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選民大減，區議會首投族冷漠：「投票像開盲盒」

元朗洪福邨商場和巴士站之間的鐵欄上，十幾枝旗隨風擺動：黃底藍字的「民建聯」字體碩大，候選人徐君紹跟譚耀宗、周浩鼎等同框，獲黨大佬「全力支持」；經民聯的張弓發笑容燦爛，要「講好元朗故事」；馬路對面是鄉事派梁福元兒子梁明堅的陣地，口號玩諧音又押韻：「同行並堅，共創明天。」

19歲、在大學唸傳理的子佑不用上學，穿拖鞋到樓下逛逛。他對那三位候選人並不了解，也無意找政綱來看。「我覺得一樣，沒有分別。跟自己理念差不多那班沒了。」

走入屋邨，大小橫額鋪天蓋地，每個角落都在熱烈呼籲「1210區選齊投票、共建美好社區」。子佑說自己顧著低頭看手機，很少留意。年滿18歲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可通過登記成為選民，子佑理應是這次選舉的首投族，但沒有登記。

最近幾年，香港選民登記人數下跌，當中18至20歲的選民跌幅猛烈，由2020年的12萬多人大幅減至2023年的2萬多。有建制派區議員歸咎於1997年金融風暴和2003年沙士令​​出生率下降，拉低適齡人口；民主派則認為與是次區選直選議席大減有關，降低登記意欲。同一年齡層，新增登記人數在2019年達58794，是自2015年後新高。短短數年，人數掉了近十倍，今年只有5821名18至20歲港人登記。

一群年輕準選民在青春時代遇上社會劇變。幾年之間，反修例運動爆發、國安法落地、政治制度改變，區議會、立法會和行政長官已各換屆一次。在這個時候迎來成年，迎來公民責任、民主實踐的初體驗，首投族們怎麼看待大變後的區選，他們對選舉的想像又是怎樣的？

議員贏了又辭職，「投票好像沒有甚麼作用」

子佑家樓下原是前民主派區議員陳樹暉的辦事處。2021年，陳樹暉在區議員離職潮中離任，留下一句「在此一別，後會無期」。單位丟空一段時候後，民建聯的徐君紹搬進了單位，後來報名成為今屆區議會參選人。

辦事處早改頭換面。牆上的深黃色膠牌很顯眼，民建聯黨徽置頂；下方對齊框著八張徐君紹的選舉海報，欄桿又掛了橫額，藍色是底色。下午5時，辦事處的門關上，子佑不知道有沒有人在辦工。他說陳樹暉在任那時，門不時開著，有事可以進去找他。

恍如隔世。回到2019秋夏，區議會舉行前夕，反送中示威熾熱，中文大學和理工大學分別爆發激烈衝突。選舉中，不同光譜的民主派大動員。在新選區洪福，朱凱廸新界西團隊派出90後學聯前秘書長、嶺南大學哲學系畢業的陳樹暉對撼民建聯徐君紹。子佑當時是中五生，上學外出，經過樓下和輕鐵站，都聽到兩派陣營用喇叭叫喊拉票。投票日當天，他留在家中，母親投給陳樹暉。

結果出爐，陳樹暉得票1780，以154票之利當選。支持者舉手喝采，穿墨綠色襯衫的陳樹暉微笑鞠躬。「我都猜不到陳樹輝會贏，」子佑很驚喜，以為屋邨住了不少老人，建制會有優勢。母親也說，「好嘢，不用讓民建聯來做。不會被他們控制到。」當年洪福區投票人數為3428人，投票率達70.38%。

那夜，香港地區政治版圖巨變，建制地區勢力被撼動，權力在轉移。452個民選區議會議席中，民主派取得388席，比以往增加263席，建制僅獲得59席，眾多建制派代表人物落敗。投票率破記錄達71.2%。子佑一度以為民意勝了。

「但持續很短，直到他辭職的時候。」

當上區議員才一年多，2021年5月，立法會通過修例要求區議員宣誓「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7月，有傳媒放風，指香港政府或會取消「不符合宣誓要求」的區議員資格，並向他們追討薪酬及津貼，每人涉逾100萬港元。終在宣誓前夕，二百多名區議員辭職，當中包括陳樹暉。政府沒有安排補選，議席懸空，多區區議會停擺。

子佑記得，那時有屋苑投訴垃圾站離民居太近，陳樹暉為他們爭取將垃圾站移開，但「申訴到一半就已經辭職了，沒有人繼續 follow up」。垃圾站現在仍在原位。他記得，徐君紹搬進來後，曾在邨內架了張桌子，貼上海報，但看不見真人。至於徐君紹後來有否跟進垃圾站，子佑沒有留意。

他覺得，議員辭職是迫不得已，沒有怪他們。令子佑懊惱的是，陳樹暉贏了要辭職，原來落敗的徐君紹卻回歸，縱使名義上不是區議員，但他遷入了辦公室、也會找人派傳單，感覺像頂替了陳樹暉的位置，「吓，咁姐係點？（那即是怎樣？）那投票來做甚麼呢？」

他說，「我投票，但我心目中希望當選的區議員，最後不能為區內居民服務，就覺得自己投票好像沒有甚麼作用。而後來在甚麼都不知道的情況下，就有一個新的不同派別的人來了。」

「他們當選了也要辭職，那日後連參選也不會有。」他在2021年已想到，「我那時可以選民建聯跟民建聯，那我就不會投了」。DQ風波後，他沒再留意區議會，也不清楚後來的完善區議會方案。

從小到大，因政見相異，子佑對親建制的民建聯沒有好感。2019年，徐君紹的團隊擺街站，助選阿姨派傳單給他，子佑連「了解一下都不想」，裝看不見、低頭按著電話走過，所以對其政綱一無所知。他覺得「Perception is reality」，政治先行的意識無可避免。「我跟他們立場不同的時候，已經不相為謀，不會支持這個人。」即使他們地區工作做得不錯，子佑對區議員的印象是「阿公阿婆有些困難，就會幫他們發聲」，而他不需要區議員幫忙，政治立場便成為主要考慮。他說，自己只是一個居民，想投給自己支持的人，不用想得這樣複雜、不會拋開成見了解立場不同的人。

「如果成年了，投到票那多好」

18歲生日那天，頌文按著在手機打好的to-do-list，實現那堆成年後可做的事：在7-11便利店買酒喝、進賽馬會買六合彩......還有在網上遞交了選民登記申請。

上屆區選，頌文為來港十多年、討厭保皇黨但「怕麻煩」的母親登記做選民，想著「我自己投不到票，但我可以幫她登記。」

不過，區選日遇著頌文母親工作，她沒有投票；而2020年夏天的初選，頌文陪母親到議員辦事處打算投票，發現外面大排長龍，母親說趕著買菜，又丟失一次機會。頌文那時都想著，「如果成年了，投到票那多好」。

時移世易，他說，現在登記選民是純粹for fun和「擴大分母」——他預想自己未必會投票，他不介意先登記。朋友聽到後，說他很無聊。

訪問當天，頌文拿出選舉事務處寄來的信，通知他屬於「元朗市中心」選區。但他住的地方偏遠，要坐小巴出入，他不明白為何突然被納入市中心。

頌文在3月登記做選民，「完善區議會」政策還未實施，不過兩年前的「完善立法會」是個先兆，「我好有信心區選一定會被『完善』。」頌文說，香港多年來在談政改，目標是全面直選議席和普選行政長官，他也期望事情向前推進，但現在看來似乎是背道而行。

2021年立法會改制，議席由70增加至90席，直選議席下降至20席，功能組別減至30席，剩下40席由選舉委員會內部選出；所有參選人亦須獲得選委會成員提名。最終，直選投票率錄得30.2%，是1997年後有直選以來最低數字，立法會只有一位自稱非建制派議員。

就算民主派參選立法會，頌文也不會投票給他們。「怎樣選都是保皇黨贏，沒有35＋這回事。你選不選都是議案獲得通過」他說，民間亦有討論，覺得民主派參選反而是間接支持這制度。

頌文覺得，這次區議會的改動來得更劇烈，包括參選人須獲得「三會」（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地區防火委員會和分區委員會）成員提名。獲得提名之難，就連屬建制陣營的實政圓桌召集人田北辰也感同身受，他曾向逾200名三會成員「叩門」，絕大部分無法接觸或拒絕聽取政綱。實政圓桌原本派出5人參選，只有1人獲得足夠提名。

民主派更是沒有一人成功參選。「不要說有幾多種聲音，我會expect他們（建制派）說甚麼都好，都跟香港政府主調路線一致。」他認為投票是認可的一種，不想花時間參與這場投票遊戲。

記者邀請他到選舉事務處網站瀏覽參選人名單，有三名參選人，頌文說他都不認識。當中兩位沒有列明政黨聯繫，分別是職業為「聯絡主任」的施駿興和商人陳子忠，另外一位是民建聯李啟立。頌文說要上網查一下兩人是不是真的沒有政黨，還是沒有寫出來。

頌文看到，文匯報曾訪問施駿興，稱他為「文藝界人士」；頌文又按進去他的YouTube頻道。至於陳子忠，他亦因「北部都會區」接受文匯報訪問，被稱為「新界原居民」。「三個之間都找不到分別……三個都代表不到我，我也不認識他們。」

完善區議會建議重點包括：第一，恢復委任制、由行政長官委任179席，同時新增176間選議席，直選方面，全港重新劃為44選，議席由上屆的452席大減至88席，參選人須獲得三會提名入閘；第二，引入資格審查制度，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第三，民政事務專員擔任區議會主席，實現行政主導。另外，政府引入履職監察制度，調查不符合公眾期望的區議員，並強化地區治理架構。

整體選民登記數字已連續兩年下跌，由2021年4472863人降至今年的4333106人，跌幅近14萬人，此前，選民登記數字幾乎每年緩緩上升。同時，申請撤銷選民登記人數錄得升幅——2021年至2023年，共有5952宗取消登記申請，端傳媒記者詢問選舉事務處，處方表示沒有收集選民申請取消的原因。

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陳家洛認為：「大家應該是覺得很心灰意冷。」他把跌幅連繫至制度的轉變。

他說，回到2019年區選，兩邊陣營以選票對決。「民意大象」出來後，大家經歷這麼多艱難歲月，想著政府會否作出改變、中央態度會不會調整。不過，「事件發展很明顯是輸打贏要」，換來清算、空間被收窄，以及鋪天蓋地的論述，改變人們對發生過的事的看法。「這件事很痛的。」

「今次不只是搬龍門、簡直改球。本來想著踢波的，變成打手球，那你還想我們怎樣呢？落場踢已經不能踢、觀眾席上面的選民自然覺得為甚麼我們還坐在這裏？那麼起來吧、回家吧，或者離開這個傷心之地。」

頌文說，時間拖太長，「可惜」的感覺也丟淡。「如果你2019年突然之間跟我說所有人不能投票，或者完善全部區議會、立法會，我當然覺得可惜。但是政府都荒謬了幾年，雖然不是甚麼好事，不應該習慣，但我覺得已經是norms。」

有時他會晦氣地想，「會不會當時林鄭說The bill is dead那一下，如果所有人突然停止上街，是不是就起碼立法會選到呢、不會變成這個樣子呢？」他說，「市民最開始不想要的是逃犯條例，你後來慢慢弄一份國安法，然後又有『完善』。 其實是不是你有沒有逃犯條例，都沒有什麼所謂了？」

政府與市民不能修補的「大峽谷」

2020年5月12日，時任警務處處長鄧炳強自721元朗白衣人襲擊事件後，首次出席元朗區議會大會。民主派區議員身穿黑衣，舉起「警黑勾結 毋忘721」標語。會上，他們就721事件向鄧炳強提問，並發表聯合聲明，要求追究。

作為元朗居民，頌文覺得「代表背後選區的人去做的事，本身就是議員職責來的，當中應該包括給政府壓力」。

不過，在官方的論述中，重塑區議會的中軸離不開「去政治化」。5月2日，「完善地區治理建議」出爐，特首李家超在記者會上稱，自2020年第六屆區議會起，大量區議員作出「違反區議會職能」的行為，危害國家安全、鼓吹「港獨」、刻意挑撥矛盾等。他強調，區議會需重回《基本法》下「非政權性諮詢組織的定位」，擔當配合政府的角色。

陳家洛認為，自港英時代開始，區議會一直都是去殖民化及民主化的搖籃；而在2020年中之前，港府對區議會的態度亦很政治化。這例如在政改議題上，建制區議員須表態和在地區宣傳。在前任特首曾蔭權的年代，隨著立法會區議會（第二）功能組別的誕生，區議會被視作晉身立法會的「踏腳石」。他說，官員現在選擇「局部失憶」，甚至乎想說服香港市民一同局部失憶，是很愚蠢的做法。

而回望過去20年，香港選民登記率呈上升趨勢，由2003年的65.7%大幅增加至2020年92.8%。陳家洛認為這與制度變開放有關。他說，由九七前至回歸，直到政制改革年代，立法會和區選會的直選議席持續增加，廢除功能組別和雙普選的討論展開。新的政團冒起，世代交替，透過參選推動制度改革和民主進程。

另一方面是社會事件的發生。例如2003年的23條立法爭辯，催生公民社會，吸引新政團和不同世代的港人進入制度；2019年，修例風波引申至一國兩制的問題上，市民透過選票政治表決。那時，陳家洛為民意研究所的「區選覓途」 調查計劃擔任督導委員會成員。調查在區選前後分首次輪訪問分別3千人和萬多人。首輪調查上，被問到投票選擇主要是基於候選人的政治取態，還是經濟民生取態，62%選政治取態、29%選民生取態。

翻查資料，1999年18至20歲的選民登記率為35%，漸進升至2011年至2012年的六成。佔領中環後的2015年，新增登記人由4.3萬躍至6.2萬，登記率近五成。2019年，18至20歲的選民登記率為66%，為多年來最高位。

不過，陳家洛預期，以往年輕人選民登記率及投票率上升的趨勢將出現「逆轉」。他說，以往的公民教育強調香港和普世價值的關係，人們投票、參選、加入政府等實現公民責任和行使公民權利，但隨著香港教育「國安化」，「這一隻歌仔就好難唱得好」，多年來的公民教育「可以說是白費心機」。

陳家洛表示，以往本土派冒起、新世代出現，他們的想法可以跟年輕人對話。年輕選民會更樂意投票，「不是在說含淚投票給上一代的民主運動領袖精英。反而是在說我們喜歡有更多自己想法、做法、說話方法的代議士。」他說，這是將年輕人作為未來香港主人翁的身份投射在這新一代的民主運動中。

不過，年輕人在2019年社運走出來時，「感覺上是不斷地打壓、扣帽子」，令他們對後續的政制演變感到冷漠、反感，衍生「脫勾」心理。「他們所追求的、和他們所嚮往的價值觀，和現在實實在在給我們看到的發展來講，是南轅北轍、相反而行。」

年輕選民大跌、選民高齡化，政府拿捏不到民情。無論是「共創明Teen計劃」或是青年節，「更加見到是耍盲雞式的、藥石亂投的……很多事情都是自上而下，在辦公室裏面想像出來的、『要做些事』的主旋律。我們的責任就是要做些事去接觸青年人，然後為了隆重其事，就帶150個上去北京見副總理……」

他質疑，當中有多少人可以參與其中、或能感受政府是真的想關心年輕人。原本盛載一些港人想法和價值觀的非建制聲音被清算後，那個政府與市民的缺口、「大峽谷」仍在，「現在就是這種尷尬的狀態......你看政府多辛苦去找選民，差不多有些去到幾desperate的狀況。」

教育趨政治導向、年輕公務員流失明顯加速、政府和年輕人的距離感漸大，雖然政府會找「信得過」的年輕面孔賣廣告，但陳家洛認為「不夠真」。他又舉例，在剛過去的金馬獎中，香港電影和年輕演員獲獎，香港政府未有發表回應，這或與政治包袱有關。

「香港現在就是，想嘗試很努力的說好自己的故事，但是這個故事沒有年輕人。」

作為完善後首場區選，投票率成為焦點。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形容，港府「空群而出」、「無所不用其極」大規模宣傳區選。高官和各政府部門拍片做勢，當中警務處處長蕭澤頤扮演理髮師，說道「頭可以唔漂，但係票就一定要投」。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蓓茵亦大力呼籲公務員和退休公務員連同親朋好友投票。李家超更宣布，在區選前一天推「區選繽紛日」，將舉辦戶外音樂會和無人機表演。教育局又發信予全港中小學和幼稚園，要求學校舉辦「親子繽紛遊樂日」大募集，鼓勵家長及子女留在香港。

值得留意的是，政府是次高調將目標投向長者。社署發信邀請全港長者中心為會員提供交通或人手接送等便利投票措施。至今有170多間中心申請，涉及逾340萬港元公帑。有社福界人士向明報表示，是次有政府中人向社福機構董事局成員或總幹事表示「希望幫幫手」，「有機構是出於壓力才參與。」

不過，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曾放話，投票率高低不代表區議會重塑成功與否，因投票率受很多因素如天氣影響。民政及青年事務局長麥美娟則表示不會「追求一個數」，又認為當社會穩定，市民不會去想投票，甚至不會登記為選民。

端傳媒向選舉事務處查詢2020年後18至20歲選民登記率，選舉事務處沒有提供，表示「選民登記率」是估算數字，又指近年人口流動性增加，加上現行的估算方式已沿用多年，正檢視及優化估算方法，因而現階段不宜提供登記率的細項分類估算。端傳媒以《公開資料守則》嘗試索取數據，亦被選舉事務處以同樣原因拒絕。

陳家洛說，一個地方從民主化的方向急速逆轉，社會運動受到打壓，人們或會跟政權脫勾，也會選擇離開。同時，社會埋下不安煩躁，成為政治危機的伏線。這漸漸形成一個鎮壓、平復、燥動、再平復的「週期」。他說，在沒有民主制度來收納和表現社會多元的聲音、意見和價值觀的國家和制度下，這類事情時有發生，「代價是相當之高。」

心儀議員不參選，投票像「開盲盒」

10月尾，提名期還有10天便完結。18歲的仲堯最終沒有登記成為選民，他還在留意葵青老牌區議員、民主黨劉貴梅和「村長」林紹輝會不會參選。仲堯說，他們參選是唯一一個令自己登記選民的誘因。

他說葵青區經常爆水渠，劉貴梅和林紹輝會用擴音器向居民廣播，通知他們渠務署何時會修理、甚麼時候會斷水，「所有資訊都是他們給的」。仲堯把這一切看在眼內，覺得他們做得很好。

不過，民主黨早前召開記者會，派6人參選，當中包括主席羅健熙和幾位前區議員，但劉貴梅和林紹輝不在名單內。

「他們兩個真的不選，那我不會考慮。」他說。要不是要接受訪問，他也不會留意每日更新的參選人名單。「是可惜，這個完善後善後的選舉制度沒了區議會初衷。」

10月30日，林紹輝在Facebook發文致全體居民，講述自己擔任石籬區議員24個年頭，經歷屋邨重建、爭取接駁天橋及升降機等。他說，現時社會環境變得今非昔比，選舉制度在尋找三會人士提名上，變得「難上加難」，宣布放棄參選。「擔任區議員生涯終要暫時劃上句號，未能繼續以議員身份服務大家，當然是萬般不捨，深信大家更會明白及理解香港現時的處境。」劉貴梅早前亦宣布在新制度下不會參選。

仲堯對區議會的認識，源自初中通識課談香港政制：基本法、三權分立、雙普選。「我的理解就是，行政長官沒有啦，立法會只有部分議席是我們自己選出來，另外說是功能組別。」他說，唯一可以用民意力量投出來的，就是區議會。

在仲堯看來，區議會是民意表達，也牽涉社區服務，但在新制度下，前者失效。全港被重新劃分為44個選區，產出88個直選議席，改用「雙議席單票制」，即是每位選民投選一位候選人，區內得票最多的兩位候選人當選。2019年，民主派和建制分別獲得57.2%和40.6%的選票，為六四比，仲堯覺得，就算那六成民主派支持者今年投票，「那一個民主派當選，另一個位一定是給建制的。就必然不會再有民意表達。」

雖然認為區議會與民意脫勾，但仲堯覺得還是需要區議員處理地區工作。例如，在他家附近，政府計劃收回鄰近金山郊野公園的石梨坑村綠化地帶，預計建5千多個公營房屋單位，有關注組提出反對理由，包括區內交通嚴重負荷、破壞生態等，「我覺得係需要有人的反映這件事。」另外，合宜和道不時爆水渠，引發大塞車，仲堯認為需要區議員集中向居民提供資訊，提醒他們早點出門，這已是幫了大忙——仲堯說林紹輝和劉貴梅一直有這樣做。

仲堯所在的葵涌東選區中，候選人包括工聯會周潔莹、報稱獨立的余靖浵，以及現任大白田西選區議員民建聯郭芙蓉。前兩位，仲堯不認識，沒見過她們真人；至於郭芙蓉，他沒有聽過特別正面或負面的評價，對她也不熟悉。仲堯不知道她們工作表現怎樣，覺得要觀望。

「在這麼多新人的情況下，跟開盲盒沒有分別，我只是在講能不能服務社區。我就算真的去選，我亦不能選一些我很sure會服務到這個社區的人。」

日後，仲堯說他可能未必會看政黨背景，而是留意區議員在某些議題上的取向，也有可能去投票。他舉例，要是有候選人明言反對開發邊陲地帶？他會考慮投他一票。」不過，他覺得現階段沒有讓他登記選民的誘因，因為不知道選出來的人能否服務社區。

他說，如果議員沒有把工作做好，市民也是可以「報東張西望」（向電視台節目報料投訴）加以鞭策，但「真的可能去到全港都知的地步了」。

同樣18歲、住在荔枝角的善雨卻覺得，區議會對她影響不大。她沒有登記做選民，一來是上學忙碌，二來她認為區議會被建制派壟斷，「就是投票都好像預了結果是這樣。」

小時候，善雨的家人留意區議會辦的活動和福利，例如拍證件相優惠。但善雨長大後少了參與社區活動，對區議會的形象是「康樂及文化、長者、圖書館、體育館」，但她不常用這些設施。升上中學，善雨經歷末代通識科，老師在課堂提到選民責任、又播放《鏗鏘集》，她便多了留意區議會。社運時，她也傾向支持本土派和民主派。而今年進大學後，善雨的關注又少了。

不過，善雨會留意新聞，例如社運後的法庭新聞，但區議會從來不是她所關注的。她說，這一、兩年來，區議會內的民主派失去控制權，「整個已經變成了事實，好像已經沒辦法改變。就算我登記了這條選民，其實我都只能在那班人裏面選一個 ，但是我沒辦法選到一個我覺得是比較好的、或者跟我同立場的人。」她說她對這轉變冷感。

這年來，善雨覺得區內的發展不錯，建了圖書館和體育館，巴士班次亦變得頻密了，她不知道這是否跟區議會有關，而據她觀察，不少出來回應區內事務的人是來自民建聯。不過，她還是沒有意欲參與選舉，覺得選誰對政策也沒有影響，「現在那些候選人全部都是那個派，然後我覺得他做的應該全部都差不多。」

而頌文認為，在社區事務上，區議會已沒有太大作用，他亦找到其他方法關心社區和獲取資訊，例如加入社交媒體的交通關注組。他說起平日坐小巴路線經常脫班、車上又沒有安全帶，最近主動向運輸署投訴，獲回覆和跟進。「可能區議員的名會好聽點，可能做事快點，但先講做不做到，我覺得我要做的、要人跟的，我也跟到。」

政府有彎轉？

陳家洛辦公室的牆上有張長方白色海報：正中紅邊圓圈路障標誌上，箭咀向右拐，左上角「冇彎轉」三個大字。那是源自民間人權陣線等在2005年七一發起的網上簽名運動，當年人大常委否決2007/08年政改方案，民間呼聲普選行政長官和全體立法會。他說，那時的公民社會可以走出來表達想法，南轅北轍的人也可同坐聊天。

現在還有沒有彎轉呢？陳家洛道，政府就不用想了。這個沒有可能有什麼彎轉，只會轉去一個牛角尖。

2015年，當時為立法會議員的陳家洛出選海怡東區議會，對手是建制派林啟暉。那時兩人一星期七天「派早餐接放工」—— 在別人上班前、下班坐巴士回家時，預早站在座頭打招呼。他們又「shadowing」擺街站，「大家磨到十點十一點，看看誰放棄先，誰累得太要回家睡。」

「很過癮的，不可以有老奉（認為別人對自己的支持為應份）......一人一票，看投票率、看支持者......」不過，他最後以三百多票之差落敗。2019年，時任公民黨黨員俞竣晞以800票之距，從林啟暉手上取得議席。

同年，仲堯在葵青的選區也是由民主派大勝，他沒有特別期待自己日後投票，想著「遲早都有得投嘅」。輾轉幾年，初選案、蘋果立場結束營運，他覺得已達到最底線，這些事可以發生，甚麼事都可以發生。這次不投票，他早已預料，「沒有特別失落或者好大情緒」。

子佑說，這幾年跟朋友一直都沒談過政治，「大家都覺得好像改變不了、都覺得做不了什麼的時候，連講都免得，很無力。」他有小學同學因國安法被判監，子佑也萌生移民念頭。雖然有移民多年的親戚告訴他外國不太好，他還是覺得最起碼「說一句話都不用諗過度過」。而頌文大專選了護理系，便是給自己留了後路，方便日後憑專業資格去外國。

這次子佑沒有登記，日後也未必會。他說現在對選舉沒有期待、沒有希望誰人勝出、沒有對自己首次投票落空而感可惜。可惜的是，政治環境變成如此，才讓他做這樣的選擇。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仲堯、頌文、子佑和善雨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