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鄰居開戰、同態復仇：殺戮之後，仇恨如何跨越代際

（茉莉，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博士候選人）

除了俄烏戰爭，「鄰居打架」的仇恨之戰，在2023年也不斷發生，就在以色列-哈瑪斯戰爭爆發之前，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飛地開戰，戰爭結束後，其中一方「滅國」。

自2020年「納卡之戰」後，阿塞拜疆、亞美尼亞族、俄羅斯之間曾協議維護動態平衡，但俄烏戰爭之後俄羅斯自顧無暇，阿塞拜疆開始採取更主動的解決手段。2022年12月12日，阿塞拜疆以「環境抗議」為由，對納戈爾諾-卡拉巴赫（Nagorno-Karabakh，以下簡稱「納卡」）地區實施封鎖。期間，阿塞拜疆故意破壞或切斷供應納卡地區的天然氣、電力、互聯網等各種民用基礎設施，造成納卡地區12 萬居民嚴重的人道主義危機。到今年9月局勢迅速惡化，阿塞拜疆於19日在納卡地區發起大規模砲擊的「反恐行動」，9月20日，在俄羅斯的斡旋下，雙方宣布停火，結束了24小時的戰鬥。

這一持續僅僅24小時的衝突，導致納卡地區超過270人死亡、200多人受傷，而阿塞拜疆方面表示有 192 名士兵喪生。同時，阿塞拜疆的轟炸導致納卡各地區亞美尼亞平民的傷亡。不斷有受害者母親在媒體上控訴，自己年幼的孩子來不及逃脫炸彈的襲擊。9月28日，納卡總統宣布將於2024年1月1日解散所有國家機構，這個不被外界承認的共和國在建國32年後將不復存在（延伸閱讀：亞美尼亞飛地「滅國」，居民出逃，南高加索局勢發生哪些變化｜Whatsnew）。

由於擔心接踵而至的種族屠殺，十萬亞美尼亞人開始了逃難之旅。自衝突發生以來，超過兩萬輛車通過連接亞美尼亞與納卡地區的哈卡里橋，爭先恐後地試圖進入亞美尼亞領土。前往亞美尼亞的必經之路是蜿蜒的山道，很快便被蜂擁而至的車流堵塞，邊境線上排起了長隊，許多人一等便是好幾天。有亞美尼亞人絕望地表示：「這是亞美尼亞人的最後一次遷徙，沒有其他地方可供我們流亡了。」

這邊廂似乎才剛剛畫上暫時的休止符，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針對以色列領土的襲擊卻把幾乎被國際社會遺忘的巴以問題再次拉回大衆視野。2023年10月7日清晨，哈馬斯發動「阿克薩洪水行動」，從加沙地帶向以色列發射3000餘枚火箭彈。同時，約2500名武裝分子突破隔離牆，突襲加沙周邊的以色列地區，造成至少1400名以色列人與外國公民遇害。面對突如其來的襲擊，以色列政府宣布進入「戰爭狀態」並迅速進行回擊，巴以爆發了近年來規模最大，傷亡人數最多的正面衝突（延伸閱讀：哈馬斯用火箭和地面部隊大規模突襲以色列，以總理宣布戰爭狀態）。

「報仇」、「報復」，這些戰爭的開端都離不開這樣的字眼。

然而以色列針對哈馬斯行為的報復遠遠超過了「自衛」的限度。以色列對學校、避難所、醫院與救護車等發動襲擊，造成無數平民傷亡。據巴勒斯坦衛生部11月5日消息，目前，加沙每十分鐘就有一名兒童死亡、兩名兒童受傷。自本輪衝突爆發以來，加沙已有3900名兒童死亡，8067名兒童受傷，另有1250名兒童被掩埋在坍塌的建築物廢墟之下。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表示，加沙正在成為「兒童墓地」。同時，世界衛生組織記錄了加沙在過去近40天裏至少發生137起針對醫療系統的襲擊事件，造成521人死亡、686人受傷，其中衛生工作者16人死亡、38人受傷。此外，還有40名記者與超過100名聯合國僱員在襲擊中喪生。

仇恨像詛咒一般無法消散，年復一年地盤旋在高加索的山區與約旦河的兩岸。無處不在的「受害者敘事」似乎在合理化每一方的暴力行為，強化所謂「自衛」的正當性。復仇如同一種循環，「過去的傷痕」成為不斷發動新一輪襲擊的理由，帶來新的痛苦與敵意。在這種敘事與現實衝突下，仇恨已跨越代際，成為不同民族生活的常態。

然而，「過去的傷痕」與「受害者身份」，能掩蓋現實暴力的本質嗎？

亞美尼亞與阿塞拜疆：過去的傷痕能否為如今的暴力辯護？

在納卡地區，悲劇並未隨着亞美尼亞人的逃離而終結。9月25日，納卡地區加油站爆炸，當時數百人聚集在加油站附近，為駛離該地區補充汽車燃料。爆炸導致至少220人喪生、300人受傷。同時，由於封鎖導致了醫療用品短缺，爆炸傷者的數量遠超當地醫院的承載能力，使得亞美尼亞需派遣醫療隊緊急前往當地，並用直升機將傷者轉移至國內，阿塞拜疆與俄羅斯也向當地輸送了醫療物資。

阿塞拜疆與亞美尼亞在納卡地區的爭奪已經持續了三十多年（延伸閱讀：覆盤高加索戰事始末，無人機與信息戰的血腥組合）。本次炮擊之後，阿塞拜疆總統特使埃爾欽·阿米爾別科夫（Elchin Amirbekov）在接受BBC採訪時表示，阿塞拜疆軍隊接到命令「僅針對合法軍事目標」。他說：「我們從來沒有意圖傷害任何平民，但附帶傷害確實發生了，我們對平民的生命損失感到遺憾。」他完全否認此次襲擊是「蓄意實施」的指控，並表示在20世紀90年代，亞美尼亞軍對阿塞拜疆人犯下了無數戰爭罪，致使成百上千人死亡、數十萬人流離失所。

當亞美尼亞人與國際媒體指責阿塞拜疆襲擊平民的非法性時，阿塞拜疆民族主義者們也用同樣的話語為此次轟炸辯護。許多阿塞拜疆人在社交媒體上提及1992年2月亞美尼亞與獨聯體軍隊針對納卡地區阿塞拜疆原住民的「霍賈利大屠殺（Khojaly Massacre）」。根據阿塞拜疆官方公布的數據，該事件死亡人數為613名平民，當中包含106名婦女以及83名兒童。據人權觀察統計，至少有200名阿塞拜疆人在大屠殺中喪生，但死亡人數可能多達500-1000人，包括戰鬥人員與凍死的平民。霍賈利大屠殺成為整個納卡衝突中最大規模的單一屠殺，而亞美尼亞政府一貫淡化此事，並簡單地稱之為「戰鬥事件」或「悲劇」，與如今阿塞拜疆政府的態度極為相似。

事實上，自20世紀80年代末納卡問題激化以來，亞美尼亞與阿塞拜疆人不斷相互屠殺。在同態復仇中，越來越多的平民成為仇恨的犧牲品。而對於亞美尼亞人來說，屠殺與流散成為民族記憶中不可遺忘的創傷。自奧斯曼帝國晚期，亞美尼亞人便遭到突厥人與穆斯林的不斷圍剿。尤其是在1915-1922年亞美尼亞大屠殺中，80-150萬人受害身亡，流離失所者不計其數。在當代土耳其社會，亞美尼亞大屠殺成為不能隨便公開評論的話題，並基於政治正確而被稱為「1915年事件」。（延伸閱讀：泛突厥主義的尷尬，與土耳其的蒼白中亞夢）基於深刻的突厥民族認同，阿塞拜疆人在這場種族清洗中也成為了土耳其人的重要幫兇。

被強化的仇恨與權力

這種無止境的相互屠殺不斷加深不同民族之間的相互仇恨。「仇恨學」研究者詹妮弗·施韋佩（Jennifer Schweppe）與芭芭拉·佩裏（Barbara Perry）認為，「仇恨不總是簡單的情感或情緒，而是一種結構縝密的壓迫模式——關於種族與種族歧視，關於性、性別歧視與異性戀中心主義。仇恨帶來的偏見不僅僅是個人化的，而是通過社會不斷強化的。仇恨根植於群體互動的結構與文化背景中，反映了理所當然的流行概念——身份認同與等級關係。因此，在種族主義文化中，參與種族主義暴力並不是病態或非理性的。相反，仇恨犯罪在自身的社會語境下是一種「理性行為」，是排除他者的「象徵性犯罪」，與日常規範、假設、行為、政策等組成的實踐網絡互動。一系列制度化的實踐與話語允許我們蔑視與侵害『他者』，用仇恨來邊緣化或剝奪特定社區的權利。」

而羅伯特·斯滕伯格（Robert Sternberg）與卡琳·斯滕伯格（Karin Sternberg）在分析塞爾維亞與盧旺達大屠殺背景時發現，仇恨是被當權者有意製造的，以確保他們能夠獲得或維持權力。因此，當公民被煽動起來時，仇恨可以成為一種強大的政治工具。克里斯·查普曼（Chris Chapman）注意到，仇恨言論總在大屠殺的早期階段被利用，以將目標社區定義為「他者」，這種「他者化」過程是使這些社區不再受到法律與社會規則保護的必要步驟。正如在奧斯曼末期至土耳其民族國家構建初期的種族清洗中，土耳其人以莫須有的「分裂主義」與「叛亂」名義，激化民衆對「穆斯林身份」或「土耳其身份」的強烈認同，從而服務於針對亞美尼亞人、亞述人等「非我族類」的屠殺與驅逐。

因此，仇恨是會不斷被統治者利用、培養與實踐的。而仇恨不僅在最極端的場景下被利用作為屠殺早期的煽動工具，還可以用來確保這種「屠殺循環」繼續下去。

在亞美尼亞與阿塞拜疆民族主義教育的語境下，二者之間的相互仇恨也基於屠殺而不斷被強化。在亞美尼亞的歷史課本中，除了描述亞美尼亞「悠久歷史」、「英雄史詩」與「偉大轉折」，「亞美尼亞大屠殺」成為「恥辱教育」最主要的組成部分。歷史課本譴責土耳其民族的暴力、肯定亞美尼亞人英勇抵抗，並將亞美尼亞民族描述為「大屠殺的倖存者」。同時，納卡戰爭也在亞美尼亞的日常教學中佔據了相當大的比重。第一次納卡戰爭被認為是「恢復亞美尼亞人一個世紀以來渴望建立獨立國家地位的決定性催化劑」，而衝突的爆發也被描述為「居住在阿塞拜疆領土上的亞美尼亞人再度面臨的滅絕威脅。」

而阿塞拜疆的歷史書廣泛使用負面詞語描述亞美尼亞人，如敵人、強盜、侵略者、恐怖分子、法西斯主義者、分裂主義者等，並多次強調亞美尼亞人對阿塞拜疆人進行的屠殺。有阿塞拜疆人在社交媒體中表示，「我記得我從小接受的阿塞拜疆歷史教育中，我們的歷史課本在1828年以前沒有提過一句亞美尼亞人在高加索地區的存在（而此後便以『敵人』的形象存在）。而我曾經像99%的阿塞拜疆人一樣，受到這種宣傳的影響，並對此深信不疑。」學校教育與教科書不斷塑造着年輕一代的價值觀，而阿塞拜疆的教育體系正進一步澆灌青年心中的仇恨之苗。歷史教育反映社會信仰，社會還沒有為和平做好準備。

兩國的政治精英與知識分子也在不斷推動這種仇恨的傳播。席爾瓦·卡普蒂基揚 (Silva Kaputikyan) 是第一次納卡戰爭中的一位著名作家兼活動家，她在詩中不斷表達對納卡亞美尼亞人的支持。卡普蒂基揚的父母是因種族屠殺而逃離凡城的亞美尼亞人。在表述新形成的亞美尼亞民族認同時，「亞美尼亞種族滅絕」這一象徵因承載了過多情感而被視為納卡戰爭事件敘事的一條紅線。在許多亞美尼亞人的心中，納卡地區與大屠殺前亞美尼亞人居住過的奧斯曼土地因相似的命運而聯繫在一起：如果亞美尼亞民族現在不保護納卡人民，他們將遭遇亞美尼亞人曾經的命運。卡普蒂基揚的詩表達了對沖擊性創傷的聯想，這種敘述號召亞美尼亞人必須團結面對敵人——這個敵人不是全新的，而是過去歷史的再現。民族主義詩歌是重新表達這些象徵意義的有力工具，從而塑造集體記憶與情感體驗。在另一層面上，它也綁定了兩次事件之間的關係，肯定了種族屠殺仇恨的代際性與連續性，以「滾雪球」的方式傳遞了新的仇恨。

正如他們的歷史教科書一樣，阿塞拜疆學者們一直在篡改歷史的真實性。政治家兼詩人薩比爾·魯斯塔姆漢利（Sabir Rustamkhanli）聲稱，在第一次納卡戰爭中發生的針對亞美尼亞人的蘇姆蓋特大屠殺是外國組織策劃的陰謀，與阿塞拜疆人無關。阿塞拜疆歷史學家提出了齊亞·布尼亞托夫 （Ziya Buniatov） 提出了更為瘋狂的陰謀論，認為美尼亞人組織了針對自己的大屠殺，以便在國際層面上抹黑阿塞拜疆人——這一理論甚至被阿塞拜疆社會廣為接受。

巴勒斯坦與以色列：每個人都是受害者？

與亞美尼亞及阿塞拜疆的仇恨教育類似，巴勒斯坦與以色列的教科書中也充斥着對於對方的普遍「非人化」。例如，巴勒斯坦的教科書將阿拉伯村莊廢墟上建立的以色列定居點描述為「殺人犯的巢穴」。許多來自西方的報告指出，巴勒斯坦尤其是在哈馬斯控制區的兒童正在被系統地教導仇恨猶太以色列人，並暴力抵制猶太人在以色列的存在。雖然巴勒斯坦兒童從小就被播下了仇恨的種子，但雙方懸殊的軍事實力使孩子們感到無力——即使只是朝以色列的方向扔塊石頭，他們都會遭受殘酷的鎮壓和懲罰。但諷刺的是，針對以色列教科書的研究報告卻年代久遠、數量稀少，與針對巴勒斯坦教科書的批判與報告完全不成比例。

哈馬斯對此次襲擊的命名「阿克薩洪水行動」也體現了一種經典的復仇話語，這一命名旨在追責以色列定居者今年早些時候對阿克薩清真寺的褻瀆。由於今年穆斯林齋月與猶太逾越節同時，以色列警察自齋月開始每晚進入阿克薩清真寺驅趕禱告完試圖在寺內過夜的穆斯林。4月4日，數百名留宿的巴勒斯坦人與以色列警察發生衝突。警察攜帶防暴裝備突襲清真寺，投擲眩暈手榴彈、發射橡皮子彈，並用警棍擊打巴勒斯坦人，造成至少 50 人受傷，400 人遭到逮捕。而在哈馬斯襲擊發生前幾日，即猶太新年期間，數百名以色列定居者在警察保護下進入阿克薩清真寺建築群開展慶祝活動，巴勒斯坦人遭到阻攔並與警察發生衝突。

雖然哈馬斯的襲擊緊隨而至，但許多證據顯示，此次襲擊是策劃已久的（延伸閱讀：一場事先張揚的襲擊：以色列國內政治的動盪，如何令哈馬斯看到可乘之機？）。而所謂的「阿克薩洪水」，不過是為復仇與動員賦予了宗教名義。哈馬斯也在襲擊後表示，本次襲擊是為了回應對加沙的封鎖、持續的定居點建設、以色列定居者的暴力以及對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與加沙之間活動的限制，將針對平民的襲擊塑造為定居者殖民主義對整個巴勒斯坦威脅下的被迫之舉。

在哈馬斯的突襲過後，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面向全國發表電視講話，呼籲全體國民「團結一致面對恐怖主義」：「哈馬斯想要謀殺我們所有人，在家中、床上謀殺我們兒童和母親。他們是我們的敵人，他們綁架老人、兒童和年輕女孩。」同時，他強調以色列「正處於戰爭狀態」——這「不是一次行動，也不是幾輪襲擊，而是戰爭」。他還將加沙稱為「邪惡之城」，並敦促其居民離開：「我們將以哈馬斯的所有陣地為目標，將把加沙變成一座荒島……將哈馬斯組織和藏身的所有地方變成廢墟之城。」一夜之間，以色列安全內閣投票決定採取行動，以「摧毀哈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的軍事和政府能力」。

塑造「受害者」

從內塔尼亞胡的講話與以色列政府的反應中可以看出，仇恨言論不僅通過將對方「非人化」來為攻擊賦予合法性，還通過將自身塑造為「受害者」以維護「自衛」的正當性。

一方面，通過忽視衝突背景、以色列針對加沙的長期封鎖與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幸遭遇，以色列人民，尤其是女性、兒童與老人，被塑造成為唯一的、長期「受難者」，甚至在許多場域之下被延伸為猶太人大流散與大屠殺的再續。另一方面，通過強調哈馬斯與聖戰組織的「恐怖主義性質」，以色列政府巧妙地將自己的報復與攻擊目標轉換為「整個加沙」乃至「整個巴勒斯坦」，從而美化以色列軍隊對於巴勒斯坦平民的傷害。

這種「受難者情結」在以色列的國族敘事中是一以貫之的，並與猶太人大屠殺的歷史緊密相連。在以色列的「建國神話」中，第一次中東戰爭是「獨立戰爭」。以色列傳統歷史學家將這場戰爭描述為阿拉伯國家發起的、違反了聯合國第181號決議、以「將猶太人趕入大海」的滅絕戰爭。自詡「錫安主義者」的以色列歷史學家本尼·莫里斯（Benny Morris）認為，新生的以色列國是由於國民的英勇鬥爭才免於被毀滅，因為以色列人是以少數武裝力量戰勝裝備與數量上都處於優勢、準備更充分的阿拉伯軍隊的。他否認了1948年針對巴勒斯坦人的驅逐是戰爭罪，並認為以色列針對阿拉伯人攻擊的回擊是完全正當的，甚至表示：「歷史上的一些情況證明種族清洗是正當的。我知道這個詞在 21 世紀的話語中是完全負面的，但當需要在種族清洗（你們）和（我們）種族滅絕之間做出選擇，我選擇種族清洗——消滅你們的人民。」

同時，以色列的軍事勝利不僅是對抗「阿拉伯敵人」的勝利，還是猶太人在歐洲長期遭受壓迫的偉大轉折——正是這種壓迫導致了猶太人民成為受害者，也最終激發了他們的獨立與建國。在新的衝突背景下，以色列及其西方支持者有意將「反猶主義」嫁接到巴勒斯坦人及其支持者身上，把他們等同於「哈馬斯的支持者」，以強化猶太人受害者身份的延續性。無論是出於對過去歐洲暴行的反思還是國家利益的需要，歐美輿論與抗議活動已將支持巴勒斯坦與反對以色列定居者殖民主義簡化為一種新的「反猶主義」（延伸閱讀：消失的巴勒斯坦人：美國輿論場裏的殖民主義幽靈）。然而，在這一敘事中，作為真正施害者的西方文明完全隱身，巴勒斯坦人民甚至需要承擔曾經與他們毫不相關的「反猶主義」與「大屠殺」的罪惡。

荷蘭作家伊恩·布魯瑪在其作品《殘酷劇場》中反思了「受難者情節」，認為「受害者情結」是一種反理性、建立在感性與社群主義之上的「新浪漫主義」，它為民族的歷史認同提供了一條捷徑，卻抹殺了歷史的真實性以及不同事件之間的差別。當「受難者情結」取代歷史的細節、成為社群身份認同的基礎時，情緒必然凌駕於事實之上。一旦情緒的力量被不良的政治勢力劫持，試圖講理的異議者便會遭到打壓放逐，進而摧毀和平。受害者情結不獨存在於少數族裔和弱勢群體之間，即使身為既得利益的大多數，也可能視自身為受害者，轉而跨入由謊言和模糊性堆砌的堡壘。而以色列正巧妙運用了這種「受難者敘事」，為自己獲得了理想的西方受衆。

甚至連最具批判性的左派活動家，也逃不過這種敘事的影響。當艾米拉·哈斯面對巴勒斯坦人希望她承認自己也是一名（侵佔巴勒斯坦領土的）以色列定居者時，她雖然滿含淚水地承認這一事實，但也希望對方承認如果沒有歐洲的反猶運動，她的家人根本不會出現在巴勒斯坦（延伸閱讀：以色列記者艾米拉·哈斯：面對以巴局勢，行動主義者的底線是不要絕望）。然而，要求被殖民的巴勒斯坦人民理解作為入侵者的以色列人的痛苦與定居的合理性是殘忍的，就像要求大屠殺的死難者家屬理解施暴者另有苦衷一樣。因為如果巴勒斯坦人合理化了猶太人的定居，那麼他們要怎麼理解與內化自己遭受的苦難？這並不是在否認猶太人曾經或依然正在遭受的苦難，而是在反思苦難的根源與拒絕以同樣的方式對他人帶來傷害。

鄰居與敵人：殺戮之後還能共存嗎？

查普曼指出，「如果缺乏旨在解決衝突後仇恨言論與仇恨犯罪的司法程序與教育措施，平民因被仇恨洗腦而產生的低級犯罪就有可能使和平的天平重新倒向衝突。」在亞美尼亞與阿塞拜疆的社會語境中，二者都針對對方採用了仇恨化的敵對民族主義話語。在這種話語中，本民族都被想象與表達為「捍衛者」，雙方都不願承認其社區成員曾對對方犯下的罪行，並用對方的屠殺行為替自己的暴力辯護。通過不斷醜化對方的形象，雙方試圖為己方的殺戮賦予合法性。

然而，這種話語無法導向任何共存與和平的願景。否認屠殺的歷史，或用對方的暴力為己方的殺戮辯護，並不是合理化現在或未來罪行的理由，而是繼續用仇恨言論他者化其他種族，將仇恨塑造為新的統治力量，為新的衝突埋下伏筆。

對於幾世紀來一直以納卡地區為家的亞美尼亞人來說，離開並不是一個容易的選擇。9月26日，社交媒體上開始傳播阿塞拜疆警察向亞美尼亞流離失所者分發食物的視頻，以證明阿塞拜疆的「仁慈」。雖然阿塞拜疆方面早已承諾會平等地對待納卡地區的亞美尼亞人，把他們視作「阿塞拜疆公民」，但超過10萬人還是選擇離開，邊境線上排起了等待的長隊。在接受半島電視台的採訪時，一位即將離家的亞美尼亞男子憤怒地表示：「這是我們的城市。」他口中的城市是曾經的首都斯捷潘納克特（Stepanakert），而它現在已被阿塞拜疆政府稱為漢肯德（Khankendi）。

只有少部分的亞美尼亞人選擇留下，面對未知的宿命：「我想和大家一起住在這裏，我的阿塞拜疆朋友告訴我，我不應該離開。」對於長期生活在這裏的人來說，即使兩個民族之間存在衝突，在日常生活中，當地的阿塞拜疆人與亞美尼亞人一直以來也是鄰居，有些有着深厚的友誼。在第一次納卡戰爭前，甚至有很多亞美尼亞人與阿塞拜疆人結合的家庭。

新的阿塞拜疆政府已經開始解除封鎖、恢復物資供應、重建基礎設施，並呼籲亞美尼亞人回歸：「我們已準備好接納亞美尼亞人口。」然而，這種保證並不能促進納卡地區的真正重建，空蕩蕩的街道見證了亞美尼亞人對阿塞拜疆政府信任的崩塌。無論是阿塞拜疆人對屠殺的否認還是辯護，亞美尼亞人都無法相信他們在這裏是安全的。

而在加沙，隨着越來越多的爆炸擊碎一個個鮮活的生命，和平與生存的希望愈發渺茫。大量平民在這場戰爭中遭到殺害，聯合國特別報告員小組和人權組織指控以色列與哈馬斯均犯有戰爭罪。對於以色列而言，「復仇」已不僅是空談或宣傳，也並不僅僅是針對哈馬斯的行動，而是真實地化為每一顆落下的炸彈，奪去無辜的生命。

近十年來，中東熱點轉移、巴以衝突的邊緣化使加沙出現了罕見的「平靜」狀態，也使生活在這裏人們獲得一絲喘息，能夠在夾縫中規劃自己的未來。然而，這次大規模戰爭打破了這種「平靜」，擊碎了整個加沙。一方面，封鎖導致整個加沙資源短缺，人們每天都為了如何獲得乾淨的水源與食物以維持生命而憂心忡忡。另一方面，轟炸不斷帶來死傷，而隨着轟炸面臨崩潰的還有加沙的醫療系統。或因被轟炸摧毀，或因缺乏水與燃料而無法運營，加沙一半以上的醫院已經關閉，而剩下的醫院「承受着巨大的壓力」。

「未來」對於生活在這裏的人們來說，變成了一個遙遠而昂貴的詞，因為他們甚至不知道，能不能度過「此刻」。

大規模暴行的代價高昂，而即便願意互相傾聽，重建信任也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經過近30年的重建後，盧旺達大屠殺倖存者弗雷迪·穆坦古哈（Freddy Mutanguha）表示，「對於倖存者來說，證言很重要。我們需要發聲，以發泄我們的憤怒，消化我們的經歷、減少創傷，紀念被謀殺的親人與社群，確保一定程度的正義，並開始通往和平與和解的漫長道路。」但原諒對於倖存者而言並非易事。至親好友的離世破壞了以前的社會聯繫，增加了社會成員間的不確定與不信任。即使政府不斷推進民族團結與和解政策，但仍有許多盧旺達農民認為這些機制不具有公正性與合法性，是施加給人民的「強行和解」。

誠然，只有當雙方願意擯棄仇恨化的敘事，認真傾聽對方的證言，鼓勵那些被歷史忽視的聲音，他們才能邁入和解的起點，而即使在和解的過程中，他們仍要經歷許多困難的瞬間。然而，在當今的衝突與輿論場域中，僅僅是傾聽對方的聲音、正視事實，似乎都變得十分困難。我們無法回答仇恨什麼時候會消解，唯一可繪的是仇恨如何「繼承」並令悲劇持續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