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校園媒體的起落十年：新一代學子還會有新聞理想嗎？

引語

2023年6月，網紅教師張雪峰直播時的「不要報考新聞專業」系列發言，在大陸網路引起激烈討論。他隨後表態：「新聞專業別的不說，就業是真的不行。」這則發言下聚集了眾多剛結束高考的學子，有人聲援：張雪峰的建議切實「幫助」了他們志願填報時的選擇。

不久後的一則消息，似乎印證了上述說法。2023年8月，因2015年推出的霧霾調查紀錄片《穹頂之下》，而遭大陸「封殺」的前央視記者柴靜，透過微信公眾號，發布了恐怖主義襲擊專題新作《陌生人》，隨即再次被全網封禁。

柴靜曾被譽為「一代新聞學子的引路人」，2013年，她撰寫的從業自白書《看見》登上了當年中國圖書銷售榜首，也激勵了許多年輕人報考新聞專業並在畢業後從事記者工作。

兩相對比，探討紛紜。十年間，大陸對「新聞學」的價值引導與學子的主流選擇為何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新一代年輕人是在什麼樣的環境中成長，又以什麼樣的方式接受信息、理解「新聞」？

端傳媒採訪了過去十年間曾在獨立校園媒體工作的多位記者。有別於大眾印象中的「學校官僚傳話筒」，獨立校媒名義上掛靠高校，採寫流程卻由學生記者獨立推進，報導範圍亦覆蓋眾多社會議題。

從兩代校媒記者的工作經歷和獨立校園媒體的起落始末，或許可以一探，大陸新聞業是怎樣從「源頭」處一點點喪失「新的希望」。

傾塌時刻

11:30，宵禁時刻，學校中的建築陸續被封鎖在了黑暗中，只一間老舊的階梯教室還誇張地亮，把會場外興奮交流的人們哈出的白霧，映出連串的丁達爾景觀。兩小時前，在這間位於華中某高校的教室裏，大陸參與高校最多的新聞賽事，公布了2018年的最終獎項。

被念出名字的新聞作品，後來被在場的學生記者們多次討論，並帶回各自校媒傳看：互助獻血政策驟然中止後引發的賣血亂象、報導過汶川地震的記者們迎來集體轉行潮、學生會的官僚主義為何屢禁不止。僅是標題，就足夠令場上已在媒體圈工作數年的嘉賓們訝異，這會是在校學生而非專業記者寫就的。

從北京趕來的林惟念不習慣這裏的「濕冷」，被凍得連打寒顫，胸中卻有火在燒。

當時新聞理想正足的她根本想不到：在四年後的典禮上，同樣的獎牌竟會被頒發給《唱隻rap給黨聽》《為黨的故事做傳聲者》《我在家鄉做大白》等「新時代報導」；而場上共享榮譽的校媒們，也會在接下來的五年裏，宿命一樣地接連傾倒。

消息的抵達，是在兩天前。離校多年的林惟念，忽然收到校媒同行發來的大賽獲獎鏈接。

她現在是一家網路媒體的文字記者，每日被「選題有價值，必須做」和「選題太敏感，會被刪」的情緒拉扯，早就不提在校媒時經常念叨的新聞理想。但標題中「校園媒體」的字樣，讓林惟念心中久違地充盈起了「溫情」。

她最早是在八年前感受過這樣的溫情。

2015年，林惟念考入北京某高校，迎新的學長熱情建議她進入學生會部門「鍛鍊鍛鍊」，他説「大家都是這麼過來的」。報名截止的前一秒，林惟念卻猶豫了，兩天前的畫面，又來回在腦海中搖晃。

學生會有單獨的會場，宣講時，也遵照職位的大小：會長、副會長、部長、副部長依次上台，再競價一樣輪番亮出「團隊福利」和「學分獎賞」。

這功利的一幕太熟悉了，林惟念在過去的十二年，做的都是這樣理性讓位於目的性的事：為著分數，被迫接收教科書上洗腦一樣的信息。既已來到大學，她就不想再去遵守過去的習慣。

就是在這時，《疑·問》擠進了視線。宣傳單上，《疑·問》直白承認，作為新聞學院下設的部門，它無法為院外學生提供社團加分。但它也承諾，不會有頻繁例會和團建項目，「在這裏，選題至上，一切只為效率」。

林惟念被它的坦誠打動。之後的三年，林惟念在《疑·問》無數次捕捉到了「純粹」的樂趣：它不設發稿KPI，記者們得以最大程度地錘鍊稿件的信息、用詞，只為呈現出最好的報導。

林惟念還記得她跟過的一個關於「臨終關懷」的選題，主筆記者跑遍了各大醫院，積累的信息已遠遠超出專業媒體們發布的同類報導，但記者不肯交稿，而是寫了長信說明原因：「出於接選題時的承諾，我可以寫出一篇稿件來，但我覺得以我目前的社會閱歷而言，很難真正體會並呈現出受訪者們面臨的掙扎。我良心過不去。」

後來工作，為達到發稿KPI，不得不忽略稿件中的不圓滿時，林惟念都強烈想起這個瞬間。

回憶很快中止了，林惟念注意到，同行轉發來的獲獎鏈接不是2018年的，而是2022年。她點開連結，錯愕一陣陣拍來：「黨」、「抗疫」和「中國故事」等字眼，像大字報一樣糊在獲獎報導欄裏。被選出的「傑出校媒」，也都帶著她嗤之以鼻的官僚背景：某校官方網站、某校團委公眾號。

林惟念啞然，過去曾評出眾多「負面報導」的新聞大賽，怎麼會淪落為正能量宣傳會？那些專業校媒又怎麼會容許這樣的稿子奪取本屬於他們的陣地？

她搜出2018年的獲獎鏈接，挨個尋找當時參賽校媒們的下落，結果是當頭又一棒：有的已經檢索不到，有的只留下遺址，也有一些倖存的，更新頻率和稿件深度，都讓林惟念感到「曾經滄海難為水」。

林惟念一直清楚校媒會面臨的掣肘，它和大陸市場化媒體的處境是同步的。自她進入校媒起，可以討論的選題就以「天數」為計量地收緊，起初是「女權主義」等性平相關議題，後來是在北京發生的負面新聞。最心驚的是摸不到政策紅線，昨天能報的，今天或許就會被封。

但在模稜兩可的境遇前，校媒和年輕記者挖掘出了她們的最大韌性。

有的校媒選擇在發布前自行審查，盡可能多地刪去敏感信息。雖然心有不甘，可大家還是選擇讓媒體「先活下去再發聲」。有的校媒不願妥協，註冊備用帳號來發布敏感的稿子，即使帳號被封禁，亦能春風吹又生，不影響校媒主幹。

2018年的中國互聯網，充斥著「調查新聞已死」的論調。但透過這些迂迴戰術，校園媒體卻仍能對抗式地將「新聞理想」保全。林惟念因此更不理解，「怎麼都能活下去」的校媒，為何會在四年後驟然傾塌？

被掩蓋的搖晃預兆

張澤昊和林惟念五年前在某場校媒交流會相識，多年未聯繫的他倆默契地得出相同猜測：這或許是「高校行政管理更迭」的結果。

2020年，張澤昊畢業後的某天，校媒《瞭望者》推出了一則評論：你過得不好，只是因為你不夠堅持。標題把他打得錯愕了好一陣。

自2007年成立，《瞭望者》的報導只會問責體制不公，從不從對遭遇苦難的人抱有敵意。可如今，怎麼會淪落到和《人民日報》調性一致？

失守的源頭，或就在於2018年，校媒核心人物——新聞學院院長的職位交接。

張澤昊想做個「不太恰當」的比喻：如果說，建立了《瞭望者》且自付營運經費，還經常鼓舞大家「放開手腳去做，出事我來扛」的前院長，是當之無愧的「業務領袖」，那麼新院長則更像是「行政官僚」。他接連收回學院多家學生媒體的自主權，2021年，又決定了《瞭望者》的死亡。

校媒非辦不可？它的意義是什麼？某次交流會上，來自不同高校的記者們得出一則共識：校媒的意義，在於它修補了大陸新聞教學和實操業務由來已久的鴻溝。

張澤昊就讀的新聞學院穩坐各大學科排行榜前幾，教授們同樣資歷豐富，但，他們的教學，顯然和實務脫節，也和時代脫節：課堂中心，大多圍繞電視台民生欄目，講人物溝通技巧，好像大陸2010年後興起的非虛構報導熱潮，根本闖不進學院大門。直到在《瞭望者》，張澤昊頭次懂得怎樣擬定問題大綱、發出採訪邀約，讓其落地為邏輯通暢的報導。

校媒如今的潰壩式倒塌，自然不僅是因為某個具體的人。它的萌發和退場，都只不過是外在土壤的真實回饋。

二十多年前，在新舊世紀的交接處，大陸新聞業獲得了一些喘息，也迎來被後人們集體緬懷的「黃金時期」。新聞學教育同樣從冷滯中復蘇，以「一級學科」的地位被越來越多地設立在全國各地的高校中。

校園媒體就是在這樣的溫和中長出。它們大多被學校賦予「院系部門」或「學生社團」的定位，並以此為名相對自由地操作新聞選題、發出採訪邀約。但林惟念卻覺得，學校對校媒純粹是單向「利用」。學校公眾號定期推送的「我校學生成就」中，從不遺漏校媒獲得的每一個獎項，哪怕是安慰性質的「最佳組織獎」。但真正的支持，卻可以忽略不計。

林惟念加入的《疑·問》，最早連報紙印刷費都要學生來湊，指導教師看不下去，申請下來了一筆經費。但這已經是極限。

大多數相對保持獨立的校媒都會面臨這樣的困境，它們的建立往往出自於高校某位教師的提議，也因此，營運資金的多寡極依賴於扶持者的個人爭取。《疑·問》頻頻參與全國高校賽事，不是為名聲，而是為幾百至幾千不等的獎金。

林惟念罵：「對校媒的承認和利用也是暫時的，一旦大環境有變，他們對校媒的整治會毫不留情。」

這個觀點在2019年後逐漸得到了證實。高校行政化的觸角終於入侵到了《疑·問》，記者們操作著以往並不敏感的選題，卻遭到新領導威脅：再報就讓你們停刊。大家將這樣的變化歸結為：新領導是「不專業」的。這個印象事出有因：他在多次發言時，都念出了錯字，還時不時透露一些「奇葩」觀點，在學校流為笑談。

「讓不專業的行政人員管理專業的事」，好像一場時代症候，平等地席捲了大陸各高校的學生媒體、性平組織、哲學社團，讓自由地「發聲」和「思辨」，淪為一種時代殘影。

2021年5月，《瞭望者》停刊。對於一百多位學生記者的「流離失所」，有老師只一句話安撫：學生組織都有它的生命週期，這很正常。學生當然不滿——張昊澤記得，那天的微信朋友圈沸騰了好一陣。但他又隱約覺得，早在學校的致命打壓來臨之前，校媒的搖搖欲墜就已經有了預兆。

它是從內部萌發的。

2018年，《瞭望者》在各賽事中接連獲獎，但這些榮譽怎麼看都只是過去的殘影：新進來的記者們顯得過於隨和，不會因某處分歧而在眾人齊聚的選題會上吵得不可調停。在媒體事務中，「隨和」的同義詞是「漠然」，張澤昊回憶起2015年剛進《瞭望者》時的場景，「以前選題會上大家都很傷和氣，但這是為了選題能更專業，新人們好像就完全不在意了。」

不只是選題會，在各個環節，新的記者們都好像「能偷懶就偷懶」。最早，是不去現場，只語音採訪。再後來，和受訪者這點微弱的聯繫也被放棄了，一些新人甚至習慣了透過微信文字聊天。寥寥數語，就湊出一篇報導。

張澤昊收到新人的報導——甚至不能稱之為報導，只是信息缺失慘重的文稿時，他意識到，《瞭望者》積累下來的傳統和共識，都在被一點點打破。

時間撥至2016年，張澤昊進入《瞭望者》時，遵守的還是另一套規則：不缺位，在現場。這是出於專業性的考量，只有面對面交流，才能讓受訪者卸下一些防備，多探出深入的信息。

張澤昊參與的第一個選題是「莆田系醫院受害者」，《瞭望者》只是校媒，實際上影響有限，但張澤昊能明顯感受到，聊著聊著，面前的人隱約和他建立起了情感連接，把在微信上不會說的話，都一股腦傾訴了出來。

連接不是單向的。張澤昊強調：「在現場，你才能真正感受新聞。」

和那兩年大多數報考新聞專業的同齡人一樣，張澤昊想做新聞，是因為柴靜霧霾調查紀錄片《穹頂之下》。但對新聞的理解，好像只停留在想象。

直到2017年，張澤昊接過「北京清理低端人口」的選題，來到面目已改的新建村。有間從強拆中倖存的商鋪，門口還貼著「春節回家，初x營業」。被撕掉的數字和那兩天在微信上流傳的視頻交疊，張澤昊懂得：他直視不到的地方，一群群維繫著城市運轉的打工者們，正拖家帶口，被迫連夜離開打拼多年的「第二家鄉」。

張澤昊在北京市區長大，一環一環公路隔絕了他對首都外圍的想像與了解，那一刻，他意識到，自己過去多年生活的便利，是建立在許多人「普遍的不幸和血汗」之上。

在看過《穹頂之下》的多年後，紀錄片中口號一樣的「同呼吸，共命運」，穿越時間和記憶的封鎖，回到已經從觀眾變為記錄者的張澤昊這裏，誘發出了新的迴響。他明白了什麼是新聞，也懂得，為什麼一定要做新聞。

忽略「現場」的新人記者們，同時放棄的，也是對「新聞」的理解。不能和新聞中的人共情，又怎麼能做出好的報導呢。

當新聞理想遭遇系統性消除

新一代記者們，並非覺察不出「一年壞過一年」的現象。

校媒《疑·問》的新主編符曉璇記得，2022年參與面試的，大多是剛入學的新生。但2023年通過的人裏，只有一位是2023級的。她猜測：難道是受到張雪峰「新聞無用論」的影響？

但這則原因好像過於簡單：早在張雪峰的發言之前，新人對新聞的熱情，就像頻繁出問題的電梯，「老是往下掉」，而維修人員拋下「只是因為搭載人數過多」就離開了。這則關乎學生安全的議題，在五年前，大概率會被《疑·問》的記者們追蹤，如今卻被集體性地放過了。

是因為料想到發不出來才不去嘗試嗎？符曉璇愈發覺得，起決定作用的是另一個原因：大家好像已經沒有了報導和爭取的「意識」。

2022年，符曉璇高中畢業，跨越半個中國，來到想象中「能讓學生有自主權」的大學校園。但和高中如出一徹的封控政策，讓她覺得好像只是從一個籠中，到另一個籠中。

被封鎖在校內的符曉璇，透過網路了解到一件件後來被掩蓋的事件，烏魯木齊大火、貴州大巴側翻。回想學校施行的各則混亂條例，好像那些新聞並不遙遠。她和同學本能地憤怒，但只是憤怒：「高中就告訴你該怎麼做，大學還是一樣。好像已經習慣順從了。」

被規訓的，除了習慣，還有呢。《烏托邦》現主編呂慧文在尋找答案。

《烏托邦》是華中某高校新聞學院下設的學生媒體，二十年來的學生記者們，都以比專業媒體還早地去往全國各地、發回現場報導為榮。為何在交通暢通、通信發達的當下，這些場景卻無法復刻？

2022年，呂慧文考入大陸某高校新聞系，剛一年，學校就修改了於2018年改過的「培育計畫」。變得最多的是「思想與政治」課，過去能帶資料答題的《毛概》、《習概》和《思政》考試，全部改為閉卷，而2023級新生要學的思政課，比呂慧文她們這一級還多了四節。

「思政」課的侵入太過全面，連各學院的專業課程，都未能逃過牽連，而它的泛濫，同樣也不是單憑某間學校就能實現。

2022年，教育部印發了數份文件，將中宣部、教育部部署的「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教材」推行到了全國各校院系。

教材的前綴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作」，新聞院的師生們習慣叫簡稱：馬工程。和這個詞連在一起的，往往是不耐煩但無奈的嘆——過去習慣從多部教材中取長的教師，現在只能按照規定，專心對著「馬工程」的教材照本宣科。

但呂慧文能感受到，這些來自「舊時代」的教師們，盡可能在做出一些對抗。

一位老師曾帶著歉疚提醒：「馬工程」僅供考試，對學業和從業無半點價值。同時也會想法設法傳達一些教材不提的事，巧妙地以「學界認為」和「主流敘事」來區分。

呂慧文還記得，他講到「學界認為」的「1942年報紙整風運動」時欲言又止，停頓了數秒，才磕磕絆絆擠出句零碎的話：「變化是⋯⋯出現了一些⋯⋯説真話的欄目」。但「真話」是什麼，呂慧文只能私下去找，原來是「痛批了那些年中共黨內政策的雜文」。

新聞業界常以「戴著鐐銬跳舞」來描述在新聞審查下堅持傳達信息的記者，在思政教材的全面侵入下，追求學術自由的教師們，也變為了不得不小心翼翼的人。

呂慧文明顯察覺出，許多老師都在有意規避敏感信息，像是「怕被監控或舉報」，她們是業內有名的老師，她為她們感到強烈的惋惜。偶然，呂慧文品讀出老師們的言外之意，會心一笑，但班裏有這種默契的人，似乎並不多。

侵襲不是一剎間發生的，至少在高中時代，呂慧文就已領略過它「潤物無聲」又不容違抗的性格。

2018年，中國大陸推行「高考綜合改革」，學生可從理科綜合和文科綜合中自由選擇三門作為高考科目。能搭配的組合多了，具體可選的科目卻被限制著——呂慧文查過高校志願填報書，許多專業明確提及，不收未報「政治」的考生。曾經只統治文科生的政治課，就這樣輕易殺進了眾多學生的選報組合。

三年間，考點接連修改，逐步做實著「高考改革是為政治鋪路」的猜測。語文作文從議論文淪為歌頌時政的「新八股」，字字行行與《人民日報》對準。甚至理科試卷，也偶現「如上函數曲線就好像我國始終前進的發展路徑」這樣啼笑皆非的結合。

呂慧文嘲道：「理科能改得太少，（或許因為）上面無法直接反科學。」

2023年9月，《烏托邦》新一輪的招新結果顯示，思政教育的提早進場或許是有效的。許多為「新聞理想」而來的2023級新生們，在筆試題「你最喜歡的媒體」一欄齊齊寫著：新華社、《人民日報》。再往下翻，有人直言：想做「人民的喉舌」。

《看見》：從必然到偶然的啟蒙

對這些回答，呂慧文不意外，在她這一級，學生對國家機器的追捧浪潮，已有明顯徵兆。一些新聞系同學會把黨媒奉為標竿，頻繁轉發它們的宣傳稿，聊天中，亦不憚表露出對在這裏實習的憧憬。

當下，信息和站位互相耦合，呂慧文不敢冒險，她慢慢收回了和同齡人建立連接的嘗試。但對社會議題的表達欲是很難中止的，呂慧文習慣往上倒兩三級，找學長學姐獲得些精神共振：她們不信官媒的一錘定音，亦未培養出「一切跟主流走」的思維慣性，有的聊。

呂慧文遐想：為何她能不一樣？她是在哪個瞬間被改變的？

或許是高中，某次偶然的交流中，有人推給她一家被欄在大陸互聯網外的中文媒體，報導講述的真實發生卻又被集體掩蓋的現實，堅定了她抵抗信息統治的慣性。也或許再早一點，早到這場長達七年的連環效應還未發生。

2016年，呂慧文剛上初中，除了讀書，再沒別的娛樂方式。她偶然從學校圖書館的書堆中，翻出了本陳年雜誌，其中一篇文章，以誇讚的口吻提到了前央視記者柴靜的《看見》。呂慧文好奇，買了這本書。隨後兩天，關於調查報導的個體經歷和國家事件的集體記憶，就這樣不由分說給她帶來了一場啟蒙。

呂慧文確定，改變就是在那時發生的。她偶爾回想這個瞬間，都覺得它的發生過於幸運。如果不是巧合地拿到一本舊雜誌，如果不是書店恰好還有存貨，她該怎樣在柴靜已被封殺的2016年，了解「到底什麼才是真正的新聞」。

但如果她來到2013年，就會發現，年輕人被《看見》啟發在當時是一件並不「偶然」的事。在2013年的中國大陸，正讀高一的林惟念和大多數處於矇寐狀態的青少年們一樣，「被推著」去了解、翻閱《看見》，並從中構建價值體系。

林惟念清楚記得它以怎樣的方式浸入。

從學校回家要路過三家報刊亭，最顯眼的位置，都齊齊是一位女記者的影像：她和人群坐在木樁上，雙臂環腿，衝搬來椅子的孩子笑。那是柴靜某次採訪的一幀畫面。這張封面後來走向了超過四百萬讀者，2013年，大陸最暢銷圖書排行中，《看見》打敗當時的一干雞湯文學和《蕭榮秀政治命題》，位列榜首。

林惟念也清楚記得她是怎樣被改變的。

書中有一節，講的是被家暴時反抗、失手殺死丈夫的女性，她們大多被判了無期、死緩。假若反抗未發生，她們在某次家暴中被丈夫活活打死呢？根據同一部刑法，打死妻子的丈夫，得到的會是和無意傷人的她們完全不同的裁定：關押三四年。出來後繼續結婚、家暴新的妻子。

這些過去從未聽過的真實案例，放出了林惟念被試卷蓋住的正義和好奇，她開始有意識去了解，不同於政治課本記錄的刑法：當一位女性從「她」變成「妻子」，當施暴人從陌生人變為「丈夫」，適用的罪名就會從量刑最高可達死刑的「故意傷害罪」，淪為至多七年有期徒刑的「虐待罪」。

媒體記者的持續推進是有效的，家暴議題引發了足夠的關注，最終走到了立法層面。故事結尾，是兩會上的一場爭辯。男性代表不懂，為何女性代表堅持提議，要單獨為家暴立法，「你們這樣說，只是因為你們也是女人。」女性代表回：「不是女人才關心女人，是人應該關心人。」

林惟念覺察出，自己正在從高中政治課的籠罩中掙脫，她思索，制度為何是「必須堅持」的，法律為何是「不可質疑」的，強行迫人接受上述教條的環境，又為何是「充滿光明」的。這些思考的前提，在於她的「看見」。

從那天起，讓更多的人「看見」，像一場隱喻一樣，埋在了林惟念心裏。

說不清和她一樣被影響的人有多少，但林惟念輕易找到了量詞來形容：一代。來到《疑·問》後，林惟念參與過許多校媒交流會，提到「做新聞的緣由」時，全國各地的校媒記者都出奇一致地指向了這本追憶新聞黃金時代的自白書。

通常意義上，當「代」作為「代際」使用時，往往指向漫長時間的孵化下，處於不同年代、地域、文化下的群體之間的差異。但林惟念沒想過，她說的「一代」，持續不過三年。

2018年的某次選題會，新加入的記者們總是融不進討論中，林惟念提起校媒人的共同話題來試著緩和氣氛：「你們是不是也因為《看見》才做的新聞？」。但他們的回覆讓她大吃一驚，讀過的，不過十中有一。

倒推時間，柴靜在2015年推出《穹頂之下》後就被全網封禁了，此時，2018級以後的新生們大多都還在讀初中，他們不再能「看見」也正常。呂慧文這樣的例子不過是「個別現象」。

林惟念想，退場的或許不只是《看見》，還有它傳達出的「每位公民都有權利去揭露、監督、質詢」的常識。

假如「最後一代」再無回聲

2018年，《疑·問》換屆，林惟念打算在朋友圈發點什麼，想了很久，只留下一句和前輩們相同的感嘆：還是在這裏遇到的人最可親，最可愛。她們來自不同的地區、專業，卻因共同的價值觀和對新聞理想的追求相識。林惟念還清楚記得每篇報導發出後收穫的歡喜，那遠超過在其他社團的十次團建遊玩。但往後的五年，這些感嘆逐步被敲散著。

林惟念像以往一樣，找從前無話不談的校媒夥伴聊新聞熱點，但得到的回覆卻越來越簡單，翻看他們的朋友圈，上一條和社會議題相關的推文是在很久以前。

意識到「大家真的變了」，是在2022年。林惟念無意中發現，《疑·問》的前記者去了新華社。她錯愕，這位曾在《疑·問》最青黃不接的時期攔過重任，讓《疑·問》得以延續又一年的夥伴，怎麼會去她們當時最排斥的媒體？

她不願往壞處想，自我安慰：人總要賺錢嘛。林惟念也曾撰寫商務稿，從頭至尾，都要接受甲方公司的擺佈。但媒體不能抗拒，不攢夠資金，怎麼去支撐真正有意義的報導呢。

但「投誠」好像並不都是被迫的。有位在校媒交流會上結識的記者轉發了他在新華社的報導，自豪道：用了數月時間，終於寫出了「調查稿」。林惟念點進去看，署名欄裏連記者共編輯有六人，但翻至末尾，都只是「拍馬屁」一樣吹噓政府功績。林惟念忍不住打出一行字：就這也配叫調查稿，你在校媒時寫的哪篇不是吊打它。想了想，她忍住了，逐字刪去，又點開頭像框，刪除了好友。

林惟念能忍受「紅色恐怖」的侵襲，但她不能接受真正意義上的「背叛」。張澤昊聽林惟念傾訴這件事時，反應相似。他如今在一家市場化媒體，工作窗口直連網信辦，稍有敏感的信息發布，就會收到禁令。工作兩年，張澤昊已經被罰款數次。

在規則混亂的審查前，張澤昊做了多年新聞積累出的「謹慎」性格收效甚微。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初期，網信辦的態度和當局一樣曖昧，張澤昊發布稿子時還能選些視角均衡的。沒過多久，風向轉變，當局在官方場合並不偏向哪一方，可新聞媒體要揣測站位：如果張澤昊發布的稿子不是明確站在俄羅斯這邊，就會遭到處罰。

張澤昊不苛求曾在校媒共事的夥伴也和他一樣，承受理想的代價，可至少，也不要調轉過來，與他們反對過的聲音「合污同奏」。

憤懣之餘，林惟念還是想去「問」，像她加入的校媒刊名一樣。到底大家為什麼會轉變？這些年到底發生了什麼？2022年，2021年⋯⋯林惟念逐年回顧，無力感也一點點積累，她有個可怕的發現：好像新聞理想的生存根基，本來就是不穩的。她自己在過去多年，同樣數次搖晃。

在好奇心最旺盛的青春時期，為了高考試卷中價值五分的「為新聞擬標題」，林惟念被迫讀了三年的新聞素材，它們的主題永遠固定：黨的某項會議圓滿結束；某人精彩發言彰顯大國風範。

林惟念不懂，書上講的為何和現實如此割裂：新聞要具備「真實性」和「客觀性」，而這些標題的用詞卻帶有大量感情色彩。她進一步懷疑，那本曾催生她新聞理想的《看見》難道只是例外？

這是林惟念最終沒有填報新聞專業的禍首，她怕當了記者後，做的都是高考題中的「新聞」。這不能怪她。普通人的高中三年，除了考點中的知識，不被允許有其他精神上的開拓，能接觸到的信息，很大程度決定了價值觀的雛形。林惟念讀高中時，《南方週末》和《新聞調查》的黃金時代早已遠去，她根本沒有途徑在日常見聞中接觸真正的新聞。

建立於20年前的校媒《疑·問》分得清宣傳和新聞的區別，在這裏，林惟念重新找回了做新聞的追求。但這股信念在2018年，香港發生動亂時又被搖晃了。

林惟念當時已在校媒寫了多年的稿子，對《環球時報》等官媒的濾鏡卻還沒完全瓦解——這麼大的官媒，頂多有時會「不說人話」，但怎麼可能公然造謠呢。最開始的一個月，她甚至相信官媒說的：這些年輕人在破壞香港，而當時的香港媒體則是「助紂為虐」。

林惟念一陣後怕。如果不是後來，她欽佩的一位記者在朋友圈裏憤慨：環時的報導，一個字都不要信；如果不是她在校媒認識的夥伴發回在香港的見聞，她出於對夥伴的信任，仔細查看了那些圖文；如果不是她在深夜睡不著時，翻越網路防火牆的遮罩，搜尋那些被封鎖的信源。她會不會在那個時候，再次被官方敘事拉回來，變回高考前被蒙蔽的狀態。

林惟念不再苛責背道而馳的夥伴了。她也只不過是幸運地從時代的浪潮中幸免。

尾聲

2023年8月，柴靜推出了恐怖主義襲擊紀錄片《陌生人》，林惟念驚喜地發現，來自「舊時代」的溫存再次得到了一些回響：不過五分鐘的預告，連連被刷屏兩天。那些平時不露面的前校媒同行，也在轉發時回憶起過去對新聞理想的追求。

有位媒體人評論：「曾激勵一代人的新聞前輩，如今還在做報導，我們又有什麼資格不堅持呢？」

被視為「燈塔」的柴靜，好像再次鼓舞了林惟念一行人。聽著全集以英文進行的報導，林惟念回想到了她最初讀《看見》時的發現：新聞，是對人的關心。語言、地域都不該是阻礙。

她認識的一些校媒同行已經陸續開始了嘗試，很多人去往英語國家，打算以後做英語新聞。林惟念的英文水平還說得過去，但她仍會在「希冀」和「猶豫」中掙扎。

中文是她的母語，她用它生活、寫作了二十多年，每個字句的運用，都建立在多年的閱讀和錘鍊之上，若從頭建立起新的思維和習慣，她不確定能不能適應。更重要的是，哪怕未來有天，來到英語世界，她想關心的，還是這片土地上越來越不被允許看見的人。

新的校媒記者們中，有同樣還在堅持的。《烏托邦》的呂慧文是其中一個。新的編委會凝聚了和她一樣的「特例」，她們不想做垂死的烏托邦，建立了備用帳號，以逃過學校的審查。但2023年12月，她們刊發了一期關於白紙運動的推文，備用帳號立刻被封禁。她們知道，學校的審查，只是整個系統下最微小的一環。

2023年，《烏托邦》建立了新的備用帳號，重新出發。也有許多東西難以重新開始：每次換號，都會打散好不容易積累起來的讀者，以及成員蓄勢待發的選題熱情。這家曾被視為「最敢說」校媒、被眾多專業媒體邀請去一線採訪的學生平台，如今的名聲只侷限在校內。

偶爾，林惟念和呂慧文能捕捉到一些令人振奮的時刻，某個公眾號發了篇報導，雖然內容會必不可免地規避對官方部門和現有體制的問詢，雖然發出後不久就被禁止轉發，但至少在封禁前，它把普通人未被關照的生活展示給了許多讀者。能看見，就還是有希望的。有時，記者欄中的名字是她們熟悉的，多年前，這些名字也曾分布在各個校園媒體中。同行的這些堅守，讓她們重拾了一點點信念。

但熟悉的名字還是在慢慢消失著。未來的某天，她們也會不得不放棄支撐多年的理想，放棄對這裏的關注和發聲嗎？至少，她們現在仍然想抓著一點點微弱的可能，像在校媒學到的那樣：

去瞭望，去質疑，去發問。

去期待一個，曾被大多數抱有希望和熱血的人，夢想並推動著的烏托邦。

文中受訪者均為化名，校媒名称在不違背基本事實前提下模糊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