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發於微信公衆號「時間社THiS」。 時間社編校：方卓青，陳青妍
【編按】：「女人沒有國家？」專欄，名字源於伍爾芙的一句話「As a woman I have no country」，但我們保留了一個問號，希望能從問號出發，與你探討女性和國家的關係，聆聽離散中的女性故事和女性經驗。我是編輯符雨欣。本期轉載一封悼書。
2023年12月，密歇根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徐曉宏在美國因病醫治無效逝世，時年45歲，在社會學和中國研究領域引發廣泛的悲痛，有多篇來自他朋友和同事的書信，介紹他的人品、學術思想和抱負。本篇悼文作者陳朗，是一名女性學者，也是徐曉宏的妻子、一位母親。她以女性和伴侶的身分寫作此文，除了情真意切的懷念外，更點出了現有學術體制對婚姻和家庭中的女性學者及她們的家庭造成的困境，寫出其個人自我探索的受限、小家與結構的關係，人在其中的痛苦，及仍然在試圖換位思考、保有愛與力量的努力。本文發表後在中國學術圈引發關注和轉發。
我很想跟讀者分享這篇文章，因為我希望在這個欄目中也能讓人看到，父權結構不僅存在於國家這樣的政治實體中，它存在於方方面面，也包括我們一直具有批判力的、卻也是以資本主義的方式運作的知識生產系統。當我詢問女人有沒有國家的時候，其實也在問若沒有行政權力的影響，那鉗住女性的手還會在哪裏發揮作用？——女性受到的結構性桎梏不會因沒有國家而結束。因此，我更殷切的期盼是，能在這個欄目中和讀者共同看到女性作為群體的困境，理解深陷其中的個體，看到反父權實踐的多彩與蒼白，閱讀人與人關係間的美好、無能為力與生命力。
在不同的身分和社會位置上，女性都在對抗那宏大的結構，這對抗並不總能品嘗到「勝利」的滋味，相反可能還有許多隱忍。有人會反問，為何女性還需要隱忍？但我們可以看見的是，無論隱忍還是大膽，無論何種形式，她們都無比的堅韌。
感謝陳朗博士授權轉載此信，並向她致敬、致哀。
（陳朗，耶魯大學宗教研究系博士，哈佛大學神學院神學研究碩士。2019年辭去在香港理工大學的教職隨徐曉宏赴密歇根，不久即遭遇疫情，長期工作亦無着落。2021年秋立志改行做心理諮詢師，2022年春收到密歇根大學臨床社工碩士項目錄取，同時收到的是曉宏的癌症診斷書。）
如果有靈魂存在，曉宏一定會驚訝於朋友們對他的厚愛和高度評價。我也很驚訝，同時為他驕傲。我發朋友圈、感謝作者、轉發給我的父母，希望他們終於徹徹底底地知道他們女兒二十年前的任性並沒有用錯地方。直覺告訴我，他會喜歡看到我這麼做，他想讓更多的人、讓全世界知道他是怎樣的人，怎樣努力地成為一個完美的人，證明傳說中的「鳳凰男」不都是他們想的樣子。這種「證明自己」的努力是不是貫穿他的一生呢？這真讓人心疼。
然而我也知道我內心深處的「不明覺厲」。朋友們和他的靈魂交流讓我嫉妒。我曾經也是多麼地熱愛哲學和理論。如果我們不結婚，我是否能更好地欣賞他的思想和行動？我想起小孩因為新冠停學在家的時候，我在家裏疲憊不堪，他在網上揮斥方遒。國家、革命、現代性，和我又有什麼關係呢？他和他的朋友們聊女性主義的時候，我心中冷笑。
我曾經跟我的心理醫生說，嫁一個情投意合的人怎麼可能幸福。你們想要的是同一個東西，但是總得有人管孩子、報稅、理財、做飯，於是這就成了一個零和博弈。他越成功你越痛苦。我說現在我明白了，人如果要結婚的話，就應該和跟自己愛好不同的人結婚，比如如果你愛虛無縹緲、形而上的東西，就最好嫁/娶一個發自內心熱愛管孩子、報稅、理財、做飯的人。在資本主義社會混下去需要效率，而效率需要勞動分工。
我不知道有多少女人在她們傑出的伴侶最春風得意的時候，內心最痛苦地尖叫着。又有多少女人最終用「愛情」說服了自己，抵消了、忘卻了心中的尖叫，保持沉默。
但曉宏不希望也不期待這種沉默。當他聽到我內心的尖叫的時候，他絕對不會認為那可以被忽略或和他的成就相抵消。這是一個在男權的結構內，卻要做一個女性主義者的男人——真是一個尷尬的位置。這個位置對他的要求太高了，高得不切實際。男權的結構要他——恐怕也要我在潛意識中想讓他——事業成功、養家餬口、揮斥方遒、廣交豪傑、關心國事天下事，它甚至告訴他身體疼痛的時候忍着不去看醫生。但同時，他也感受着、承擔着我的痛苦，卻無能為力。他可能沒有好好想過，歷史上的多數學術大師們背後恐怕不是殷實的家底，就是甘心情願伺候他們、為他們奉獻一生的女人們。可能在他心裏，他自己永遠是那個從浙江山村蹦躂到北大、又蹦躂到耶魯的孩子，以為自己是自由的，以為憑着一顆聰明的大腦、刻苦努力，還有善良，一切皆有可能。
曉宏在去世前不到一個月的時候，受洗禮成為基督徒。在他做這個決定的時候，他多次提到guilt（罪咎），而且對我的guilt似乎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我不是很能理解，問他：如果這個問題是人和人之間的問題，為什麼不通過人和人的方式解決呢？當然患癌這個事本身足以讓你皈依，但我們之間的事情與上帝有什麼關係呢？他沒有給我答案。現在想來，或許他已經累了，亦或許「我們之間的事情」的確超出了人和人的層面，本質上是個人和父權結構、資本主義學術生產方式的對抗和矛盾。
寫到這裏，我好像看到他對着我笑，說：有道理哦，你好像比我更社會學呢——然後拋出幾個理論家的名字供我參考。
為什麼你生前沒有想到呢？你們社會學家不是最喜歡凡事歸咎於「結構」嗎？難道在這件事上你被「情」迷糊了頭腦？
我不知道是從什麼時候開始，他覺得重要的東西，我不再覺得重要。我敬佩他對大問題的執着，但我也暗暗希望他能發一些水一點的文章，趕快把書出版，趕快評上終身教授，讓生活變得從容、安定一點。2022年10月，他需要動一個被稱作「手術之母」的十幾個小時的大手術，簡單說來就是把肚子打開，把能找到的腫瘤切掉，然後在腹腔裏噴化療藥水，靜置幾小時，再清理、縫合。手術前三四天，他最嘔心瀝血的文章被期刊拒絕了，而且是在他按照評審者的意見修改之後被同一個評審者拒絕的。他認定那個拒絕他的評審者知道他患癌的事情。（註2）我陪他去附近的一個公園走走，天氣陰霾寒冷，周圍幾乎沒有人。曉宏在山坡上大哭起來。那是野獸一般的嚎叫。他說：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我在任何會議發表這個研究，所有人都覺得特別有意思，但是他們就是不給我通過。我手足無措，心裏只有一個聲音：我恨學術[體制]。還有一次文章被拒，發生在他做完化療的當天身體最虛弱的時候。
我們這一代學術工作者一直都被告知要tough（堅毅）：「不用比誰發的文章多，先比比誰收的拒信多。」但有的時候，那疼痛過於殘忍，殘忍到讓人懷疑是否必要。
在他去世前幾周，他破天荒地表達了對學術的厭倦，說剩下的時間，他要為女兒寫點東西。但我們誰也沒有料到，「剩下的時間」比我們任何人估計得都要少。至今我沒有找到任何他留給女兒的文字或影音。
12月9號他的同行好友們從美國各地來看望他，還說列了個問題的單子。那天早晨我問他我是誰，他說他不知道。我報出我的名字，他才明白了。朋友們到來之前，護士囑咐我不要讓他太累。我問他：你學術上的事是不是和羅毅（他系裏的同事）交代得差不多了，這一隊人的問題是不是都已經解答了，就不用再說了吧？他搖搖頭說，這些是不同的問題。我只好心想，求仁得仁吧。當然，朋友們看到他的狀態，並沒有忍心拿出問題清單。他幾天來目光漸漸渙散，眼神中有一種老人的天真。他看着圍繞身邊的朋友們，說你是張楊，你是龍彥，你是毓坤……然後看着我說：你，我不認識了。接着狡黠而天真地笑了，大家都笑了。他可能是在自嘲早晨的事吧。
9號晚上，當房間裏只剩我們倆的時候，曉宏越來越頻繁地自言自語，內容不是自己講課就是主持別的學者的演講，躺在床上翹着二郎腿，全程說英文，自信、瀟灑，幾天前開始變得含糊的口齒又一次清晰起來。我坐在一邊淚如雨下。我知道一個強大而不可知的力量正在把他從這個世界奪去。我多麼想和他說說話，哪怕是在他最後的想象裏。他躺在床上，清晰而冷靜地說：我們可以想一想如何從女性主義的視角解讀韋伯。
後來曉宏甚至多次試圖坐起來，甚至站起來。護士告訴我這是terminal restlessness。他恐怕是想起來和那要將他帶走的力量搏鬥。
第二天早晨，他終於安靜了，睡着了，但從此不再能說整句話。護士給他輸液的時候，他把我的手拉向他，輕輕咬我的指尖，我說你幹嘛，他就繼而親吻我的手背。護士說，he is so sweet。我才從悲傷和幾乎一夜無眠的疲憊中回過味來：也許他還知道我是誰，他可能真的在試圖告訴我什麼。
八月底常規化療失效後，他曾經問我：你害怕嗎？這個問題讓我不知如何回答，因為什麼答案似乎都不合適。十一月他受了洗禮後，我們在德州被告知沒有任何臨床試驗可用時，輪到我問他：你害怕嗎？他堅定地說：不怕。從住院到過世的十天裏，曉宏幾乎沒有流過眼淚，即使他蜷縮在床上對我講「我恐怕扛不過這幾天」的時候。他過世那天的前夜，每當他似乎有一些意識，我就拉着他的手說盡好話。當我說到我會把孩子好好撫養成人，兩滴淚水從他眼角滑落。這是他最後的日子裏流的唯一的眼淚。
十二號上午，幾日來持續陰沉的天空放晴了短短的一陣子。曉宏面朝窗子的方向。我想他一定感到了光明和溫暖，決定向那個方向去了。
過去兩年患癌的時光，他固執地自立着。我說我可以放下一切，脫產照顧他，他斷然拒絕了。我說我來幫你研究臨床試驗，他說這個學習曲線很長的，他自己來就好了。除非萬不得已，他拒絕讓我陪他去外州看醫生，在機場都用輪椅服務了，還執意要自己從機場開車回安娜堡，理由是坐着的時候是不疼的。那天我正好要做一個小報告，我說那個不重要，我不非要去，我去機場接你。然而他不同意。即使在他面臨大幅度減薪的時候，他也不想動用一分我父母的退休存款，就想着自己怎麼能接着工作而保持一些收入。
我想，這兩年來，他是希望讓我的新事業和他的癌症賽跑。我以前常常幻想我的畢業典禮，打定主意要腆着臉提名自己去做畢業演講。我要用這種特別美國的、從前的他可能會嘲笑的方式，當着所有人感謝他，讓他為我驕傲，讓他的病痛不是枉然。他去世大概一週多以後，我決定重新開始跑步，因為自己「積極的生活態度」而心情不錯。跑着跑着忽然想到，他看不到我畢業了。我這個拿過不少貌似高大上文憑、對畢業典禮鮮有興趣的人，竟然因為這樣一個書呆子氣的理由在操場上痛哭了起來。
在安娜堡，我和朋友們一起為曉宏選了墓地。墓碑將是朝東的——呼應他的名字，面向他最愛的公園，俯瞰那裏蒼翠的小峽谷。我們曾經在那裏玩飛盤、遛狗、放風箏。以後也總會有密西根大學的年輕人們做同樣的事情，年復一年。走在墓園裏，我第一次注意到西人的墓碑——特別是那些古舊的——是多麼的謙卑：只有名字和生卒年月。一些晚近的墓碑上會寫：父親，祖父，丈夫，等等。只有區區幾個提到逝者的職業。也許在上帝或生死面前，所有這些只是虛妄。而膚淺如我，恨不得在碑上刻一個二維碼，讓所有好奇的路人都可以讀到他的論文。
不少墓碑上都刻了兩個名字，有的還缺一個年份等待填上去。有個墓碑上嵌了夫婦倆年輕時的黑白合影，真是一對美人。想想一起在黑暗中安眠，多麼誘人。誘人得如同婚姻一般。
家父的一位朋友知道曉宏過世，發微信慰問。父親回覆時，按着傳統的修辭，落款是他本人「率陳朗和外孫女敬謝」。我看到想了想，告訴父親：你以後謝就好了，不需要「率」我們。我好像看到曉宏又對我笑了，似乎充滿驕傲。他曾經的春風得意和曾經的病苦困頓，他的無能為力和愛的凝視，讓我成了一個badass。他和我都知道，再沒有人可以「率」我了。
是不是我在未來最好還是歸於大海、山川？也許那樣，我可以更好地愛你。
2023年12月27日初稿
2024年1月12日改訂
註：1、本文標題源自：《臨江仙》 葉夢得（宋）
唱徹陽關分別袂，佳人粉淚空零。請君重作醉歌行。一歡須痛飲，回首念平生。
卻怪老來風味減，半酣易逐愁醒。因花那更賦閒情。鬢毛今爾耳，空笑老淵明。
2、關於曉宏當時猜測誰是那個評審者，我的記憶或者對曉宏想法的理解不一定準確。我在十月的那天聽他說的「按照評審者的意見修改之後被同一個評審者拒絕」和「評審者知道他患癌」 可能指的並不是十月被拒的文章，而是另一篇。然而和他主觀的痛苦比起來，在這篇很個人的文章裏，客觀的事實似乎不那麼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