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次大流行病，世界準備好了嗎？獨立監測報告指不容樂觀｜Whatsnew

隨着中國各地陸續入冬，呼吸道疾病進入高發季節，肺炎支原體、流感、COVID-19等呼吸道疾病交織疊加。

去年此時，中國大陸民衆還處在為 「解封」而抗議的前夜，而今 COVID-19 疫情似乎已遠離人們的日常生活。只有少數專家在公開場合談及，今年11月至明年1月「會有一波小小的感染高峰，建議儘快接種疫苗」。儘管各地目前開放多達6款 COVID-19 疫苗預約接種，但媒體宣傳和公衆響應均十分有限。（延伸閱讀：《截至2022年4月，我們對「COVID-19後遺症」的了解有多少？》）

人類能打破對待大流行病「恐慌-忽視」的循環嗎？導致全球數百萬人死亡的 COVID-19 大流行留下了哪些教訓和遺產？近期，全球防範監測委員會 （GPMB）發布了一份年度報告並召開在線研討會，警告世界防範下一次大流行病的準備工作相當脆弱，應對潛在大流行威脅的能力仍然不足。

未來應對大流行病的準備能力或進一步下降

GPMB 成立於2018年，是一家由世界衛生組織（WHO）和世界銀行召集的獨立機構，在埃博拉疫情後應運而生，旨在確保為全球健康危機做好準備。今年的這份報告採用了全新的監測框架，總共評估了30項指標，關注從全球、區域到國家層面的領導力和問責制、一致性、公平性。

報告顯示，儘管有16項指標顯示在 COVID-19 疫情後有所改善，但沒有一項被評為「充分準備」（綠色），「良好或部分達到」的也只有五項，大多數都是「不足或不完整」（橙色），還有五項顯示為「差」（紅色）。

GPMB 分析指出，全球研發協調能力、錯誤和虛假信息的全球影響和治理、社區參與、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的參與、相關行動者的參與、大多數融資指標、獨立監測等方面的準備工作都存在下降，表明在 COVID-19 疫情期間所做的重要投資正在這些領域流失。其中全球治理的戰略計劃、融資和虛假信息問題是至今相對最薄弱的領域。（延伸閱讀：《尋訪SARS前線醫護：十七年後，香港吸取教訓了嗎？》）

「我們將這些缺陷稱為『礦井中的金絲雀』，因為這些是系統性問題的最早信號。 如果沒有具體的融資和監測承諾，未來幾年的備災能力可能會進一步下降。」GPMB 聯合主席、克羅地亞前總統格拉巴爾-基塔羅維奇（Kolinda Grabar-Kitarovic）曾在報告發布會上表示。

數據共享、研發協調和公平分配

2022年10月，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世界衛生組織、世界動物衛生組織（WOAH）和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四方發起「同一健康」聯合行動計劃，旨在創建一個整合系統和能力的框架，以便能夠更好地預防、預測、檢測和應對新出現的人畜共患病及其健康威脅。

GPMB 報告指出，已有70%的國家報告說已開展一些「同一健康」活動，但大多都很初步，活動集中於一種特定的人類疾病（如流感），被忽視的人畜共患病（如狂犬病）或是新興的「同一健康」優先事項（如抗菌素耐藥性），還缺乏更廣泛的視角和更綜合的方式，將動物健康與人類健康視作全球流行病預防、準備和應對的基本能力。

「只有這樣，『同一健康』活動才有範圍和能力，評估和應對⼴泛疾病的預防和早期預警的需求。」GPMB 在報告中重申其在2021年呼籲達成一項國際協議，其中包括創建「同一健康」監測和研發機制，以確保快速數據、樣本和利益共享以及公平獲得醫療對策和基本醫療物資。

報告還指出，COVID-19 大流行將疫苗開發時間顯著縮短，從過去的10年減少到1到2年。但是在61000種產品中，只有3%的研發支出用於世衛組織優先支持的全球研發藍圖中的病原體，它們可能在未來構成嚴重的公共衛生風險。

此外，創歷史新高的1.7萬億美元的全球研發支出，高度集中於10個國家，佔比80%。危機中研發資金的分配協調薄弱，慈善資助者不願放棄自身優先事項的設定，政府研究資金也受限於國家自身利益的狹隘定義，很少將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納入研發計劃。高收入國家確保優先獲得甚至囤積醫療對策，反而導致大流行蔓延在全球範圍內不受控制。

對此，GPMB 呼籲，疫苗、療法、氧氣和診斷工具以及監測系統的製造能力應該成為「全球促進戰略一致性和協調的方法」。各國和機構應提升區域研發生態，包括建立疫苗區域市場、各國之間的監管協調以及各國之間的信息共享。（延伸閱讀：《解讀史上最大疫苗計畫：終結大流行要通過哪九大挑戰？》）

「公平並不是全球備災的『錦上添花』，而是它跳動的心臟。只有當每個人，無論身處何地，都受到重視並確保平等機會時，全球安全才能實現。」報告強調。

大流行病協議與大流行病基金

在2021年12月的世界衛生大會上，世衛組織會員國一致同意，決定成立一個政府間談判機構，負責起草和談判一項關於大流行預防、防範和應對的世衛組織公約、協定或其他國際文書。今年11月，該機構已舉行第七次會議，審議談判文本提案。這份「大流行病協議」預計將在明年5月正式問世，成為 COVID-19 疫情「遺產」的具象體現，對所有締約國產生約束力。

GPMB 報告毫不諱言，談判進展緩慢，不同利益集團之間仍存在重大分歧，缺乏信任的地緣政治背景使得達成共識具有挑戰性。此外，製藥行業對鼓勵公平獲取措施的強烈反對令人擔憂。對相關非衛生部門的其他國際義務和治理，例如貿易便利化、知識產權、病原體共享和環境措施，意見也仍然不一致。

GPMB 建議世衛組織大流行病協議草案應包括普遍定期同行評審機制和合規性審查機制，尤其是要求各個層級的循證和獨立監測來支持這些機制，各國需要投資建設相應的數據收集和分析能力。

GPMB 指出，更嚴峻的挑戰在於，全球激增融資存在嚴重缺口，融資效率低下、不協調且與國家需求和進程不夠一致。

去年11月，G20（二十國集團）新設立了大流行病基金，支持為世界各地的大流行防範和應對工作提供催化性和填補缺口的資金，縮小國家之間的能力差距。目前25個捐助方已認捐20億美元，但距離最初100億美元的融資目標還有很大距離。GPMB 建議流行病基金的分配，應優先考慮「加強全面的疾病監測和預警、實驗室系統以及人力資源/公共衛生人力能力」。

據測算，大流行病「零日」（Day Zero，即首次出現感染病例的日子）的應急資金需求為約5億美元，而目前世衛組織的突發事件應急基金在1億美元預算下僅剩2000萬美元可用。GPMB 同樣呼籲世衛組織會員國增加對該基金的足額資助。

「如果我們要充分利用大流行最初幾個月的狹窄機會窗口來改變其進程，那麼從『零日』開始，激增融資至關重要。 」今年5月，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公開發言表示。這類融資主要用於協調國際應對、部署應急小組和疫苗庫存，及加速新疫苗、檢測和治療方案的開發和分配，也包括幫助低收入國家維持基本衛生服務和社會經濟等措施。（延伸閱讀：《瘧疾、水壩、愛滋與肺炎：譚德塞的「政治經紀人」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