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1月，在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爆发后，出身于巴勒斯坦托管地（Mandate of Palestine）的学者爱德华·萨义德发表了一篇名为“美国最后的禁忌”的论文。在这篇充斥着对美国社会的讥讽的评论中，萨义德不无揶揄地评论到，“政治和公共论述已经把以色列明确地转变成了一个受害者”，大部分的自由派美国报纸的评论板块都在“大力地支持以色列并且谴责巴勒斯坦人的暴力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谈论巴勒斯坦，萨义德警示道，已经成了美国公共生活最后的禁言区。
23年过去了，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早已成了如今以色列政府军事化打击哈马斯和建立愈发多的隔离设施的借口，但萨义德笔下的美国公共舆论似乎并未发生过多的改变。巴以冲突分裂美国社会的速度，比以色列国内还快。
吊诡的噤声
对于以色列政府的批评，在美国的公共舆论里，却似乎并没有获得类似程度的接受。
10月8日，在哈马斯对以色列袭击的第二天，以色列著名左翼报纸《国土报》（Haaretz）编辑部刊登了一篇针对内塔尼亚胡内阁檄文，指出“只有一个人要为以色列面临的灾难负责：内塔尼亚胡”。
编辑部指责内塔尼亚胡灾难性地实施了一种“公开忽略巴勒斯坦人的存在和权利的外交政策”，且完全忽略了吞并巴勒斯坦人土地、扩张犹太人定居点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虽然《国土报》持左派立场，一向对内塔尼亚胡和利库德主导的政府抱有批评，但如此严厉、将责任全部划给以色列政府自身的指责，无疑反映着以色列国内对于内塔尼亚胡执政不满的声音。
然而对于以色列政府的批评，在美国的公共舆论里，却似乎并没有获得类似程度的接受——相反，美国的舆论场里充满着吊诡的噤声。10月10日，纽约大学法学院学生会会长 Ryna Workman 在一封发给全校法学生的新闻信中，把矛头对向了整个以色列国家，指出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以色列对巨大的生命损失负有全部责任”；她将会和“巴勒斯坦抵抗组织”站在一起。在发出这封信的同一天，Workman 立即遭到了她未来雇主，大律所Winston & Strawn 的解雇。Winston 还将这场针对一位还未正式加入公司的员工的解雇，巧妙地转化成了一次公开的危机公关——在公司发布、并被几乎所有主流媒体报道的公告中，Winston 说 Workman 所为有悖“公司价值观”，公司支持“以色列和平存在的权力”——当然，大部分的社科学者都会同意，针对巴勒斯坦原住民的暴力是以色列自建国起就没有放下过的原罪；而反过来 Winston 也从不会发表支持“巴勒斯坦和平存在”的声明。
类似地，在同一周，哈佛大学超过30个学生组织（这些学生组织大部分是有色学生和酷儿学生联合会）以 Students for Justice in Palestine 为代表，联合发表了一份声称以色列“种族隔离政权应为所有发生的暴力负一切责任”的公开信。事实上，SJP过往经常发布指责“以色列种族隔离政权”的公开声明，但唯有这次恐袭后的声明却遭到了哈佛大学前校长萨默斯（Larry Summers）的公开批评。签署公开信的学生的名字和照片——大部分学生都是有色人种和国际生——还被贴在一辆流动广告牌卡车上，在校园里游荡了好几天，网上还流传着一份 “大学恐怖名单”，指责他们是反犹太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