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中的真相與離散：許雪姬看見的「台灣史」

「滿鐵鐵路即重要交通幹線，其中馳騁於上的是有名的亞細亞號（Stream-Line
Asia-Go），此車有豪華座位，並附餐車，時速高達一百二十公里，是寬軌的快車，坐上此車，洪在明有如下的感歎：『車頭雄壯的樣子，令我這個年輕人眼中發亮；鐵道兩側一百公里似是無人的真空狀態，正在進行的快車如以一百二十公里速度馳騁的勇士，真是一幅美麗的圖畫！狹窄的台灣到處都呼吸困難，到了滿洲眼見天下之廣，感覺元氣百倍！』滿洲寬闊的感覺，與台灣窄軌火車及車廂兩旁景物不相同的情況大異其趣。」
——《離散與回歸：在滿洲的台灣人，1905-1948》

在歷時三十年採訪、書寫而成的《離散與回歸：在滿洲的台灣人，1905-1948》出版後，史學家許雪姬終於完成研究夙願，在去年底退休，卸下台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一職。

「這裡就是我們解讀日記的場所，每一個禮拜一下午兩點到四點半。」

許雪姬用手指劃著會議室周圍的桌椅。最早，他們都被歸類為「史料派」的，從文字檔案去把歷史做出來。歷史學家願意在一時一地鑽研，並相信這樣嚴謹的對待資料，其價值能夠超越一時一地。不過，真正讓許雪姬拓展視野的，不是史料，而是口述歷史。

她是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的創所成員，生於澎湖，長於台南，在台大取得博士學位，曾任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研究員兼檔案館館主任，除《離散與回歸》外，還留下諸多重要的台灣近代史研究，如《清代台灣的綠營》、《龍井林家的歷史》、《洋務運動與建省：滿大人最後的二十年》、《清代台灣的官僚體系：北京的辮子》等。其研究領域包含清代制度史、家族史與日記研究、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研究，以及台灣人的海外活動等。

跟隨日本人去滿洲國的台灣人，為何不能簡單理解為「漢奸」？翻開二二八事件的官方史料，滿目皆是「匪」字，歷史中活生生的「人」去了哪裡？透過畢生整理的口述歷史，她嘗試回答這些問題，也以等身的著作持續叩問：歷史能否為我們提供一條理解台灣的新路徑？

從檔案到田野：從蹲點開始的「台灣史」

「在我的生涯中，基本上是沒有修過任何台灣史的課。」

從事台灣史研究四十年，擔任四任（一任三年）中研院臺史所所長的許雪姬。只有大學時在李雲漢老師的課堂上，提問當時仍是禁忌的二二八事件，其後在碩士班受到老師方豪的指點，才開始做台灣史。

「我們老師（方豪）是浙江人，也去過四川，他到四川就研究四川的歷史。他告訴我一個原則，我覺得這是他最正確的一種想法：『人到哪裡，就應該研究那個地方。』那他一講，我就說，好，那我要做什麼？我們就徹底一點，從故鄉開始做。」

許雪姬的故鄉是澎湖，但她在環繞著古蹟的臺南長大，對澎湖並不熟悉，如何開始做澎湖的研究？「趁著那個機會，自己就去澎湖做田野。那時候我家還有親戚家可以借住，我就自己在那邊做。」不過，她說，「那時候的歷史其實從來不做田調的。」

「我要先聲明，田調是以後的事，是受到人類學的影響，我們才開始做田調。」

博士論文做清代的軍事制度史，許雪姬回想當時的狀況，她曾被同儕奚落說是女性未服兵役、沒上過戰場，怎能做軍事研究？「難道研究舞女，也要當舞女才能做研究嗎？想起來還是很生氣。」

她卻也因此嚐到屬於少數人能夠品嚐的深度滋味。許雪姬比喻「制度史」，就像是「人家吃排骨，你吃肉骨頭，很難消化。但是你吃出那個髓的時候，你就會有比吃排骨好吃的滋味。」她同時也明白，正因為軍事制度史相當艱澀，很少人願意挑戰；這就反而成為她的機會。

當然，過程並不容易。當年她向故宮博物院申請調閱資料，每一份都要經過院方的篩選批准之後才能放行，她就每天在故宮博物院看檔案。若想攜出資料，要價不菲，只好一份份抄寫出來。「那時候印很貴，那時候的錢，A3的大概一張都五塊錢，A4的話大概三塊錢。那你當個學生，獎學金那個時候也不夠用，所以都是用手抄的，我現在都還留著那些卡片。」

畢業後，許雪姬加入了由考古學家、人類學家的張光直院士在中研院所開創的「台灣史田野研究計畫」。時任建築師的楊仁江向許雪姬說臺中龍井林家值得研究，無論是從建築或歷史的觀點都會有所斬獲。因此，她便在臺中蹲點，「建築師他專門攝影，他每天都在看說，太陽在這裡，然後那個太陽照進林家漂亮的門的時候，是幾點鐘的太陽最好，他要來拍照。」

當時，他們還不知道龍井林家曾經在台灣清治時期最大的民變「戴潮春事件」中支持戴潮春陣營，後來又加入政府軍而反攻戴軍，往後，還隨著霧峰林文察赴閩浙「討賊、剿太平軍」等等情事。許雪姬只是在臺中租了房子，每天出門探尋可能的研究切角與史料蹤跡。自承當時對訪談及田野方法並不熟悉，竟是在楊仁江拍照的機緣中才挖掘到家族裡的關鍵史料。「剛好遇到他們家的人要來把一些古文書拿回家，建築師就去說『我們正在研究，要不要借給我們去研究？』他們就說好。」她憶起當時到了現場，發現林家的人已經把一團一團的契約包都打開了，珍貴的上手契已經散亂得「一塌糊塗」。

「我為了這樣花了一個多月，每天都在那邊拼上手契，把它拼出來。」

直到做完這個計畫，她感受到：「台灣史（的研究）才剛開始。」計畫完成後，她受到中研院院方所投注的資源，最終參與了中研院臺史所的創立。

口述歷史的必要：二二八事件，拼湊真相的起點

許雪姬回顧過往，口述歷史方法「用最多」的起點，其實是二二八事件的研究，這又其實是出於史料缺乏及偏誤的狀態下所不得不然的結果。1991年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成立，跨領域的研究成員被賦予研究的任務。那是一個官方資料還未被清查，還未公諸於世的狀態下，所進行的艱困計畫。

那年，中研院臺史所還尚未成立。受聘於近代史研究所，且專長在台灣史的許雪姬，成為計畫的一員；這個計畫工作小組，是自發性地決定要用口述的方式，去「補」這段歷史。

「我們就發現政府給的資料又慢，所有人都是『匪』、『叛徒』、『奸』，這叫我們怎麼樣寫出那樣的報告來？所以，我們不得不要從口述史下手。」

「我們從來沒有聽過受難者本身的聲音，全部聽到是統治者對他們的指控，完全沒有聽到這些受難者是經過多哀怨的過程。」

距今，二二八事件已是七十七年前的歷史，而距離當時工作小組的起點則是三十多年籠罩於威權統治的時間，多數的歷史真相仍長期被國民黨政權壓抑，不得談論。在這樣的狀況下，口述史成為拼湊真相的重要起點，起步邁向往後政策制定的基礎，「這個報告就是政府要對這些受難者有一些補償或賠償，至少要有個根據，不能沒有研究就隨便補。比如說我是受難者，怎麼證明？你知道資料在哪裡，必須要先做研究工作。我們就是做那個工作，那工作非常的緊，只有11個月的時間，那前6個月的時間，都是在做口述史。」

計畫研究期間至少訪問了三百多個人，動用了各自的人脈，尋找在地社群，想盡辦法找出有二二八事件經驗的人。「我就請他們幫忙，一個牧師，長老都下來幫忙的。就是從這種人脈。如果去嘉義，就去找我的同事嘉義人，我就住在他姐姐提供別墅。那如果像高雄，因為我學妹住在高雄，我就帶了兩助理，住在她家，她開車。這個簡直就很像，那種人類學，在進入一個田野的蹲點。」

小組人力吃緊，許雪姬被分配到好幾個南部縣市，「像屏東雖然不是大案，可是就是有人（捲入二二八事件），然後都是日治時期的地址，那怎麼做？還好，那時候的縣長蘇貞昌，那傢伙很厲害，我就跟他求援。他就請他們戶政的，把那個地址換成現在的。然後去把那些人都聯絡好了。然後派車，帶我們下去，用很強的資源在協助。」

做政治受難者的口述史並不容易。她對政治受難者的口述訪談總懷有複雜的心情，因為如果研究者多一點引導，便有機會觸發受訪者回憶起過去的具體細節，進而獲取研究洞見；不過對受訪者而言「好不容易心情平靜下來，那我們就這時候擾動他們，會有什麼結果？」結果研究者帶入了情感，她說有時自己想起也會落淚。

對許雪姬來說，歷史研究，是看見人的故事，在這基礎上，才能夠挖掘真相，而不是受到政治立場的左右。在1991年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成立以前，相關的研究並非沒有人做過，「只是我們這一次稍微徹底一點」。

晚近有人批評1991年所啟動的這份研究，理由是研究團隊缺乏對執政者的批判。許雪姬強調，在陳水扁擔任總統、台灣實現第一次政黨輪替之前，官方資料未經過清查；在那之前與之後，所能夠掌握的資料是完全不同的，無法簡單的並置與評價。

「我們都沒有看到，我們一張紙也沒看到，我們怎麼可能去寫？現在的批評我們的，從來不知道那時候，我們看不見這些東西（後來清查且公開的史料）。」歷史無法自外於政治情勢的發展變化，史料的揭露程度受到政黨意識形態影響，研究者只能在範圍內盡力開拓。

滿洲的台灣人：從「離散」的視野看台灣

利用大量的口述歷史參以檔案資料，盡量描繪曾在滿洲的臺人事蹟，由離散回歸再離散來看大時代的背景下，個人如何因應由二戰前到二戰後，不只描寫其靜態的工作，而在於其如何去到滿洲又回到台灣，部分人又做第二次離散，而這群有滿洲經驗者，經由學緣、地緣、血緣而互相認識，回到台灣的挑戰，再度離散的經過。留在東北的台灣人又如何挺過政治的播弄，再度與台灣恢復聯繫。
——《離散與回歸：在滿洲的台灣人》

人與人的對話之中，常能夠得到非意圖的答案，進而為許多題目打開一條路。因為口述方法所得到的啟發與洞見，許雪姬的腦子裡常常同時有好幾個題目。「這個觸礁了就先換別的做一做，然後等一等，也不急啊，反正歷史的事……」直到訪問的當時，她還想著未來要做的題目。

當然，還有另一個更重要的考量。對許雪姬來說，這些「爹不疼娘不愛」的一群人，他們的後代許多年事已高，再不做就來不及了。《離散與回歸：在滿洲的台灣人》的書末寫道：

「⋯⋯發生在個人、家族的小故事，匯成的這本書，讓有滿洲經驗者的後代能夠透過這本書，重新了解他們的先人這一段十分特別的經歷⋯只在意是否能及時補完這一不久、不遠，其實是很久、很遠的歷史，看似不重要，其實是很重要的一段歷史。寫完這本書，心中百感交集，自30年前開始，作者對有滿洲經驗的前輩訪問時，許下了寫書的承諾，如今前輩們大半已歸道山才寫完，雖然遲來，畢竟完成了，仍請前輩諒解。」

如何捕捉這些當時為了開拓一線生機，而跑去東北、戰後變得「爹不疼娘不愛」的台灣人？許雪姬選擇以「離散」概念來貫穿這群人。

她在書中引用了學者Cohen對輔助型離散（auxiliary diaspora）的內涵來描繪當時的狀態，指出離散並非全然是負面的意涵，而是廣泛涵蓋殖民性或自願性的遷徙，甚至隨著殖民者到了離散之地後，有其傑出表現的正面意涵。

許雪姬認為這群台灣人的故事，能夠回頭豐富理論的血肉，也能將重點轉移到人的生命經驗之中，而非停留在歷史的國族政治立場。

在《離散與回歸：在滿洲的台灣人》的概論中，她說明：「在研究這個主題，最令人困擾的莫如立場問題，是要譴責被殖民者在日本人勢力下，為虎作倀，十足漢奸行徑，還是要實事求是，客觀地記述在台灣沒有出路的被殖民者，如何努力在新天地發展的過程。

我個人選擇的是後者，亦即與其用政治觀點認為在滿洲的台灣人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幫兇，還不如認為他們是有勇氣、有實力的台灣人，才能到風土與台灣截然有別的滿洲去開創理想的人生。」

除了藉由這個研究翻轉「離散」的負面意涵之外，許雪姬也強調對於「再離散」的台灣人第二代的影響。當殖民者失敗，隨著殖民者遷移的被殖民者，或選擇返鄉，留在原地，甚至隨殖民者回到殖民母國，這些經驗都會對人們產生複雜的影響。對於未曾踏上「故土」的第二代，他們返「鄉」後也會有跟第一代不同的感受。

「如果從小就出去，他們對台灣的想法就變得很複雜，因為他們跟父母親不一樣。如果說父母親天天都給他念台灣，他可能多多少少會受到影響。如果父母也是忙著經營他們自己的事業，沒時間講台灣，你忽然間說他是台灣之子，他也莫名其妙。」

為了找到具有滿洲經驗的台灣人二代，許雪姬跑到美國、加拿大做訪問。「我訪問過他們，他們說『我媽媽天天跟我說，台灣的香蕉有多好吃，我回來一看，哪有那麼好吃。』他們就這樣子講。」但是當他們說起東北，則會說「東北好大，火車好快」。那些人還有「鄉愁」存在。

二代之中，有些人很快就決定要再次遷徙，「考托福、留學以後就把兄弟姊妹爸爸媽媽一家都帶走了。時間拉長以後，後代的影響變成一個重要的課題，他們如何重新開始、如何認同自己父母的家鄉，又怎麼看待他們在滿洲的故鄉。」

對這些人來說，回歸台灣，可能是再次的離散。

她說著說著，又介紹旅券的史料，記載著當時人們的移動軌跡；又介紹日記資料庫，有哪些人的事蹟值得探索，又如何能夠對照及回應時代的樣貌。歷史是屬地，也是屬人的；從口述之中開拓的研究切角，則屬於無所不在的故事。

歷史中的「人」

退休後，許雪姬還想做「漢奸審判」的研究。她始終不想跟隨主流對「漢奸」的歷史評價。「歷史都過去了，別用這些話去套在他們身上。」

「我覺得每一個人生來就有他的價值，是他在那個環境，他做這樣的選擇，我們不應該做任何的一個批評。」

她回憶起博士班畢業時是1984年，中研院還沒有成立台灣史研究所，有前輩推薦許雪姬申請近代史研究所的職缺，說是院方已經有意要往台灣史的方向發展；然而，這個轉向尚未明朗，本土關懷的氛圍更非所上主流。

結果，人事聘任的審查過程被許雪姬形容成一場「震撼教育」：有審查者認為她寫過王詩琅作品的評論「是對『漢奸』的評論」。

其後好不容易通過審查，入職當日她又被傳話「此後別再做台灣史。」

種種壓力成為許雪姬的研究動力，她立志在五年內升等，才能免受到研究主題的干預及刁難；而她也的確做到了。許雪姬務實明白得要先在體制內爬升到高位，才有辦法獲得更大程度的學術自由。然而這樣的癥結，現在或許也仍存在於許多場域之中。

回顧這兩個口述史緣分最深的研究著作，無論研究在滿洲的台灣人，或者研究二二八的政治受難者，兩個主題都曾經「無法被研究」，受到不同時空中的政治局勢及國族思潮所限制了深入理解的可能。只是，許雪姬始終掛念其中的「人」。

「日本人寫的滿洲，不會寫到台灣人。中國的更不會寫到台灣人。那這些人怎麼辦？」

歷史的概念，若要她以一句話來總結，就是屬人，也屬地。許雪姬說，雖然台灣常被稱為一個「小島」，台灣史反而是包山包海的。

「屬人的歷史就是台灣人，他到世界各地去產出的歷史，也是台灣史的一部分，只要認為你是台灣人，你到海外去還是台灣人。所以他們（在滿洲的台灣人）去海外，就像我這本書的概念，也是台灣史。第二個是屬地，這個地方你曾經來過的，也都算。比如說日本人在台灣五十年，滿洲人在台灣統治兩百一十二年，中華民國來這邊都一樣，這些都是。我們是希望屬人又屬地，然後把它極大化。」

過去，在滿洲的台灣人並非唯一受到忽視的離散群體。她在研究中也提到，日治時期的台灣史研究經常只把眼光放在本島及附屬島嶼，對於越境的海外活動著墨不多，例如當時也有移動至華中、華南、離臺較遠的華北、東北甚至歐美一帶，都較少論及。

這些散落在各地的台灣人，經驗各自不同，會基於認同而凝聚彼此嗎？

許雪姬說，就是「血緣、地緣，什麼緣，就那些緣自然結合，就會變成對故鄉的一種依賴性。」她沒忘記引用她所經手處理過的資料庫，「你看台灣人的日記，他只要去海外，一定去找海外的台灣人，我們一看到他們的日記，就知道那些台灣人原來到那裡去，那也不是必要要去的。但是他只是要有台灣人的感覺。」

「我想，這也是台灣人離散太久了，自然會產生一種這樣盡量（互相幫忙），不管是外鄉人或者說是我們互相（照看）的人，我們都要盡照顧的責任。」

退休後可以減少外務，但研究還不打算停歇。瓶身已經剝落了塗層的不鏽鋼水杯與著作，底下還有數本筆記。她將這整疊抱起，回到退休後的小研究室。七十歲，也許才正要在這道厚實的基礎上，更加自由的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