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选民大减，区议会首投族冷漠：“投票像开盲盒”

元朗洪福邨商场和巴士站之间的铁栏上，十几枝旗随风摆动：黄底蓝字的“民建联”字体硕大，候选人徐君绍跟谭耀宗、周浩鼎等同框，获党大佬“全力支持”；经民联的张弓发笑容灿烂，要“讲好元朗故事”；马路对面是乡事派梁福元儿子梁明坚的阵地，口号玩谐音又押韵：“同行并坚，共创明天。”

19岁、在大学念传理的子佑不用上学，穿拖鞋到楼下逛逛。他对那三位候选人并不了解，也无意找政纲来看。“我觉得一样，没有分别。跟自己理念差不多那班没了。”

走入屋邨，大小横额铺天盖地，每个角落都在热烈呼吁“1210区选齐投票、共建美好社区”。子佑说自己顾著低头看手机，很少留意。年满18岁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可通过登记成为选民，子佑理应是这次选举的首投族，但没有登记。

最近几年，香港选民登记人数下跌，当中18至20岁的选民跌幅猛烈，由2020年的12万多人大幅减至2023年的2万多。有建制派区议员归咎于1997年金融风暴和2003年沙士令​​出生率下降，拉低适龄人口；民主派则认为与是次区选直选议席大减有关，降低登记意欲。同一年龄层，新增登记人数在2019年达58794，是自2015年后新高。短短数年，人数掉了近十倍，今年只有5821名18至20岁港人登记。

一群年轻准选民在青春时代遇上社会剧变。几年之间，反修例运动爆发、国安法落地、政治制度改变，区议会、立法会和行政长官已各换届一次。在这个时候迎来成年，迎来公民责任、民主实践的初体验，首投族们怎么看待大变后的区选，他们对选举的想像又是怎样的？

议员赢了又辞职，“投票好像没有甚么作用”

子佑家楼下原是前民主派区议员陈树晖的办事处。2021年，陈树晖在区议员离职潮中离任，留下一句“在此一别，后会无期”。单位丢空一段时候后，民建联的徐君绍搬进了单位，后来报名成为今届区议会参选人。

办事处早改头换面。墙上的深黄色胶牌很显眼，民建联党徽置顶；下方对齐框著八张徐君绍的选举海报，栏杆又挂了横额，蓝色是底色。下午5时，办事处的门关上，子佑不知道有没有人在办工。他说陈树晖在任那时，门不时开著，有事可以进去找他。

恍如隔世。回到2019秋夏，区议会举行前夕，反送中示威炽热，中文大学和理工大学分别爆发激烈冲突。选举中，不同光谱的民主派大动员。在新选区洪福，朱凯廸新界西团队派出90后学联前秘书长、岭南大学哲学系毕业的陈树晖对撼民建联徐君绍。子佑当时是中五生，上学外出，经过楼下和轻铁站，都听到两派阵营用喇叭叫喊拉票。投票日当天，他留在家中，母亲投给陈树晖。

结果出炉，陈树晖得票1780，以154票之利当选。支持者举手喝采，穿墨绿色衬衫的陈树晖微笑鞠躬。“我都猜不到陈树辉会赢，”子佑很惊喜，以为屋邨住了不少老人，建制会有优势。母亲也说，“好嘢，不用让民建联来做。不会被他们控制到。”当年洪福区投票人数为3428人，投票率达70.38%。

那夜，香港地区政治版图巨变，建制地区势力被撼动，权力在转移。452个民选区议会议席中，民主派取得388席，比以往增加263席，建制仅获得59席，众多建制派代表人物落败。投票率破记录达71.2%。子佑一度以为民意胜了。

“但持续很短，直到他辞职的时候。”

当上区议员才一年多，2021年5月，立法会通过修例要求区议员宣誓“拥护《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7月，有传媒放风，指香港政府或会取消“不符合宣誓要求”的区议员资格，并向他们追讨薪酬及津贴，每人涉逾100万港元。终在宣誓前夕，二百多名区议员辞职，当中包括陈树晖。政府没有安排补选，议席悬空，多区区议会停摆。

子佑记得，那时有屋苑投诉垃圾站离民居太近，陈树晖为他们争取将垃圾站移开，但“申诉到一半就已经辞职了，没有人继续 follow up”。垃圾站现在仍在原位。他记得，徐君绍搬进来后，曾在邨内架了张桌子，贴上海报，但看不见真人。至于徐君绍后来有否跟进垃圾站，子佑没有留意。

他觉得，议员辞职是迫不得已，没有怪他们。令子佑懊恼的是，陈树晖赢了要辞职，原来落败的徐君绍却回归，纵使名义上不是区议员，但他迁入了办公室、也会找人派传单，感觉像顶替了陈树晖的位置，“吓，咁姐系点？（那即是怎样？）那投票来做甚么呢？”

他说，“我投票，但我心目中希望当选的区议员，最后不能为区内居民服务，就觉得自己投票好像没有甚么作用。而后来在甚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就有一个新的不同派别的人来了。”

“他们当选了也要辞职，那日后连参选也不会有。”他在2021年已想到，“我那时可以选民建联跟民建联，那我就不会投了”。DQ风波后，他没再留意区议会，也不清楚后来的完善区议会方案。

从小到大，因政见相异，子佑对亲建制的民建联没有好感。2019年，徐君绍的团队摆街站，助选阿姨派传单给他，子佑连“了解一下都不想”，装看不见、低头按著电话走过，所以对其政纲一无所知。他觉得“Perception is reality”，政治先行的意识无可避免。“我跟他们立场不同的时候，已经不相为谋，不会支持这个人。”即使他们地区工作做得不错，子佑对区议员的印象是“阿公阿婆有些困难，就会帮他们发声”，而他不需要区议员帮忙，政治立场便成为主要考虑。他说，自己只是一个居民，想投给自己支持的人，不用想得这样复杂、不会抛开成见了解立场不同的人。

“如果成年了，投到票那多好”

18岁生日那天，颂文按著在手机打好的to-do-list，实现那堆成年后可做的事：在7-11便利店买酒喝、进赛马会买六合彩......还有在网上递交了选民登记申请。

上届区选，颂文为来港十多年、讨厌保皇党但“怕麻烦”的母亲登记做选民，想著“我自己投不到票，但我可以帮她登记。”

不过，区选日遇著颂文母亲工作，她没有投票；而2020年夏天的初选，颂文陪母亲到议员办事处打算投票，发现外面大排长龙，母亲说赶著买菜，又丢失一次机会。颂文那时都想著，“如果成年了，投到票那多好”。

时移世易，他说，现在登记选民是纯粹for fun和“扩大分母”——他预想自己未必会投票，他不介意先登记。朋友听到后，说他很无聊。

访问当天，颂文拿出选举事务处寄来的信，通知他属于“元朗市中心”选区。但他住的地方偏远，要坐小巴出入，他不明白为何突然被纳入市中心。

颂文在3月登记做选民，“完善区议会”政策还未实施，不过两年前的“完善立法会”是个先兆，“我好有信心区选一定会被‘完善’。”颂文说，香港多年来在谈政改，目标是全面直选议席和普选行政长官，他也期望事情向前推进，但现在看来似乎是背道而行。

2021年立法会改制，议席由70增加至90席，直选议席下降至20席，功能组别减至30席，剩下40席由选举委员会内部选出；所有参选人亦须获得选委会成员提名。最终，直选投票率录得30.2%，是1997年后有直选以来最低数字，立法会只有一位自称非建制派议员。

就算民主派参选立法会，颂文也不会投票给他们。“怎样选都是保皇党赢，没有35＋这回事。你选不选都是议案获得通过”他说，民间亦有讨论，觉得民主派参选反而是间接支持这制度。

颂文觉得，这次区议会的改动来得更剧烈，包括参选人须获得“三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地区防火委员会和分区委员会）成员提名。获得提名之难，就连属建制阵营的实政圆桌召集人田北辰也感同身受，他曾向逾200名三会成员“叩门”，绝大部分无法接触或拒绝听取政纲。实政圆桌原本派出5人参选，只有1人获得足够提名。

民主派更是没有一人成功参选。“不要说有几多种声音，我会expect他们（建制派）说甚么都好，都跟香港政府主调路线一致。”他认为投票是认可的一种，不想花时间参与这场投票游戏。

记者邀请他到选举事务处网站浏览参选人名单，有三名参选人，颂文说他都不认识。当中两位没有列明政党联系，分别是职业为“联络主任”的施骏兴和商人陈子忠，另外一位是民建联李启立。颂文说要上网查一下两人是不是真的没有政党，还是没有写出来。

颂文看到，文汇报曾访问施骏兴，称他为“文艺界人士”；颂文又按进去他的YouTube频道。至于陈子忠，他亦因“北部都会区”接受文汇报访问，被称为“新界原居民”。“三个之间都找不到分别……三个都代表不到我，我也不认识他们。”

完善区议会建议重点包括：第一，恢复委任制、由行政长官委任179席，同时新增176间选议席，直选方面，全港重新划为44选，议席由上届的452席大减至88席，参选人须获得三会提名入闸；第二，引入资格审查制度，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第三，民政事务专员担任区议会主席，实现行政主导。另外，政府引入履职监察制度，调查不符合公众期望的区议员，并强化地区治理架构。

整体选民登记数字已连续两年下跌，由2021年4472863人降至今年的4333106人，跌幅近14万人，此前，选民登记数字几乎每年缓缓上升。同时，申请撤销选民登记人数录得升幅——2021年至2023年，共有5952宗取消登记申请，端传媒记者询问选举事务处，处方表示没有收集选民申请取消的原因。

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洛认为：“大家应该是觉得很心灰意冷。”他把跌幅连系至制度的转变。

他说，回到2019年区选，两边阵营以选票对决。“民意大象”出来后，大家经历这么多艰难岁月，想著政府会否作出改变、中央态度会不会调整。不过，“事件发展很明显是输打赢要”，换来清算、空间被收窄，以及铺天盖地的论述，改变人们对发生过的事的看法。“这件事很痛的。”

“今次不只是搬龙门、简直改球。本来想著踢波的，变成打手球，那你还想我们怎样呢？落场踢已经不能踢、观众席上面的选民自然觉得为甚么我们还坐在这里？那么起来吧、回家吧，或者离开这个伤心之地。”

颂文说，时间拖太长，“可惜”的感觉也丢淡。“如果你2019年突然之间跟我说所有人不能投票，或者完善全部区议会、立法会，我当然觉得可惜。但是政府都荒谬了几年，虽然不是甚么好事，不应该习惯，但我觉得已经是norms。”

有时他会晦气地想，“会不会当时林郑说The bill is dead那一下，如果所有人突然停止上街，是不是就起码立法会选到呢、不会变成这个样子呢？”他说，“市民最开始不想要的是逃犯条例，你后来慢慢弄一份国安法，然后又有‘完善’。 其实是不是你有没有逃犯条例，都没有什么所谓了？”

政府与市民不能修补的“大峡谷”

2020年5月12日，时任警务处处长邓炳强自721元朗白衣人袭击事件后，首次出席元朗区议会大会。民主派区议员身穿黑衣，举起“警黑勾结 毋忘721”标语。会上，他们就721事件向邓炳强提问，并发表联合声明，要求追究。

作为元朗居民，颂文觉得“代表背后选区的人去做的事，本身就是议员职责来的，当中应该包括给政府压力”。

不过，在官方的论述中，重塑区议会的中轴离不开“去政治化”。5月2日，“完善地区治理建议”出炉，特首李家超在记者会上称，自2020年第六届区议会起，大量区议员作出“违反区议会职能”的行为，危害国家安全、鼓吹“港独”、刻意挑拨矛盾等。他强调，区议会需重回《基本法》下“非政权性咨询组织的定位”，担当配合政府的角色。

陈家洛认为，自港英时代开始，区议会一直都是去殖民化及民主化的摇篮；而在2020年中之前，港府对区议会的态度亦很政治化。这例如在政改议题上，建制区议员须表态和在地区宣传。在前任特首曾荫权的年代，随著立法会区议会（第二）功能组别的诞生，区议会被视作晋身立法会的“踏脚石”。他说，官员现在选择“局部失忆”，甚至乎想说服香港市民一同局部失忆，是很愚蠢的做法。

而回望过去20年，香港选民登记率呈上升趋势，由2003年的65.7%大幅增加至2020年92.8%。陈家洛认为这与制度变开放有关。他说，由九七前至回归，直到政制改革年代，立法会和区选会的直选议席持续增加，废除功能组别和双普选的讨论展开。新的政团冒起，世代交替，透过参选推动制度改革和民主进程。

另一方面是社会事件的发生。例如2003年的23条立法争辩，催生公民社会，吸引新政团和不同世代的港人进入制度；2019年，修例风波引申至一国两制的问题上，市民透过选票政治表决。那时，陈家洛为民意研究所的“区选觅途” 调查计划担任督导委员会成员。调查在区选前后分首次轮访问分别3千人和万多人。首轮调查上，被问到投票选择主要是基于候选人的政治取态，还是经济民生取态，62%选政治取态、29%选民生取态。

翻查资料，1999年18至20岁的选民登记率为35%，渐进升至2011年至2012年的六成。占领中环后的2015年，新增登记人由4.3万跃至6.2万，登记率近五成。2019年，18至20岁的选民登记率为66%，为多年来最高位。

不过，陈家洛预期，以往年轻人选民登记率及投票率上升的趋势将出现“逆转”。他说，以往的公民教育强调香港和普世价值的关系，人们投票、参选、加入政府等实现公民责任和行使公民权利，但随著香港教育“国安化”，“这一只歌仔就好难唱得好”，多年来的公民教育“可以说是白费心机”。

陈家洛表示，以往本土派冒起、新世代出现，他们的想法可以跟年轻人对话。年轻选民会更乐意投票，“不是在说含泪投票给上一代的民主运动领袖精英。反而是在说我们喜欢有更多自己想法、做法、说话方法的代议士。”他说，这是将年轻人作为未来香港主人翁的身份投射在这新一代的民主运动中。

不过，年轻人在2019年社运走出来时，“感觉上是不断地打压、扣帽子”，令他们对后续的政制演变感到冷漠、反感，衍生“脱勾”心理。“他们所追求的、和他们所向往的价值观，和现在实实在在给我们看到的发展来讲，是南辕北辙、相反而行。”

年轻选民大跌、选民高龄化，政府拿捏不到民情。无论是“共创明Teen计划”或是青年节，“更加见到是耍盲鸡式的、药石乱投的……很多事情都是自上而下，在办公室里面想像出来的、‘要做些事’的主旋律。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做些事去接触青年人，然后为了隆重其事，就带150个上去北京见副总理……”

他质疑，当中有多少人可以参与其中、或能感受政府是真的想关心年轻人。原本盛载一些港人想法和价值观的非建制声音被清算后，那个政府与市民的缺口、“大峡谷”仍在，“现在就是这种尴尬的状态......你看政府多辛苦去找选民，差不多有些去到几desperate的状况。”

教育趋政治导向、年轻公务员流失明显加速、政府和年轻人的距离感渐大，虽然政府会找“信得过”的年轻面孔卖广告，但陈家洛认为“不够真”。他又举例，在刚过去的金马奖中，香港电影和年轻演员获奖，香港政府未有发表回应，这或与政治包袱有关。

“香港现在就是，想尝试很努力的说好自己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没有年轻人。”

作为完善后首场区选，投票率成为焦点。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形容，港府“空群而出”、“无所不用其极”大规模宣传区选。高官和各政府部门拍片做势，当中警务处处长萧泽颐扮演理发师，说道“头可以唔漂，但系票就一定要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蓓茵亦大力呼吁公务员和退休公务员连同亲朋好友投票。李家超更宣布，在区选前一天推“区选缤纷日”，将举办户外音乐会和无人机表演。教育局又发信予全港中小学和幼稚园，要求学校举办“亲子缤纷游乐日”大募集，鼓励家长及子女留在香港。

值得留意的是，政府是次高调将目标投向长者。社署发信邀请全港长者中心为会员提供交通或人手接送等便利投票措施。至今有170多间中心申请，涉及逾340万港元公帑。有社福界人士向明报表示，是次有政府中人向社福机构董事局成员或总干事表示“希望帮帮手”，“有机构是出于压力才参与。”

不过，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曾放话，投票率高低不代表区议会重塑成功与否，因投票率受很多因素如天气影响。民政及青年事务局长麦美娟则表示不会“追求一个数”，又认为当社会稳定，市民不会去想投票，甚至不会登记为选民。

端传媒向选举事务处查询2020年后18至20岁选民登记率，选举事务处没有提供，表示“选民登记率”是估算数字，又指近年人口流动性增加，加上现行的估算方式已沿用多年，正检视及优化估算方法，因而现阶段不宜提供登记率的细项分类估算。端传媒以《公开资料守则》尝试索取数据，亦被选举事务处以同样原因拒绝。

陈家洛说，一个地方从民主化的方向急速逆转，社会运动受到打压，人们或会跟政权脱勾，也会选择离开。同时，社会埋下不安烦躁，成为政治危机的伏线。这渐渐形成一个镇压、平复、燥动、再平复的“周期”。他说，在没有民主制度来收纳和表现社会多元的声音、意见和价值观的国家和制度下，这类事情时有发生，“代价是相当之高。”

心仪议员不参选，投票像“开盲盒”

10月尾，提名期还有10天便完结。18岁的仲尧最终没有登记成为选民，他还在留意葵青老牌区议员、民主党刘贵梅和“村长”林绍辉会不会参选。仲尧说，他们参选是唯一一个令自己登记选民的诱因。

他说葵青区经常爆水渠，刘贵梅和林绍辉会用扩音器向居民广播，通知他们渠务署何时会修理、甚么时候会断水，“所有资讯都是他们给的”。仲尧把这一切看在眼内，觉得他们做得很好。

不过，民主党早前召开记者会，派6人参选，当中包括主席罗健熙和几位前区议员，但刘贵梅和林绍辉不在名单内。

“他们两个真的不选，那我不会考虑。”他说。要不是要接受访问，他也不会留意每日更新的参选人名单。“是可惜，这个完善后善后的选举制度没了区议会初衷。”

10月30日，林绍辉在Facebook发文致全体居民，讲述自己担任石篱区议员24个年头，经历屋邨重建、争取接驳天桥及升降机等。他说，现时社会环境变得今非昔比，选举制度在寻找三会人士提名上，变得“难上加难”，宣布放弃参选。“担任区议员生涯终要暂时划上句号，未能继续以议员身份服务大家，当然是万般不舍，深信大家更会明白及理解香港现时的处境。”刘贵梅早前亦宣布在新制度下不会参选。

仲尧对区议会的认识，源自初中通识课谈香港政制：基本法、三权分立、双普选。“我的理解就是，行政长官没有啦，立法会只有部分议席是我们自己选出来，另外说是功能组别。”他说，唯一可以用民意力量投出来的，就是区议会。

在仲尧看来，区议会是民意表达，也牵涉社区服务，但在新制度下，前者失效。全港被重新划分为44个选区，产出88个直选议席，改用“双议席单票制”，即是每位选民投选一位候选人，区内得票最多的两位候选人当选。2019年，民主派和建制分别获得57.2%和40.6%的选票，为六四比，仲尧觉得，就算那六成民主派支持者今年投票，“那一个民主派当选，另一个位一定是给建制的。就必然不会再有民意表达。”

虽然认为区议会与民意脱勾，但仲尧觉得还是需要区议员处理地区工作。例如，在他家附近，政府计划收回邻近金山郊野公园的石梨坑村绿化地带，预计建5千多个公营房屋单位，有关注组提出反对理由，包括区内交通严重负荷、破坏生态等，“我觉得系需要有人的反映这件事。”另外，合宜和道不时爆水渠，引发大塞车，仲尧认为需要区议员集中向居民提供资讯，提醒他们早点出门，这已是帮了大忙——仲尧说林绍辉和刘贵梅一直有这样做。

仲尧所在的葵涌东选区中，候选人包括工联会周洁莹、报称独立的余靖浵，以及现任大白田西选区议员民建联郭芙蓉。前两位，仲尧不认识，没见过她们真人；至于郭芙蓉，他没有听过特别正面或负面的评价，对她也不熟悉。仲尧不知道她们工作表现怎样，觉得要观望。

“在这么多新人的情况下，跟开盲盒没有分别，我只是在讲能不能服务社区。我就算真的去选，我亦不能选一些我很sure会服务到这个社区的人。”

日后，仲尧说他可能未必会看政党背景，而是留意区议员在某些议题上的取向，也有可能去投票。他举例，要是有候选人明言反对开发边陲地带？他会考虑投他一票。”不过，他觉得现阶段没有让他登记选民的诱因，因为不知道选出来的人能否服务社区。

他说，如果议员没有把工作做好，市民也是可以“报东张西望”（向电视台节目报料投诉）加以鞭策，但“真的可能去到全港都知的地步了”。

同样18岁、住在荔枝角的善雨却觉得，区议会对她影响不大。她没有登记做选民，一来是上学忙碌，二来她认为区议会被建制派垄断，“就是投票都好像预了结果是这样。”

小时候，善雨的家人留意区议会办的活动和福利，例如拍证件相优惠。但善雨长大后少了参与社区活动，对区议会的形象是“康乐及文化、长者、图书馆、体育馆”，但她不常用这些设施。升上中学，善雨经历末代通识科，老师在课堂提到选民责任、又播放《铿锵集》，她便多了留意区议会。社运时，她也倾向支持本土派和民主派。而今年进大学后，善雨的关注又少了。

不过，善雨会留意新闻，例如社运后的法庭新闻，但区议会从来不是她所关注的。她说，这一、两年来，区议会内的民主派失去控制权，“整个已经变成了事实，好像已经没办法改变。就算我登记了这条选民，其实我都只能在那班人里面选一个 ，但是我没办法选到一个我觉得是比较好的、或者跟我同立场的人。”她说她对这转变冷感。

这年来，善雨觉得区内的发展不错，建了图书馆和体育馆，巴士班次亦变得频密了，她不知道这是否跟区议会有关，而据她观察，不少出来回应区内事务的人是来自民建联。不过，她还是没有意欲参与选举，觉得选谁对政策也没有影响，“现在那些候选人全部都是那个派，然后我觉得他做的应该全部都差不多。”

而颂文认为，在社区事务上，区议会已没有太大作用，他亦找到其他方法关心社区和获取资讯，例如加入社交媒体的交通关注组。他说起平日坐小巴路线经常脱班、车上又没有安全带，最近主动向运输署投诉，获回复和跟进。“可能区议员的名会好听点，可能做事快点，但先讲做不做到，我觉得我要做的、要人跟的，我也跟到。”

政府有弯转？

陈家洛办公室的墙上有张长方白色海报：正中红边圆圈路障标志上，箭咀向右拐，左上角“冇弯转”三个大字。那是源自民间人权阵线等在2005年七一发起的网上签名运动，当年人大常委否决2007/08年政改方案，民间呼声普选行政长官和全体立法会。他说，那时的公民社会可以走出来表达想法，南辕北辙的人也可同坐聊天。

现在还有没有弯转呢？陈家洛道，政府就不用想了。这个没有可能有什么弯转，只会转去一个牛角尖。

2015年，当时为立法会议员的陈家洛出选海怡东区议会，对手是建制派林启晖。那时两人一星期七天“派早餐接放工”—— 在别人上班前、下班坐巴士回家时，预早站在座头打招呼。他们又“shadowing”摆街站，“大家磨到十点十一点，看看谁放弃先，谁累得太要回家睡。”

“很过瘾的，不可以有老奉（认为别人对自己的支持为应份）......一人一票，看投票率、看支持者......”不过，他最后以三百多票之差落败。2019年，时任公民党党员俞竣晞以800票之距，从林启晖手上取得议席。

同年，仲尧在葵青的选区也是由民主派大胜，他没有特别期待自己日后投票，想著“迟早都有得投嘅”。辗转几年，初选案、苹果立场结束营运，他觉得已达到最底线，这些事可以发生，甚么事都可以发生。这次不投票，他早已预料，“没有特别失落或者好大情绪”。

子佑说，这几年跟朋友一直都没谈过政治，“大家都觉得好像改变不了、都觉得做不了什么的时候，连讲都免得，很无力。”他有小学同学因国安法被判监，子佑也萌生移民念头。虽然有移民多年的亲戚告诉他外国不太好，他还是觉得最起码“说一句话都不用谂过度过”。而颂文大专选了护理系，便是给自己留了后路，方便日后凭专业资格去外国。

这次子佑没有登记，日后也未必会。他说现在对选举没有期待、没有希望谁人胜出、没有对自己首次投票落空而感可惜。可惜的是，政治环境变成如此，才让他做这样的选择。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仲尧、颂文、子佑和善雨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