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中的真相与离散:许雪姬看见的“台湾史”

历史能否为我们提供一条理解台湾的新路径?
史学家许雪姬。摄:唐佐欣/端传媒
台湾 意识形态 政治 文学 离散

“满铁铁路即重要交通干线,其中驰骋于上的是有名的亚细亚号(Stream-Line
Asia-Go),此车有豪华座位,并附餐车,时速高达一百二十公里,是宽轨的快车,坐上此车,洪在明有如下的感叹:‘车头雄壮的样子,令我这个年轻人眼中发亮;铁道两侧一百公里似是无人的真空状态,正在进行的快车如以一百二十公里速度驰骋的勇士,真是一幅美丽的图画!狭窄的台湾到处都呼吸困难,到了满洲眼见天下之广,感觉元气百倍!’满洲宽阔的感觉,与台湾窄轨火车及车厢两旁景物不相同的情况大异其趣。”
——《离散与回归:在满洲的台湾人,1905-1948》

在历时三十年采访、书写而成的《离散与回归:在满洲的台湾人,1905-1948》出版后,史学家许雪姬终于完成研究夙愿,在去年底退休,卸下台湾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兼所长一职。

“这里就是我们解读日记的场所,每一个礼拜一下午两点到四点半。”

许雪姬用手指划著会议室周围的桌椅。最早,他们都被归类为“史料派”的,从文字档案去把历史做出来。历史学家愿意在一时一地钻研,并相信这样严谨的对待资料,其价值能够超越一时一地。不过,真正让许雪姬拓展视野的,不是史料,而是口述历史。

她是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的创所成员,生于澎湖,长于台南,在台大取得博士学位,曾任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研究员兼档案馆馆主任,除《离散与回归》外,还留下诸多重要的台湾近代史研究,如《清代台湾的绿营》、《龙井林家的历史》、《洋务运动与建省:满大人最后的二十年》、《清代台湾的官僚体系:北京的辫子》等。其研究领域包含清代制度史、家族史与日记研究、二二八与白色恐怖研究,以及台湾人的海外活动等。

跟随日本人去满洲国的台湾人,为何不能简单理解为“汉奸”?翻开二二八事件的官方史料,满目皆是“匪”字,历史中活生生的“人”去了哪里?透过毕生整理的口述历史,她尝试回答这些问题,也以等身的著作持续叩问:历史能否为我们提供一条理解台湾的新路径?

史学家许雪姬。摄:唐佐欣/端传媒
史学家许雪姬。摄:唐佐欣/端传媒

从档案到田野:从蹲点开始的“台湾史”

“在我的生涯中,基本上是没有修过任何台湾史的课。”

从事台湾史研究四十年,担任四任(一任三年)中研院台史所所长的许雪姬。只有大学时在李云汉老师的课堂上,提问当时仍是禁忌的二二八事件,其后在硕士班受到老师方豪的指点,才开始做台湾史。

“我们老师(方豪)是浙江人,也去过四川,他到四川就研究四川的历史。他告诉我一个原则,我觉得这是他最正确的一种想法:‘人到哪里,就应该研究那个地方。’那他一讲,我就说,好,那我要做什么?我们就彻底一点,从故乡开始做。”

许雪姬的故乡是澎湖,但她在环绕著古迹的台南长大,对澎湖并不熟悉,如何开始做澎湖的研究?“趁著那个机会,自己就去澎湖做田野。那时候我家还有亲戚家可以借住,我就自己在那边做。”不过,她说,“那时候的历史其实从来不做田调的。”

“我要先声明,田调是以后的事,是受到人类学的影响,我们才开始做田调。”

博士论文做清代的军事制度史,许雪姬回想当时的状况,她曾被同侪奚落说是女性未服兵役、没上过战场,怎能做军事研究?“难道研究舞女,也要当舞女才能做研究吗?想起来还是很生气。”

她却也因此尝到属于少数人能够品尝的深度滋味。许雪姬比喻“制度史”,就像是“人家吃排骨,你吃肉骨头,很难消化。但是你吃出那个髓的时候,你就会有比吃排骨好吃的滋味。”她同时也明白,正因为军事制度史相当艰涩,很少人愿意挑战;这就反而成为她的机会。

当然,过程并不容易。当年她向故宫博物院申请调阅资料,每一份都要经过院方的筛选批准之后才能放行,她就每天在故宫博物院看档案。若想携出资料,要价不菲,只好一份份抄写出来。“那时候印很贵,那时候的钱,A3的大概一张都五块钱,A4的话大概三块钱。那你当个学生,奖学金那个时候也不够用,所以都是用手抄的,我现在都还留著那些卡片。”

毕业后,许雪姬加入了由考古学家、人类学家的张光直院士在中研院所开创的“台湾史田野研究计划”。时任建筑师的杨仁江向许雪姬说台中龙井林家值得研究,无论是从建筑或历史的观点都会有所斩获。因此,她便在台中蹲点,“建筑师他专门摄影,他每天都在看说,太阳在这里,然后那个太阳照进林家漂亮的门的时候,是几点钟的太阳最好,他要来拍照。”

当时,他们还不知道龙井林家曾经在台湾清治时期最大的民变“戴潮春事件”中支持戴潮春阵营,后来又加入政府军而反攻戴军,往后,还随著雾峰林文察赴闽浙“讨贼、剿太平军”等等情事。许雪姬只是在台中租了房子,每天出门探寻可能的研究切角与史料踪迹。自承当时对访谈及田野方法并不熟悉,竟是在杨仁江拍照的机缘中才挖掘到家族里的关键史料。“刚好遇到他们家的人要来把一些古文书拿回家,建筑师就去说‘我们正在研究,要不要借给我们去研究?’他们就说好。”她忆起当时到了现场,发现林家的人已经把一团一团的契约包都打开了,珍贵的上手契已经散乱得“一塌糊涂”。

“我为了这样花了一个多月,每天都在那边拼上手契,把它拼出来。”

直到做完这个计划,她感受到:“台湾史(的研究)才刚开始。”计划完成后,她受到中研院院方所投注的资源,最终参与了中研院台史所的创立。

2022年2月23日,台北二二八纪念馆。
2022年2月23日,台北二二八纪念馆。

口述历史的必要:二二八事件,拼凑真相的起点

许雪姬回顾过往,口述历史方法“用最多”的起点,其实是二二八事件的研究,这又其实是出于史料缺乏及偏误的状态下所不得不然的结果。1991年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组”成立,跨领域的研究成员被赋予研究的任务。那是一个官方资料还未被清查,还未公诸于世的状态下,所进行的艰困计划。

那年,中研院台史所还尚未成立。受聘于近代史研究所,且专长在台湾史的许雪姬,成为计划的一员;这个计划工作小组,是自发性地决定要用口述的方式,去“补”这段历史。

“我们就发现政府给的资料又慢,所有人都是‘匪’、‘叛徒’、‘奸’,这叫我们怎么样写出那样的报告来?所以,我们不得不要从口述史下手。”

“我们从来没有听过受难者本身的声音,全部听到是统治者对他们的指控,完全没有听到这些受难者是经过多哀怨的过程。”

距今,二二八事件已是七十七年前的历史,而距离当时工作小组的起点则是三十多年笼罩于威权统治的时间,多数的历史真相仍长期被国民党政权压抑,不得谈论。在这样的状况下,口述史成为拼凑真相的重要起点,起步迈向往后政策制定的基础,“这个报告就是政府要对这些受难者有一些补偿或赔偿,至少要有个根据,不能没有研究就随便补。比如说我是受难者,怎么证明?你知道资料在哪里,必须要先做研究工作。我们就是做那个工作,那工作非常的紧,只有11个月的时间,那前6个月的时间,都是在做口述史。”

计划研究期间至少访问了三百多个人,动用了各自的人脉,寻找在地社群,想尽办法找出有二二八事件经验的人。“我就请他们帮忙,一个牧师,长老都下来帮忙的。就是从这种人脉。如果去嘉义,就去找我的同事嘉义人,我就住在他姐姐提供别墅。那如果像高雄,因为我学妹住在高雄,我就带了两助理,住在她家,她开车。这个简直就很像,那种人类学,在进入一个田野的蹲点。”

小组人力吃紧,许雪姬被分配到好几个南部县市,“像屏东虽然不是大案,可是就是有人(卷入二二八事件),然后都是日治时期的地址,那怎么做?还好,那时候的县长苏贞昌,那家伙很厉害,我就跟他求援。他就请他们户政的,把那个地址换成现在的。然后去把那些人都联络好了。然后派车,带我们下去,用很强的资源在协助。”

做政治受难者的口述史并不容易。她对政治受难者的口述访谈总怀有复杂的心情,因为如果研究者多一点引导,便有机会触发受访者回忆起过去的具体细节,进而获取研究洞见;不过对受访者而言“好不容易心情平静下来,那我们就这时候扰动他们,会有什么结果?”结果研究者带入了情感,她说有时自己想起也会落泪。

对许雪姬来说,历史研究,是看见人的故事,在这基础上,才能够挖掘真相,而不是受到政治立场的左右。在1991年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组”成立以前,相关的研究并非没有人做过,“只是我们这一次稍微彻底一点”。

晚近有人批评1991年所启动的这份研究,理由是研究团队缺乏对执政者的批判。许雪姬强调,在陈水扁担任总统、台湾实现第一次政党轮替之前,官方资料未经过清查;在那之前与之后,所能够掌握的资料是完全不同的,无法简单的并置与评价。

“我们都没有看到,我们一张纸也没看到,我们怎么可能去写?现在的批评我们的,从来不知道那时候,我们看不见这些东西(后来清查且公开的史料)。”历史无法自外于政治情势的发展变化,史料的揭露程度受到政党意识形态影响,研究者只能在范围内尽力开拓。

1931年9月18日,日本占领满洲,日本士兵在搜查人们是否有武器。摄:ullstein bild/ullstein bild via Getty Images
1931年9月18日,日本占领满洲,日本士兵在搜查人们是否有武器。摄:ullstein bild/ullstein bild via Getty Images

满洲的台湾人:从“离散”的视野看台湾

利用大量的口述历史参以档案资料,尽量描绘曾在满洲的台人事迹,由离散回归再离散来看大时代的背景下,个人如何因应由二战前到二战后,不只描写其静态的工作,而在于其如何去到满洲又回到台湾,部分人又做第二次离散,而这群有满洲经验者,经由学缘、地缘、血缘而互相认识,回到台湾的挑战,再度离散的经过。留在东北的台湾人又如何挺过政治的播弄,再度与台湾恢复联系。
——《离散与回归:在满洲的台湾人》

人与人的对话之中,常能够得到非意图的答案,进而为许多题目打开一条路。因为口述方法所得到的启发与洞见,许雪姬的脑子里常常同时有好几个题目。“这个触礁了就先换别的做一做,然后等一等,也不急啊,反正历史的事……”直到访问的当时,她还想著未来要做的题目。

当然,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考量。对许雪姬来说,这些“爹不疼娘不爱”的一群人,他们的后代许多年事已高,再不做就来不及了。《离散与回归:在满洲的台湾人》的书末写道:

“⋯⋯发生在个人、家族的小故事,汇成的这本书,让有满洲经验者的后代能够透过这本书,重新了解他们的先人这一段十分特别的经历⋯只在意是否能及时补完这一不久、不远,其实是很久、很远的历史,看似不重要,其实是很重要的一段历史。写完这本书,心中百感交集,自30年前开始,作者对有满洲经验的前辈访问时,许下了写书的承诺,如今前辈们大半已归道山才写完,虽然迟来,毕竟完成了,仍请前辈谅解。”

如何捕捉这些当时为了开拓一线生机,而跑去东北、战后变得“爹不疼娘不爱”的台湾人?许雪姬选择以“离散”概念来贯穿这群人。

她在书中引用了学者Cohen对辅助型离散(auxiliary diaspora)的内涵来描绘当时的状态,指出离散并非全然是负面的意涵,而是广泛涵盖殖民性或自愿性的迁徙,甚至随著殖民者到了离散之地后,有其杰出表现的正面意涵。

许雪姬认为这群台湾人的故事,能够回头丰富理论的血肉,也能将重点转移到人的生命经验之中,而非停留在历史的国族政治立场。

在《离散与回归:在满洲的台湾人》的概论中,她说明:“在研究这个主题,最令人困扰的莫如立场问题,是要谴责被殖民者在日本人势力下,为虎作伥,十足汉奸行径,还是要实事求是,客观地记述在台湾没有出路的被殖民者,如何努力在新天地发展的过程。

我个人选择的是后者,亦即与其用政治观点认为在满洲的台湾人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凶,还不如认为他们是有勇气、有实力的台湾人,才能到风土与台湾截然有别的满洲去开创理想的人生。”

除了借由这个研究翻转“离散”的负面意涵之外,许雪姬也强调对于“再离散”的台湾人第二代的影响。当殖民者失败,随著殖民者迁移的被殖民者,或选择返乡,留在原地,甚至随殖民者回到殖民母国,这些经验都会对人们产生复杂的影响。对于未曾踏上“故土”的第二代,他们返“乡”后也会有跟第一代不同的感受。

“如果从小就出去,他们对台湾的想法就变得很复杂,因为他们跟父母亲不一样。如果说父母亲天天都给他念台湾,他可能多多少少会受到影响。如果父母也是忙著经营他们自己的事业,没时间讲台湾,你忽然间说他是台湾之子,他也莫名其妙。”

为了找到具有满洲经验的台湾人二代,许雪姬跑到美国、加拿大做访问。“我访问过他们,他们说‘我妈妈天天跟我说,台湾的香蕉有多好吃,我回来一看,哪有那么好吃。’他们就这样子讲。”但是当他们说起东北,则会说“东北好大,火车好快”。那些人还有“乡愁”存在。

二代之中,有些人很快就决定要再次迁徙,“考托福、留学以后就把兄弟姊妹爸爸妈妈一家都带走了。时间拉长以后,后代的影响变成一个重要的课题,他们如何重新开始、如何认同自己父母的家乡,又怎么看待他们在满洲的故乡。”

对这些人来说,回归台湾,可能是再次的离散。

她说著说著,又介绍旅券的史料,记载著当时人们的移动轨迹;又介绍日记资料库,有哪些人的事迹值得探索,又如何能够对照及回应时代的样貌。历史是属地,也是属人的;从口述之中开拓的研究切角,则属于无所不在的故事。

史学家许雪姬。摄:唐佐欣/端传媒
史学家许雪姬。摄:唐佐欣/端传媒

历史中的“人”

退休后,许雪姬还想做“汉奸审判”的研究。她始终不想跟随主流对“汉奸”的历史评价。“历史都过去了,别用这些话去套在他们身上。”

“我觉得每一个人生来就有他的价值,是他在那个环境,他做这样的选择,我们不应该做任何的一个批评。”

她回忆起博士班毕业时是1984年,中研院还没有成立台湾史研究所,有前辈推荐许雪姬申请近代史研究所的职缺,说是院方已经有意要往台湾史的方向发展;然而,这个转向尚未明朗,本土关怀的氛围更非所上主流。

结果,人事聘任的审查过程被许雪姬形容成一场“震撼教育”:有审查者认为她写过王诗琅作品的评论“是对‘汉奸’的评论”。

其后好不容易通过审查,入职当日她又被传话“此后别再做台湾史。”

种种压力成为许雪姬的研究动力,她立志在五年内升等,才能免受到研究主题的干预及刁难;而她也的确做到了。许雪姬务实明白得要先在体制内爬升到高位,才有办法获得更大程度的学术自由。然而这样的症结,现在或许也仍存在于许多场域之中。

回顾这两个口述史缘分最深的研究著作,无论研究在满洲的台湾人,或者研究二二八的政治受难者,两个主题都曾经“无法被研究”,受到不同时空中的政治局势及国族思潮所限制了深入理解的可能。只是,许雪姬始终挂念其中的“人”。

“日本人写的满洲,不会写到台湾人。中国的更不会写到台湾人。那这些人怎么办?”

历史的概念,若要她以一句话来总结,就是属人,也属地。许雪姬说,虽然台湾常被称为一个“小岛”,台湾史反而是包山包海的。

“属人的历史就是台湾人,他到世界各地去产出的历史,也是台湾史的一部分,只要认为你是台湾人,你到海外去还是台湾人。所以他们(在满洲的台湾人)去海外,就像我这本书的概念,也是台湾史。第二个是属地,这个地方你曾经来过的,也都算。比如说日本人在台湾五十年,满洲人在台湾统治两百一十二年,中华民国来这边都一样,这些都是。我们是希望属人又属地,然后把它极大化。”

中研院台史所。摄:唐佐欣/端传媒
中研院台史所。摄:唐佐欣/端传媒

过去,在满洲的台湾人并非唯一受到忽视的离散群体。她在研究中也提到,日治时期的台湾史研究经常只把眼光放在本岛及附属岛屿,对于越境的海外活动著墨不多,例如当时也有移动至华中、华南、离台较远的华北、东北甚至欧美一带,都较少论及。

这些散落在各地的台湾人,经验各自不同,会基于认同而凝聚彼此吗?

许雪姬说,就是“血缘、地缘,什么缘,就那些缘自然结合,就会变成对故乡的一种依赖性。”她没忘记引用她所经手处理过的资料库,“你看台湾人的日记,他只要去海外,一定去找海外的台湾人,我们一看到他们的日记,就知道那些台湾人原来到那里去,那也不是必要要去的。但是他只是要有台湾人的感觉。”

“我想,这也是台湾人离散太久了,自然会产生一种这样尽量(互相帮忙),不管是外乡人或者说是我们互相(照看)的人,我们都要尽照顾的责任。”

退休后可以减少外务,但研究还不打算停歇。瓶身已经剥落了涂层的不锈钢水杯与著作,底下还有数本笔记。她将这整叠抱起,回到退休后的小研究室。七十岁,也许才正要在这道厚实的基础上,更加自由的做研究。

读者评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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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看完這篇訪問,對許教授的新書很有興趣,會找來看看!

  2. 十幾年前聽過許老師針對台灣五大家族的演講,感受得到她學論豐富與專業。記得也曾經看過她說一批1946~1949年間赴中國大陸留學的台灣人的故事,所以在看端這篇專訪時,可以深刻感受到許老師針對這種離散在海外,追尋身份認同的台灣人的深刻研究,謝謝端的專訪!

  3. 研究清代的台灣也叫做去中國化?哎呦尾。第一次打開伊能嘉矩的台灣文化史,真能感到包山包海的台灣史。

  4. 下面說去中國化那個有點好笑,隔壁有個大陸channel你不去看嗎,台灣史二二八也不能說一點跟中國沒關係吧,是要把我們台灣送來「回歸」才叫做你們中國故事齁 🙄️

  5. 啊,非常感谢端采访了许教授!之前就有关注她的在满洲的台湾人研究,非常厉害!

  6. 自从端没了那批写大陆的记者后,选题越来越去中国化了….也可能会失去那批想看中国故事的订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