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總統大選倒數不到60天，各陣營多已拋出社會福利政見，但這些政見，是否回應了社會真正的需求，能否考量到助人工作者的困境？
總統蔡英文於2016年第一任勝選前，即提出「社會安全網」政策概念，並年年重申，以此作為社會韌性的基礎。但實際執行政策的第一線社會工作者，有什麼樣的想法和困境？在蔡英文兩任任期進入倒數半年的階段，讓我們聽聽他們怎麼說。
在台灣，社工領域有個說法：初入行的社工，多數會在三年內轉業，但如果可以撐過，通常就會留下來很久。
今年剛進入輔仁大學社工系任教的鍾佩怡，曾是這個「詛咒」的經驗者，一心想從事助人工作的她，研究所畢業後，如願當上保護性社工，卻也在工作滿三年之際，遞出辭職信。所幸這個詛咒只有半年效期，置身異地散心的她，仍掛心性侵害領域，便在收拾好心情後，重新歸隊。
因大四那年在勵馨基金會實習的經驗，鍾佩怡決心以協助不幸少女為志。2006年，她順利進入桃園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簡稱家防中心）負責性侵害服務，就算論文以性侵害為題，即使以為自己做好準備，但實務之難，超乎想像。遂在日積月累的困頓疲累中，敗陣而退。
性侵害案件的異質性高，且帶著高度創傷的性質，案主也難以對人產生信任。鍾佩怡解釋，案件可能發生在家內，有的在家外；有可能被強迫，也有人被誘騙，甚至是情人之間，或有暴力相待。處理這類案件，原就有一定的難度與挑戰，更不用說，在台灣社會文化下，人們有避談性的傾向，而在這層層考驗下，必須直面創傷核心的社工，常常也要負擔相應的痛苦。步步艱難。
儘管這個時代的社工較過往得到比較多的訓練與支持，但回顧當時初入行的心情與困境，鍾佩怡只有如山的壓力。
最實際的壓力，就是人力。當時桃園一年約有一千多件性侵害案，負責這類案件的社工只有四人，一個人一年約莫要分到兩百多案。因此，鍾佩怡的手上總是有80到100案同時要處理，一個服務結案就又有一個服務進來，彷彿案件沒有結束的一天。
但她說，壓垮她的並非龐大的案量，而是被案量拖垮的服務品質。
「我的個案都需要好好被服務，可是我就算花上365天每天24小時，都沒有辦法滿足她們的需要。」鍾佩怡表示，受服務者不必然都會提出需求，但她會因為無法好好服務這些被害人而自責，「我總覺得自己怎麼做就是沒辦法。甚至她們沒有辦法生活得好，也會覺得是我的錯。」
服務量跟服務品質無法平衡，服務對象問題難以解決，都讓當時年紀輕且資歷不足的鍾佩怡，產生強烈的挫敗感，只能藉著離職，逃避這種無能為力。她離職的這一年，是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