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兩會「中國經濟大病初癒」，旅遊業會是以小博大的回春丹嗎？

兩會第一天，文旅部就發布了特別報道：《以旅遊業高質量發展助力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2024甲辰龍年伊始，中國經濟遭遇了多重開門綠。頹勢如此明顯，以至於先前禁止唱衰經濟的禁令失效，從去年下半年起金融領域出現「非短暫經濟衰退」的新名詞。正在召開的兩會上，新一年的經濟目標被定為「奮力一跳夠得着」的5%，與前一年目標增長率持平並略低於前一年實際增長率。面對媒體關於中國物價下跌，是否正經歷通縮的疑問，《政府工作報告》起草組負責人黃守宏的答覆是，中國經濟正處於「大病初癒」的階段；央行行長潘功勝則表示貨幣政策以「維護價格穩定、推動價格溫和回升」為主，變相承認了通縮的存在。整個兩會，上至官下至民都在討論拉回經濟，「增加年假促旅遊」「設置『消費節』」「工資發給父母促生育」「家電汽車以舊換新」「制定《民營經濟促進法》」……五花八門的提案中，所有大大小小、抽象具體的事物都被寄託以擴內需、提經濟的厚望。

然而，大多數提案有意無意地避開了最大宗的三大需求。大陸中學課本就講過：中國經濟的三大支柱是出口、投資、消費。現在，受Covid政策影響，中國的國際客戶加快流向南亞、東南亞等國，導致2023年中國對外出口額（以美元計）經歷2016年來首跌，只有新能源汽車、鋰電池、光伏產品這「外貿新三樣」有增長勢頭，但目前大部分相關企業處於燒錢擴市場，暫時無力扭轉虧損的階段。投資這邊，年初A股股災已經說明了很大問題，信心一旦崩潰，政策硬拉也成效有限，股民甚至一度呼籲「閉市止損」『；剩下消費一項，其中最大頭、也是中國自1998年城鎮住房制度改革以來最重要的經濟支柱——房地產，正在經歷泡沫破裂，新房、土地、二手房成交量均以10%為單位跳水，多地二手房掛牌量（賣不出去的量）創歷史新高。無論是地方還是全國兩會，本次都是近年來提及房地產一項最少的，「房住不炒」則幾乎完全沒出現。

三大主引擎失靈，讓之前根本「無關宏旨」，不配被拿到檯面上討論的居民日常消費臨危受命。老百姓一向捂得很緊的小小錢袋，竟成了刺激經濟的衆望所歸。而2024年初表現良好的旅遊業更被視為「救市主」。實際上，中國政府至少從2023年五一小長假開始，就釋放了促進旅遊業的信號，2024年初的哈爾濱旅遊熱讓各地投資者和三產從業者收到了更直白的信號，端傳媒此前也有過分析。（延伸閱讀：《南方小土豆：嬌妻文學撐不起內循環旅遊業的「潑天富貴」》《春節福建宮廟遊走紅中國，「高顏值遊神」引發爭議》）。連龍年春晚都淡化了政治說教，以宣傳旅遊為鵠，並給旅遊業的一年之計定調——青春遊、低價遊、城市遊、內陸游、民俗遊。

對於這一官方議程，普通人最關心的問題之一自然是：中國是否真的要像20世紀末、21世紀初的日本一樣搞「觀光立國」——變文旅業為頭號經濟支柱？而眼下這種「鼓勵每個人都去其他人家鄉窮遊」的旅遊模式，是否真的能用一匹小馬拉動經濟的大車？政府推動旅遊業發展，是否還有什麼後手？

內陸、城市、年輕人、煙火氣——旅遊熱的消費關鍵詞

本次旅遊熱的實質是壓縮成本、放大人力，通過營造城市消費場景，以近乎於人口交換的方式刺激餐飲娛樂業。

國家利用旅遊業挽救低迷經濟本身並不稀奇。有非常充足的研究證明旅遊業發展和國家經濟增長之間的強因果關係（註1）。世界旅遊組織甚至給出過數據：旅遊產業平均每增加1元收入，相關產業就能整體增加4.3元收入。用旅遊業救市有其合理性——作為行業，旅遊業有小、輕、靈、快的特點，不需要過多前期準備就能原地起跳；資金不足、硬件不夠都可以短期內用人力頂上，而人力恰恰越是經濟低迷越是「物美價廉」。

因此，很多一二產業基礎差的國家都以旅遊業為主要發展方向。截止Covid疫情前，有44個國家和地區由旅遊業提供15%以上的就業，15個國家旅遊業對GDP的貢獻超過15%，其中不僅有經濟欠發達的度假勝地如馬爾代夫、塞舌爾、斐濟等，還有西班牙、意大利、希臘等增長放緩的中等發達國家。為了緩解疫情對經濟的打擊，2023-2024年，很多國家都打出來旅遊牌，多數瞄準國際遊客，也有少數寄希望於本國遊客。哥斯達黎加甚至獨出心裁，暫時把全部全國節假日挪到週一來造出「小長假」，鼓勵國人短途遊。不過，小、輕、靈、快的旅遊業不可能是萬能藥水，各國情況不同，旅遊經濟的重點和效果也不一樣。

本輪中國旅遊熱既是疫情後需求的集中爆發，又受到地方政府引導，特徵非常鮮明。僅看最直觀的：誰在旅遊？從哈爾濱、淄博等熱門目的地和攜程、同城等旅遊平台的大數據報告看，最大的群體是90後（集中在95後），其次是00後和80後，有明顯的年輕化趨勢。進一步限定就是「偏好低價遊的年輕人」—— 據新華社報導，春節假期旅遊出行共4.74億人次，旅遊收入6326.87億元，平均每人僅貢獻1300多元。（後文會提到，1999年第一個旅遊黃金週，人均消費就達到了504元，考慮到通脹因素和人均收入變化，25年後的1300元真的不算可觀。）

其次，去哪旅遊？國內目的地佔絕大多數，比起名山大川、購物天堂、度假海島，城市成為主要旅遊目的地。據民航和鐵路系統統計：重慶、成都、武漢、長沙、杭州、廣州等新一線和強二線城市，以及哈爾濱、普寧、瀏陽、淄博、喀什、錦州等網紅二三線城市是主要目的地。用新華社旗下《瞭望東方週刊》的話說，「人們正在把城市當景區」。尤其要強調的是，今年被強推的武漢、長沙和已有幾年人氣的成都、重慶、西安都代表着「內陸」概念的政策熱度。2024年初中央和地方官媒的高頻關鍵詞「內陸開放新高地」最早是2022年用來背書貴州發展模式的。近期貴州經濟神話破裂，「內陸」概念被湖南、湖北、河南等地接手，宣傳重心業也從高投資的進步神話轉移到了區域中心受青年喜愛、具有生活氣息和消費活力、帶動周邊發展上。

這又涉及到「旅遊看什麼」的問題。《瞭望東方週刊》總結：「依託城市內部生活化、綜合性配套供給所產生的旅遊消費，可能遠遠大於景區門票收入。」概括來說就是「市井煙火氣」成為旅遊熱點。從短視頻媒體趨勢看，普寧古城、哈爾濱的早市、西安的大唐不夜城、長沙的太平街橘子洲⋯⋯以及打鐵花、英歌舞、舞獅子、遊神、童乩等非遺項目或地方民俗展演，無論是否保留原貌都能帶來人氣。進一步說，景觀在人不在物。兩會中，中國旅遊研究院院長戴斌就說，以後旅遊業看的不是過去的景，而是現在的人們熱火朝天的生活。其中旅遊目的地的本地人成為了景點和服務者自不必說，熙熙攘攘的遊客本身也構成了景觀的一部分。這樣的煙火市井氣象和國潮的消費概念結合起來，理論上比起名山大川更能小成本刺激消費。實際情況中，上一個冬季餐飲業的確在旅遊經濟中回暖。

簡單粗暴地說，本次旅遊熱的實質是壓縮成本、放大人力，通過營造城市消費場景，以近乎於人口交換的方式刺激餐飲娛樂業。雖然遊客人均消費不高，但根據文旅部提供的2023年上半年數據，國內旅遊收入對居民消費增長的貢獻率竟然達到59%，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也有38%。只不過，政策制定者看好城市是因為城市場景容易刺激消費，但很多普通遊客選擇城市遊，卻是因為時間金錢有限。這個矛盾一直存在於旅遊經濟的神話背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發展旅遊業的過程中，讓誰來旅遊，誰來埋單，如何說服這些人旅遊，旅遊之後又能怎樣？

這些問題一直存在，並直接影響着旅遊救市的效果。

吸匯、引資、擴需、炒地——有需要，找旅遊業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歷了大小近十次經濟危機，其中旅遊業反覆為中國扮演着紓困救急的角色。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歷了大小近十次經濟危機，其中旅遊業反覆為中國扮演着紓困救急的角色，具體的領域、作用和效果卻不一而同。

1978年中國正式對外開放後，國外投資者擔憂政治風險和經濟環境，來華投資意願低下。鄧小平出訪新馬泰後受三國旅遊業啓發，連續五次親自批示中國也要用旅遊業拉外匯、吸外資：「旅遊事業大有文章可做，要突出地搞，加快地搞。」 當時發展旅遊業也要靠中央發起從上到下的政治運動。國務院成立了谷牧領導的旅遊業專項領導小組，給各省分配旅遊任務、下達接待指標。當時，旅遊業基本完全服務於接待外賓和考察商團，利用「與國際接軌」的服務打消對方疑慮。居民本身旅行的經濟條件十分有限，中央對其也僅持「不提倡、不宣傳、不反對」態度。1979年，旅遊業拉來了改開後的第一筆外資，來自美籍華人陳宣遠；而這筆錢被用來修建北京建國飯店，進一步發展外事接待和吸引外資的能力。就這樣，旅遊業吸引外資、外資投資酒店航空等旅遊設施、旅遊設施再次擴大投資規模⋯⋯車輪開始滾動，十年間旅遊業的年均創匯規模從1978年的2.6億美元幾乎翻了十倍。

六四之後，中國受西方世界制裁，轉而尋求和旅遊業上的「師父」、發展迅速的東南亞合作，並因此開通了來往新馬泰的自費跟團遊作為紐帶——目的仍然是讓人口流動帶動外匯外資流入、盤活經濟。這輪旅遊救市不如上一輪順利。一來當時中國和東南亞在吸引外資方面的優劣勢沒有形成顯著差異，旅遊之後下一步能合作的項目有限。二來，1990-1991年的蕭條是旅遊業最直接的制約因素。國人本就在惶惶不安中勒緊褲腰帶，加上人民幣貶值，願意出海旅遊者寥寥。報名旅行團的遊客實際上多數不是消費休閒或觀察市場的富商，而是決心下南洋投奔親屬的偷渡客，下了飛機就失去了蹤影。

1993-1995年間，外資涌入加上鄧小平南巡等政治因素，導致經濟過熱，中國進入改開後最嚴重的大通脹，貨幣貶值，成本飆升、物價高企，而居民購買力相應收縮，居民消費對GDP貢獻持續下降；而隨後種種抑制通脹的「軟着陸」出台，導致樓市股市雙跳水、民企破產。一漲一跌之間，很大一部分是普通居民在買單。為了提振消費信心、發掘內需，旅遊業終於首次和平民百姓掛上了鉤。1995年五中全會提出《關於制定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的建議》，將旅遊業列為第三產業新興發展序列中的第一位，同時國務院配套推出雙休日（此前是週日單休），希望帶動餐飲、商場購物和短途旅遊。

這波政策傾斜對即時經濟調整的效果一般，貨幣波動的情況下看旅遊人數，之後幾年增長並不明顯。但是雙休日製度對整個第三產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多出來一天時間讓人們感受到了「放假」的質變，人們即便手頭不寬裕也足夠從無到有過起「文化生活」——電視上出現了週末檔，「快樂大本營」、「幸運52」等都在這一時期推出；電視劇數目驟增；電影院首度引進進口「大片」……影視劇工業化豐富了群衆的週末生活、讓中國有了第一代「流量明星」和「明星經濟」，也順勢孕育了「華誼」、「光線」等大陸娛樂資本。類似的故事還發生在唱片、商業出版、社會餐飲等行業……第三產業數年內成形，其影響一直延續到今天。

1995年的穩健調控緊跟着1998年的全球大通縮，危機中的中國進一步出口跳水、外資驟減、民企破產、青壯年失業、內需凋零，和今天的情形有一定相似性。為了緩解通縮，1999年國務院推出了第一個「國慶黃金週」，鼓勵人們旅遊消費。這個計劃的短期效果明顯：當年黃金週出遊人數達2800萬人次，旅遊綜合收入141億元（人均約504元），之後幾年的黃金週大體維持了這樣的熱度，旅遊對GDP貢獻增加明顯。不過，旅遊熱對整體消費水平意味着什麼？意見並不統一。多個專家（或許也不需要專家）指出，經濟危機時期，木桶的短板不是消費意願/需求，而是消費能力。中國人沒有貸款消費的習慣，收入有限的情況下只能在旅遊前後節衣縮食，數據上造成旅遊業帶動繁榮的假象，實際上則是對全年消費能力的不健康透支。

2005-2007年經濟好轉後黃金週在爭議下被取消，但隨後2008年的金融危機又讓很多人呼籲恢復黃金週。中國這次採取了調休制度——和2024年的哥斯達黎加一樣，將原有節假日拼湊為小長假來刺激中短途旅遊。調休政策揭開了休假話題關於勞動權益和福利的表象，將政策層面休假、旅遊業、消費和救市的關係拿到了檯面上，引發很多居民抱怨：平時辛苦為國工作，假期還要辛苦為國旅遊、為國消費，這樣的小長假不要也罷。

另一個興起於2008危機後，並逐漸變得十分顯著的趨勢是旅遊地產的崛起以及不出意外的泡沫化。《中國經濟週刊》曾專門報導，2010年起，央企、國企、民企、外企的熱錢大量流入旅遊地產。尤其是2009年底「國四條」限制商品房價，大地產商們紛紛搭上政策新寵旅遊業。《週刊》精要地總結了旅遊地產業的特點：旅遊地產業成為部分省市的支柱產業，並從京滬轉移向二三線城市、從大都市核心商圈和周邊遊憩帶轉向風景區；項目由開發商而非景區主導；建成後空置率高、投入產出不成正比。這輪旅遊虛火一直蔓延到2018年，並蔓生出「康養地產」、「度假地產」等一系列概念，最後和房地產泡沫一起破裂。

和本次大陸熱潮旅遊業形成互文的是，2024年香港也提出了「盛事經濟」，短短兩個月內多個文旅項目緊急上馬，除了高端文體賽事之外也有「夜繽紛」這樣持續三個月的「煙火氣」夜市活動。和大陸旅遊熱明確是為了擴內需不同，香港仍寄希望於吸引境外遊客，更重要的目標似乎是向媒體釋放信號、放大Hong Kong is back（香港回來了）的存在感。（延伸閱讀：《今年盛事特別多：港府力推盛事經濟，能重振香港品牌嗎？》）

覆盤中國當代旅遊業，旅遊的主體從外賓變成了中國人自己，其有意無意的「後手」從吸收外資到壯大整體第三產業再到綁定房地產，有得有失。但振興旅遊業時最常說的「擴大內需」，換言之經濟困局中的居民消費能力，反而一直是旅遊業中的短板。回頭看，1990年代中後期危機中旅遊業的角色和今天有可比之處，而「旅遊地產」的思路非常有助於了解此次內陸旅遊熱，放在後面說明。

「觀光立國」並非沒有條件

日本採取的策略和現今中國有頗多相似。

中國之外，此次旅遊熱還被頻繁地和日本1990-2000年代衰退中的「觀光立國」戰略相比。日本的故例提供了較為成功的經驗，但也展示了成功的一系列條件。

和中國旅遊業硬啓動不同，日本商業化大衆旅遊業發展較早，在經濟上升的1970-80年代，普通旅遊項目外已流行起了滑雪遊、購物遊、高爾夫遊等奢侈項目，需求旺盛。而在海外，不僅中國的涉外飯店接待了一批批日本遊客，歐美也像2000年代感慨中國遊客有錢一樣感慨日本遊客財大氣粗，用買菜的態度買奢侈品。

1990年代初，伴隨泡沫破裂，日本進入平成大蕭條時代。值得今人特別注意的是：最初日本也寄厚望於讓國人境內遊拉動內需，因為旅遊業的蕭條比經濟蕭條滯後了兩三年——或許是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又或許是大宗資產失守後的絕望消費，日本國民旅遊行情經歷了從奢侈出境游到普通出境遊、到境內長途遊、境內中短途遊，最後到主題公園一日遊，才算是降無可降。（關於主題公園熱，經濟學上也有「迪士尼效應」的說法，本質上就是旅遊業版的「口紅效應」。）

放棄交換人口式「旅遊內循環」後，日本重新布局對外旅遊業，國民從遊客轉變為旅遊從業者，職責也從在旅遊中花錢變為通過旅遊賺錢，將日本逐漸轉變為第一個以旅遊為主要來源的發達國家。

日本採取的策略和現今中國有頗多相似。首先，為了深度發掘全境的旅遊潛力，讓各地都能吃上旅遊飯，日本對旅遊業和廣義三產的定位從之前的一元大和文化變為凸顯地方多元特色——以一都（東京）、一道（北海道）、二府（京都和大阪）為核心，帶動周邊43縣的景點建設和營銷，總共營造了13個不同特色的旅遊圈。即便是之前被民族主義色彩的「大和文化」主敘事嚴重壓抑甚至打擊的沖繩文化和阿伊努文化，也作為寶貴的旅遊資源得到宣傳。

這種趨勢和中國本次旅遊熱着眼於內陸新一線、強二線城市，讓華中大城市帶動周邊旅遊有異曲同工之妙。和90年代日本一樣，旅遊熱凸顯的不再是故宮、長城、泰山、西湖等全國性地標，而是各地不同的方言風俗、風土人情，並且最後一定要落到潮牌、文創、演出、工作室、美食等可以消費的項目上。也和日本一樣，歲末年初，面向全國觀衆的方言rap、影視劇等在中國媒體上掀起方言潮，和前幾年竭力推廣普通話的議程背道而馳。很多民間習俗從前或因彰顯少數民族身份，或因有外國影響或宗教色彩，都處於「不可見」狀態，但目前只要能推動消費幾乎就是百無禁忌。

從旅遊人類學的角度，一個較大地區要靠旅遊謀發展，幾乎必定要凸顯內部文化多樣性來增加旅遊資源。但這種凸顯最後究竟是刺激區域內均衡發展、被高層文化管理者攔腰斬斷、淪為「人類動物園」式的穿着民族服裝付費合影、還是導致求奇觀異的遊客和覺醒了身份政治與地方保護主義的本地人迎頭相撞，就要看具體的政治經濟條件了。

第二個相似之處，是日本的觀光業同樣主打人力密集，力爭把更多目的地居民納入到旅遊服務體系中。1990年代末到2000年代初，日本各地均對民衆進行旅遊業培訓，觀光專業也成為大學重點扶持的科目；甚至有「全民景點、全民導遊」的說法。這種旅遊業大動員的手法和今天哈爾濱、淄博連小學生都要上街引路的模式相似，但後者剛剛起步，很多人是義務勞動，並不能獲得收入。此外，經過二十幾年觀光業打磨。日本不僅有適應國際旅客的精細服務業，還在人文景觀的打造上大下功夫。例如變街道為舞台、民衆為演員、四時為節日的種種祭典，很多在原有規模上增加花車、花燈、煙花、歌舞等表演，讓遊客無論淡季旺季都有景可賞。很多傳統美食、儀式、物事甚至是當代的復興和發明，至少在1990年代之前並不為人所知。

經濟停滯中，中國和日本都把人視為重點的旅遊資源，都努力打開自己的城市面貌、地方景觀來刺激消費。而論及區別，最核心的一點是日本以招攬外國遊客為重，而中國2023年的入境遊只有2019年的一成多，一時難以解凍。眼下旅遊業幾乎完全依賴內循環，整體資產縮水中，串門一樣的互相旅遊多少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又暫時沒有利好旅遊業的休假政策出台，從日本的先例看，國內遊的冷或卻也只是時間問題。

此外，日本經濟停滯在突飛猛進後的高位上，依託虛火餘溫和之前就已經非常繁榮的偶像工業、動漫、時尚，日本迅速發展起了可觀的所謂「文化軟實力」，讓文化和旅遊相互促進成為支柱產業。這情形可謂是中國1990年代中期雙休日帶動文娛工業化的加強版。而此時，中國經歷了疫情3年的搓磨停滯在低位上，根據稅收推測月收入5000元以上的僅有1億人，文化消費力很疲軟。此前幾年文化工業本身就頻繁經受政策打壓清理，又被防火牆限制，以至於目前有活力和旅遊業同進退的只有短視頻。在流量經濟的邏輯中，兩者都需要不斷投入重人力重資金整活才能營利，難以看到常態運作的希望。

說來說去，「後手」或仍是房地產

拆舊蓋新、以舊換新，在理想情況下能滿足新引進人口的「剛需」，還能在拆遷戶那邊製造新的剛需，共同拉動商品房新房市場，從而保障政府賣地收入、投資新基建和還地方債的壓力。

那麼政策設計者就打算靠「整活」讓中國過上全民外賣員、全民主播、全民服務員、全民遊客的生活嗎？

儘管高層設計者對於推進具體政策經常是拍腦門、拍胸脯、拍大腿、拍屁股，缺少一致和連續的理解，但種種推進旅遊業的政策「恰恰」吻合了另一種紓困戰略——在兩會討論中猶抱琵琶半遮面的房地產。是的，仍舊是房地產。

自從2016年習近平提出「房住不炒」，國家試圖抑制房地產泡沫已有數年。然而一旦疫情中間房地產泡沫真的破裂，中國經濟一時又無法找到其他強力引擎。2023年下半年起，中央頻繁提及「軟着陸」，扶持需求、鼓勵交易，溫和調控，本質上就是表明：還是要撿起房地產這根經濟支柱。兩會期間更是首次放棄「房住不炒」的提法。那麼，在哪炒，怎麼炒？旅遊業似乎指明瞭方向。

去年下半年以來房地產領域釋放的信號、出台的措施恰恰和年初春晚釋放的文旅信號若合符節——讓人和錢都到內陸大城市去。為了說明這個趨勢，不妨以春晚作為切口觀察。北京之外，西安、瀋陽、喀什、長沙四大分會場反覆強調「少年」、「青年」，給他們打氣、釋放善意，展示穿漢服、唱rap的快樂人群擠街道上歡呼雀躍，不只是在邀請大家旅遊，還在邀請青年人才就業落戶。春晚之後，四個城市和其他內陸核心城市都明確釋放了這個信號。邀約背後，將年輕人「趕/迎」進內陸城市的推力和拉力兩者確實兼備。

就推力而言，即便月入5000元以上的1億人大多數集中的在超級城市，他們也缺乏能力在北京上海為國接盤，即便月光也對大盤帶動有限。政策上，這些城市頻繁有清理非高端人口的動作，飆升的生活成本和裁員潮也將年輕人趕出去。另一邊就拉力而言，逃離北上廣的白領很自然地考慮流入生活方式類似、成本較低的新一線和二線城市。

還是以春晚四大分會場為例，西安最早2018-2019年就開始了搶人大戰，給引進的青年/高技術人才發放高額購房補貼，本質上是一種房票——數目很大，但不買房一文沒有。目前，西安樓市已經領跑了數年，最近幾個月逆風而漲，頻頻處於房價漲幅榜首。喀什吸引人才的政治意味較大，經濟導向長期和短期均不明顯。至於瀋陽，春晚會場所在的鐵西區工業博物館片區是近期規劃的重要板塊，2022年底起已經出台各種政策吸引外地青年技術文化人才工作、落戶、以及購房，緊跟着2023年，以瀋陽為軸心，遼寧實現了全東北10年來首次人口淨流入。最典型也最能代表內陸政策的是長沙，這個城市最近幾年一直有舒適城市、宜居城市、青年友好城市的美名，活躍的文化生活和市井氣息名聲在外，但房價公認還「可以」有上升空間。2024年1月，湖南省委開年推出了「解放思想大討論」，儘管可以從不同角度解讀，但湖南省委本身給出了「三高四新」「吸引外資」「湘商回歸」等關鍵詞。

人才引進、青年落戶，自然刺激了消費，也產生了新的購房「剛需」。並且以這幾個城市為代表，新一線和二線城市都在進行舊房拆遷、舊城改造以及房產的以舊換新：西安剛剛放話2025年前要再完成1319個老舊小區的改造；長沙則出台了《長沙市城市更新專項規劃(2023—2035)》，按部就班地邊拆邊蓋……陸續發行的超大規模國債可以為地方的拆舊蓋新提供成本。理想情況下，拆舊蓋新、以舊換新既創造了就業，有能滿足新引進人口的購房「剛需」，還能在拆遷戶那邊製造新的剛需，共同拉動商品房新房市場，從而拉起地價、保障政府賣地收入、投資基建和償還債務的能力。如果這個從發展低價旅遊業到幫助地方政府建房賣地的政策「哥德堡裝置」能夠成功運行，似乎就能帶來新的繁榮。

下一步，和日本思路一樣，如果內陸大城市能得到發展，輻射周邊形成都市圈來共同繁榮，似乎也是指日可待。2021年國家批示了第一個南京「都市圈」，隨後陸續共批示了14個：福州、成都、長株潭、西安、重慶、武漢、瀋陽、杭州、鄭州、廣州、深圳、青島，大多於2023年獲批，分布同樣傾向於內陸，大有新時期再搞「三線建設」的勢頭。
唯一的問題——也是一直的問題——是居民的消費能力。從特種兵式窮游到來此就業，到落戶，到買房，再到吸引別人來此窮遊的鏈條閉合起來談何容易。中國買房人的接盤能力世界首屈一指，但也肯定不是無窮無盡的。

這幾年來，為了消耗過剩產能、刺激內需而推動的國潮、中國風消費在2022年後已經走起了下坡路，留下花西子、墨茉、虎頭局、完美日記等品牌的一地雞毛；2023年開年餐飲業起勢兇猛，商家和資本都想好好利用壓抑了三年的下館子需求，但隨後就是一輪輪閉店破產潮，餐飲業大媒體紅餐網預測，餐飲業已經進入了量入為出的「第四消費時代」……這些單價比口紅還便宜、小宗到不能再小宗的消費品都沒能長期留住口紅效應，更何況是國家希望人們奮起消費的房、車等大宗商品？

最後，無論政策合理與否，穩定落實都是問題。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以維穩和宣傳為核心的種種政治、文化要求只是暫時被救市的緊迫需求壓抑。按照既往經驗，旅遊業一旦發展起來，它們很快就會重回高位、「加強監管」。經濟建設又要快步發展、又要不能出錯；文化娛樂又要繁榮發達，又要健康嚴肅……同一項事業承載太多期待，一不小心就會變成四不像。

旅遊業剛剛火了半年多，這個勢頭甚至已經出現——兩會第一天，文旅部就發布了特別報道：《以旅遊業高質量發展助力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針對少數民族地區，要求旅遊業「引導各族群衆樹立正確的中華民族歷史觀」。最新指示各地旅遊局肯定不能怠慢，這無形中就給前面提到的用地方色彩、民族風俗吸引遊客的趨勢鬆開了油門，甚至踩上了剎車。

此外，電商出口、環保、外交甚至養老和促進生育等政策熱點，在兩會前都表現出借旅遊業東風的趨勢。小、輕、靈、快的旅遊業能否以小搏大，滿足這麼多需求？百姓一邊在降息中坐等儲蓄貶值，一邊惱火於除夕都無法休假回家，人們究竟還有多少富餘的錢和時間來為國旅遊？這些問題我們很難給出樂觀的預測，但也只能等待時間去解答。

註1：Seghir, Guellil Mohammed, et al. “Tourism spending-economic growth causality in 49 countries: A dynamic panel data approach.” Procedia Economics and Finance 23 (2015): 1613-1623; Gwenhure, Yvonne, and Nicholas M. Odhiambo. “Tourism and economic growth: 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Tourism: An International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65.1 (2017): 33-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