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名校留學率腰斬：保研和出國，他們為何選擇前者？

留學優於保研的「鄙視鏈」開始失效。2018年，周雅入學中國大陸某頂尖高校時，「首選出國、保研次之」仍是當時高校學生的共識。但僅僅兩年後，周雅便發現，身邊成績排名靠前的同學中，越來越多人放棄留學，選擇保研。

留學對大陸頂尖高校學生的吸引力似乎不再如往年。根據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2023年畢業生就業質量報告，與2019年前三年相比，兩校本科生出國率下降幅度接近4成。

最明顯的變化始於2020年。疫情爆發前，美國曾是中國學生最嚮往的留學目的國， 2019年中國赴美留學生近37萬人，創下歷史新高，佔當年美國國際生比例近34%。此後，中國赴美留學生連續4年下跌，到2023年僅有29萬人。在疫情之外，地緣政治顯然也改變了年輕學生對留學與否和留學目的國的選擇，也使得這些「00後」對中國和西方形成了和父母一輩大相徑庭的情感態度。赴美留學比例下降的同時，更多人將目光投向了香港和新加坡。

必須承認的是，在出國留學率整體下滑的背後，也有年輕人對未來更主動和務實的選擇。海歸身份持續貶值，留學成本居高不下，留學變「虧了」。在經濟前景悲觀的當下，保研是一條「更舒服且不容易出錯的道路」。

甚至，當國企和體制內成為就業的熱門選擇後，他們要更早地考慮到，留學經歷在未來可能不僅不再是加分項，還會成為落榜國企和體制的「污點」。

留美熱降溫

這兩年她最常被問到的一個問題是，「輔導員，我怎麼樣能保研？」

2021年9月14日，清華大學計算機系直博生面試日。面試於一早開始，一直持續到當晚十點。教授馬少平是面試官之一，回到家時已近半夜，又累又餓的他一邊吃夜宵一邊回想白天見到的學生，心生喜悅——他在微博上透露了一組數據：年級前10名中的9人、前20名中的17人、前50名中的41人都選擇了校內深造。

這並非一系一校的個別情況。近兩年，越來越多名校生選擇國內深造，與之相對應的是頂尖高校顯著下降的出國率。根據清華和北大發布的就業質量報告，2019年至2023年，清華本科畢業生出國（境）深造比例經歷了從24.6%至15.6%的下滑，北大本科畢業生出國（境）深造比例從30.01%下降到18.83%，四年間這兩所大陸頂尖高校的本科生出國率下降幅度接近4成。而在2019年前三年，清華大學本科生出國率為27%左右，北大則穩定在30%附近。

在周雅的印象中，明顯的變化始於2020年。

那時她即將升入大三，開始思考畢業後的去向問題，擺在她面前的是出國和保研兩條分岔路。對周雅和她的同學們而言，這是一個等同於拆彈時剪紅線還是藍線的選擇，意味着未來一年多大相徑庭的準備方向，更指向了兩套截然不同的對未來生活的想象。

2018年，周雅順利考入Top2高校中的一所，就讀於錄取分數線最高的理工專業之一。

剛入學時，一位高中學姐向她分享大學生活的法則，指出畢業出路背後存在着一條不言自明的「鄙視鏈」：出國優於保研，成績最好、綜合實力最強的一批人往往會選擇出國。換句話說，能選的話，出國是首選，保研是次選。後來她對這種優先級的差異有了更具體的認識：通常每個專業排名前20-30%的同學出國，成績位於30-50%的同學保研。

當時間來到兩年後，她察覺到這條規則正在失效。一名曾堅定地想留學美國、成績在全系排名前十的學姐，在臨畢業時接受了保研的機會。剛聽說時她頗為訝異，但很快就習慣了，因為「類似的例子太多」。

2020年初疫情的暴發改變了很多人的選擇，至少足以讓周雅對留學望而卻步，「感覺國外病毒亂竄」。也是那一年，周雅第一次意識到原來個人生活與國際關係、地緣政治的關聯如此緊密。10043號總統令（注：特朗普於2020年5月29日簽署了一項限制部分中國留學生赴美學習的禁令，主要針對中國國防和理工類高校）和「實體清單」的存在使得簽證變成一道巨大的難關，她身邊就有不少被簽證卡住的事例，比如一位被哈佛錄取、原計劃於2020年夏天赴美的學長直到一年後才得以出國。

之前經常鼓勵周雅「出去看看」的父母也從那時起態度驟變，經常憂心忡忡地找她談心。有時是長篇大論，「你萬一齣點什麼事可怎麼辦，隔得這麼遠，航班又少，我們沒法及時飛過去照顧你。他們那邊醫療系統也不行，私立醫院貴，公立醫院得排好幾個月。」有時則簡明扼要，一錘定音，「你可千萬別出國啊，太危險！」

其實她根本無需父母竭力勸阻。一位朋友放棄出國轉而準備保研後曾對她解釋原因，「突然意識到自己是一個抗風險能力很弱的人。」她認同，「聽過這麼多負面消息後，你當然會覺得出國是一件很risky的事情。」

最終，周雅選擇推免（注：推薦免試研究生）直博，她本科期間結識的好友也大多留在本校深造。畢業時他們沒有太多離別的傷感，因為知道一個暑假過去又會在學校裏相遇，而前後宿舍位置的變化甚至不會超過500米。

留學和國內深造在鄙視鏈上位置的調換，在馬少平看來「有疫情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2017年計算機系直博生面試後，他就曾發出「生源是真好啊」的感慨——當年計算機系排名前三十的同學中，至少有14人選擇本校讀博，其中就包括排名前三的學生。

這背後是出國留學在中國的潮起和潮落。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起，中國的出國政策鬆動，常態化的留學政策逐步形成，持續數十年的「留學潮」開啓。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資料，2008年時中國出國留學人數已居世界首位，佔全球總數的14％，分布在全球至少105個國家和地區，同時自費留學漸成大勢，體制外自費留學生佔出國留學人數90%以上。近二十年來，中國始終是世界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不過，當「00後」成為留學主力軍，加上國際形勢的變化，中國留學熱潮開始回落。

依然選擇出境深造的學生，偏好的留學目的國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周雅有日常翻閱樹洞（注：校內學生匿名交流平台）的習慣，她注意到，相較於英美，更多人考慮赴香港和新加坡留學，因為「對於成績的要求沒有那麼高，離國內也比較近，又沒有美國那些破事兒，對華人比較友好」。

新東方《2023年中國學生海外留學報告》顯示，從2019年到2023年，中國研究生考慮留美的比例從45%下降到30%，而考慮申請香港學校的學生比例從14%上升到22%，計劃赴新加坡讀書的學生比例從9%上升到15%。

實際上，美國留學熱在疫情前已見頹勢。根據Open Doors的數據，2018-2019學年，中國赴美留學人數的增長僅為最高峰時的1/7，增長比例亦處於10年來的最低谷。中國教育發展戰略學會學術委員會委員陳志文曾於2020年撰文稱，（中國赴美）留學增長乏力，「即將見頂」。

Open Doors的數據顯示，中國在美留學人數自2020-2021學年起連年下降，2023年下滑0.2%，當年印度留美人數比上一年增長35%。中國最大留學生輸出國的位置可能很快會被取代。

課餘時間，周雅在學院兼任本科生輔導員。她親和力強，許多大一大二的同學喜歡找她聊人生聊理想。這兩年她最常被問到的一個問題是，「輔導員，我怎麼樣能保研？」，偶爾一兩個同學會提到出國的打算，而對赴美留學的嚮往已經很少在這些年輕的面孔上看到了。

務實的選擇

海歸身份在求職國企時變成了「污點」。

「如何看待 2021 年清華計算機系絕大部分優秀畢業生放棄留學，選擇本校讀碩博？」在這個獲得了365萬的瀏覽量和274個回答的知乎問題下，很多清北畢業生現身說法。

最高贊答主正是問題的當事人之一，在當年清華計算機系排名前50，畢業後留在清華讀碩。

他這樣解釋自己和身邊同學選擇留在本校深造的原因，「根本上講，還是因為國內有機會、有發展空間，可以讓技術人才大顯身手，大家合理預期將來能在國內精進學業、過上體面生活，才會留在國內……用腳投票。」

其回答清晰地反映出名校生們思考自身未來出路時的現實邏輯。「在個人利益的考量上，中國比較好的一個計算機系的大四學生，個個不傻。如果國內讀研讀博的未來職業發展人生軌跡顯著差於出國留學，現在留學面臨的風險豈能阻擋得了貴系大小神仙們的腳步？」

該答主點出了留學對於名校生不再像以往具有更大吸引力的一個重要原因——相較於國內深造，出國留學給個人職業發展和生活水平帶來的提升越來越小，這是留學熱消退在微觀層面最直接的原因。

國內外學歷含金量差距縮小甚至出現倒轉的背後是一個此消彼長的過程：「消」是海外學歷的貶值，「長」則是國內高校學術水平和就業競爭力的相對上升。

高中時就在物理競賽中取得了一定成績的林羽很早便立下了學術志向，在他既往的印象中，美國在基礎研究領域一直處於領先地位，因此曾計劃留學。不過在向外界諮詢意見的時候，他聽到了不一樣的說法。輔導員告訴他現在在國內和出國做學術沒有什麼區別，專業課的教授也說，「兩邊都很好。」

2023年軟科世界大學學術排名中清華和北大躋身前30名，而在2018年兩校尚排在50名上下，2015年時則在100名開外。在他的研究領域，國內高校和研究所的名字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頂尖刊物發表的前沿文章中。幾次跟着導師到國外開會時，走在會場裏他總能看到相似的膚色，聽到熟悉的中文，「起碼有三分之一（的參會者）是中國人。」對他來說，這些都印證了老師們所言非虛，「（留學的）想法自然會改變。」

現在林羽篤信，在清華北大這樣的學校，最一流學者的水平和國際頂尖的差距確實是在慢慢縮小。

「那些真正有『錢學森式』追求的人現在也不是必須要出國了，他們在中國的實驗室也可以成就自己的夢想。」他的語氣中有激動，有憧憬，「一個人不出國便可以學習世界一流的知識，在十年前即使是在最頂尖的學校也是不可能的，但現在變成了possible的事情。」

不過，林羽也承認身邊有所謂「學術理想」的人終究是少數，同學們選擇深造大多是從就業競爭力的角度考慮。

以「留學潮」為基礎，加上各項人才政策的激勵，「海歸潮」於2013年出現並延續至今。據BOSS直聘的統計數據，2016年時中國海外人才歸國率已達79.4%，較10年前增加48個百分點。2020年疫情暴發後回國求職的海歸數量進一步增長。根據智聯招聘發布的《2022中國海歸就業調查報告》，2022年歸國留學生數量再創新高，較2021年增長8.6%，「國內疫情管控效果更好」「擔心國際關係變化對留在國外發展不利」「所在國對外籍人員政策收緊」成為近兩年留學生們選擇回國的重要原因。

持續增長的海歸數量，削弱了這一曾經稀缺的身份的競爭力。就業市場給出的反饋靈敏且直接。前述報告顯示，海歸的實際平均年薪逐年下降，從2020年的26.82萬元降至2023年上半年的20.45萬元。同時近幾年國內企業對海歸的偏好減弱，國內海歸優先的職位數顯著減少，2019-2021年的同比降幅分別為25.4%、23.5%、0.4%。

與之相對的是國內高校在就業市場上認可度的提升。QS世界大學排名是每個經歷過求職「廝殺」的人都相當熟悉的一個指標，是很多企業的HR篩選簡歷時的第一道門檻。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在2015年時還排在該榜單的50名左右，到了2023年兩校已經爬升至第12和14名。

「如果你的最高學歷學校排名比本科學校還要差一點，即使那裏的學習環境和科研環境也非常不錯，有幾個人願意這麼做？」林羽反問。

他強調，「國外有一定的優勢，但不多。」

「國企熱」和「考公熱」同樣席捲留學生群體。根據《2022中國海歸就業調查報告》，想考公和進體制內的海歸人數持續增長，2022年希望進入國企工作的留學生佔比達38.8%，在不同類型企業中排名第一，這一數字比2021年增長9個百分點。

但這些嚮往着過上穩定生活的年輕人可能很快會發現，曾經讓他們遠渡重洋、苦苦追求的海歸身份在這時卻變成了一個類似污點的存在。

周雅的父母都在航天領域的國企工作。受父母影響，她也逐漸將國企定為職業目標。近兩年招聘季後，她特意打聽過父母單位所招員工的畢業學校，絕大多數都是國內重點高校。父母告訴她，有國外背景的人進他們單位沒什麼優勢，還不如「國防七子」（注：指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北京理工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哈爾濱工程大學、西北工業大學、南京航空航天大學、南京理工大學）。

同學之中也流傳着一些小道消息，比如「有些國企的政審很嚴格，只要在境外待過半年以上就過不了政審」。

她不確定這些「秘聞」的真實性，但在父母的耳濡目染下，她確信出國經歷對進入國企一定不會是加分項，且不排除變成減分項的可能。

豆瓣「海歸廢物回收互助協會」小組中，有人講述了自己應聘國企失敗的經歷：

她是山東人，曾在海外留學，也有過很好的體制外工作經歷，現在想回家鄉工作，沒想到投了一個國企後「被秒拒」，HR甚至連她的簡歷都沒看。

她向HR詢問原因，HR說得很直白，「我們這裏不要海外背景的」，對方還好心勸她別在山東找工作，稱當地大部分國企都不接受有海外背景的申請者。

很多人回覆表示自己有類似的遭遇——

「是真的，因為我去應聘的時候也有HR婉轉地表示對海外背景的嫌棄。」

「海歸去國企就算有關係也會被排擠得很厲害，一些國企也不認海外學歷，就算認也不算全日制的而且待遇會降檔很多，還要經常被人說三道四。」

「我是事業單位，雖然HR沒說什麼，但是我把海外學歷拿出來的時刻，表情有些不悅……」

一片愁雲慘淡的氣氛。

「海歸」的光環不再，然而留學成本只增不減。以美國為例，根據U.S. News的統計數據，過去十年間美國私立大學每年學費上漲了144%，美國公立大學的學費上漲了171%。2023年美國私立高校的年平均學費為4.4萬美元，相當於30餘萬人民幣。

周雅曾問一個連着考研三年的本科同學，為什麼不考慮出國？對方坦言，家裏負擔不起。

她算過一筆賬：

現在出國讀書，光學費一年至少要二三十萬，住宿和飲食又是一大筆開銷。這對任何一個普通家庭來說都不是一個小數目，幾年下來，一套房子就出去了。尤其現在經濟形勢不好，壓力就更大。

相比起來，在國內讀書不知有多便宜——一學期學費5000，住宿費375，吃飯有國家補貼，基本上十塊錢就可以解決一頓飯。

留學多花了這麼多錢，但並不會多賺回來這麼多錢。留學成本和留學收益不匹配的話，「那就是虧了。」

「當然也不能說得那麼絕對，畢竟增加了閱歷。」周雅話鋒一轉，「那就看你願不願意只是為人生的一段經歷花這麼多錢了。」

「應保盡保」

學校會很「努力」地給老師找名額。

對於一路就讀於名校的優等生來說，留在國內深造也是一條更省力的捷徑。多年浸潤在國內教育體系中，他們已經相當諳熟通關法則，體系也回饋給他們足夠的偏袒。

一早着手準備保研的林羽，自覺踏上了一條「綠色通道」。

林羽在大二上學期時加入了X老師的課題組，自此通道的大門在他面前緩緩打開。大二時他的知識儲備尚且不足，便在組裏幫老師做一些基礎的數據收集和整理工作，給師兄師姐打打下手。做的事雖然簡單，但他和X老師建立起了聯繫，這是他之後順利拿到保研名額的基礎。

後來，隨着在專業領域的知識技能逐步完善，他和X老師的直接接觸越來越多，在組裏也待得越來越習慣，大三時X老師還帶着他發了一篇論文。

保研事項被提上日程後，林羽開始找機會和X老師「套瓷」，向其表明跟着他繼續讀博的意願。X老師遺憾地告訴他，自己的保研名額滿了。不過沒關係，「即使一個老師手下有三個同學但只有一個名額，他也可以把另外兩個同學推薦給其他老師。」

林羽就是這樣通過X老師認識了現在的導師Y老師。Y老師和X老師的研究方向非常接近，同樣是林羽感興趣且在本科幾年間有所積累的領域，因此可以說林羽是尋到了一個相當理想的去處。

「對X老師來說，像我這樣的學生也算是知根知底——他了解我的品性大致如何，知道我之前接受過的科研訓練有哪些，成果如何。」因此將他推薦給Y老師併為其背書對X老師而言算不上麻煩或勉強，「更像是做一個順手人情。」

有了老師的口頭承諾，意味着面試這關基本可以順利「拿下」。筆試自然是少不了的，三道題，一共300分，難度不小。

學長學姐向他傳授經驗，「你拿個100分就很穩，不會有任何老師為難你，如果考的比100分少可能需要跟老師解釋一下。」林羽半信半疑，還是提心吊膽地準備了兩個月。等到成績出爐，他感嘆，「師兄師姐誠不欺我」，的確是「只要不拿零分就可以」。即使有人真的「爆零」也並非走投無路，只要能跟老師解釋得通也可以，他認識的一個同學就是這樣做的。

通過這條校內的綠色通道，本校同學基本上「應保盡保」，即有保研資格又有保研意願的同學都能順利保研。據林羽了解，有的專業全年級一共小二百人，有一百零幾個同學申請保研，最後全部拿到了保研名額。

既然每個老師能招收的學生數量有限，那麼如果同學們一窩蜂地選擇保研，如何能實現「應保盡保」？

林羽道出其中關竅——學校會很「努力」地給老師找名額。

保研面試前夕，年級群不斷彈出消息，類似「有一個老師有名額了，有沒有人要去？」這樣的狀況一直會持續到面試前兩三天。

學校提供的助力給了他一種安心感，「你知道自己不是在孤軍奮戰。」大三時，輔導員找他們一一談心，了解之後的打算，知道他有志於保研後經常給他轉一些保研的最新消息，在得知X老師的名額滿了後還幫他諮詢過其他老師。在這個過程中他隱隱察覺到老師們對本校同學的偏愛，覺得「更合得來」。

但如果選擇出國就是另一種「畫風」了，「你基本上得靠自己，學校能在這其中給你的幫助微乎其微。」

林羽用一句話總結，「想保到最好的老師肯定還是有競爭，但是如果只是想在國內找一個研究生讀，其實是挺簡單的。」

與林羽同專業的王文從未完全排除過出國這個選項，直到確定拿到保研資格的那一晚。

但他沒有經歷太多糾結的過程。「當時的情況是，我不需要付出什麼成本就可以在國內讀博了。一邊是我付出較少努力就可以立刻拿到的機會；另一邊是我首先要放棄眼前的機會，而且前途未卜，就算順利拿到國外學校的offer也是幾個月之後的事了，還要度過一個緊張的寒假。你說我會選哪個？」

「大多數人其實沒想明白，所以就選擇跟着慣性按部就班地走下去，因為留在本校繼續讀下去的成本最低。」他直言，「選擇留在國內不用付出那麼大成本，不用動窩兒，假如你的學校不差，何樂而不為呢？」

就像前述知乎高贊答主所說，他們這些名校生們「其實並沒有太差的選擇。而一個人基於『我這麼做最牛逼，將來發展得比別人都好』來做出選擇是很容易變得不幸的，最好是基於『我這麼做，對我來說將來的發展足夠好』。」

至於這個「足夠好」是什麼，他們有着共同的默契。

「有『美國夢』的人越來越少」

母親所說的「自由民主」在林羽看來也很雞肋。

2019年7月，計算機專業的陳辰拖着兩個箱子走出舊金山國際機場，迎接他的是加州炙熱的陽光和未來兩個月的暑校生活。

但他很快見到了《國家地理雜誌》沒有展示的美國的另一面：一大批流浪漢聚集在學校附近，大麻的味道飄蕩在校園內，宿舍公寓裏party的音樂聲日日響至凌晨，白人同學的排斥更是如影隨形。

到了最後兩三週，陳辰「撐不住了」。那段時間，他晚間的一個固定活動是找學校裏其他大陸同學打遊戲，踏着黃昏去，結束時常常已近半夜，他穿過整個校園獨自走回自己的宿舍，路上空蕩蕩的，一個人都沒有。

交換結束後，出國深造的打算被陳辰束之高閣。那種混雜着寂寥、想家和「freak out」的感覺，他很久都忘不掉。

令林羽放棄留學的最後一根稻草也是一次美國之行。大三時他與導師和實驗室同學到新奧爾良參加學術會議，度過了提心吊膽的一週。

落地後的第一頓晚飯在快餐店shake shack。吃到一半時警報聲大作，他們在茫然間被店員趕出，看到已經有警察守在門外，於是「狂奔」回酒店。與他們的倉皇之態不同，很多本地人站在街邊看熱鬧，還向店裏探頭張望。他意識到這就是美國的日常，事實也確實如此。之後一週，據林羽回憶，每晚都有警車從他們酒店樓下呼嘯而過。

不安全的感覺瀰漫。林羽在工作間隙去看歌劇，劇院距離酒店大約一公里，走路只要十五分鐘，但他反覆思量後還是打了一輛Uber，因為路上要經過幾個比較黑的路口，他曾看到有流浪漢在那裏遊蕩。有時在街上走着，他會聞到一股「麻味兒」從路邊的餐館飄出來，去美國次數較多的同伴拉着他連說「快走快走」，擔心「裏面會跑出來一個奇奇怪怪的人」。

恐懼，不安——和在美國讀書的朋友交流，林羽發現這是中國留學生普遍的感受。但在國內時，在實驗室工作到凌晨一兩點一個人騎車回宿舍是他生活的常態。

這不是林羽第一次對美國失去向往。他母親是70年代生人，曾於90年代赴美留學，後回國從事金融業。在母親的口中，美國代表着自由民主，是他們那代人年輕時夢寐以求之地。而當林羽初中時第一次踏上美國的土地，看到相較於北京明顯低矮和老舊的建築，他覺得有些失望，「不覺得那邊是大都市。」近十年互聯網在中國的高速發展使得這種感受變得更加強烈。林羽已經離不開快遞和外賣。他有一個朋友曾去美國交換一年，剛回國後每天點一杯奶茶，「覺得特別爽，人生又回來了。」

「你要是在中國待得很舒服的話，出國反而會沒那麼舒服。」林羽說。母親有時開玩笑說現在的年輕人不能吃苦，他不以為然，「不是不能吃苦，是生活習慣不一樣了。社會發展到現在，可以不吃苦的話為什麼一定要吃苦？沒有必要。」

母親所說的「自由民主」在林羽看來也很雞肋。去年年末他又一次去美國開會，在大學校園裏看到很多學生在道路兩側搭着帳篷，一邊支持以色列，一邊支持巴勒斯坦。他的第一反應是「不至於」。平時他也會和朋友就一些社會現象發表「銳評」，但是「不會因為覺得哪個東西不好就來辦一個遊行」。他自認為不是這樣的人，身邊大多數人都不是，「可能在中國的環境下就很難成長出這樣的性格。」

在「雙體制家庭」長大的陳辰，當初不出國的原因之一是政治上對中國的認同。在和父親的日常討論中，他認為近年來「東昇西降特別快」，而中美之間的熱仗不可避免，很可能在2027年前爆發。他自覺身處百年變局，在時代感和使命感的驅動下於研一時遞交了入黨申請書，正在成為一名正式黨員的路上。

林羽、陳辰及身邊的同學大多是「00」後，和父母一輩相比，他們對中國和西方的情感態度有着明顯的不同。

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閻學通對「00後」的這一心理轉變有過細緻的闡釋：「00後大學生往往具有強烈的優越感和自信心，常以』居高臨下』的心態看待其他國家，以『願望思維』看待國際事務，認為中國很容易實現對外政策目標。他們常以中國與外國兩分的方法看待世界，將中國之外的其他國家視為同一類國家，將和平、道德、公平、正義等人類的普世價值觀視為中國獨有的傳統，認為只有中國是正義的和無辜的，其他國家特別是西方國家是『邪惡』的，西方人對中國有着天然仇恨。」

這樣的民族認同感是如何形成的？大學校園是意識形態教育的一個重要場域。《金榜題名之後：大學生出路分化之謎》一書中，青年學者、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在讀博士生鄭雅君這樣描述當代高校在思想上的功能，「在習近平總書記『全過程全方位育人』的旗幟領導下，從日常的校園媒體和精心組織的學生活動，到課堂內外與教授的互動，再到典禮上莊嚴的演講，為這種文化圖式的製造創造了一種穩定而鮮明的話語來源。大學生時常浸潤在這種話語環境下，自然而然能夠察覺到其價值導向，甚至許多人還作為學生幹部擔任了宣傳環節的某一部分。」

在王文看來，通過高考體系進入國內頂尖高校、又在這個競技場裏過得如魚得水的人大多是求穩、循規蹈矩的性格，該上課的上課，該寫作業的寫作業，考試前該複習的複習，早早進組做科研，每一步都遵循內置的規則去做，很容易成為這套價值體系的歸順者。

「如果能比較好地滿足主流的衡量標準，你會感覺在這裏挺舒服。」他坦言，「你要說沒有太大闖勁也沒錯，但是它（留在國內深造）的確是一條更舒服而且不怎麼容易出錯的道路，尤其是在當前的經濟形勢下。」

有時母親會說起她當年對美國的嚮往，每次聽到時林羽都覺得陌生而遙遠，「身邊有這種『美國夢』的人越來越少了。」

尾聲

站在做出選擇的幾年後，陳辰後悔沒有走出去看看。

他認為有懶惰和怯懦的原因，但更多還是「認識不足」，「被一些輿論宣傳阻礙了判斷」，因此面對未知會下意識地採取退讓和排斥的態度。他後來了解到，很多高校教授的子女都選擇了出國深造。

他記得「信息繭房」被打破的時刻。一位在國外讀博的師兄回國時和他見面，通過師兄的講述，國外先進的實驗室設備、善於啓發學生的老師以及科學的博士生管理模式在陳辰面前一一展現開來。

他才知道，原來最低工作量可以是每週40小時而不是70小時甚至更多，原來每天一兩個小時形式主義的談話和打卡似的「日報、週報、月報」不是博士生活的必需，原來博士可以在實驗室找到歸屬感而不只是為「老闆」幹活。

陳辰也驚歎於國外的學術氛圍。在國內開組會，台上的人滔滔不絕，台下的人大多在「摸魚」，不是玩手機就是發呆。但在國外，其他同學會積極提問並且幫忙想idea，聽不懂也沒關係，那就直接提問，比如「你能不能翻到前一頁從頭講一遍」，對此講者和聽着都不會覺得奇怪。

王文十分受困於國內這樣缺乏交流的研究氛圍，讀研一年多來他大多數時候在家工作。現在他開始修正幾年前的選擇，着手申請海外博士，要學英語，要攢科研成果，很忙，但終於不再迷茫。

「就是覺得人生不能就這樣度過。我來到了一個不是那麼好的地方，不想之後都留在這裏，還是想努力從這兒走出去，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王文說。

為保護受訪者，周雅、林羽、王文、陳辰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