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卡爾諾-卡拉巴赫（台譯：納戈爾諾-卡拉巴赫，以下簡稱「納卡」）局勢自9月起迅速惡化。2020年第二次納卡戰爭後，阿塞拜疆（台譯：亞塞拜然）、亞美尼亞、俄羅斯簽訂三方協議，阿收回被亞長期佔領的納卡周邊七區，並由俄維和部隊在連接納卡與亞本土的「生命線」拉欽走廊駐軍至2025年。
然而隨着俄羅斯陷入烏克蘭的泥潭無暇南顧，阿塞拜疆決定不再維持脆弱現狀，動用軍事行動和外交通牒的組合拳，意欲最終解決納卡問題。（延伸閱讀：《覆盤高加索戰事始末，無人機與信息戰的血腥組合》）
2022年9月，阿軍炮擊亞本土，並攻入亞境內7公里。12月起，阿方封鎖拉欽走廊，開始了對納卡地區持續至今的全面圍困，導致當地人道主義危機。
對於這兩起嚴重侵犯亞主權或破壞納卡安全局勢的事件，俄主導的軍事同盟集安組織（CSTO）和駐紮納卡的俄維和部隊沒做出任何實質回應，與普京2020年戰後呼籲納卡難民返鄉、承諾給予保護的高調言論形成鮮明對比。阿塞拜疆意識到自己可以做出更大的動作而不受懲罰。
9月19日，阿塞拜疆宣布在卡拉巴赫實施「反恐行動」，對納卡進行大規模炮擊。面對實力數倍於自己的阿軍，還未從2020年潰敗中恢復過來的亞美尼亞宣布不介入，而僅餘幾千飢餓動員兵，基本只裝備輕武器的納卡軍在一天後即宣告投降。
9月28日，納卡總統宣布共和國自明年起解散，這個不被外界承認的國家至此壽終正寢。值得特別指出的是，9月20日阿軍還炮擊俄維和部隊，打死部隊副司令在內的五名俄軍。克里姆林宮近乎一聲不吭地嚥下這一屈辱的果實——而在2008年，南奧塞梯（台譯：南奧塞提亞）發生的類似事件直接導致了俄羅斯入侵格魯吉亞（台譯：喬治亞）。
納卡地區約有12萬人口，幾乎都是亞族。阿塞拜疆在近期談判中拒絕給予他們任何自治地位，其「解除武裝可獲大赦」的承諾伴隨着「不放過一個戰犯」的警告，加深了全體男性都需服役的納卡居民的恐懼。
三十多年來兩個民族針對彼此的系統性仇恨宣傳，以及統治阿塞拜疆的阿利耶夫（Ilham Aliev）政權惡劣的人權紀錄，這都使得絕大多數納卡居民堅信，留在阿塞拜疆會遭受種族清洗。
截止29日，已有近8萬名納卡居民離開世代居住的故土淪為難民，而尚未撤離者的車輛在拉欽走廊綿延數公里，甚至可從衛星圖上看到。第一次納卡戰爭後，納卡和周邊30多萬阿族人在亞軍槍口下背井離鄉的悲劇不幸在21世紀易邊重演。
面對納卡危急的形勢，亞總理帕希尼揚（Nikol Pashinian）頂住壓力，決定不捲入衝突。因為一旦亞軍參戰，哪怕只是從亞境內炮擊阿軍陣地，巴庫都有藉口從本土和飛地納希切萬（台譯：納希契凡，Nakhchivan）東西包夾，迅速拿下狹窄的亞美尼亞南部，威脅亞國本身的存亡。
早在阿軍動武前，由於深知俄羅斯沒有阻止的意願和能力，帕希尼揚做出了一系列激烈的反俄表態——退出集安組織軍演並與美國聯合軍演，讓夫人訪問烏克蘭，到最為挑釁性的批准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意味着可逮捕來訪的普京）——試圖吸引歐美國家更多介入。
納卡投降後，帕希尼揚繼續把矛頭對準俄羅斯。在24日發表的電視講話中，他不點名譴責俄羅斯和集安組織長期破壞亞美尼亞的獨立和民主，意欲將其變成一個「嚇破膽的邊疆行省」。
與此同時，俄羅斯全面發動了自己的宣傳機器。俄羅斯媒體收到的宣傳指示要求將一切責任推給帕希尼揚和西方。亞總理辦公廳主任阿魯秋尼楊直指俄媒正在對亞美尼亞發起「混合戰爭」。
亞美尼亞和莫斯科的「甩鍋」互動也反映在亞國內的抗議情緒上。
親俄抗議者在亞美尼亞首都埃裏溫（台譯：葉里溫）市中心連續數日圍攻政府，要求「叛徒」帕西尼揚辭職。而在城市另一邊，總理的支持者則圍攻俄使館，抗議普京的不作為。
多數亞美尼亞人對兩邊的示威都不感興趣，他們的政治參與熱情被潰敗帶來的巨大痛苦壓抑。但比起親俄反對派領袖前總統科恰良（Robert Kocharian）的腐敗高壓統治，多數民衆仍願意忍受帕希尼揚。這也是為什麼2020年戰敗後帕希尼揚的黨派仍能在大選中取得壓倒性勝利。（延伸閱讀：《「天鵝絨革命」後的亞美尼亞觀察：前途未卜，快樂就好》）
9月13日接受Politico雜誌專訪時，帕希尼揚指出了當前亞美尼亞外交政策的兩大優先事項：與鄰國和解，尋找新的安全保障。隨着納卡問題翻篇，亞美尼亞似乎正愈發接近第一個目標。但要實現第二個目標仍需漫長痛苦的努力。
亞美尼亞的國民經濟命脈早已被俄羅斯掌控，亞軍仍採用蘇制裝備和蘇式指揮體系，將兩者重新整合進歐盟和北約所需遠非朝夕之功。而滲透亞美尼亞社會方方面面，且在亞境內保留軍事基地和數千駐軍的俄羅斯則握有各種恐嚇、阻撓的手段——從能源訛詐、驅逐僑民，到策劃政變乃至直接入侵，幾乎每一種克里姆林宮都曾對試圖掙脫其掌控的烏克蘭、格魯吉亞使用過。
而阿塞拜疆是否會給亞美尼亞喘息的機會也有待觀察。
和平活動人士認為，亞阿兩個國族間能否像二戰後的德法那樣實現歷史性和解，主動權完全掌握在阿利耶夫手中。但目前來看，對該政權而言，利用戰爭勝利的聚旗效應加緊鎮壓國內的反對聲音似乎比和平、和解更為誘人。
同樣不清楚阿塞拜疆的地緣政治野心是否會止於收復國際法公認的失地。2020年三方協議規定阿塞拜疆可以修建一條穿越亞美尼亞，打通阿本土與飛地納希切萬的通道，但各方圍繞這條走廊是否享有治外法權爭論不休。
此外，阿塞拜疆官方開始研究被驅逐出亞美尼亞本土的阿族人「回歸西阿塞拜疆」的問題——「西阿塞拜疆」本身是一個暗示亞美尼亞是阿塞拜疆領土的民族主義用語。可以想象阿塞拜疆從兩次大捷中學到的是，只要莫斯科視而不見，漫長而無果的外交談判就不如武力解決來得有用。
如果阿塞拜疆大舉入侵亞美尼亞，莫斯科是否仍會坐視不管？亞美尼亞的許多政治觀察家都表達了擔憂。
在亞美尼亞民間，許多人持一種沒有證據但邏輯頗為自洽的看法，即9月4日普京與埃爾多安在索契見面時批准了阿塞拜疆在納卡的行動，而作為補償，未來從納卡撤出的俄軍將會尋找藉口駐紮亞美尼亞南部。
畢竟，俄羅斯在南高加索駐軍的理由始終是當地的不穩定局勢，而一旦不穩定被消除，俄軍就會親自下場，製造新的不穩定。更何況對普京而言，盟友條約的意義永遠不及具體打交道的人。亞美尼亞的執政階層是反腐調查記者、西方大學畢業生和俄語說不流利的草根政治家，而阿塞拜疆的統治者則是蘇聯紅二代、安全官員和能源寡頭，能與普京找到更多共同語言的顯然是後一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