，而不是出來參與公共生活。她指出，「這是年輕女性不願意生孩子的原因之一。」

從面試開始的職場壓力：你有打算生孩子嗎？

因為孩子的存在，韓國母親需要面對自己被部份社會場域限制，被社會規範和家庭期望綑綁，但真正讓她們擔憂的，是生育會將她們推離勞動市場。

在首爾零度的冬日早晨裡，金惠美進到咖啡廳後卸去大衣，裡面是燙得筆直的西裝。她在百忙之中給我們抽出了一個小時的時間，等下她就要趕回綠色正義黨總部開會，為四月的國會議員選舉準備。在過去一屆選舉中，共有57名女性進入議會，這一屆，29歲的金惠美積極想成為其中一個。

「（不生育）它看起來就像空氣，」金惠美輕點着頭，再確認了一遍，「就像空氣一樣。」她提到，過去十多年來，政府花了大量金錢補貼，讓女性生孩子、養孩子，「但女性真正需要的是產假，以及生完孩子不會被解僱的權利。」

4月9日，韓國統計廳釋出數據，顯示2023年職場女性人數達到997.6萬人，創下統計以來新高。然而，韓國兩性薪資差距卻仍然高達31.2％，在OECD成員國中連續26年排名第一，比起平均值12.1％高出2.6倍。

韓國女性政策研究院曾就薪資差距進行問卷調查，接近40%的男性認為女性「因為生育育兒導致履歷空白，平均年資比男性短」，但有接近55%的女性歸因於「企業內招募、升遷、分配等方面的性別歧視」。

女性對失去工作的擔憂，從面試時那一刻就已經開始。金惠美說，直到現在，女性在面試工作時，仍然會被問到「你有打算生孩子嗎？」、「有打算出國嗎？」之類的問題。

雖然韓國法律列明，如果女性員工因結婚懷孕被解僱，決策者會面臨最高五年監禁或高達3600萬韓元的罰款。不過金惠美指出，即使受歧視的女性向人權委員會甚至法院提告，仍然沒有得到合理的判決。2017年，韓國三大銀行之一的KB國民銀行，四名高層因刻意將112名女性求職者的分數改低，被控違反平等就業法，但最後只被法庭罰款4500美元了事。

事實上，以母親身份重返工作崗位也並不輕易——女性會同時被工作與家庭責任裹挾着，喘不過氣。「即使你送孩子去幼稚園，當他們生病，老師不會打電話給爸爸，而是打電話給媽媽。」李佳賢批評，社會都把照顧責任只壓在母親身上，一方面母親要顧好小孩做家務，一方面又要必須工作，但如果平衡不好，母親既要面對家庭的苛責，職場上不是被推遲升職，就是被解僱。

皮尤研究中心一份2023年研究美國夫妻收入比較的報告，顯示無論是男性或女性收入較高的家庭中，女性每週負責家務和照顧孩子的時數都比男性多。而只有在女性作為家中唯一主要收入來源時，男性花在照顧的時間才比女性多兩小時——儘管如此，男女在家務上花費的時間並沒有顯著分別。

「女性只有一個身體，怎麼可能同時兼顧工作和家庭呢？」金惠美反問。於是，韓國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在25至29歲達到高峰，接近80%，但在30歲後一路下滑。而男性則從30歲開始，直到54歲都有過九成的勞動參與率。值得注意的是，在OECD國家中，25至34歲的韓國女性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批，但最後職場和家庭，女性往往只能選擇其一。

「說到底，出生率取決於人們對這個社會的信任程度。」在一個至無法保證工作或生活的國家，金惠美認為，「女性不想生孩子，也無法想像未來。」

就算生了，該誰來看孩子？

人們無法保證的，還有生了孩子以後，該交給誰照顧。來自香港的Martin今年38歲，和韓國太太育有一名8歲的女兒。一家三口本來在香港生活，女兒由太太全職照顧，但在2018年，Martin決定跟從太太的意願，移居韓國。自此之後，照顧分工便迎來180度轉變。由於太太是公務員，有固定的上班時間，於是無論是家務還是照顧女兒的責任，都主要落在在家工作的Martin身上。

在韓國社會，Martin的家庭也許是個異數， 但他說道，凡是雙職家庭，生了小孩的最大問題「就是誰來看顧」。在香港，父母聘請移工顧家顧孩子的情況相當普遍——2023年，在育有兒童和有就業女性的核心家庭中，就有44%聘用外傭。「但在韓國沒有菲傭、沒有印傭，」Martin說。

根據英國智庫列格坦研究機構公布的「全球繁榮指數」（The 2023 Legatum Prosperity Index），韓國在167個國家中排名29，當中表現最強的是教育和公共衛生方面，而表現最差的，是代表人與人之間信任和支援網絡的「社會資本」。韓國兒童保育與教育研究所研究員Bae Yun-jin在接受《日本時報》訪問時，表示「把孩子託付他人需要極大的信任，但在韓國，能被託付的人很有限。」

Martin 談到，韓國社會和香港不同，孩子很少會交給祖父母照顧，因為除了父母要上班，上了年紀六七十歲的祖父母也還要上班。翻看數據，60歲以上的韓國男女有超過一半都還在工作，分別有73.5%和53.7 %，而香港則少逾一成，男女佔比分別是61.4%和37%。

「在街上你見到很多阿珠媽（아줌마，指老婦）很老，背都彎了還在推東西」，原因很簡單，「沒錢，沒錢就出來工作」。從體力活到寫字樓，什麼工種都有老人在做。有評論曾經指出，韓國高速的經濟發展和都市化，讓家庭變得原子化，同時削弱了親屬支持網絡。

韓國小學生跟香港一樣上早八，但下午一兩點已經下課。「韓國很壞的！」Martin 抱怨，這讓還在上班的父母很困擾。方法也只有兩個，不是請保姆，就是用興趣班或補習班來填滿孩子時間——如果學完兩小時的跆拳道，父母還沒下班，那就再上一個鋼琴課。

有趣的是，韓國「卷」的大背景，又為本來為了解決父母照顧問題的這些舉動推波助瀾。一條托兒運輸鏈應運而生，補習公司開始設有專門校巴，繞遍整個小區，定點放下要上課的孩子，再接走剛下課但要繼續上課的孩子。Martin 笑着形容，「就像接龍那樣」。

這種生活他當然未經歷過。「以前我們小時候哪有錢學這些東西！當然是把你扔去公園自己玩的。」不過把孩子的時間填滿，她是否開心、健康，Martin 也不確定。但他想了一下說，「我覺得父母會安心很多。」不管是聽別人說還是看電視劇，他總感覺小孩子自己在外會被拐被打，首爾也不是絕對安全。「所以在你照顧不到小朋友的情況下，這個是最好的選擇。」

只是，並非人人能選擇。在移居韓國以後，Martin 確實也感受到當地的經濟壓力。「一個像我這樣年紀的爸爸，三十多歲，平均一年（薪金）是五、六千萬韓幣左右，還沒扣稅，」他在腦中算了一下，「可能一年只有三十萬（港幣）， 所以生活壓力是很大的。」

「生活在這樣的社會裡，真的會幸福嗎？」

「當我看着身邊已經結婚生子的朋友 ，我發現，當中大部份人的老公都很有錢。」Minkyung托着頭舉例，這些朋友有自己的車，可以載孩子出去玩，不用坐公共交通工具、不用因孩子吵鬧而遭白眼。這些人都生活在同一個小區裡，區內齊備超級市場、國際學校、公園等等設施，孩子就在那些場合、私人聚會裡結交朋友，完成社會化過程。

那是一個小孩成長的乾淨無菌環境，但是很貴。Minkyung觀察下來，如果大人想給孩子適當的教育、滿足他們所有需求，「那麼養育孩子的每一步，都要花很多的錢。」但金錢可以解決很多煩惱，像是李佳賢第一時間想到，母親可以僱個幫手或送孩子去托兒所，當女性不再被性別角色規範，「就可以同時享受生孩子和養孩子的快樂了。」

於是一開始，李佳賢也以為自己是因為經濟問題而不想生。「但我想了想，即使他們（政府）給我很多錢，我認為我也不會生孩子，」她慢慢梳理自己，「我似乎只想過自己的生活。」

自身家庭經歷對李佳賢造成影響。李佳賢說，父親上過一所好大學、有一份待遇優厚的工作，但在一次大病後被逼重返藍領行列。父親脾氣也因此變得暴躁，時常將不滿發洩在家人身上，後來更離家出走。在李佳賢成長過程中，母親一直耐心照顧家庭，吞聲忍氣地盡了妻子所謂的義務和工作。一次，李佳賢看到媽媽背上滿是瘀痕，心痛如絞。

「遇到一個不好的男人，人生就會變成這樣了，」她這樣認定。「我想，我真的不想被家庭束縛了。」於是決定不婚。但對於不生，李佳賢強調，那是自己的一種主動選擇，「我不只想在家看孩子，我還想體驗各種事情」。

目前，李佳賢住在首爾，養了一隻貓，也有一個住在大田、穩定交往的男朋友。兩人每週見一次面，李佳賢說自己很滿足這樣的生活，但也很期待和男友同居，「如果每個人都可以在更大的房子裡擁有自己的房間，和這樣的寵物一起生活該有多好啊。」唯一讓她煩惱的是睡覺問題，「那傢伙打呼嚕很多呀，睡在一起會有點困難呢！」

4月10日，韓國國會選舉結束，金惠美最終也未能夠成功擠身議會。11日，她穿着整齊的西裝，走進自己代表出戰的漢江地帶麻浦區地鐵站，向市民謝票。她頸掛着一塊有半人高的綠色紙板，上面寫着「我會和麻浦區公民站在一起，繼續參與政治。」她在發言後深深鞠躬，紅了眼眶。

雖然覺得惋惜內疚，但選舉結束以後，金惠美總算可以暫時鬆一口氣。她和朋友們約吃火鍋，連日在社交媒體發布多張生活照。照片中，她緊抱着自己的小狗，笑得燦爛。其實金惠美很年輕，29歲，和其他受訪者堅定自己立場不同，她一直對婚姻生育持着開放態度。「我覺得自己還不算太老，我絕對願意結婚生子。」當日訪問，她笑着答道。

不過她提到，自己正正處身在倡議環境生態問題的政黨中，發現政府所做的與承諾有很大差距，而她害怕種種問題在未來二三十年變得更糟。她曾經憂心地反問自己，「如果這些問題不透過政治解決，我真的能生孩子嗎？」

「 我想知道一個人生活在這樣的社會裡面，真的會幸福嗎？」金惠美還沒有答案。但她相信自己在做的事，也相信韓國，「獨裁政權民主化的經歷，或是更換錯誤總統的經歷，社會都適應得很快，經濟成長也是這樣發生的。」改變是會出現的，只要政策可以往好的方向走，她這樣想。

「我到了這個年紀，已經不在乎了」

其實多年前，美國移民研究中心一份報告書曾顯示，大多移民者到美國後，生育率都比同期的國內數字高——以2002年數字來看，韓國移民女性的生育率比國內高28%。報告指出原因，包括移民者赴美後經濟變好、政府對低收入女性有補助，以及女性對未來變得樂觀。

「 如果你覺得自己生活很痛苦、不滿意，你不會想你的孩子都過得痛苦……所以你怎麼敢生呢？」Minkyung 從小自覺是個與人不同的孩子——喜歡看漫畫，玩Cosplay。活在同質化的社會，擁有很小眾的愛好，「人們不敢表現不同。」所以她沒有跟他人說過。

到了大學，Minkyung 遇到不同的男性，跟他們約會，但每一個人都對自己行為衣着指點，教女人「應該如何表現更有吸引力。」她很困惑，「好像你並不能活成你想要的樣子、做真正的自己」。

有時她跟同學聚會，場合裡一些男同學說話囂張，會開女性玩笑。Minkyung 感到不舒服，但不確定感覺「是對還是錯」，只好把鬱悶吞下肚，「噢，可能是我錯了。」但是後來到了美國，平權意識進步和價值觀多元的社會中，「當刻你回顧過去， 才會意識到這原來是一種不平等。」

她反思社會和成長經歷，把性別不平等、女性的壓抑都一一投射在藝術作品當中。在最近的一次展覽，Minkyung 把女性身體、城市發展和女性想永保青春的渴望串連在一起。

我問她，現在的自己足夠率直講出壓抑了嗎？「我現在已經夠老，老到不在乎了！」Minkyung 微笑着。她已經不會在意社會給自己的壓力和批評，「我更關注自己怎樣保持健康、事業發展等，所有關於我自己的人生。」而對比起生育議題、韓國滅絕，她更關心當下的巴勒斯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