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發展再生能源成共識，台灣能源轉型的失望與希望

2023年最後一天，台灣電力公司（以下簡稱台電）發出新聞稿，宣告當日中午瞬間再生能源發電占比達35.45%，不僅創下歷史新高，也超越燃媒總發電量，日間尚有餘電抽蓄水儲能。這個數字意味著，在跨年前夕的這個白日，整個台灣使用的每三度電中，就有一度是綠電。

12月31日這天的電力配比，並非偶一為之的巧合。2023年一整年，能源或環境研究學者多次觀測到綠能瞬間滲透率超過三分之一，像是台大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台大風險中心主任周桂田便提到二二八當日，因為是休假日，中午時刻瞬間用電量約為2100萬瓩（編按：即香港的千瓦·時），而太陽及風力於中午12點40分瞬時發電量合計接近700萬瓩，滲透率達到31.53%，相當於每三度電中，便有約一度是綠電。

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教授戴興盛也以12月25日這個上班日為例，指出該日再生能源在高峰期就佔三分之一，而這不僅源於東北季風帶來的風力，還有當天日照足夠的原因，「這兩個條件加起來，很容易超越25%或30%。」而再生能源經常性占比都是20%，「目前再生能源都還持續建置中，我們完全可以預期台灣未來在白天的時候，再生能源占比將超越40%。」

台電在2023年針對再生能源進程發出了數個「捷報」：包含7月7日太陽能發電達707萬瓩，佔總發電量兩成；10月2日風力發電創下歷史新高，達192萬瓩，超越三部興達燃煤機組；10月4日小犬颱風襲台，核三預防性降載解聯，是台灣核電運營以來，首次出現「零核電」。與他國相比，這不算什麼成績，但對於2016年才啟動再生能源進程的台灣而言，應是紮實經過的里程。

「縱然告別了前一個政府所留下的，電力備轉容量率，只有百分之1.64的年代，縱然綠電的年度總發電量，已經翻轉超越核電，但是，我們的能源轉型仍然要加速進行。」揮別2023年的第一天，總統蔡英文在她任內的最後一次新年談話，再次強調：「加速再生能源的發展，是確保台灣產業維持國際競爭力的唯一途徑。」

2025能源目標尚遠，缺電擔憂未解

2022年的電力結構，與蔡英文政府設定的2025能源目標距離甚遠。

然而，就在台電公布再生能源捷報的整整一個月前，工商企業界代表仍以2022年台灣電力結構為例——燃煤42.07%，燃氣38.81%，核能8.24%，再生能源8.27%——向三黨總統候選人提問：「考量台灣未來用電需求將持續的成長，電力缺口也將會持續擴展，如何能確保電力穩定供應？」

這個問題，也置於8月他們提交的工總白皮書之內：2025核電退場、再生能源進度落後，若以外購能源彌補缺口，會增加鉅額成本支出。產業界既擔心電力缺口，也憂心電價大幅調漲，恐怕加劇通膨危機。當然，還有全球淨零碳排的趨勢，都令他們感到壓力，要求政府需要所有因應，並重新檢討國家能源配比政策。

產業界的憂心，其來有自，因為2022年的電力結構，顯然與蔡英文政府設定的2025能源目標——再生能源占20%，燃煤占30%，燃氣占50%——距離甚遠，即使2023年無一日是限電日，這份焦慮還是明擺在前。

依據台灣《商業周刊》於12月底發布的調查，比起戰爭，515位企業家對於「供電穩定度」更為重視，且比起政府的綠電政策，更在意核電政策；又依據《天下雜誌》同月發布的調查，2000大 CEO 中有49.5%企業主不支持非核家園，但也有26.2%表態支持；表態不支持的企業主中，有60.8%是傳統產業；在複選的情況下，企業主不支持非核家園的理由主要是缺電，有85%之多，其次是擔心電價上漲，第三是對再生能源沒信心，佔了44.9%。「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企業主對新任總統的期待，『核電廠延役』排上優先改革政策第五，重要性更勝加速再生能源佈局。」報導如此作結。

再生能源發展過程中的疑慮，以及資訊上的落差，乃至台灣社會普遍對於「停電」與「缺電」的焦慮，讓藍白兩黨搬出核電當「萬靈丹」，卻罔顧核電發電量最高的時期，也不到20%佔比。因此，國民黨總統候選人侯友宜在台灣經濟論壇向工商企業代表說的能源政策，第一即是「供電無虞」；而民眾黨總統候選人柯文哲甚至在電視政見發表會上，警告賴清德：「你再繼續堅持非核家園，（企業界的）票會跑一大半。」

無論執政黨如何解釋台灣目前並不缺電，需要改善的是「輸電系統」與「電網」，台灣各界仍將焦慮壓在「能源供應」之上。

但問題也不僅於此，還有來自國際淨零趨勢帶來的壓力。如同2023工總白皮書所提：「鑑於全球淨零碳排趨勢、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與綠色供應鏈的浪潮，淨零轉型不只是環境永續的議題，也是攸關台灣產業國際競爭力的經濟課題。」

淨零排放，藍白祭出核電對策

對於藍白兩黨而言，減碳的最佳途徑，便是核電。

2023年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COP28）召開前一天，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理事長吳東亮在台灣經濟發展論壇上如此引言：「台灣因為半導體產業表現亮眼，是全球供應鏈不可或缺的重要夥伴，但我們在經濟產業與社會發展上，仍然面對了許多重大的挑戰。」其中之一挑戰即是：台灣雖是製造大國，但人均碳排量接近11公噸，是全球平均值的2.6倍，企業在產業發展與淨零碳排之間，面臨抉擇關鍵。

而藍白兩黨擁護核電，不僅是迎合企業界需求，也是受國際淨零排放趨勢所迫；從京都議定書、巴黎協定，乃至2021年 COP26 的決議，都讓降低溫室氣體排放目標路徑越形明確，世界各國紛紛訂出減碳對策，以在2050達成淨零排放的目標。對於藍白兩黨而言，減碳的最佳途徑，便是核電。

儘管藍白兩黨誤解 COP28 中的核電討論，但核電被列為減碳的選項之一，也是不爭的事實。然而，COP28 最重要的共識，是130個國家簽署「2030再生能源三倍、能源效率進步幅度倍增」，以及141個國家簽署氣候與健康宣言等；被正式納入決議文件的是近200國承諾「進行能源系統轉型、脫離化石燃料（Transitioning away from fossil fuels in energy systems），並以公正、有序且公平的方式，以科學為基礎，在這關鍵的10年加速行動，以利在2050年實現淨零排放。」

降低石化燃料比例，強化能源轉型，已是國際共識。因此，不論哪個政黨於2024大選中勝選，都必須面對一份世界上過百國家都在填答的試題：如何在2050年達到淨零排放的目標？

儘管三黨候選人都清楚2050淨零的目標，但幾乎無人針對氣候變遷因應提出具體的對策。唯一都有填答的，是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然其政策則延續蔡英文政府的政策。換言之，蔡政府不足之處，賴陣營也無法說明清楚。

蔡政府一張氣候變遷的考卷

「三黨的再生能源目標幾乎相同，這是台灣在這議題上難得的共識。」

面對這份全世界正在填答的試卷，蔡政府已於2021年世界地球日當天接下考驗，宣告：台灣要朝2050淨零碳排目標部署。據了解，原本幕僚都感到不可能，而將這個宣示從文稿中刪掉，但蔡英文堅持放入，要求政府各部會一定要朝此目標前進。

隔（2022）年，國家發展委員會便公布「台灣2050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總說明」，展現台灣淨零轉型的路徑藍圖，嘗試在「科技研發」及「氣候法制」兩大治理基礎上，加速推動能源、產業、生活和社會轉型工作。這一年，也被視為台灣淨零元年。而以《溫室氣體排放法》為基礎修訂的《氣候變遷因應法》也搶在2023年1月三讀通過。

這意味著，「2050淨零排放」不再只是蔡政府的政策宣示，而是國家的法定目標，此後，不論所屬黨派為何，繼任者都要依據《氣候變遷因應法》訂定的目標而行：「為確保國家能源安全，應擬定逐步降低化石燃料依賴之中長期策略，訂定再生能源中長期目標，逐步落實非核家園願景。」

因此，無論投入2024大選的各政黨候選人的能源政策為何，都無法無視國際共識與法定目標：必須發展再生能源。於是，三組候選人2030的電力結構設定中的再生能源，只有些微差距。

「三黨的再生能源目標幾乎相同，這是台灣在這議題上難得的共識，這是好事。」戴興盛表示，三黨差異之處在於核能的立場，但無論如何，再生能源的占比已經超越核能，而核能的數字也會隨著核電廠機組除役持續往下降。

除此之外，戴興盛也認為，藍白兩黨所提出的數字都默認了一個事實，即是台灣能源政策的重點在於：如何發展再生能源以達成愈來愈高占比的再生能源目標，而非在不重要的核能議題上，繼續耗費巨大的資源和心力，像是核四廠已經爭議43年，仍無法完成與運作，就是證據，「任何一個政黨陷入這樣巨大爭議的話題，都會使它的能源政策寸步難行。」

然而，面對2024年的選戰，在能源議題上廝殺激烈：非核家園被在野黨稱是謊言，將綠電發展與弊案勾結成題之際，台電發出的捷報隱沒在政治口水戰中；1月1日的副總統辯論會上，能源發展仍然無法突破藍白設定的框架，核電還是在野黨的武器。

這讓環保團體氣餒，學者也無奈，屢屢投書、發文糾正方向與釐清事實。戴興盛表示：過去多年，擁核陣營把台灣能源政策窄化為核能政策的爭論，導致大多數民眾以為核能在台灣的現在與未來，都可以、也應當扮演主要角色。

「國人對能源議題事實認知不足與錯誤，但這錯誤是擁核政黨刻意政治操作的結果，導致台灣能源的公共討論，始終停留在核能這個假議題上。」戴興盛強調，核能在台灣能源占比只有一小部分，更不要說它在淨零轉型中扮演的角色將愈來愈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再生能源，如果沒有再生能源，勢必不可能完成能源轉型與淨零轉型，「從經濟的角度來看，企業在供應鏈上的壓力，是需要百分之百的綠電（RE100），而核能在定義上根本不是綠電。」

再生能源與國家安全息息相關

「從國家安全的角度來講，再生能源才是台灣最需要的能源。」

當全世界早在2002年就驅動再生能源發展、2010年進入減碳浪潮之時，台灣還在核四興建問題上膠著。儘管2009年馬英九政府通過《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甚至在2011年宣示穩健減核，發展再生能源，並喊出「千架海陸發電機，陽光屋頂百萬座」的口號。但在馬英九卸任前召開的最後一次能源會議時，離岸風電跟光電都還沒有系統性上路。

「當時支持核電的人傾向貶抑再生能源。」周桂田表示，雖然台灣在2002年就透過《環境基本法》確定非核家園的目標，但長期以來能源發展持續受到政治經濟的干擾，人們只想要便宜的電、想要繼續使用核電，於是在這問題上不斷纏鬥，「支持核電是一種選擇，但不應貶抑再生能源。」

周桂田指出，台灣社會沒有意識到世界上對於企業品牌，已提出百分之百再生能源的要求，直到2016年蔡英文上台才積極發展綠電，逼使整個社會要疾步跟上，但速度還是不夠快，「台灣的發展太遲緩了，國際上都在談使用百分之百再生能源，我們還停留在褐色經濟、需要用便宜的電的階段。」

戴興盛也如此認為，他說，從馬英九歷次發言可以知道，他只是把再生能源當成裝飾點綴，沒有當成要角，「馬英九心中的主角，還是核電。」

「台灣啟動再生能源發展時，已經太慢了。」問及台灣再生能源發展數字無法令工商企業安心，也還未能漂亮示人，民間團體或專家學者無不異口同聲做出一樣的歸因：台灣過去本來有機會追上這個浪潮，但都被產業界阻擋，或受到民粹式的論證（如產業都活不下去了），以至於屢屢停下腳步，多次錯過產業轉型與改革的機會

就連蔡英文政府也如此感嘆。在鏡文學出版的《時代如何轉了彎——蔡英文與台灣轉型八年》中就有這麼一段敘述：能源政策發展初期的混亂，讓蔡政府上上下下感受到，2012年沒選上的遺憾，導致能源轉型遲了四年才開始。2016年上任後，完成《電業法》修法，確定了兩個重要面向：推動綠電自由化、推動電業改革與能源轉型。

「發展綠電，不只為了理念上的反核，而是有許多實際好處。」該書提到的：台灣能源幾乎都向國外購買，自給率不足百分之三，如果有四分之一能源自給自足，就可創造每年約有五千億元的能源內需市場。綠能產業不僅是台灣永續市場所需，更能帶來動能。

更不用說，再生能源自產與國家安全息息相關。

在侯友宜的能源政策中，有一主張是降低天然氣占比，他強調這是為了國家能源安全，防止戰爭或國境遭到封鎖時，沒有足夠能源可使用。而這也反映一個現實：台灣能源依賴進口儘管近年來因為再生能源發展，能源進口比例下降，但民間感受上仍是不足。

「從世界各國能源轉型過程來看，天然氣都是扮演橋接的作用。」周桂田解釋，這兩年因為俄烏戰爭及地緣政治因素，天然氣供應的穩定性受到質疑，價格也提高，但從國家安全來講，台灣與任何一個國家都一樣，天然氣存量都要增加，以換得再生能源發展衝刺的空間，「當然，如果再生能源沒有辦法順利發展的話。天然氣要退位，就會比較困難。」

因此，再生能源發展才是重點。

「從國家安全的角度來講，再生能源才是台灣最需要的能源。」戴興盛以最極端的例子解釋：如果發生戰爭或遭到封鎖情況，最能夠穩定提供能源的，就是自產再生能源，核能對台灣能源安全來說，反而是最不穩定的因素。

戴興盛以俄烏戰爭為例指出，烏克蘭核電廠就是俄羅斯攻擊或是潛在攻擊的目標，因此，若是依賴核電廠，形同將國家能源安全放在一個最不穩固的基礎上，「核電廠需要的是大型對外輸電網絡，敵軍只要摧毀輸電的電塔，核電廠就沒有用了。」

相較而言，再生能源屬分散式發電，有非常多節點，所以，敵方無法只對準一個關鍵節點發動攻擊，就算是打了其中一個節點，也不會讓我們陷入能源危機。就這點而言，周桂田也持一樣的主張：電力發展需要改革，過往大眾習慣傳統電網，但一旦戰爭發生，敵軍炸掉電網，我方就完了。「所以電力改革就是要走虛擬電廠、智慧電網，要儲能，再與綠電搭配，分散電網。而這已成一個新的產業。」

「要強化電網的分散性，加速儲能系統的開發與建置。」蔡英文的元旦談話也是如此強調：台灣必須持續強化能源韌性，以接軌 COP28 所設定的，2030年，全球再生能源成長兩倍，能源效率提高一倍的國際目標，進而邁向2050淨零轉型。

政治攻防中被污名的再生能源

「反對黨多年來把再生能源貶抑為丑角，多年來根本不嚴肅面對這個議題。」

雖說如此，台灣再生能源發展過程中，仍受到許多污名，也受到許多抗爭，如今成為在野黨候選人攻擊執政黨的標靶；反對黨多年來帶頭以不實言論攻擊再生能源，對再生能源發展造成影響。

對此，戴興盛反問：這些同樣以發展再生能源為政見的在野黨候選一旦勝選，要如何達到與現在執政黨所主張相同的再生能源目標？他認為，反對黨從政治人物到支持者多年來都把焦點放在核能，對於再生能源政策與實務的理解極為薄弱，「從認知轉變到政策與實務量能都極度欠缺的情況下，如何帶領台灣社會達成2030再生能源30%的目標？」

「反對黨多年來把再生能源貶抑為丑角，或是把執政黨的再生能源政策稱之為躁進，多年來根本不嚴肅面對這個議題，」戴興盛追問：結果現在自己也提出一個與自己過去稱之為躁進一樣的目標，這種態度如何在真正執政時去達成自己設定的目標？

接連拋出幾個問號後，戴興盛綜合表示：再生能源對於台灣的重要性不需多言，從各政黨竟然不約而同提出極為類似的目標就可以證明，這對政治立場時而分歧的台灣社會而言，是少見的共識，「我們樂見這共識，但也要提醒，再生能源目標不是用喊的就會自動達成。所有投入能源轉型的人們都清楚，發展再生能源的每一步路都充滿挑戰，但它的確可以透過每一步的努力，讓每天裝置容量都在逐步成長，這是它成為可靠的解決方案的特質。」

「台灣跟丹麥、德國一樣都是地狹人稠的地方，都在這個條件下發展再生能源。」留學德國的戴興盛表示，這就是德國、丹麥走過的路徑，台灣雖然起步較晚，但只要繼續朝這個方向努力，就可以達到目標，「其實台灣也沒有其他選項了。」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秘書長崔愫欣則認為，民進黨推出能源政策的理念並無不好，只是當初可能沒有想到執行為如此困難，恐怕也沒做好評估。但她表示，這種衝突在國外也會發生，只能依靠社會的智慧解決。

德國即是例子。2000年，德國政府提案淘汰核能並開始關閉核電廠，此後有許多折衝，直到2011年福島核災發生確認大規模核災是可能發生的，於是加速淘汰核電廠。2022年俄烏戰爭發生後，擔心失去俄羅斯天然氣的德國，會撐不過那個冬天，延遲原本12月底要關閉的最後三個核電廠的計劃，即使有要求評估的聲音，德國仍然堅持關閉時間不能超過2023年4月，而隔年春天，德國果真把核電廠都關掉了。「我的意思是說，關於理念，沒有百分之百拿得準，但德國就是很堅持，你說他是不是走在鋼索上，反對者可能會質疑怎麼可以讓國家走在鋼索上，但支持改革的人就是願意接受這麼風險。」崔愫欣強調：這就是我們的理想和願景，人可以為理想願景而犧牲。

「但台灣人想要百分之百以上的電力穩定，想要產業用電無虞，而核能就給大家便宜用電、可以無限用電的夢想。」崔愫欣提醒：問題可能是大家既不想要任何匱乏，也不願承擔風險，還不希望付出成本，「我覺得大家要思考一下，只不是可以努力拚一下。」

周桂田也有類似的意見，他說，過去台灣習慣褐色經濟，以最低的電價、最低的勞動價格去支撐我們的出口經濟，想辦法壓低成本取得競爭力，但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企業現在要習慣環境成本內部化，過往社會支出的成本如今都要回到企業製造成本，這就是為什麼要有碳定價、碳關稅的原因，而這些都已經變成國際新的貿易規則和遊戲，「企業跟政府的大腦都要改變。」

規避排放溫室氣體責任的工商界

「台灣企業現在要做的，就是製程要改變，再來要節能，最後就是增加綠電。」

如今，企業界也感受到這股轉型的壓力：淨零排放不僅是國際趨勢或環境法令而已，高度依賴進口的台灣經濟，如果不減碳，恐怕無法取得貿易的入場券。歐盟於2022年投票通過「碳邊境調整機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CBAM），預計從2026年起對進口貨品扣徵碳關稅；美國拜登政府也提出「清潔競爭法案」（Clean Competition Act，CCA），若三讀通過，將於2024年實施。可以想見，接下來各國也將會提出自己的碳關稅，以保有經濟競爭力。換句話說，減碳已成為國際貿易的重要課題，沒有跟上淨零轉型趨勢的企業，對外貿易或將寸步難行。

遑論現在企業簽訂氣候相關財務揭露（TCFD）與 RE100（百分之百使用再生能源）已成為進入全球供應鏈的標配，如果在政府治理與企業治理上沒有做出改變，就會喪失競爭力。換言之，以製造業為重、出口導向的台灣，儘管在全球供應鏈展現出科技與傳統製造的強項，但相對的，要讓供應鏈達到碳中和與碳關稅標準，就得面對產業轉型、能源轉型等難關。尤其是近年以來，製造業貢獻了台灣過半比例的溫室氣體碳排。

儘管石化鋼鐵、水泥造紙、紡織半導體等能源密集的產業，都參與工業局2025年溫室氣體資源減量計劃，也算有成績，但工商企業界普遍認為，未來減碳就會像擰毛巾一樣，愈發困難，成本越來越高，一旦2025年碳稅開徵，將不只是影響產業的成本利益而已，也會影響到國家整體競爭力的問題，因此，對於2024年大選各政黨候選人，企業界除了關心他們對產業轉型的看法，也在意政府開徵碳稅的方向與配套。

「我們再也不能依靠這種便宜的電力支撐出口導向的經濟，人家已經不要這種『灰電』。」周桂田表示，台灣自1970年代以來，長年使用廉價的電價、水價與勞動價格，造就大量（環境、工業）補貼的犧牲體系（sacrifice system），造成的危害超過鄰近國家。

儘管台灣因此贏得經濟榮景，但周桂田認為，過度依賴此路徑發展，便造成台灣社會一直存在褐色、尋租、高碳的產經及生活模式。1990年代，台商大量西進，造成產業空洞化與產業升級喪失動能，因此，當2010年前後，多數國家都已邁力展開能源轉型、綠能科技與產業佈局時，台商失去變革的機會。

「如今因為地緣政治關係，台商與資金回流，剛好遇上轉型的契機。」周桂田表示，台商應該趁此機會脫胎換骨，提高產品附加價值，建立綠色經濟、以人為本的模式，回應國際趨勢與世界要求，「台灣產業界的思維一定要升級。」

2023年12月22日台灣碳交易所開始營運，中鋼與台積電都積極購買碳權。這意味著台灣即使還沒有那麼快減碳，但可以透過碳權的體檢來強化競爭力，因為將來面對國際碳關稅，都是要揭露產品的含碳量，除了製程的排碳量外，還包含是否使用綠電，以及上游供應鏈為何，所以碳排等於是產品的規格。周桂田表示，如果綠電使用比別人少，會有轉單效應，對產業會有影響。

周桂田認為，台灣企業現在要做的，就是製程要改變，再來要節能，最後就是增加綠電。他說，前兩年《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修法時，就針對5000瓩以上的用電大戶，規定要建置10%的再生能源建置，但其實還是追不上，即使如此，這還是可以強化國內綠電成長，也可以因應國際分工鏈的需求。

而企業界所在意的「缺電」問題，在周桂田眼裡，是一種迷思。事實上，由於過去電價太便宜，導致台電沒有資金投入維護電網，造成電網韌性不夠而造成跳電；而企業界往往把這樣的跳電視為是產電不夠。也就是，「斷電」或「跳電」，是電網韌性太脆弱，而非產電不夠，「這是風險管理不夠的問題，需要的是制度、設備、機制，乃至整個觀念的改變。」

「傳統上規避排放溫室氣體責任的是工商業界，而且他們被指責確實有道理，他們始終以經濟發展的理由，想盡辦法規避各類環境與社會責任。」戴興盛表示，社會各界應該要理解，降低溫室氣體排放至2050淨零目標是我們每個人的責任，而責任因所得、行為等各類因素而有程度高低，那麼我們就應該要為氣候危機負起責任而不僅是強調權益，「如何共同去承擔責任，是能源轉型、淨零轉型真正的深水區。」

戴興盛進一步指出，若產業界很擔憂再生能源不夠而影響其未來，那他們是否願意付出更大的代價，讓因再生能源設施而權益受損的人們可以得到合理的受益、與更進一步得到永續發展的契機。

「我個人主張，就是未來在碳費開徵後，從每年徵收的幾百億元碳費收入中，撥出一部分作為再生能源設施所在地永續發展的財務資源。」戴興盛說明，這些財務資源可以從環境、經濟、社會等層面來支持這些承擔發電責任的地區，正是透過在全國範圍進行大規模財務移轉，來平衡發電地區跟用電地區過去承擔責任跟權利不對等的狀況。他認為，這是台灣社會在未來應該要做的事情。

「台灣社會還不太習慣未來會從一個集中型發電廠的形態，變成分散式發電系統型態。」戴興盛舉例，麥寮火力發電廠提供我們電力，代價就是周遭地區民眾承受污染與環境衝擊，而大台北地區的人因為不用承擔發電的責任，也就不會意識到發電系統背後所付出的代價。

而未來分散式電廠，如同一個又一個小型電廠，會散佈在台灣各個地方，讓過去「看不見」的電廠如今得以「被看見」，戴興盛解釋，簡單來說，過去發電帶來的衝擊與成本，往往由位在邊陲的少數人承擔，這是典型的環境不正義作法，但在未來，會變成社會每一個人或多或少都需要承擔的責任，「這個認知是大家現在還意識不到的。」他指出，當光電、風電來到自己居住的地區，大家一開始時會難以接受，這在歐洲也有類似的經驗。不能說十分順利，但歐洲努力克服各種難題，讓他們再生能源占比逐年提高，而台灣正處在這個轉型期剛開始不久的階段。

「台灣社會要學習為自己的需要負起責任和代價，而不是像過去那樣，把這些責任跟代價，完全推給社會裡面最弱勢的一群人承擔。」戴興盛顯得語重心長：要讓社會大眾理解，再生能源設施就跟我們熟悉的各類公共設施一樣，喜歡也好，討厭也好，它都是為了維繫台灣的環境永續與經濟命脈，所必須要的公共設施，在這個前提之下，我們才能繼續討論，如何讓這些再生能源設施，一步一步一步的進入到我們的生活當中，這是我認為是現在所面對需要處理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