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離序列的人：從斷繳社保開始

得知被裁員時，陳文欣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我的社保該怎麼辦？

她今年31歲，碩士就讀於澳大利亞一所大學，畢業後回到中國在一線城市的一家外企工作。

社保全稱為「社會保險」，主要對參保者提供養老、醫療、生育、失業等領域的現金補貼。中國勞動法規定，企業必須為受雇者繳納社會保險——這也是中國人最主流的參保方式，其中，企業和受雇者會根據政府規定的比例來承擔相應的保費。

「社保千萬不能斷」，是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共識。因為幾乎在所有城市，社保與戶籍制度共同在社會治理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諸如買車、買房、落戶、就醫報銷比例、孩子接受教育等一系列政策均與社保進行了捆綁。

例如，北京市主城區的小學均規定，對於非本市戶籍的適齡兒童，其父母一方需至少連續在該區繳納一定年限的社保，子女才能擁有搖號入學的資格；非京籍戶口，需連續在京繳納社保滿五年，才可以擁有在北京購房、車牌搖號的資格等。

繳納社保代表著被納入了既定的國家管理軌道，並拿到可以享受特定政策的入場券。

從這個角度看，失業者可以被視為「脫軌者」。當公司不再為他們繳納社保，他們可以以個人身份參保，並承擔全額保費。但這一參保形式有個bug——參保者只能在其戶籍所在地繳納社保。

也就是說，所有在異鄉拼搏的年輕人如果想在定居的城市擁有連續的社保繳納記錄，只有持續不間斷地工作。

在陳文欣居住的一線城市，社保斷繳三個月，之後可以補繳，且不會影響繳納記錄的連續性。但如果超過三個月，則無法補繳，就算之後找到工作，繳納年限也會歸零、重新計算。她和丈夫計劃這兩年生小孩，如果自己斷保，會不會影響小孩的戶口和教育？

留給陳文欣的時間不多了。

保留一種可能性

在三個月的deadline到來時，陳文欣不得不再次將已在頭腦中計算過無數次的家庭收支又算了一遍：每月房貸18000元、車貸3000元、家庭固定開支4000元，扣除這些開支，丈夫每個月的工資幾乎沒有剩餘。

在沒有找到工作的情況下，能夠保證社保不斷繳的路徑只剩一個——找機構代為繳納。這種方式並不合法，即通過專營社保繳納的中介公司或經營個人公司的朋友，以公司為員工繳納社保的名義按照所在城市的最低繳納額度繳納社保，由此產生的所有費用均由被繳納社保的一方承擔。為此，陳文欣需要每月支付2000多元給代理機構。

這2000元成為他們小家庭無法承受之重。丈夫建議向雙方父母求助，但陳文欣很猶豫。

「我家在江西一個小縣城，父母那一輩的想法相對保守，在他們一貫的認知中，老了有退休金可拿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如果我告訴他們，現在沒有單位在給我交養老金了，他們會覺得天都塌下來了。為了一點錢，讓父母為我擔心，我覺得沒必要。」她說。

同樣被困在社保斷繳難題中的還有吳佳佳。在被公司勸退後，最先困擾她的也是社保問題。

從中國一所知名大學畢業後，吳佳佳來到北京工作，這是她在北京的第三年，擁有正式社保的第二年。她交到一些朋友，養了一隻貓，「稍微找到些生活的狀態」。

身邊人都告訴過她千萬不能斷繳社保，理由非常常規：買車、買房、孩子受教育會受到影響。

「但是這些都離我太遙遠了」，吳佳佳說。對於自己在社保問題上的猶疑，她思考後解釋說：「想要為自己保留一種在既有軌道上生活的可能性。即使我知道這輩子都買不起北京的房子，但這種可能性依然像在一頭驢面前掛著的那根蘿蔔。」

吳佳佳清點了自己北漂三年的存款，發現那筆錢在現有生活開支不增加的前提下足夠她在北京躺平兩年，但如果每月還要額外支付2000余元社保，則沒有那麼樂觀。

繳，還是不繳？

在中國多個社交平台上，有大量年輕人在詢問類似問題：「斷繳社保有哪些影響」、「社保能不能斷」、「社保能補繳嗎」、「如何找人代繳社保」，並由此催生了一批對社保問題答疑解惑的知識博主。

李曉明四年前也經歷了這種折磨。2019年她從前公司離職後，選擇找平台代繳社保。那次的代繳時長6個月，每個月支出2100余元，總共花費一萬余元。

與陳文欣不一樣，買房、買車、生孩子從來不在李曉明的人生規劃中，她自稱「絕貸佳人」——沒有房貸、車貸以及後代。對於當時選擇代繳社保，她表示，主要是考慮到在沒有工作期間萬一生病怎麼辦。她所在的城市，失業人員無法單獨繳納醫保，想要享有國家醫療保障服務，必須統一繳納社保。

但現在回想當時的做法，她連稱「非常後悔」。

繳納社保似乎沒什麼意義了

2023年12月是劉玉婷失業的第7個月。辭職前，她在廣州一家會計師事務所工作，每天熬夜工作至凌晨四點。儘管才23歲，她覺得自己的身體已經被掏空了，甚至感覺自己有猝死的風險，於是毅然決然辭了職。

在辭職的當月，她打開大學同學微信群，想問一下大家怎麼處理失業後的社保問題，結果出乎她意料：在56個人的群中，有35個人失業，其中28人的社保處於斷繳狀態。

劉玉婷瞬間不焦慮了。

隨著經濟下行、群體性失業的發生，斷繳社保成為越來越多人的選擇。

2022年中國參加社保的人數比上一年減少1700萬，醫保參保人數比上一年減少2500萬。在經濟活躍、社保系統負擔較小的上海也出現了同樣的趨勢。據上海人社局披露，截止2023年上半年，養老保險的參保人數比2022年末減少7萬餘人。

與此同時，多個省、市大幅上調社保基數下限（即最低繳費基數）。以深圳為例，2023年深圳養老保險最低繳費基數標準為2360元，到2024年，則漲為3523元，漲幅接近50%。

一般來說，社保繳費基數的下限是根據上一年社會平均工資的60%計算的，所以其增長幅度應該同步於社會平均工資。但各省市統計到的平均工資漲幅，卻與普通民眾的真實感受完全脫節。

「隨著這幾年一些變化的發生，越來越讓我覺得社保之於我的作用，需要重新評估」，李曉明表示。

李曉明長期在外資藥企工作，其所在公司在醫保談判中曾接連被醫保局的相關談判代表殺得片甲不留，這讓李曉明格外留意醫保目錄中藥品種類的變化。

「政府很願意讓老百姓看到政府非常努力在為人民服務，慣常做法是不斷壓低外企的藥品價格，把企業逼得節節敗退。但這樣一來，只能導致好藥、有效果的藥根本無法進入醫保目錄，能進入的反而是一些效果明顯不行但價格低廉的國產仿制藥。」她說。

李曉明舉例道：她前幾個月犯鼻炎，接連去了她所在的一線城市的三家醫院，給她開的都是國產頭孢——這些藥對她的鼻炎毫無作用。最後，她去到了一家非常知名的三甲醫院，向醫生指明要某一款進口頭孢，卻被告知醫院沒有這款藥。

而在兩三年前，她所在城市的多家醫院都可以為病人提供上述品牌的頭孢。最後不得已，李曉明去到一家私立醫院，自費購買了進口頭孢。

李曉明的父親剛剛從一所地級市的醫院退休，對於女兒的買藥經歷，他坦承這只是開始。因為醫保費用緊張，很多醫院的手術設備甚至都只能使用國產器械，這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手術效果，甚至會加重病人所承受的身體創傷。因此，李曉明的父親日常就醫也會選擇自費去大城市的私立醫院。

「這麼一來，繳納社保似乎就沒什麼意義了，因為社保所涵蓋的醫療保障根本無法起到保障的作用」，李曉明說。

而更讓她難以接受的是，社保繳納費用近幾年的連年上漲。其中2023年，她所在城市的社保繳費基數下限上漲幅度超過了12%，遠超她工資4%的漲幅——而後者是她與公司據理力爭的結果。

醫保之外，社保中所涵蓋的養老保險存在的意義也在越來越多地被年輕人質疑。

誰能給我保障？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教授張丹丹曾發文表示，2023年3月青年失業率的最大值可達到46.5%，遠大於當時官方公佈的19.7%。

張丹丹的研究同時指出，根據國家統計局2023年3月城鎮16-24歲人口勞動參與數據顯示，全國城鎮16-24歲人口約9600萬，其中非勞動力為6400萬。而6400萬非勞動力中，在校生為4800萬，剩餘的1600萬非在校生大多選擇躺平，不工作、「啃老」，即所謂的「全職子女」。

劉玉婷和她的34名大學同學便位列這1600萬人中，但她認為自己是被動「躺平」。投出的幾百份簡歷都石沈大海，她獲得的面試機會寥寥無幾。因此，本打算只斷兩個月的社保，一直斷繳到了現在，她也因此被同學拉進了一個名為「養老計劃小分隊」的群。

在這個群里，大家的聊天主題是如何省錢、攢錢，以在年老的時候可以實現自費養老。

「群里的同學都認為，即使我們現在足額繳納了社保，但等到我們老的時候，這筆錢都不一定能拿回來，還不如每個月攢一千塊錢的養老金」，劉玉婷表示。

劉玉婷的擔憂不無道理。官方統計數據顯示，2022年中國人口減少了85萬，為60年來首次出現人口負增長的情況。北京大學社會學系一位常年研究中國人口模型的教授表示，因為計劃生育政策的暴力破壞，中國的人口結構被強力改變，到本世紀中葉，中國人口將出現斷崖式下跌。相關研究則指出，屆時每三名中國人中將會有一名老年人。這一數據在2010年是8:1，2023年則是5：1。

而本世紀中葉，恰逢諸如劉玉婷一樣的千禧一代逐步進入退休階段。「所以養老不能指望國家，還得靠自己」。劉玉婷說服了自己，斷繳社保不值得恐慌。

周然是劉玉婷的大學同學，與劉玉婷不同，她自2022年畢業便從來沒繳過社保，她說這是她的主動選擇。

周然長期關注豐縣被鐵鍊鎖住的八孩媽媽事件，並曾打算和女權組織的夥伴一塊兒前去豐縣看望這位媽媽，但她們的計劃被守備森嚴的村莊「巡邏員」阻止了。

而在該案的一審判決結果出來後，她更加憤慨：「判決書認定董為民犯的是虐待家庭成員罪，這意味著地方法院認為董為民和鐵鍊媽媽的買賣婚姻是有效的，這太荒謬了。這個判決表明，國家、社會、法院都沒能給鐵鍊媽媽一個保障，所以我們憑什麼相信國家體系設計下的社保制度能帶給我們保障？」

作為一名悲觀主義者，周然認為在中國出生的每一個女孩兒都無法獲得保障，「在父權和專權的雙重制度夾擊下，包括父母在內的所有人都無法保護我們。而且因為女孩兒體型上的弱勢，甚至警察在人群中抓人時，都會率先圍捕女孩兒。這種情況下，任何人都無法讓我相信，在祖國我的生活是可以有保障的」，她說。

劉敏同樣是一名悲觀的人。2022年4月的上海，她在陽性轉陰後仍被抓到了方艙醫院。在那裏看到了弱勢群體被以防疫之名肆意踐踏。

疫情三年，她在上海參加過多場線下小範圍的關於國家、公民社會、民主政治、女性權利的討論。「但是這一切都並沒有讓世界變得更美好」，她說。

於是在2022年11月，她辭去了蒸蒸日上的互聯網公司的工作，決定在離散中重新找到生活的意義。相應的，她也主動停掉了在上海的社保。「我和我的朋友們很少擔心養老金問題，我們都認為我們根本不會活到可以領養老金的歲數。」

劉敏的醫保賬戶還剩7000多元，她說這足夠用了。「如果我得了大病的話，直接死掉就行了，我並不想去努力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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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流動資金捉襟見肘的壓力下，陳文欣最終決定不再繳納社保，相反去申請了失業保險金。這樣一來，家庭資金從每個月需要支出2000余元變成了增加2000多元。

但申領失業保險金意味著，陳文欣此前的社保連續繳納年限會被清零。這或許對她車牌搖號以及孩子教育產生一些影響。

為了對衝這種潛在的影響以及考慮到找工作的難度，陳文欣決定備考公務員。她認為，考上公務員後，首先可以拿到所在城市的戶口，相應的，她的子女也會擁有這所城市的戶口，受教育難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迎刃而解；其次，有了公務員身份後，即使社保因斷繳可能導致她的繳納年限少於同齡人，但因為公務員的社保繳費基數遠高於民營企業，所以到退休年齡，她每月到手的養老金會高於非公務員序列的人。因此，她想放手一搏。

相關數據顯示，公務員領取到的退休金約為退休前工資的90%，企業退休人員平均退休金約為退休前工資的43%，農民的退休金則只有每月150元左右。過去十年，儘管中國官方媒體曾連續宣稱將終止退休金雙軌制，但相關制度改革從來沒有徹底改變過兩者之間的收入鴻溝。

對於這種「名亡實存」的雙軌制養老金體系，北京某知名大學的一位青年教師稱之為「劫貧濟富」。

「在中國過去20年的高速城鎮化進程中，很多農二代開始扎根城市，這個群體構成了城市裡的勞動力主力。但這些人繳納的錢卻被用來養城市的老人，這批老人中很大一部分在退休前是由國家財政供養的，而這些進城的農二代的父母在農村每月則只有100來塊錢的養老補助。這意味著國家財政供養人員的高額退休金是在制度設計的保護下通過剝奪更廣大弱勢群體的福利實現的，這顯然是非常不公平的」，該青年教師指出，並補充說，「很多供養公務員的年輕勞動力，每月到手的工資甚至都不如他們所供養的人的退休金高。而且在可預見的將來，這種情形大概率會持續上演」。

這也成為了很多年輕人對體制趨之若鶩的原因之一。因為競爭激烈，陳文欣對於自己在31歲「高齡」備戰公務員考試頗感焦慮。

劉敏對這種焦慮嗤之以鼻。「很多人陷進他人設計的遊戲規則中無法自拔，到頭來把自己搞的筋疲力盡，難道他們不知道遊戲界面上還有一個選項叫『quit』（退出）？我們是可以對規則say no的。」她說。

在吳佳佳的想象中，自己應該是像劉敏一樣的「頭也不回，瀟灑地大步往前走」的人。但事到臨頭，她發現自己根本做不到。

在失業一個月後，她選擇找人代繳社保。

「我覺得自己很可笑，買車買房，虛無縹緲的跟UFO一樣。但恰恰是這些我自己非常清楚不存在的東西束縛住了我。」她說。

但即使身陷此刻的糾結，吳佳佳認定自己的終點絕對不在中國：「存款我要留著出國用。我很肯定，等我七八十歲的時候，我絕對是在國外的」。

在劉敏看來，勇敢是在經歷中鍛造出來的，「過去三年疫情期間在上海經歷的一切給了我出走的勇氣和力量」。

對於自己的選擇，她認為這是一種與困在主流序列中的人的切割。「所謂的主流序列就是那些被房子、車子捆綁住的人。」

但是走出去後，劉敏還面臨著另一個棘手的難題，那就是她所持有的中國護照能去到的免簽國家數量非常有限，此外，一些國家對中國護照持有人要求的簽證辦理條件也相對苛刻。

因此，她正在努力尋找可以更換護照的方法。「這並不是因為我認為其他國家會有多好，我不相信世界上存在完美無缺的地方」，她說，「我只是不想被規訓，我要找尋自由」。

應受訪者要求，陳文欣、吳佳佳、劉玉婷、李曉明、周然、劉敏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