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名校留学率腰斩：保研和出国，他们为何选择前者？

留学优于保研的“鄙视链”开始失效。2018年，周雅入学中国大陆某顶尖高校时，“首选出国、保研次之”仍是当时高校学生的共识。但仅仅两年后，周雅便发现，身边成绩排名靠前的同学中，越来越多人放弃留学，选择保研。

留学对大陆顶尖高校学生的吸引力似乎不再如往年。根据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2023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与2019年前三年相比，两校本科生出国率下降幅度接近4成。

最明显的变化始于2020年。疫情爆发前，美国曾是中国学生最向往的留学目的国， 2019年中国赴美留学生近37万人，创下历史新高，占当年美国国际生比例近34%。此后，中国赴美留学生连续4年下跌，到2023年仅有29万人。在疫情之外，地缘政治显然也改变了年轻学生对留学与否和留学目的国的选择，也使得这些“00后”对中国和西方形成了和父母一辈大相径庭的情感态度。赴美留学比例下降的同时，更多人将目光投向了香港和新加坡。

必须承认的是，在出国留学率整体下滑的背后，也有年轻人对未来更主动和务实的选择。海归身份持续贬值，留学成本居高不下，留学变“亏了”。在经济前景悲观的当下，保研是一条“更舒服且不容易出错的道路”。

甚至，当国企和体制内成为就业的热门选择后，他们要更早地考虑到，留学经历在未来可能不仅不再是加分项，还会成为落榜国企和体制的“污点”。

留美热降温

这两年她最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辅导员，我怎么样能保研？”

2021年9月14日，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直博生面试日。面试于一早开始，一直持续到当晚十点。教授马少平是面试官之一，回到家时已近半夜，又累又饿的他一边吃夜宵一边回想白天见到的学生，心生喜悦——他在微博上透露了一组数据：年级前10名中的9人、前20名中的17人、前50名中的41人都选择了校内深造。

这并非一系一校的个别情况。近两年，越来越多名校生选择国内深造，与之相对应的是顶尖高校显著下降的出国率。根据清华和北大发布的就业质量报告，2019年至2023年，清华本科毕业生出国（境）深造比例经历了从24.6%至15.6%的下滑，北大本科毕业生出国（境）深造比例从30.01%下降到18.83%，四年间这两所大陆顶尖高校的本科生出国率下降幅度接近4成。而在2019年前三年，清华大学本科生出国率为27%左右，北大则稳定在30%附近。

在周雅的印象中，明显的变化始于2020年。

那时她即将升入大三，开始思考毕业后的去向问题，摆在她面前的是出国和保研两条分岔路。对周雅和她的同学们而言，这是一个等同于拆弹时剪红线还是蓝线的选择，意味着未来一年多大相径庭的准备方向，更指向了两套截然不同的对未来生活的想象。

2018年，周雅顺利考入Top2高校中的一所，就读于录取分数线最高的理工专业之一。

刚入学时，一位高中学姐向她分享大学生活的法则，指出毕业出路背后存在着一条不言自明的“鄙视链”：出国优于保研，成绩最好、综合实力最强的一批人往往会选择出国。换句话说，能选的话，出国是首选，保研是次选。后来她对这种优先级的差异有了更具体的认识：通常每个专业排名前20-30%的同学出国，成绩位于30-50%的同学保研。

当时间来到两年后，她察觉到这条规则正在失效。一名曾坚定地想留学美国、成绩在全系排名前十的学姐，在临毕业时接受了保研的机会。刚听说时她颇为讶异，但很快就习惯了，因为“类似的例子太多”。

2020年初疫情的暴发改变了很多人的选择，至少足以让周雅对留学望而却步，“感觉国外病毒乱窜”。也是那一年，周雅第一次意识到原来个人生活与国际关系、地缘政治的关联如此紧密。10043号总统令（注：特朗普于2020年5月29日签署了一项限制部分中国留学生赴美学习的禁令，主要针对中国国防和理工类高校）和“实体清单”的存在使得签证变成一道巨大的难关，她身边就有不少被签证卡住的事例，比如一位被哈佛录取、原计划于2020年夏天赴美的学长直到一年后才得以出国。

之前经常鼓励周雅“出去看看”的父母也从那时起态度骤变，经常忧心忡忡地找她谈心。有时是长篇大论，“你万一出点什么事可怎么办，隔得这么远，航班又少，我们没法及时飞过去照顾你。他们那边医疗系统也不行，私立医院贵，公立医院得排好几个月。”有时则简明扼要，一锤定音，“你可千万别出国啊，太危险！”

其实她根本无需父母竭力劝阻。一位朋友放弃出国转而准备保研后曾对她解释原因，“突然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抗风险能力很弱的人。”她认同，“听过这么多负面消息后，你当然会觉得出国是一件很risky的事情。”

最终，周雅选择推免（注：推荐免试研究生）直博，她本科期间结识的好友也大多留在本校深造。毕业时他们没有太多离别的伤感，因为知道一个暑假过去又会在学校里相遇，而前后宿舍位置的变化甚至不会超过500米。

留学和国内深造在鄙视链上位置的调换，在马少平看来“有疫情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2017年计算机系直博生面试后，他就曾发出“生源是真好啊”的感慨——当年计算机系排名前三十的同学中，至少有14人选择本校读博，其中就包括排名前三的学生。

这背后是出国留学在中国的潮起和潮落。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中国的出国政策松动，常态化的留学政策逐步形成，持续数十年的“留学潮”开启。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资料，2008年时中国出国留学人数已居世界首位，占全球总数的14％，分布在全球至少105个国家和地区，同时自费留学渐成大势，体制外自费留学生占出国留学人数90%以上。近二十年来，中国始终是世界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不过，当“00后”成为留学主力军，加上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留学热潮开始回落。

依然选择出境深造的学生，偏好的留学目的国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周雅有日常翻阅树洞（注：校内学生匿名交流平台）的习惯，她注意到，相较于英美，更多人考虑赴香港和新加坡留学，因为“对于成绩的要求没有那么高，离国内也比较近，又没有美国那些破事儿，对华人比较友好”。

新东方《2023年中国学生海外留学报告》显示，从2019年到2023年，中国研究生考虑留美的比例从45%下降到30%，而考虑申请香港学校的学生比例从14%上升到22%，计划赴新加坡读书的学生比例从9%上升到15%。

实际上，美国留学热在疫情前已见颓势。根据Open Doors的数据，2018-2019学年，中国赴美留学人数的增长仅为最高峰时的1/7，增长比例亦处于10年来的最低谷。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陈志文曾于2020年撰文称，（中国赴美）留学增长乏力，“即将见顶”。

Open Doors的数据显示，中国在美留学人数自2020-2021学年起连年下降，2023年下滑0.2%，当年印度留美人数比上一年增长35%。中国最大留学生输出国的位置可能很快会被取代。

课余时间，周雅在学院兼任本科生辅导员。她亲和力强，许多大一大二的同学喜欢找她聊人生聊理想。这两年她最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辅导员，我怎么样能保研？”，偶尔一两个同学会提到出国的打算，而对赴美留学的向往已经很少在这些年轻的面孔上看到了。

务实的选择

海归身份在求职国企时变成了“污点”。

“如何看待 2021 年清华计算机系绝大部分优秀毕业生放弃留学，选择本校读硕博？”在这个获得了365万的浏览量和274个回答的知乎问题下，很多清北毕业生现身说法。

最高赞答主正是问题的当事人之一，在当年清华计算机系排名前50，毕业后留在清华读硕。

他这样解释自己和身边同学选择留在本校深造的原因，“根本上讲，还是因为国内有机会、有发展空间，可以让技术人才大显身手，大家合理预期将来能在国内精进学业、过上体面生活，才会留在国内……用脚投票。”

其回答清晰地反映出名校生们思考自身未来出路时的现实逻辑。“在个人利益的考量上，中国比较好的一个计算机系的大四学生，个个不傻。如果国内读研读博的未来职业发展人生轨迹显著差于出国留学，现在留学面临的风险岂能阻挡得了贵系大小神仙们的脚步？”

该答主点出了留学对于名校生不再像以往具有更大吸引力的一个重要原因——相较于国内深造，出国留学给个人职业发展和生活水平带来的提升越来越小，这是留学热消退在微观层面最直接的原因。

国内外学历含金量差距缩小甚至出现倒转的背后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消”是海外学历的贬值，“长”则是国内高校学术水平和就业竞争力的相对上升。

高中时就在物理竞赛中取得了一定成绩的林羽很早便立下了学术志向，在他既往的印象中，美国在基础研究领域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因此曾计划留学。不过在向外界咨询意见的时候，他听到了不一样的说法。辅导员告诉他现在在国内和出国做学术没有什么区别，专业课的教授也说，“两边都很好。”

2023年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清华和北大跻身前30名，而在2018年两校尚排在50名上下，2015年时则在100名开外。在他的研究领域，国内高校和研究所的名字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顶尖刊物发表的前沿文章中。几次跟着导师到国外开会时，走在会场里他总能看到相似的肤色，听到熟悉的中文，“起码有三分之一（的参会者）是中国人。”对他来说，这些都印证了老师们所言非虚，“（留学的）想法自然会改变。”

现在林羽笃信，在清华北大这样的学校，最一流学者的水平和国际顶尖的差距确实是在慢慢缩小。

“那些真正有‘钱学森式’追求的人现在也不是必须要出国了，他们在中国的实验室也可以成就自己的梦想。”他的语气中有激动，有憧憬，“一个人不出国便可以学习世界一流的知识，在十年前即使是在最顶尖的学校也是不可能的，但现在变成了possible的事情。”

不过，林羽也承认身边有所谓“学术理想”的人终究是少数，同学们选择深造大多是从就业竞争力的角度考虑。

以“留学潮”为基础，加上各项人才政策的激励，“海归潮”于2013年出现并延续至今。据BOSS直聘的统计数据，2016年时中国海外人才归国率已达79.4%，较10年前增加48个百分点。2020年疫情暴发后回国求职的海归数量进一步增长。根据智联招聘发布的《2022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2022年归国留学生数量再创新高，较2021年增长8.6%，“国内疫情管控效果更好”“担心国际关系变化对留在国外发展不利”“所在国对外籍人员政策收紧”成为近两年留学生们选择回国的重要原因。

持续增长的海归数量，削弱了这一曾经稀缺的身份的竞争力。就业市场给出的反馈灵敏且直接。前述报告显示，海归的实际平均年薪逐年下降，从2020年的26.82万元降至2023年上半年的20.45万元。同时近几年国内企业对海归的偏好减弱，国内海归优先的职位数显著减少，2019-2021年的同比降幅分别为25.4%、23.5%、0.4%。

与之相对的是国内高校在就业市场上认可度的提升。QS世界大学排名是每个经历过求职“厮杀”的人都相当熟悉的一个指标，是很多企业的HR筛选简历时的第一道门槛。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在2015年时还排在该榜单的50名左右，到了2023年两校已经爬升至第12和14名。

“如果你的最高学历学校排名比本科学校还要差一点，即使那里的学习环境和科研环境也非常不错，有几个人愿意这么做？”林羽反问。

他强调，“国外有一定的优势，但不多。”

“国企热”和“考公热”同样席卷留学生群体。根据《2022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想考公和进体制内的海归人数持续增长，2022年希望进入国企工作的留学生占比达38.8%，在不同类型企业中排名第一，这一数字比2021年增长9个百分点。

但这些向往着过上稳定生活的年轻人可能很快会发现，曾经让他们远渡重洋、苦苦追求的海归身份在这时却变成了一个类似污点的存在。

周雅的父母都在航天领域的国企工作。受父母影响，她也逐渐将国企定为职业目标。近两年招聘季后，她特意打听过父母单位所招员工的毕业学校，绝大多数都是国内重点高校。父母告诉她，有国外背景的人进他们单位没什么优势，还不如“国防七子”（注：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理工大学）。

同学之中也流传着一些小道消息，比如“有些国企的政审很严格，只要在境外待过半年以上就过不了政审”。

她不确定这些“秘闻”的真实性，但在父母的耳濡目染下，她确信出国经历对进入国企一定不会是加分项，且不排除变成减分项的可能。

豆瓣“海归废物回收互助协会”小组中，有人讲述了自己应聘国企失败的经历：

她是山东人，曾在海外留学，也有过很好的体制外工作经历，现在想回家乡工作，没想到投了一个国企后“被秒拒”，HR甚至连她的简历都没看。

她向HR询问原因，HR说得很直白，“我们这里不要海外背景的”，对方还好心劝她别在山东找工作，称当地大部分国企都不接受有海外背景的申请者。

很多人回复表示自己有类似的遭遇——

“是真的，因为我去应聘的时候也有HR婉转地表示对海外背景的嫌弃。”

“海归去国企就算有关系也会被排挤得很厉害，一些国企也不认海外学历，就算认也不算全日制的而且待遇会降档很多，还要经常被人说三道四。”

“我是事业单位，虽然HR没说什么，但是我把海外学历拿出来的时刻，表情有些不悦……”

一片愁云惨淡的气氛。

“海归”的光环不再，然而留学成本只增不减。以美国为例，根据U.S. News的统计数据，过去十年间美国私立大学每年学费上涨了144%，美国公立大学的学费上涨了171%。2023年美国私立高校的年平均学费为4.4万美元，相当于30余万人民币。

周雅曾问一个连着考研三年的本科同学，为什么不考虑出国？对方坦言，家里负担不起。

她算过一笔账：

现在出国读书，光学费一年至少要二三十万，住宿和饮食又是一大笔开销。这对任何一个普通家庭来说都不是一个小数目，几年下来，一套房子就出去了。尤其现在经济形势不好，压力就更大。

相比起来，在国内读书不知有多便宜——一学期学费5000，住宿费375，吃饭有国家补贴，基本上十块钱就可以解决一顿饭。

留学多花了这么多钱，但并不会多赚回来这么多钱。留学成本和留学收益不匹配的话，“那就是亏了。”

“当然也不能说得那么绝对，毕竟增加了阅历。”周雅话锋一转，“那就看你愿不愿意只是为人生的一段经历花这么多钱了。”

“应保尽保”

学校会很“努力”地给老师找名额。

对于一路就读于名校的优等生来说，留在国内深造也是一条更省力的捷径。多年浸润在国内教育体系中，他们已经相当谙熟通关法则，体系也回馈给他们足够的偏袒。

一早着手准备保研的林羽，自觉踏上了一条“绿色通道”。

林羽在大二上学期时加入了X老师的课题组，自此通道的大门在他面前缓缓打开。大二时他的知识储备尚且不足，便在组里帮老师做一些基础的数据收集和整理工作，给师兄师姐打打下手。做的事虽然简单，但他和X老师建立起了联系，这是他之后顺利拿到保研名额的基础。

后来，随着在专业领域的知识技能逐步完善，他和X老师的直接接触越来越多，在组里也待得越来越习惯，大三时X老师还带着他发了一篇论文。

保研事项被提上日程后，林羽开始找机会和X老师“套瓷”，向其表明跟着他继续读博的意愿。X老师遗憾地告诉他，自己的保研名额满了。不过没关系，“即使一个老师手下有三个同学但只有一个名额，他也可以把另外两个同学推荐给其他老师。”

林羽就是这样通过X老师认识了现在的导师Y老师。Y老师和X老师的研究方向非常接近，同样是林羽感兴趣且在本科几年间有所积累的领域，因此可以说林羽是寻到了一个相当理想的去处。

“对X老师来说，像我这样的学生也算是知根知底——他了解我的品性大致如何，知道我之前接受过的科研训练有哪些，成果如何。”因此将他推荐给Y老师并为其背书对X老师而言算不上麻烦或勉强，“更像是做一个顺手人情。”

有了老师的口头承诺，意味着面试这关基本可以顺利“拿下”。笔试自然是少不了的，三道题，一共300分，难度不小。

学长学姐向他传授经验，“你拿个100分就很稳，不会有任何老师为难你，如果考的比100分少可能需要跟老师解释一下。”林羽半信半疑，还是提心吊胆地准备了两个月。等到成绩出炉，他感叹，“师兄师姐诚不欺我”，的确是“只要不拿零分就可以”。即使有人真的“爆零”也并非走投无路，只要能跟老师解释得通也可以，他认识的一个同学就是这样做的。

通过这条校内的绿色通道，本校同学基本上“应保尽保”，即有保研资格又有保研意愿的同学都能顺利保研。据林羽了解，有的专业全年级一共小二百人，有一百零几个同学申请保研，最后全部拿到了保研名额。

既然每个老师能招收的学生数量有限，那么如果同学们一窝蜂地选择保研，如何能实现“应保尽保”？

林羽道出其中关窍——学校会很“努力”地给老师找名额。

保研面试前夕，年级群不断弹出消息，类似“有一个老师有名额了，有没有人要去？”这样的状况一直会持续到面试前两三天。

学校提供的助力给了他一种安心感，“你知道自己不是在孤军奋战。”大三时，辅导员找他们一一谈心，了解之后的打算，知道他有志于保研后经常给他转一些保研的最新消息，在得知X老师的名额满了后还帮他咨询过其他老师。在这个过程中他隐隐察觉到老师们对本校同学的偏爱，觉得“更合得来”。

但如果选择出国就是另一种“画风”了，“你基本上得靠自己，学校能在这其中给你的帮助微乎其微。”

林羽用一句话总结，“想保到最好的老师肯定还是有竞争，但是如果只是想在国内找一个研究生读，其实是挺简单的。”

与林羽同专业的王文从未完全排除过出国这个选项，直到确定拿到保研资格的那一晚。

但他没有经历太多纠结的过程。“当时的情况是，我不需要付出什么成本就可以在国内读博了。一边是我付出较少努力就可以立刻拿到的机会；另一边是我首先要放弃眼前的机会，而且前途未卜，就算顺利拿到国外学校的offer也是几个月之后的事了，还要度过一个紧张的寒假。你说我会选哪个？”

“大多数人其实没想明白，所以就选择跟着惯性按部就班地走下去，因为留在本校继续读下去的成本最低。”他直言，“选择留在国内不用付出那么大成本，不用动窝儿，假如你的学校不差，何乐而不为呢？”

就像前述知乎高赞答主所说，他们这些名校生们“其实并没有太差的选择。而一个人基于‘我这么做最牛逼，将来发展得比别人都好’来做出选择是很容易变得不幸的，最好是基于‘我这么做，对我来说将来的发展足够好’。”

至于这个“足够好”是什么，他们有着共同的默契。

“有‘美国梦’的人越来越少”

母亲所说的“自由民主”在林羽看来也很鸡肋。

2019年7月，计算机专业的陈辰拖着两个箱子走出旧金山国际机场，迎接他的是加州炙热的阳光和未来两个月的暑校生活。

但他很快见到了《国家地理杂志》没有展示的美国的另一面：一大批流浪汉聚集在学校附近，大麻的味道飘荡在校园内，宿舍公寓里party的音乐声日日响至凌晨，白人同学的排斥更是如影随形。

到了最后两三周，陈辰“撑不住了”。那段时间，他晚间的一个固定活动是找学校里其他大陆同学打游戏，踏着黄昏去，结束时常常已近半夜，他穿过整个校园独自走回自己的宿舍，路上空荡荡的，一个人都没有。

交换结束后，出国深造的打算被陈辰束之高阁。那种混杂着寂寥、想家和“freak out”的感觉，他很久都忘不掉。

令林羽放弃留学的最后一根稻草也是一次美国之行。大三时他与导师和实验室同学到新奥尔良参加学术会议，度过了提心吊胆的一周。

落地后的第一顿晚饭在快餐店shake shack。吃到一半时警报声大作，他们在茫然间被店员赶出，看到已经有警察守在门外，于是“狂奔”回酒店。与他们的仓皇之态不同，很多本地人站在街边看热闹，还向店里探头张望。他意识到这就是美国的日常，事实也确实如此。之后一周，据林羽回忆，每晚都有警车从他们酒店楼下呼啸而过。

不安全的感觉弥漫。林羽在工作间隙去看歌剧，剧院距离酒店大约一公里，走路只要十五分钟，但他反复思量后还是打了一辆Uber，因为路上要经过几个比较黑的路口，他曾看到有流浪汉在那里游荡。有时在街上走着，他会闻到一股“麻味儿”从路边的餐馆飘出来，去美国次数较多的同伴拉着他连说“快走快走”，担心“里面会跑出来一个奇奇怪怪的人”。

恐惧，不安——和在美国读书的朋友交流，林羽发现这是中国留学生普遍的感受。但在国内时，在实验室工作到凌晨一两点一个人骑车回宿舍是他生活的常态。

这不是林羽第一次对美国失去向往。他母亲是70年代生人，曾于90年代赴美留学，后回国从事金融业。在母亲的口中，美国代表着自由民主，是他们那代人年轻时梦寐以求之地。而当林羽初中时第一次踏上美国的土地，看到相较于北京明显低矮和老旧的建筑，他觉得有些失望，“不觉得那边是大都市。”近十年互联网在中国的高速发展使得这种感受变得更加强烈。林羽已经离不开快递和外卖。他有一个朋友曾去美国交换一年，刚回国后每天点一杯奶茶，“觉得特别爽，人生又回来了。”

“你要是在中国待得很舒服的话，出国反而会没那么舒服。”林羽说。母亲有时开玩笑说现在的年轻人不能吃苦，他不以为然，“不是不能吃苦，是生活习惯不一样了。社会发展到现在，可以不吃苦的话为什么一定要吃苦？没有必要。”

母亲所说的“自由民主”在林羽看来也很鸡肋。去年年末他又一次去美国开会，在大学校园里看到很多学生在道路两侧搭着帐篷，一边支持以色列，一边支持巴勒斯坦。他的第一反应是“不至于”。平时他也会和朋友就一些社会现象发表“锐评”，但是“不会因为觉得哪个东西不好就来办一个游行”。他自认为不是这样的人，身边大多数人都不是，“可能在中国的环境下就很难成长出这样的性格。”

在“双体制家庭”长大的陈辰，当初不出国的原因之一是政治上对中国的认同。在和父亲的日常讨论中，他认为近年来“东升西降特别快”，而中美之间的热仗不可避免，很可能在2027年前爆发。他自觉身处百年变局，在时代感和使命感的驱动下于研一时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正在成为一名正式党员的路上。

林羽、陈辰及身边的同学大多是“00”后，和父母一辈相比，他们对中国和西方的情感态度有着明显的不同。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对“00后”的这一心理转变有过细致的阐释：“00后大学生往往具有强烈的优越感和自信心，常以’居高临下’的心态看待其他国家，以‘愿望思维’看待国际事务，认为中国很容易实现对外政策目标。他们常以中国与外国两分的方法看待世界，将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视为同一类国家，将和平、道德、公平、正义等人类的普世价值观视为中国独有的传统，认为只有中国是正义的和无辜的，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是‘邪恶’的，西方人对中国有着天然仇恨。”

这样的民族认同感是如何形成的？大学校园是意识形态教育的一个重要场域。《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一书中，青年学者、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在读博士生郑雅君这样描述当代高校在思想上的功能，“在习近平总书记‘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旗帜领导下，从日常的校园媒体和精心组织的学生活动，到课堂内外与教授的互动，再到典礼上庄严的演讲，为这种文化图式的制造创造了一种稳定而鲜明的话语来源。大学生时常浸润在这种话语环境下，自然而然能够察觉到其价值导向，甚至许多人还作为学生干部担任了宣传环节的某一部分。”

在王文看来，通过高考体系进入国内顶尖高校、又在这个竞技场里过得如鱼得水的人大多是求稳、循规蹈矩的性格，该上课的上课，该写作业的写作业，考试前该复习的复习，早早进组做科研，每一步都遵循内置的规则去做，很容易成为这套价值体系的归顺者。

“如果能比较好地满足主流的衡量标准，你会感觉在这里挺舒服。”他坦言，“你要说没有太大闯劲也没错，但是它（留在国内深造）的确是一条更舒服而且不怎么容易出错的道路，尤其是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

有时母亲会说起她当年对美国的向往，每次听到时林羽都觉得陌生而遥远，“身边有这种‘美国梦’的人越来越少了。”

尾声

站在做出选择的几年后，陈辰后悔没有走出去看看。

他认为有懒惰和怯懦的原因，但更多还是“认识不足”，“被一些舆论宣传阻碍了判断”，因此面对未知会下意识地采取退让和排斥的态度。他后来了解到，很多高校教授的子女都选择了出国深造。

他记得“信息茧房”被打破的时刻。一位在国外读博的师兄回国时和他见面，通过师兄的讲述，国外先进的实验室设备、善于启发学生的老师以及科学的博士生管理模式在陈辰面前一一展现开来。

他才知道，原来最低工作量可以是每周40小时而不是70小时甚至更多，原来每天一两个小时形式主义的谈话和打卡似的“日报、周报、月报”不是博士生活的必需，原来博士可以在实验室找到归属感而不只是为“老板”干活。

陈辰也惊叹于国外的学术氛围。在国内开组会，台上的人滔滔不绝，台下的人大多在“摸鱼”，不是玩手机就是发呆。但在国外，其他同学会积极提问并且帮忙想idea，听不懂也没关系，那就直接提问，比如“你能不能翻到前一页从头讲一遍”，对此讲者和听着都不会觉得奇怪。

王文十分受困于国内这样缺乏交流的研究氛围，读研一年多来他大多数时候在家工作。现在他开始修正几年前的选择，着手申请海外博士，要学英语，要攒科研成果，很忙，但终于不再迷茫。

“就是觉得人生不能就这样度过。我来到了一个不是那么好的地方，不想之后都留在这里，还是想努力从这儿走出去，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王文说。

为保护受访者，周雅、林羽、王文、陈辰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