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躺了一趟人工智能自殺膠囊：科技可以讓我們終得好死嗎？

Philip把機器的蓋子合上：「覺得怎樣？有沒有一點幽閉恐懼？」

「還好還好。」離我的臉不足一呎外有一塊透明玻璃，如果不是，我應該已經會想趕快逃出去，因為被活埋確實是我的惡夢之一。我躺在一部叫Sarco，即「Sarcophagus」（石棺）的機器內。而Dr. Philip Nitschke是全球第一個為病人進行安樂死的醫生（雖然他早就不是醫生了）。

根據設計願景，如果真的運作起來，Sarco的人工智能會問我三個問題：「你是誰？」（陳婉容。）「你在哪裡？」（Sarco內。）「如果你按下按鈕，會發生甚麼事？」（我會死。）

三條問題確認身分意圖後，艙內會極速充滿氮氣，氧氣濃度歸零，而我在30秒內就會昏迷，5分鐘內死亡。這部初代Sarco沒有裝上液態氮，自然不能殺人；Philip把它放在位於荷蘭希勒霍姆（Hillegom）的工作室，偶爾開放給來客和記者體驗。工作室裡一邊是整齊的辦公桌，一邊就是擺放Sarco的地方，旁邊的工作台上放了大小﹑形狀不同的螺絲起子﹑板手﹑改錐和其他工具；靠近門口的一張放了一個用透明膠蓋著的人頭公仔，還有一支液態氮。這裡是製造死亡科技的地方。

現居荷蘭的Philip在1947年生於澳洲阿德萊德，個子小的他說話和行動都飛快，看起來完全不像有76歲。他是安樂死合法化倡議組織「解脫國際」（Exit International）的創辦人，除此以外還有很多厲害名號：「Dr. Death」﹑「死亡界的馬斯克」。確實，Sarco的外型有點像馬斯克SpaceX公司正在開發的超迴路列車（hyperloop），一種一旦開發成功，將能利用減阻來走得比飛機更快的交通工具。Sarco確實也是一種交通工具，如果Philip的願景都能實現的話，它能在短短數分鐘把人送到「彼岸」。

「現時想短時間無痛自殺的人就只能用自殺袋，即是用拉繩在頸部索緊，再用液態氮充氣。這樣快是快，但太難看。」Philip邊說邊用手勢示意。「試想像，把Sarco帶到北海之濱，日落時份，親朋好友都在旁的時候走進艙裡，像睡著一樣被送走，多好？」理論上，吸氮氣致死不但不會出現像窒息那樣的痛苦，還會有像吸了興奮劑一樣的快感，是一種很「high」的死法。而且，如果死亡能具像化，那麼像Sarco這樣的死確實不能說不美：現代﹑流線型﹑高端，還是深紫羅蘭色，不說的話我會以為是高級美容桑拿機。

Sarco的願景很美好。我不怕死，但確實怕半生不死；年老與疾病是誰都逃不過的折磨，金錢美貌學識不說，就算幾多次扶老人家過馬路，都換不來善終。身體衰退帶來的痛苦似乎是human condition，人的條件。據Philip的說法，Sarco將來會是開源的，設計可以在網上任意下載，找家3D打印公司印出來就可以。看著說得口沬橫飛的Philip，我幾乎忍不住要覺得，自己實在是生在一個好年代：會不會，科技真的能改變人的條件，我們終於不用怕等待死亡的那些痛苦﹑枯燥又虛空的日子？

而Philip對Sarco的願景不止於市場化。他要的是用自行開發的科技，還有「解脫國際」提供給會員的無痛自殺資訊，來把死亡「非醫療化」（demedicalize）。「即使在法律容許安樂死的地方，如果一個人想要安樂死，就要醫生證明你活不過六個月，所以你要病得非常嚴重。在瑞士安樂死沒有這個條件，但依然要有心理醫生證明你神智正常。為甚麼醫生就能當守門人呢？」

但Sarco要市場化還是要接受遊戲規則，所以他理想中的Sarco，除了能在艙內自行操作，還包括了AI判定神智正常的程序－－他想要盡可能跳過任何醫療干預，所以看中了AI容許全自動化的特質。「Sarco就是這樣一部『去醫學化』的儀器。我認為所有人應有權決定自己甚麼時候死，有權用無痛﹑安詳的方法死。」

「我想把選擇如何死的權利，重新放到所有人自己的手裡。」

誰有權決定你的死亡？

Philip口中的「被醫療化的死亡」，指的其實是上世紀中後期以來，改變主流社會生死觀的現象。

在1950年代前，歐美等國的平均預期壽命只有45歲左右，許多國家（包括中國）人口的預期壽命還不過30多歲，跟我們在進化上的近親黑猩猩差不多。但隨著各國在戰後在科研投入大量資源，並大力發展成為正統的生物醫學，發達國家的預期壽命急速上升至7﹑80歲，發展中國家也迅速跟上，人類成為陸上活得最久的哺乳類動物。但這種「進步」有代價：死亡從生命的自然部分，變成了一件值得羞恥的事；而人不止在死之前必需接受大量的醫療干預，還沒法決定自己應該何時死，用怎樣的方式死。

這種現象被稱為「medicalization of death」，「死亡醫療化」。醫學期刊《柳葉刀》的「死亡價值委員會」為這種現象下了定義：生活在現代﹑發達社會的人更常在醫院死，而不是在家中結束生命；醫生們會窮盡「一切可用手段」來挽救病人的生命，即使這些侵入性手段可能會令病人非常痛苦，有些甚至完全不起作用；而且在現代社會，臨終病人見醫生護士，比見自己的親人﹑朋友更多（這一點在COVID-19的三年期間尤其明顯）。「死」在醫學發達的今日，是要千方百計逃避和隔絕的事，而不是生命自然的，應該被接受的一部分。

著名醫學教授和作家葛文德（Atul Gawande）在《凝視死亡》（Being Mortal）裡寫道，醫學訓練從來不包括討論死亡，解剖屍體是為了學習解剖學，「教科書上幾乎沒有關於衰老﹑虛弱或死亡的內容」，因為「醫學教育的目的是教導如何延長生命，而不是如何走向死亡。」在葛文德看來，醫學在過去數十年來的的進步，令死亡變成了一種「醫學體驗的實驗」，而不是生命盡頭的自然事件。

一個更大的問題是：醫學進步令我們期望自己能不合理地健康長壽，而且視老年帶來的衰弱為一件值得羞恥的事。甚至，現代醫學其實並不承認「年老」是絕大多數人的死因。美國外科醫生﹑耶魯教授與作家努蘭（Dr Sherwin Nuland）在《死亡之書》（How We Die）裡寫道，他行醫三十五年來，從未在任何一張死亡證的死因欄上寫過「老死」二字，因為他知道這樣填表格肯定會被打回頭－－在世上任何地方，「因年老而死都是犯法的」。死因欄必須寫上「年老」以外的病名，例如心臟病。

努蘭認為，把心臟病﹑中風﹑腎衰竭等重病稱為「末期疾病」（terminal event）可以理解，但否認「年老」才是死因的話，「兩種世界觀的區別在於，一種世界觀承認自然歷史的潮流不可阻擋，而另一種世界觀則認為，與那些穩定我們的環境和文明的力量搏鬥是科學的職責所在。」這就像葛文德說的，我們很愛宣揚那些90多歲的老人還玩三項鐵人﹑跑馬拉松的故事，但不肯承認那些是生物運氣的奇蹟而不是常態。事實上絕大部份人到了7﹑80歲，身體機能就已經衰退得差不多；老年的時候大部份疾病都是來自「年紀大機器壞」，衰退是自然不可逆的事，是作為生物的必然結局，只不過現代醫學給了我們「健康」的不實際幻想，令我們不肯面對自己逐步走向死亡的事實。

曾是外科醫生的Philip一直相信安樂死應該是基本權利。1996年，他在澳洲《末期病患權利法案》（ROTI）通過後，開發了一部叫「解脫機」（Deliverance）的輔助自殺機器（Deliverance是個有基督宗教意味的名字，有救贖﹑解放的意思），並為4名末期病患結束了生命。Deliverance其實是一台連著人手臂動脈的筆記本電腦，啟動後程式會問病人一系列問題，以確認用者的死亡意願。三條問題包括：你是否意識到，如果你進入最後一個屏幕並按下「是」，你將被注射致死劑量的藥物並死亡？你是否明白，如果你繼續按下下一屏幕的「是」按鈕，你將會死亡？15秒後，你將被注射致死藥物，按「是」繼續。如果病人所有問題都回答「是」，電腦就會啟動巴比妥酸鹽注射，病人會在數分鐘內死亡。

解脫機是世上其中一部最早期的安樂死機器，曾在倫敦衛爾康博物館（Wellcome Collection）展出，現在是英國科學館的常設展品。我問Philip，在ROTI法案通過後，他作為醫生其實可以為想死的末期病患打針，為甚麼偏要大費周章做一台機器？「因為我不認為自己是醫生，我就有權決定別人要不要死，或者參與別人的死亡，更加不認為我們應該將原本是自然一部分的死亡，變做一個medical event（醫療事件）。」

「在進行安樂死的4名病患當中，有個名叫Bob的末期前列腺癌患者。他進行自殺的時候，妻子Judy也進了病房，得以陪著他按下解脫機的『是』按鈕。機器啟動他手臂動脈的藥物注射時，他緊握著妻子的手，跟所愛的人一起渡過他人生最後的數分鐘。而我不在場。Bob的死亡本來就不應該有我的角色。」因為這個信念，他在1997年成立了「解脫國際」，後來又著手研發Sarco－－一部在Philip眼中，將比解脫機更能將死亡從醫學專業中解放出來的機器。

3D打印棺材與AI心理醫生，到底會改變甚麼？

Philip和妻子﹑拍檔Fiona Stewart博士在2006年推出了不定期更新的《安寧藥丸手冊》（The Peaceful Pill Handbook），一本詳盡列出如何進行自願安樂死或輔助自殺（assisted suicide）的小書。在「解脫國際」的網站上，你要證明自己年滿50歲或身患絕症才能購買這本自殺手冊，但我在網上輕易就找到電子版。《手冊》介紹的自殺方法中，最受「解脫國際」會員歡迎的就是耐波他。耐波他在上世紀常被用作安眠藥，但在過去三﹑四十年因過量服食會致死而逐漸被禁。但也早在二﹑三十年前，美國就開始有老人組織「自殺旅行團」，去毒品管制寬鬆的墨西哥購入耐波他自殺。

對菲臘來說，《手冊》也是他將自殺資訊「非醫療化」的手段之一。「1999年，我在澳洲珀斯認識了一個叫Lisette Nigot的法國婦人，她是個退休的大學教員。她想要自殺，但她沒有末期疾病，所以安樂死法例也幫不了她。她每次見到我都總是問我，到底她能夠怎樣無痛地終結生命？我每次都顧左右而言他，只跟她說，你又沒病，怎麼老是說要死，應該跟女兒上遊輪環遊世界，好好享受人生才是。」

「但她每次都說，這不關你的事，她要的只是技術性資料。直到有一次，她狠狠地罵了我：『你是醫生，你擁有那麼多的專業知識，所以你以為自己是法官，你喜歡說我有病就有病，有權死就有權死。你簡直就是medical paternalism（醫學父權）的最佳例證。你只不過是受過某種專業訓練，就以為自己有權決定別人的人生。』當時我簡直無地自容，最後把我所知的都告訴了她。2002年，在80歲生日前的幾星期，她自殺了。」當時的悉尼早報發了這樣的報道：「Lisette Nigot沒有生病，也沒有滿身痛楚，但她已經79歲，而且不想活到80。所以上星期她在珀斯家中自殺了，並在遺書中感謝了Philip Nitschke博士。」

但確實，像《手冊》這樣的資訊，也給Philip和「解脫國際」帶來了很多法律上的麻煩和道德譴責。我問他，如果像我這樣明顯不符資格的人也能找到他提供的死亡資訊，到底「鼓勵自殺」和「資訊自由」的界線在哪裡？「這確實是個灰色地帶，當初書出來的時候就被澳洲和紐西蘭禁掉了，有些人批評說，你告訴別人在南美哪個國家哪個藥局買到藥，你就是在鼓勵別人自殺。但其實提供資訊本身是不犯法的，提供實質物品﹑藥物﹑設備的話，我就要負上法律責任了。」1996年，一名解脫國際成員，81歲的英國退休教授Avril Henry被警察強行搜屋又帶走查問，理由就是因為她偷運了禁藥耐波他入境，國際刑警通報了英國當地警方執法。Henry被逼向警察交出藥物，但在四天後，她在家中利用偷藏起的耐波他自殺身亡。

所以對Philip來說，Sarco一旦開發成功，似乎是一個比公開自殺藥物資訊更好的，讓所有人能決定自己要怎樣死的方式：根據設計願景，Sarco的設計和軟件將來會是開源的，能在網上任意下載，並且能自己把整部機器3D打印出來。每個Sarco都有個密碼鎖，要打開這個密碼鎖，就必須在網上完成一份證明你神智正常，有清楚意識的問卷。演算法會根據你的答案，判斷你是否有「心智能力」（mental capacity），即對自身的行為和後果有清楚的認知。能夠通過人工智能判斷的話，就會得到一個4個位的密碼，可以在24小時內打開並使用Sarco。而唯一需要另買的液態氮，連在普通家用能源供應商都找得到，遠比如巴比妥酸鹽的安樂死藥物易得。

但雖然Sarco所承諾的未來很美好，而我覺得躺在Sarco裡死應該還不錯，但這部機器距離實踐Philip「去醫療化」的理念，似乎還有一大段距離。3D打印聽起來很方便，但一點都不便宜；要打印像Sarco這麼精細的機器，Philip估計最少要1萬5千歐羅左右（約1萬6千美元）。作為對比，去全球唯一為外國人進行安樂死的瑞士Dignitas（尊嚴）機構接受輔助自殺的話，價錢約1萬2千美元起（未算上機票或其他隨行親友的食宿），所以Sarco雖然有機會比瑞士安樂死便宜，但1萬6千美元還是一個許多家庭負擔不起的價錢。再者，3D打印一部一個成人躺得下去的大型艙，少說也需要三個月時間。不是說有很多人會急著自殺，但至少對比其他安樂死的方法，Sarco在價格和時間上都還沒有甚麼競爭優勢。

當然Sarco還有其他問題，例如以現時Sarco的高度，我想像不了輪椅人士﹑老人或行動不便的末期病患者可以怎樣靠自己進入艙內；而且艙內空間不多，身高高於1米8，或者體重超過200磅的人士，大概也需要用別的方式尋短見。不過更大的問題在於設計的其中一個「去醫療化」的核心：人工智能。Philip多次向我強調心理評估的不可靠，以及希望用人工智能完全代替心理醫生的願望：「你帶同一個病人去看三個不同的心理醫生，隨時可能得到三份完全不同的心理評估。而且有些心理醫生，如果他們知道你想自殺的話，就會直接認為你肯定沒有心智能力，因為他們覺得有心智能力就不會想死，想死就肯定是有某些沒被診斷出來的心理病。但我相信，想死的人絕對可以有心智能力，結束生命可以是絕對理性的。」

Philip似乎很有信心，透過人工智能，連心理評估這一環也能「去醫療化」。但不是人不代表就會完全理性，演算法在訓練過程當中，本來就會習得不少偏見，也會有自己的價值系統。在疫情期間，有不少醫療機構利用人工智能來協助分配醫療資源，例如利用AI去配對需要換腎的病人和器官捐贈者；但之後有研究發現，黑人腎病患者系統性地被演算法歧視，因為演算法對他們的腎功能的評估方式，跟評估白人腎功能的方式不同，所以黑人病人常常被分到沒那麼嚴重的類別，成功換腎的機會大大降低。而演算法在醫學用途外顯示出的各種偏見也叫人擔憂：例如一些人臉辨識的人工智能認不出黑人，會把他們的臉歸類為黑猩猩或大猩猩；也有用來抓「社福騙案」（welfare fraud）的演算法，因為對低收入﹑單親家庭的偏見，錯誤地把他們歸類為福利騙子。

對於我提出的問題，Philip說，Sarco必須經過一個同行評審（peer review）的過程，確保人工智能與人類心理醫生給出的結果高度一致：「問題是，心理醫生總是有自己的情緒或心理因素，還有其他的政治包袱，令他們不願意說想死的人有心智能力。但演算法最少是標準化的。且即使演算法判定你有心智能力，你得到的密碼也只能讓你在24小時內能夠使用Sarco，不用的話就要重新再做。」

至少，演算法的判斷差錯還是可以通過訓練降低的－－但人工智能應不應該代替人類做這種判斷，卻是個再投入多少資金來搞研發，都解決不了的道德問題。麻省理工科技評論（MIT Tech Review）就在一篇評論中提及Sarco，並引述澳洲科技作家，《Voices from the Code》作者David Robinson，指出電腦的廣泛使用可以成為一種官僚主義，而官僚主義本身就是一種將艱深的道德問題轉化為枯燥的技術問題的方式。這種現象在電腦出現之前就已經存在，但基於軟件的系統可以加速和放大這種趨勢，「量化可以成為一種道德麻醉劑，而電腦令這種麻醉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容易使用。」

如果一個沒有生理或心理問題的年輕人在網上下載並打印了Sarco，然後用來自殺的話－－Philip是不是也完全不必負上任何道德責任？多次向我強調「除了你有心智能力外甚麼都不想知道」的他，似乎是這麼認為的。但我想，即使在人工智能多方面介入人類社會的今天，人要尋得好死，要跨過的那道門檻，似乎並不完全是科技或資訊性的。這些道德問題的答案，恐怕遠遠沒Sarco看起來那麼簡潔﹑明確﹑流線型。

假如死亡是一場派對

訪問結束前，我問Philip，他有沒有想過自己想怎樣死？他頓了一頓說，自己很幸運，很早就擁有耐波他藥物。「哪天我必須要用到的話，我知道耐波他收在哪裡。知道自己可能選擇這樣離開，確實令我很心安。」

「令我特別難過的是，現在全球都有組織提出令安樂死藥物更難買到。要買耐波他比買興奮劑更艱難，網上毒販給你賣可卡因根本不需要受到處罰，但如果給你賣耐波他，他們就是協助他人自殺，罰得很重。如果你要買到耐波他，就要長途跋涉去南美洲，在厄瓜多爾和秘魯等國，耐波他都是藥局買得到的非處方藥物。服用了耐波他，你就會好像喝威士忌喝醉了的人一樣沉沉睡去，愈睡愈沉，然後不再醒來。」他向我再三強調，如果所有老人都能夠合法地得到安樂死藥物，他們餘下的人生會過得更好，因為能夠掌控﹑決定自己的死亡，而且知道自己的死亡是安詳﹑無痛的，本來就是一件奢侈的事。

「但現在，我覺得用Sarco也是一種不錯的死法。如果我想靜靜離開，我甚至不必去瑞士了，我可以把Sarco帶去地中海的海灘上，去阿爾卑斯山的山上，去中東的沙漠上。我知道自己有選擇權。」Philip說。

雖然我一如既往，不確定Philip如何能把一部長逾兩米，高逾一米的機器帶上阿爾卑斯山，但我必須承認Sarco給了我一些美好的幻想。Philip向我描述的畫面不能說不美：日落時份，北海之濱，一場海邊的熱鬧派對，所有我愛的與愛我的人都出席了。筵席的中心還有一副紫羅蘭色，叫Sarco的現代棺木。幾輪狂歡，酒過三巡後，我會對來賓說我有點累了，「你們繼續玩，玩得開心點」－－然後在祝福和告別的聲音下，躺進自己的長眠之地，靜靜地退場。莎士比亞說世上男男女女都是戲子，都在演完自己的人生七幕，那麼這樣的退場，確實多少叫人嚮往，算是名伶的待遇了吧。

我說不準Sarco能不能讓我們終得好死。但或者相比判斷我們心智是否正常的演算法，我們更需要的，是對死亡的另一種想像。Philip說，在現代社會的文化裡，死亡是一件必須避諱的，令人羞恥的事，而不是生而為人自然的終點，跟孩子呱呱墮地一樣平常的生命事件。「我們生活在一個否定死亡的文化裡。如果有人要死了，人們就會說『不要讓孩子看到』﹑『快點把孩子帶走』。如果真的接受死亡就像出生一樣平常自然，為甚麼要把孩子帶走呢？」

「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其實早就改變。以往我在澳洲原住民的土地工作過，在那個時代，第一民族（First Nations；指澳洲土著）難民營的條件非常惡劣，比第三世界都還要差，疫症橫行，很多人生諸如痲瘋（leprosy）之類的病。很多人因為可治療的疾病而很早就死去，死亡在難民營是每天發生的事情。營裡小孩子也目睹著這些情景。所以，即使旁邊有人奄奄一息了，營裡的其他人還是在玩牌，唱歌，小孩子也會加入。我覺得這很有趣，在現代社會，我們第一次真正看見屍體的年齡愈來愈高，很多人30多歲才第一次見到屍體。但在原住民難民營，很多人剛出生幾個月就會見到屍體，目睹別人的死亡。」

「而我總覺得，他們更容易對不能避免的死亡，有更平衡，更客觀的看法。為甚麼要把將死的人鎖在房間內，讓別人見不到，而只有受過專業訓練，上過很多年大學的人才見到呢？理由何在？何不把死亡變成一個慶祝的場合，一個派對？」

離開Philip的工作室後，我想了一想自己想要怎麼死。我想要派對嗎？然後不知為甚麼，我想起了小時候，一家人在客廳看電視的場景。有時候我看得睏了，就跟父母說自己要回房睡覺。他們會很平常地跟我道晚安，然後留在客廳繼續看電視，讓我靜靜離開。那些熟悉的地方﹑熟悉的人﹑熟悉的語言，還有屬於遠方的，幸福﹑平靜的記憶－－人到了最後，想要的大概也不過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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